电报与政治时间：重新理解一九一九年的“五四事件”

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１期
·专题研究·
!"#$%&'(
)*+,-.-./0123456
郭　双　林
　〔摘要〕１９世纪电报技术的出现，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一个共时性场域，既毁弃了人们互动的空间，也极大地改变了政治时间。

具体到“五四事件”，电报使原未准备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山东问题的中国代表团得以提出该问题，将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迅速传回国内，导致北京的“五七”国耻纪念提前爆发，并直接引爆了上海的“三罢”运动。

巴黎和会期间，广大民众还通过“通电”这一特殊手段，直接参与了现代政治的决策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改变了现代中国政治的运作模式。

〔关键词〕电报；“五四事件”；政治时间
〔中图分类号〕Ｋ２６１．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３８１５（２０１９）－１１－００４４－２０
Ｔｅｌｅｇｒａｍ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ｉｍｅ：ＡＲ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１９１９“Ｍａｙ４ｔｈ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ＧｕｏＳｈｕａｎｇｌ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ｏｆｔｅｌｅｇｒａｍ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１９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ｂｕｉｌｔａ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ｔｈｅｓｐａｃｅｆｏｒｐｅｏｐｌｅｔｏ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ａｎｄｇｒｅａｔｌｙｃｈａｎｇｅｄ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ｉｍｅ．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Ｍａｙ４ｔｈ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ｔｅｌｅｇｒａｍ，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ｒａｉｓｅｄ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ｏｆ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ａｔｔｈｅＰａｒｉｓＰｅａｃ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ｅｖｅｎｔｈｏｕｇｈｉｔｎｏｔｂｅｅｎ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ｔｏｄｏｓｏ．ａｎｄｔｈｉｓｑｕｉｃｋｌｙｓｐｒｅａｄｔｈｅｎｅｗ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ｆａｉｌｕｒｅｓｂａｃｋｈｏｍｅ．Ｉｔｌｅｄｔｏｔｈｅ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ｏｆ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ｃｏｍｍｅｍ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ａｙ７ｔ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ｕｍｉｌ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ｔｈ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ｔｒｉｋｅｂｙ“ｗｏｒｋｅｒｓ，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ｎｄ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ｉｓＰｅａｃｅＣｏｎ 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ｅｌｅｇｒａｍ”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ｍａｓｓｅｓ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ｗｈｉｃｈｉｎａｓｅｎｓｅｃｈａｎｇｅｄ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ｍｏｄｅ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五四运动是一个兼具民族救亡和思想启蒙双重性质的重大历史事件，任何试图对现代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与实践作出解释的研究者，都无法绕过去。

长期以来，学术界研究五四运动大多从经济动因、阶级关系、思想变动等角度考虑，有意无意间忽略了技术因素特别是电报技术这一因素，似乎在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包括电报在内的技术因素是一种常量而非变量，或者说是一种不言自明的东西。

实际上，电报技术和铁路交通的出现对于现代中国的意义，不亚于铁器和牛耕的使用对于古代中国的意义，应该说是革命性的。

近年随着五四运动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关注信息传播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并出现一批相关研究成果①。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电报与政治时间的角度，对１９１９年的“五四事件”作出新的解释。

本文所指的“政治时间”，是指现代政治
①目前所见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论文方面主要有黄
敏兰《梁启超与五四运动》（《江汉论坛》２０００年第
２期），熊玉文《论媒介在中国对巴黎和会提案形成
过程中的作用》（《学术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１期）、《政
争、传媒与五四运动起源》（《求索》２０１２年第１１
期）、《信息传播技术与五四运动》（《社会科学动
态》２０１８年第３期），董振平《信息传播与五四运
动》（《齐鲁学刊》２０１０年第２期）、《信息网络与五
四运动》（《党史研究与教学》２０１０年第３期）等；
专著方面主要有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徐国琦《中国与大
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四川人民出版
社，２０１９年）等。

（包括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生活中政务处理的时间性问题。

一、电报与共时性场域的建立
１９世纪电报技术的发明，曾经带来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电报作为一种新的、截然不同的生产力，“它要求建立一个新的法律体系、经济理论、政治安排、管理技术、组织结构和科学的理性体系”，“这个问题可以被看作是生产力实现它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技术，以及指导和使其制度化合法化的解释性和正当性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之一”①。

可惜，电报及其所带来的这场社会革命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电报技术对世界历史和中国现代历史的意义，也有意无意间被忽视了。

如有学者在谈到大众传播时就认为，“新兴的传播方式代表了一项重大的技术革新。

最为古老，迄今为止也最为重要的传播技术，仍然是印刷术，特别是１８１１年出现的蒸汽为动力的印刷机，以及１８１５年以来发展起来的更加快速的滚筒机和轮转机”，公路、铁路、海运、空运等交通方式的重大进步，加快了新闻的搜集和印刷品的派送，至于电缆、电报、电话服务的发展，不过“使得新闻的搜集明显更加便利”而已②。

有学者在讨论民族意识的起源时，也只是强调了印刷资本主义的作用，完全忽略了电报技术或者说“电报资本主义”的作用③。

在中国现代史学界，不论是采用革命史叙事模式还是采用现代化叙事模式，同样都忽略了电报技术的作用。

其实，凭借快速的信息传播，电报几乎毁灭了空间，大大压缩了时间，把每一个国家捆绑在一起，并使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人民变成邻居，从而建立起一个共时性场域亦即“一个相互作用的事件的整体场”④。

这一共时性场域的建立在现代中国有一个过程。

１８５４年５月２４日，美国发明家萨缪尔·莫尔斯用他完成的电报装置，从华盛顿通过电缆向巴尔的摩发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份电报：“上帝赐予我们什么？”有学者认为：“在各种可能的词语中，他挑选这几个词，既表达惊叹新媒介创造传播突破时空的奇迹，又表达对电报所带来的影响的拷问。

”⑤无论人们对这句话如何解释，这份电报的发出都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电报甫经问世，即受到欧美各国的青睐。

到１８６０年，美国已建成电报线路３２０００英里，所有的城市都被组入这个网络之中。

英国建成８０００英里，欧洲大陆则达到４５０００英里。

１８５１年，第一条横跨英吉利海峡的海底电缆铺设完成，英伦三岛与欧洲大陆之间的海线接通。

１８６６年，在九年前已经铺设完毕的大西洋海底电缆投入使用，新旧大陆被连为一体。

随后，这个巨大的信息网络快速从欧洲向东延伸，到１８７０年前后，至少有三条电报线路抵近中国。

１８６４年，横跨俄国西伯利亚的陆线到达当时的中国领土恰克图附近。

１８６５年，另一条由英国伦敦开始的线路经现在埃及的库塞尔、苏丹的萨瓦金、也门的亚丁、阿曼的马斯喀特，抵达印度的孟买，准备登陆香港。

１８７０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将俄国西伯利亚线路修至日本的横滨、长崎，随时可以延至上海。

⑥从１８６２年起，外国人就在不断地试图将电报线路接入中国。

对此，清政府经过一段时间的迟疑，到１８７６年终于决定采用这项技术。

之后电报线路得到快速架设。

从１８８１年到１８９９年，在不到２０年的时间里，一个贯通全国的电报线路网建立起来。

⑦中国被完全纳入全球电报通讯网络之中⑧。

随着电报线路在全球的延伸，以提供新闻报道为目的的通讯社迅速发展起来，并一度形成英国路透社、法国哈瓦斯社、德国沃尔夫社、美国纽约新闻联合社垄断世界新闻市场的局面。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ＪａｍｅｓＷ．Ｃａｒｅ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ＮｅｗＹｏｒｋ：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ｂｙ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９，ｐ．１５８．
〔英〕雷蒙·威廉斯著，高晓玲译：《文化与社会
（１７８０—１９５０）》，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１１
年，第３１６页。

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轈人译：《想
象的共同体》，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５年，第
３８—４７页。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
———论人的延伸》，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３０３页。

〔美〕林文纲编，何道宽译：《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
与多维视野》，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５２页。

夏维奇：《晚清电报建设与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第１４—１５页。

〔美〕周永明著，尹松坡、石琳译：《中国网络政治
的历史考察：电报与清末时政》，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
年，第４８—４９页。

无线电技术在１９０５年进入中国，最初专供军用，２０
世纪３０年代才批量商用。

电报通过通讯社改变了以往新闻报道的风格，“它通过迫使通讯社制作‘客观’新闻打破了党派新闻的传统，任何政治派别的报纸都可以使用这些新闻……通讯社要求使用一种脱离了地方性、区域性和口语化的语言形式。

他们要求某种更接近‘科学’的语言，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在这种语言中，话语的内涵特征受到严格的控制。

如果从缅因州到加利福尼亚州以同样的方式理解同一个故事，那么语言就必须扁平化和标准化。

因此，电报导致了语言形式的消失，新闻报道和故事风格的消失”①。

也就是说，电报迫使各通讯社的新闻报道语言逐渐超越党派性和地域性，而这种“客观”报道又为报纸招徕更多的读者，使电报公司和通讯社获得更多利润。

早在贯通全国的电报线路网建立起来之前，外国通讯社就已经进入中国。

１８７２年，英国路透社在上海设立远东分社，负责收集远东特别是中国的信息，并向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提供新闻报道。

１９１４年，日本在上海设立远东通讯社，打破了路透社远东分社对中国新闻市场的垄断。

之后，各国通讯社纷纷进入中国。

同时，中国人也意识到新闻报道的重要性，开始自办通讯社。

１９０４年，骆侠挺在广州设立中兴通讯社。

１９０９年，王慕陶在布鲁塞尔创办远东通讯社。

１９１１年杨实公在广州设立展民通讯社。

１９１６年，邵飘萍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

到１９２６年，全国共有１５５家通讯社。

②据笔者查询，巴黎和会期间，为《申报》提供新闻报道的通讯社有中孚通讯社、路透社、东方通讯社、中华通讯社、中美通讯社、平和通讯社、新闻编译社、国民通讯社、联合通讯社、亚细亚通讯社、太平洋通讯社等，其中提供电报新闻最多的是中孚通讯社、路透社、东方通讯社、中华通讯社。

１８７２年５月２日《申报》刊载的“香港来电信”说：“英公司轮船已于本月二十三日开来上海，载有鸦片一千○七十箱。

”这可能是该报刊发的第一则电报新闻。

之后，该报频频刊登“来电”“电信”“电音”“电报”，到１９０６年开始设置“专电”栏目，以后又设立“公电”栏目。

到民国初年，电报新闻逐渐成为各报纸新闻栏目的主要内容。

以《申报》为例，１９１４年９月２９日，该报第二、三版共刊登来自北京、上海、济南、开封、徐州、成都、哈尔滨、潍县以及伦敦、巴黎、纽约、彼得堡、东京等地２７日、２８日发来的４２封电报，占据近两个版面。

据说当时专电的数量和质量成为各报竞争的一项重要内容，一些报纸为了招徕读者，甚至伪造专电和通电。

③与此同时，还出现一种新的邮政方式———“快邮代电”④。

根据规定，各级邮局对此种信件必须立即转送，片刻不得迟延；沿途经过的邮局必须填写收发时间，不得以迟填早；邮件送达后，须将相关凭证寄转发信邮局，以便考证。

这种邮政方式的出现很明显受到了电报的影响。

由此看来，电报既改变了新闻报道的内容和风格，也在改变着传统的邮政制度。

或许可以说，至晚到民国初年，一个以电报技术为基础的共时性场域在中国已经形成⑤。

二、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的提出
电报的出现使传统政治生活中的各种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可能变成了现实。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１１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战败而结束，协约国集团决定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缔结和约。

１１月中旬，北京政府决定派外交总长陆征祥为特使参会，并组建中国代表团。

１１月２８日，外交部经中国驻巴黎使馆给代表团发出训令，除规定中国将来列席大会所抱定的普通原则外，还特别指出：“至于我国希望在大会提出问题……兹可分为三项：一、关于土地之完全，二、关于主权之恢复，三、关于经济之自由。

”所谓土地之完全，主要包括收回各处租界及租借地、胶州湾及日军占据之胶济铁路等内容；
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ａｍｅｓＷ．Ｃａｒｅ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ＮｅｗＹｏｒｋ：
ｐｕｂｌｉｃｓｈｅｄｂｙ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９，ｐ．１６２．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５５年，
第２５３页。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下），山西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１年，第７３１页。

《申报》第一次刊出“快邮代电”的时间是１９１４年
１２月１６日，《新闻报》《时报》《大公报》要到
１９１６年２月以后才首次刊出“快邮代电”。

这里所说的共同时空场域的形成时间只能是个大概，
很难具体到何年何月。

这一场域的整体性特征，也
是针对前电报时代而言的，远无法与今天的互联网
相比。

所谓主权之恢复，主要包括废除《辛丑条约》关于外国在中国首都永久驻兵权以及领事裁判权等内容；所谓经济之自由，主要包括收回关税主权，并要求各国退还庚子赔款等内容。

①据曹汝霖说，这一方针的确定，主要是受了参战督办段祺瑞的影响：“出发前，总统召集会议，商定应付方针，有关当局与段参战督办均列席，余亦列席。

合肥发言，以此次参战，宣布过迟，有名无实，不应多提要求。

除收回德奥租界，并取消在中国之权益法权外，拟提议撤销庚子条约驻兵一条，及修订海关税则。

至青岛问题，日本一再宣言交还中国，谅不致食言，且看日本有无提议，随机应付，没有确定。

众无异议，就此决定。

”②
１９１９年１月８日，北京政府又给代表团发来据说是外交委员会拟定的五项议和提议：破除各国在华特权及各种势力范围，包括收回租借地及其内之军港、专管租界，统一铁路管理，废止所有铁路合同中许与附属地及类似权利，取消有垄断性质的矿权及农工业权契约，撤废各国在中国所设邮电机关等；废除领事裁判权；收回关税主权；废除《辛丑条约》所规定的各国在华驻军权，撤走各国在中国境内的军队警察；停付《辛丑条约》所定分年应交之各国赔款，用以振兴教育和实业③。

就这两份训令的内容看，虽然不好说完全没有涉及山东问题，但确实没有把山东问题单独提出来，更没有提出废除“二十一条”问题。

自从１９１４年８月日本占领青岛及胶济铁路以来，中国社会各界就把收回青岛及山东铁道的希望寄托于战后的国际会议。

不料事到临头，却被北京政府主动放弃了。

北京政府不准备在巴黎和会上把山东问题单独提出来，并不意味着代表团所有成员都持此种看法，更不意味着国人认可北京政府的这一作法。

早在１９１８年５月１４日，驻美公使顾维钧在提交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中就指出，中国对于议和大会应提问题中应该包括“关于山东等处之中日新约”④。

１２月２０日，先期到达巴黎的中国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及驻法公使胡惟德在致外交部的电报中也曾提道：“对日胶州山东各问题，暨民国四年五月与日所订各种条约换文，均系由欧战发生，损我主权领土尤多，届时并相机提出，是否，祈核示。

”⑤
中国社会各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则要更明确，态度也更坚决。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山东省议会发出致北京政府的通电：“欧战和平会议，吾国已预备派员列席，青岛问题应为吾国应提之重案。

”⑥１２月５日，江苏省议会在所发通电中也指出，欧战既获最后胜利，将以全世界和平会议为人道主义立永久保障，“我国派员列席会议，亟应根据此旨，提出要求，对于德奥方面如胶州湾及其他租借地乘时收回，一切条约概行废止”⑦。

据说当时“各地人民函电交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转引自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４３—１４５页。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第１４６页。

《收国务院来电》（１９１９年１月１２日），哥伦比亚大
学所藏顾维钧档案。

这部分电报均为代表团１９１９年
所收发，共有６００多封，被抄录在活页纸上，并按
时间先后装订成册，部分收电上有“应核办”“应刷
印分送各使”“此电请注意”等处理意见或代表团成
员传阅后的签名。

据说在１月３０日代表团第五次会
议上，“施全权提议，各处所来电报，应设法传观，
以资接洽。

王全权提议，将电报分成三种：一为总
长一人之电，一为应行传观之电，一为应行印刷之
电，必藏置一定处所，由全权前往阅看，阅后仍置
原处。

其传观不足，必须付印刷者，该电到后，即
注明印刷字样，交秘书处办理。

议决照办”。

（张一
志编：《山东问题汇刊》上册，上海欧美同学会出
版，１９２１年，第１４７—１４８页。

）另据顾维钧回忆说：
“北京不止一次来电告知总统和总理期待收到关于国
联委员会工作进程报告的急切之情。

我的办法是将
拍发国内的报告抄存一份在代表中传阅。

”（《顾维钧
回忆录》第１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１８０页。

）
从１９１９年７月、８月电报前面所留文字可知，这些
电报是林宪意等人于１９６１年抄录的。

经与林明德主
编的《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台
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０年）一书所
收外交部保存的电报对勘，发现有时同一封电报在
个别字句上存在差异。

这种现象主要是在抄收和译
电过程中产生的。

有鉴于此，本文在使用相关电报资
料时，代表团发电尽可能以“顾维钧档案”所收电报
为主，代表团收电则尽可能以《中日关系史料———
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一书所收电报为主。

廖敏淑：《顾维钧与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金光耀
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第５４页。

转引自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第１４６页。

《鲁议会电争国权》，《晨报》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３日。

《江苏省议会公电》，《晨报》１９１８年２月９日；林
明德主编：《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
题》，第５页。

驰”，力主收回胶州湾①。

后因传说青岛交还将由中日两国单独协议进行，山东省议会和山东报界联合会分别于１９１９年１月１０日和１３日发出致北京政府的通电。

山东省议会在通电中要求“恳即转饬陆使，恪慎奉行，将青岛问题提会公议，勿贪近利，勿惑甘言，以挽我国之主权，即以洽各国之心志”。

山东报界联合会在通电中也指出：“青岛之役，本隶欧战范围，今和平会议，国际各种问题必将同时解决，不宜与一国单独谈判，作茧自缚。

乞转电陆使，将青岛问题提交大会，以保我国之权利，以维东亚之和平。

”②同时，各大报纸还围绕该问题展开讨论。

《晨报》曾先后连载《青岛之将来》《青岛当以无条件交还中国》《应当废弃一九一五年之中日新约》等长文，这不可能不对社会各界产生影响。

巴黎和会开幕之前，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征祥对解决山东问题的态度多少有点模棱两可。

赴法途经日本期间，他一面在接受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青岛问题当属议题之一”③，一面在东京会见日本外相内田康哉时又表示，同意日方的提议，即对青岛问题，“俟与德国交涉清楚后，按照原议归还中国”④。

虽然陆征祥后来在途经美国纽约时曾对和议发表三项声明，其中第一项就是“交还青岛”⑤，但是将来究竟如何“交还青岛”，报道此事的日本通讯社并未交代清楚。

现在能够确定的是，到１９１９年１月１８日巴黎和会开幕时，中国代表团已经决定在会上提出山东问题。

１月２２日，代表团第二次会议还专门就此作出决议：“民国四年日本要求我国之二十一条款事，系迫协我国承认，此次应提出和会，力争废除”，“关于山东问题，决议由中国提出议案，直接向德国要求退还中国”⑥。

要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山东问题，必须有相关文件作支撑，否则无从谈起。

因事先无此准备，部分相关文件并未带来。

因此巴黎和会开幕当天，陆征祥就致电北京外交部：“山东问题即须提出，但最近在东京所签字之铁路借款条约，未曾抄稿带来，无从措词。

倘勉强提出，措词稍有不符，不但遭彼反诘，且可发生极危险之影响。

请速将逐条意义详电，一面仍托妥人，迅速将全稿带欧。

”⑦１月２３日，代表团便收到外交部２１日发来的电报：“陆专使等：十八日电敬悉。

山东济南府至直隶顺德（今河北省邢台市———笔者注）、高密至江苏徐州二铁路，当年允借德国款建造，七年交通部转向日本借款，同时日本允解决山东各悬案。

经阁议议决，由驻日本章公使于九月间与日本银行签订《济顺、高徐借款预备合同》共十四条，其大旨：政府认准两路建设费用，由日本银行发行金币公债，日期为四十年，以该铁路所属财产并收入担保。

合同成立，银行先垫借日金二千万元，年息八厘。

两路合同内容大致如此。

其关于解决山东悬案，另用换文，提议大要：（一）调回军队；（二）胶济铁路由中国组巡警队保护；（三）警费归铁路支给；（四）警队本部及养成所聘用日人；（五）铁路从业员采用中国人；（六）胶济铁路将来由中日合办；（七）撤废民政署。

除全稿另寄外，谨复。

”⑧当天，陆征祥在代表团第三次会议上专门就《济顺、高徐借款预备合同》和《关于解决山东悬案换文》两案作了报告⑨。

在当时的情况下，将合同全稿从万里之外的北京寄往巴黎，实在难以想象。

１月２９日，陆征祥又致电北京政府：“山东现正提议吃紧，请将七年九月间奉使签定《济顺、高徐借款合同》全稿详细示知。

此外，关于山东问题，如有类似此种之合同或条件，亦请彻查电知，以免窒碍。

” 瑏瑠次日，外交部将济顺、高徐两铁路借款预备合同全文用电报发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收回胶州湾所闻》，《晨报》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１６日。

《鲁人对青岛事件之要电》，《申报》１９１９年１月２２
日。

关于山东省议会通电，可参见林明德主编：《中
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２５—６６
页。

《陆征祥途中之谈话》，《晨报》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９日。

《收陆总长（征祥）电》（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１０日），林
明德主编：《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
题》，第５—６页。

《陆使对于和议之声明》，《晨报》１９１９年１月６日。

张一志编：《山东问题汇刊》上册，第１４２—１４３页。

《发外交部电》（１９１９年１月１８日），哥伦比亚大学
所藏顾维钧档案。

《收外交部电》（１９１９年１月２３日），哥伦比亚大学
所藏顾维钧档案。

张一志编：《山东问题汇刊》上册，第１４３页。

《收法京陆总长（征祥）电》（１９１９年１月２９日
到），林明德主编：《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
山东问题》，第３５页。

巴黎。

１月３１日，代表团就收到了合同全文。

①１月２７日，五国会议讨论青岛问题。

上午由日本阐述立场，下午将邀请中国代表团阐述自己的立场。

这一消息于午餐时才由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司长、美国代表团顾问威廉士秘密通报中国代表团。

威廉士还向陆征祥建议，他作为代表团团长最好回避，先派其他代表前往，以留余地。

经过稍事准备，下午３点，中国代表团派顾维钧和王正廷出席五国会议。

会议先由日本代表团陈述意见，然后由顾维钧作答。

经与王正廷商议后，顾维钧提议“会中关于胶州问题，应由中国陈说理由后，再行讨论”，得到主持会议的法国总理克里蒙梭的允许，随即休会。

当晚，陆征祥在顾维钧的陪同下拜访美国总统威尔逊，并与威廉士举行晚餐密谈。

其中美方最担心的就是１９１８年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的《济顺、高徐借款预备合同》和中日《关于解决山东悬案换文》。

陆征祥当晚在致外交部的电报中说：“彼等……屡询胶济铁路与日本有无成议，祥等不能不以实告。

彼称我辈即以此为顾虑，今悉果有此事，我辈之帮忙，譬如脚下跳板已经抽去，何以措词？‘二十一条’之签字为强力所迫，世界共知，至胶济铁路之成议，出于中国自愿，势难更改等语。

”②这预示着中国代表团要想在巴黎和会上获得外交谈判的成功并非易事。

１月２８日上午，顾维钧代表中国代表团在五国会议上发言，午后陆征祥便致电外交部，将会上情况作了初步介绍：“顾次长亲译转呈，极密。

今晨五大国继续开议，先讨论太平洋岛屿，旋请中国代表发言。

顾使陈述大致如下：（一）山东因历史、人种、宗教、风俗、语言、国防等关系，与别种海屿不同，应令德国将所租青岛及胶济铁路及附属权利，完全直接归还中国。

（二）所有中日在欧战期内所订条约、换文、合同等，因中国加入战团，情形变更，该项条约等均认为临时性质，须交大会决定等语。

威总统询日本全权，所有中日从前接洽各条件，可否提交大会。

牧野以此种条件宣布于日本不利答复，支吾云，须请示政府。

英、美、法各全权均露不满意之颜色，即询中国愿否交出。

顾使即答以我国并无反对交出之意。

各国代表以今日中国所请理由极为充足，均与顾、王两使握手表示，并于顾使陈述时，各强国代表屡有美意表示，现于颜色。

究竟将来结果虽不可知，惟今日会中实情如是，特先奉闻。

”③１月３０日晚上，陆征祥又将顾维钧在会上的发言要旨详细电告外交部。

顾维钧的发言获得了极大成功，并得到北京政府的肯定。

１月２９日，国务院致电陆征祥：“陆总长鉴：二十八日电悉。

奉大总统谕，山东问题，顾、王两使在会力争及顾使发言各节，极为扼要，深堪嘉尚。

我国总以实行门户开放及永绝争端为主旨，在会列强既均表示好意，亟宜乘机极力联络，以巩国际地位。

”④３０日，代理外交部部务的次长陈 也致电陆征祥说：“本日又将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两电分呈，均甚欣慰。

欧战期内，中日所订条约，原须俟日德协议后中国承认。

自中国挤入战团，宣告德约无效，是中日条约之目的物已归消灭。

顾使在会中陈述各节，洵为探骊得珠，条约等件交会决定，尤属扼要。

全文已另电达。

”⑤２月３日陈 在给陆征祥的电报中再次提到，他曾“取三十日晚所发顾使宣言要旨面呈总理，亦以措词得体称善者再”⑥。

陈 在此使用的这个“再”字，生动地说明国务总理钱能训当时的欣慰之情。

顾维钧的发言对北京政府来说也蕴含着巨大风险，即要废除中日在欧战期间所订立的条约、换文、合同，就必须将这些文件公开，自然，中日之间的秘密外交也就无秘密可言。

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收外交部电》（１９１９年１月３１日收），哥伦比亚大
学所藏顾维钧档案。

《发外交部电》（１９１９年１月２７日），哥伦比亚大学
所藏顾维钧档案。

《发外交部电》（１９１９年１月２８日），哥伦比亚大学
所藏顾维钧档案。

《收国务院来电》（１９１９年２月１日），哥伦比亚大
学所藏顾维钧档案。

另见《发陆总长（征祥）电》
（１９１９年１月２９日），林明德主编：《中日关系史料
———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３５—３６页。

按：此
封电报收发件内容差别较大，且发电时间不同，据
此可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
一书所收应为未发出之电报草稿，故此处以“顾维
钧档案”所藏收电为准。

《收外交部电》（１９１９年１月３１日），哥伦比亚大学
所藏顾维钧档案。

《收外交部电》（１９１９年２月５日），哥伦比亚大学
所藏顾维钧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