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是如何看待苏东坡和王安石的矛盾
读《苏东坡传》有感
读《苏东坡传》有感（一）
对于苏东坡，我一直以为王安石对其也是惺惺相惜的，只是政治斗争的残酷使其不得不对苏东坡下手。
我也总是言之凿凿地向学生们说，作为贵族一员的苏轼开始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可是被贬后因亲见了老百姓的苦难，又认为变法确实对百姓有益，转而认可变法了，但悲催的是主政的已变成反对变法的一派了。
所以，苏轼总是与当权者不合拍，所以，他政治上总是失意的。
我坚信这不是我的凭空臆造，而读了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又听到了不同的声音：林语堂是很不赞同王安石变法的，在P6他写道：“在朝廷第一次迫害儒臣，排除御史台的守正不阿之士，而由新法宰相王安石安排的若干小人取而代之”“王安石鼓吹的那套道理与中国当时所付出的代价，至今我们还没有弄清楚。
”在P7“他看见了王安石那么深爱的农民必须逃离乡里，并不是在饥馑旱涝的年月，而是在五谷丰登的年月，因为他们没能清还硬逼他们向管家借的款项与利息，因此若胆敢还乡，官吏定要捕之入狱的。
”在P14作者竟然写道：“在王安石新法的社会改革所留下的恶果遗患之中，他只手全力从事救济饥荒，不惜与掣肘刁难的官场抗争，当时似乎是只有他一个人关心那千里荒旱，流离饿殍。
他一直为百姓而抗拒朝廷，为宽免贫民的欠债而向朝廷恳求，必至成功而后已。
”作为文人的林语堂不仅不齿王安石的为人，更是对变法大放厥词。
但他是否对钟爱的苏轼褒奖过度了，“当时似乎是只有他一个人关心那千里荒旱，流离饿殍”虽有“似乎”一词，但肯定也太夸大其词。
我不知道这其中哪个王安石才是历史上真实的王安石，抑或者都不是本
来的王安石，真实的苏轼是否真的如此完美无瑕？。
王安石真的是林语堂苏东坡传中描写的那么人品不好吗？
王安石真的是林语堂苏东坡传中描写的那么人品不好吗？
要了解王安石的为人，首先要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林语堂为什么会在《苏东坡传》一书中说王安石的坏话，说这些坏话的依据是什么。
林语堂说王安石的坏话，原因就是王安石曾经在推行“熙宁变法”过程中，因为苏东坡反对变法而遭到了王安石的排挤和贬斥，而林语堂是苏东坡的骨灰级粉丝，对他的喜爱，已经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于是，爱他所爱，恨他所恨，王安石因此成了林语堂在书中嘲笑和批评的对象。
林语堂嘲笑和批评王安石的依据又从哪里得来的呢？那就是宋朝的正史或野史，因为那些古籍中，因“熙宁变法”而批评和咒骂王安石的大有人在，他们或从形象入手，或从性格着笔，给王安石编了很多搞笑的段子，他们在文章中，将王安石描写成一个“虎头牛耳”、“脸孔黧黑，肤理如蛇皮”、“目不停转，视物如射”的怪物，说他长相不堪，吃相不雅，穿着邋遢，形象猥琐。
他们为什么要如此丑化王安石呢？原因当然是“熙宁变法”。
因为在变法中，王安石对税收和差役的改革，触犯了官僚的利益，因为大官僚就是大地主，属于免税、免差对象，但“熙宁变法”却按田的多少和好坏征税，无论对象；按户服役，无论身份。
这样，原来不要交税的要交税，不要当差的要当差，因而，他们纷纷站出来反对。
但宋神宗尝到了改革的甜头，因为国库钱多了、军队兵强了、农田水利修好了，所以他极力支持王安石变法。
于是，王安石以皇帝作后盾，强力推行改革，凡反对变法的，或降级，或贬官。
这些人大都是十年寒窗考出来的，都是文人，无论诗词歌赋，样样精通，他们无处出气，就在诗文中讥讽或咒骂王安石，来发泄内心的不平，王安石因此就被他们描写成那么不堪的模样。
与古人心灵相交：读林语堂的《苏东坡传》
与古人心灵相交：读林语堂的《苏东坡传》“知道一个人，或不知道一个人，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
主要的倒是对他是否有同情的了解。
归根结底，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们只能了解我们真正喜欢的人。
”——摘自林语堂《苏东坡传》因为老眼昏花，读书的速度大不如前。
过去一目十行，现在则戴着花镜一字一句的研读。
对我而言，不同的读法如同喝不同的酒，以前的阅读如同喝啤酒，一饮而尽方能尽兴。
如今的阅读则犹如喝洋酒，需要细细品位，仔细把玩。
而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恰是一部需要细细品味的醇美之作。
林语堂的传记写的很精彩。
每当我读完一段，脑中就闪现出一个活脱脱的苏东坡来，这个形象随着阅读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丰满。
当我读完这本传记后，我心中原有的那种对历史人物的距离感悄然无声地消失了。
苏东坡在我心中不再是一个九百多年前的古人，他所经历的故事也不再是发生在遥远的历史中，而是发生在今天这个时代，而他也象生活在我身边的那些亲朋好友般真实可爱。
在读这本传记之前，苏东坡早已是我最喜爱的古代诗人。
这种喜爱不仅源于他那优美无比的诗句，更多的是源于对他的诗词中流露出的乐观达命、天真善良、自由随性的的人生观的一种共鸣。
一、人道主义的苏东坡中国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那种人本主义启蒙历史，因此在我的感觉中，中国文化缺乏人道精神。
但九百年前的苏东坡却让我知道，人道精神是恒古有之的，也许我们不知何为人道主义，但我们却可以有朴素的人道精神。
尽管苏东坡那个时代还没有人道主义这个词，但苏东坡有颗悲天悯人的心，他的生命中也多次闪现出人道主义的光辉。
在本书中，林语堂总结了苏东坡的三个人道主义的经典案例。
一是写给朱寿昌的反对杀婴恶俗的信；二是写信给皇太后要求宽免贫民债务；最后的一个是写给迫害他的政敌的后人的一封信。
在这些书信里，苏东坡处处展现了现代人道主义精神：仁爱、慈悲、尊重生命、重视生命，哪怕这个生命还很弱小甚至还在娘胎里。
在他被流放的时候，听说了当地有溺死女婴的习俗后，大为惊骇，立即写信给当地太守，劝其阻止此杀婴恶俗。
从苏轼的历史人物评论看苏轼与王安石的分歧
从苏轼的历史人物评论看苏轼与王安石的分歧◇高云鹏*苏轼的史论以新奇警策的议论和行云流水的风格著称。
不仅如此，苏轼对历史人物的评论还是他卓越的政治才能的体现。
作为北宋历史上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王安石变法对宋代政局和文化的走向，乃至赵宋王朝命运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很多宋代文人都对王安石变法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苏轼自然不例外。
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除了见于他给皇帝的上书和直接议论新法的诗文尺牍外，苏轼对历史人物的评论更能体现出他在改革的方式、策略、手段等方面的立场，同时亦可见出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原因。
一、苏轼论商鞅商鞅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一个人物。
有的人肯定商鞅变法强秦之功，有的人则因商鞅刻薄寡恩、捐弃仁义而对其持否定态度。
苏轼曾多次发表对商鞅的看法，借以阐述自己的政见。
苏轼论及商鞅的作品主要有《学士院试孔子从先进论》《韩非论》《策别课百官一》《上神宗皇帝书》《论商鞅》《评子美诗》等。
其中《学士院试孔子从先进论》《韩非论》《策别课百官一》作于王安石变法之前，《上神宗皇帝书》写于熙宁四年（1071）新法实施期间，《论商鞅》则是苏轼晚年作于海外的。
虽然苏轼在评论古人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前后不一致的情况，他在《与王庠书》（《苏轼文集》卷四十九）中也说过：“轼少时好议论古人，既老，涉世更变，往往悔其* 作者简介：高云鹏，北京体育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
·123·言之过。
”［1］1422但是在对商鞅的看法上，苏轼却自始至终都是否定的。
这说明苏轼在变法和治国的方式上与商鞅根本不同。
苏轼对商鞅的评论体现了他以儒家为主的治国思想。
这是苏轼与深得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思想旨趣的王安石在执政方式上产生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
苏轼早年便对商鞅和他所崇尚的刑名之学深恶痛绝，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苏轼认为尊奉法家思想的人行事往往都携有不良的动机；二是苏轼认为法家思想本身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三是苏轼认为法家对法的本质和精神的理解是存在偏颇的。
林语堂有没有因为喜欢苏轼而贬低王安石
林语堂有没有因为喜欢苏轼而贬低王安石林语堂跟王安石肯定没有仇没有怨。
导致北宋灭亡的，恰恰不是革新党“王安石”，是保守党“司马光”。
我不评判林语堂的人品如何，仅就事论事。
林语堂写《苏东坡传》贬低王安石很正常，因为苏东坡是保守派，而王安石是改革派，两人在政治立场上完全是对立的。
问题是，林语堂似乎非常推崇苏洵对王安石的看法，而苏洵更是作《辨奸论》对王安石进行了强烈抨击，而林语堂显然认为苏洵的说法是对的。
都说民国出了一大批国学大师，其中就包括“林语堂”。
民国时期，所谓的一大批“国学大师”，严格地来说都是“西学大师”。
这批人，有的很小就去国外留学，有的成年后去国外留学，很多人去过好几个国家，在西方学习了很多东西。
这一批人，对西方文化相当了解，而对中国文化了解并不深。
民国时期的所谓大师们，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
比如，鲁迅把中国落后挨打的责任，全部归咎到中国传统文化，鲁迅曾说过很极端的话:“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陈寅恪等人，也都发表过一些奇谈怪论。
究其原因，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了“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
人们开始从人种、文化、思想、制度等方面，寻找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
“新文化运动”，首当其冲就是砸烂“孔家店”，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性”。
民国时期的一批留过洋的所谓“大师们”，他们对西方的了解远比中国更了解，他们为中国传播先进科学思想，真的是“功不可没”。
但是像林语堂们少小就留洋，年轻的时候对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太了解，到了中年以后再回头研究“国学”的时候，“西化”的思想加上“有色眼镜”看历史，一切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他们这批人不能正常的看待“国学”，语出惊人和研究成果怪诞不经，那是必然的结果。
林语堂50岁以后，于1947年写成《苏东坡传》，说实话林语堂的研究成果不敢恭维，他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不是肤浅的问题，而是纯粹的“混血文化”，他对王安石的指责，是非常不明智和肤浅的，而他对苏东坡的吹捧，也有点过头了。
历史趣谈苏东坡与王安石的恩怨 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才子
苏东坡与王安石的恩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才子导语：苏东坡与王安石的恩怨：苏东坡与王安石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都是满腹经纶的一代才子，然而两者的政治观念不一，也就导致了彼此间的恩怨不断苏东坡与王安石的恩怨：苏东坡与王安石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都是满腹经纶的一代才子，然而两者的政治观念不一，也就导致了彼此间的恩怨不断。
下面就来看看苏东坡与王安石的恩怨纠葛吧。
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
嘉祐六年(1061)，二十六岁的东坡参加制举，王安石以知制诰的身份出任考官。
东坡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对朝政的看法，许多观点正好与王安石两年前向仁宗所上的万言书截然相反。
众考官都欣赏东坡的“文义灿然”而置之于高第，王安石却斥责东坡之文“全类战国文章”。
王安石随后还在任东坡为福昌县主簿的制文中说：“夫士之强学赡辞，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
择尔所闻，而守之以要，则将无施而不称矣，可不勉哉！”虽是代朝廷立言，但也显示了他本人对东坡的不满之意。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
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
苏洵还写了《辨奸论》暗刺王安石矫饰反常、不近人情的举止，并预言他必将祸害天下。
七年以后，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说他“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并断言：“误天下苍生者必是人也！”吕诲的话与《辨奸论》如出一辙，可见苏洵事实上是代表旧党发出了攻击王安石的第一声。
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
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林语堂《苏东坡传》读书笔记话题及参考资料
一、《苏东坡传》卷二补充资料1. 风雨对床（第六章第二段）【释义】：指兄弟或亲友久别后重逢，共处一室倾心交谈的欢乐之情。
【出处】：唐·韦应物《示全真元常》：“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
”后因以“风雨对床”指兄弟或亲友久别重逢，共处一室倾心交谈的欢乐之情。
2.关于《凌虚台记》（第六章P63）陈公弼在官府后园建了一座楼台，取名"凌虚台"，供官员们休闲时使用。
楼台建好了，陈公弼请苏轼为这座凌虚台写一篇文章，留个纪念。
附参考译文：居住在南山脚下，自然饮食起居都与山接近。
四面的山，没有比终南山更高的。
而城市当中靠近山的，没有比扶风城更近的了。
在离山最近的地方要看到最高的山（即终南山），应该是必然能做到的事。
但太守的住处，（开始）还不知道（附近）有山。
虽然这对事情的好坏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按事物的常理却不该这样的，这就是凌虚台修筑的原因（用以观山）。
就在它还没有修建之前，陈太守杵着拐杖穿着布鞋在山下闲游，见到山峰高出树林之上，（山峰）重重叠叠的样子正如有人在墙外行走而看见的那人发髻的形状一样。
（陈太守）说：“这必然有不同之处。
”（于是）派工匠在山前开凿出一个方池，用挖出的土建造一个高台。
（台子）修到高出屋檐才停。
这之后有人到了台上的，都恍恍忽忽不知道台的高度，而以为是山突然活动起伏冒出来的。
陈公说：这（台）叫凌虚台很合适。
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下属苏轼，让我写篇文章来记叙（这件事）。
苏轼回复陈公说：“事物的兴盛和衰败，是无法预料的。
（这里）从前是长满荒草的野地，被霜露覆盖的地方，狐狸和毒蛇出没的所在。
在那时，哪里知道（今天这里）会有凌虚台呢？兴盛和衰败交替无穷无尽，那么高台（会不会）又变成长满荒草的野地，都是不能预料的。
我曾试着和陈公一起登台而望，（看到）其东面就是当年秦穆公的祈年、橐泉两座宫殿（遗址），其南面就是汉武帝的长杨、五柞两座宫殿（遗址），其北面就是隋朝的仁寿宫也就是唐朝的九成宫（遗址）。
苏东坡传第八章拗相公读后感800字全面版
苏东坡传第八章拗相公读后感800字当天平开始一边倒昨天读了《苏东坡传》第七章王安石传，今天再读拗相公，觉得对王安石的看法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对于王安石，林语堂先生对他的评价，甚至有点过分差了。
王安石为了他的变法开始集权。
对林先生说王安石是极权主义，我是赞同的。
任何一个国家，一旦极权，如法西斯般，必然要出大问题。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在王安石的初次集权，利用皇帝排除异己之时就已然注定，权力的天平开始倒向一个人。
当王朝权利落到任何一个人，包括皇帝手中，王朝便即将走下坡路，但任何一个皇帝或多或少会分权，这也避免了极权的诞生，然而，当权力的天平一边倒地向着一个人，如王安石，而王安石即手握皇帝这个名义上的极权这，手中再握着皇帝的分权，极权便诞生了。
当仁宗皇帝在思想自由的气氛中挑选出来的英才和老臣们发现时已经晚了，他们纷纷上书，结果不过要么被贬，要么被置之不理，御史台的人们开始弹劾，结果全被换成王安石的人，朝堂上几乎所有人，要么支持王安石，要么退隐或沉默，少数的反对也无人理睬。
这时，无论变法成功与否，也无人能阻止了。
这就是极权的可怕与害处。
为什么会出现极权，任何朝代都不会缺少说真话的人，但总缺少制衡。
说真话，是给清醒的，且有能力（权力）阻止的人听得，而不是同王安石一样失去理智，一心变法的人听得。
在当时，清醒且有权停止变法的，是皇帝。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郑侠说服皇帝，停止变法的原因。
可实际上，皇帝是相信王安石的，如果没有一翻天象异变，泰山崩塌，新法的停止与否，还是未知数，因为郑侠也被贬到了远方。
可是，如果当时出现一位让皇帝信任，且头脑清醒的人，那么或许变法根本不会实行或很快停止。
因为有这个人，王安石便无法做到极权。
天平最多不过左右摇动。
这也是为什么明代朱元璋废相后，他的儿子朱棣会成立内阁，因为内阁虽有首府，但仍需多次讨论，这便是一种制衡，虽仍有极权，但不过是天子过度放权导致，极权时间也不长，因为另一方总会制衡，以致天平不会一边倒。
苏东坡传中对王安石的评价
苏东坡传中对王安石的评价关于苏东坡对王安石的评价，这可真是个有趣的话题。
说到苏东坡，他可不是一般的文人，不仅才华横溢，还是个幽默风趣的家伙，简直是个文坛的“老顽童”。
而王安石嘛，大家都知道，他是个改革者，想搞变革，推动社会进步，挺有魄力的。
但是，这两位大咖之间的关系可不简单，既有欣赏，也有争议，简直是一场精彩的“斗智斗勇”。
1. 苏东坡与王安石的初识1.1 先说说背景吧。
苏东坡和王安石都是北宋时期的伟大人物，但他们的观点和风格大相径庭。
东坡是个潇洒自如的人，爱喝酒，爱写诗；而王安石则是个严谨的改革派，常常一副“我才是对的”表情。
想想看，东坡在喝酒时，王安石却在思考国策，真是有趣的对比。
1.2 苏东坡曾对王安石的《新法》表示过支持，但更多时候，他对王安石的改革是持保留态度的。
苏东坡觉得，王安石虽然有好意，但某些实施起来就像是“水中捞月”，根本无法落到实处。
唉，这不就是常说的“说得好听，做得却不怎么样”吗？2. 二人观点的碰撞2.1 我们来聊聊两人的观点碰撞吧。
苏东坡那种“随性而为”的风格，让他对王安石的严格和严肃有些无奈。
他常常感叹，王安石简直是个“钉子户”，总是固执己见。
东坡开玩笑说，王安石做事就像是“磨刀不误砍柴工”，但结果却是“刀磨得很好，柴却还没砍”。
这话，听着就觉得搞笑又有道理。
2.2 有趣的是，苏东坡还把王安石比作是“拿着火把的人”，想要照亮前路，但有时候却把人烧得焦头烂额。
他认为，变革固然重要，但方法得当才行。
就像做菜，火候掌握不好，最后只能是“煮熟的鸭子飞了”。
3. 苏东坡的心声3.1 不过，苏东坡对王安石的评价中，也不是全是批评。
他也曾说，王安石是个有勇气的人，敢于面对困难，追求理想。
这种坚持，东坡其实是非常钦佩的。
毕竟，敢于走出舒适区，迎接挑战，这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说到底，东坡和王安石都是在为大宋的未来而努力。
3.2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吧。
苏东坡对王安石的评价，既有赞赏也有调侃。
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与王安石
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与王安石·苏东坡与王安石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享年66岁。
南宋高宗朝乾通6年，赠太师。
眉州（即今四川眉山）人，汉族，是苏洵的第五个儿子，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诗人、词人，豪放派词人代表。
嘉佑二年（1057）与弟苏辙同登进士。
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熙宁二年（1069），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
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
迁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移知徐州。
元丰二年（1079），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文。
哲宗立，高太后临朝，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4个月后,迁为礼部郎中;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元佑四年（1089）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
元佑八年（1093）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
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于常州（今属江苏），年六十六，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
他与他的父亲苏洵（1009～1066）、弟弟苏辙（1039～1112）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
作为杰出的词人，开辟了豪放词风，同杰出词人辛弃疾并称为“苏辛”。
“三苏”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苏洵是苏轼.苏辙的父亲，苏轼是苏辙的哥哥）、王安石、曾巩。
（分为唐二家和宋六家）】。
苏轼的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等。
在政治上属以司马光为领袖的旧党。
王安石，生于天禧五年（西元1021年），卒于元佑元年（西元1086年），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
宋临川人（现为抚州东乡县上池自然村人)，汉族。
【读后感】苏东坡传第八章拗相公读后感
【读后感】苏东坡传第八章拗相公读后感当天平开始一边倒昨天读了《苏东坡传》第七章王安石传，今天再读拗相公，觉得对王安石的看法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对于王安石，林语堂先生对他的评价，甚至有点过分高了。
王安石为了他的变法已经开始集权。
对林先生说道王安石就是极权主义，我就是赞成的。
任何一个国家，一旦极权，例如法西斯般，必然松省大问题。
王安石变法的失利，在王安石的初次集权，利用皇帝排除异己之时就已然或许，权力的天平已经开始好像向一个人。
当王朝权利落到任何一个人，包括皇帝手中，王朝便即将走下坡路，但任何一个皇帝或多或少会分权，这也避免了极权的诞生，然而，当权力的天平一边倒地向着一个人，如王安石，而王安石即手握皇帝这个名义上的极权这，手中再握着皇帝的分权，极权便诞生了。
当仁宗皇帝在思想自由的气氛中挑选出来的英才和老臣们发现时已经晚了，他们纷纷上书，结果不过要么被贬，要么被置之不理，御史台的人们开始弹劾，结果全被换成王安石的人，朝堂上几乎所有人，要么支持王安石，要么退隐或沉默，少数的反对也无人理睬。
这时，无论变法成功与否，也无人能阻止了。
这就是极权的可怕与害处。
为什么可以发生极权，任何朝代都不能缺乏说道真话的人，但总缺乏分权。
说道真话，就是给冷静的，且存有能力（权力）制止的人局外，而不是同王安石一样丧失理智，一心变法的人局外。
在当时，冷静且有权暂停变法的，就是皇帝。
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郑侠劝服皇帝，暂停变法的原因。
可以实际上，皇帝就是坚信王安石的，如果没一翻天象异变，泰山崩落，新法的暂停是否，还是未知数，因为郑侠也贬谪至了远方。
可是，如果当时发生一位使皇帝信任，且头脑清醒的人，那么或许变法显然不能推行或很快暂停。
因为存有这个人，王安石便无法努力做到极权。
天平最多不过左右晃动。
这也就是为什么明代朱元璋废相后，他的儿子朱棣可以设立内阁，因为内阁虽存有首府，但仍须要多次探讨，这就是一种分权，虽仍存有极权，但不过就是天子过度权力下放引致，极权时间也不常，因为另一方总会分权，以致天平不能一边倒。
UC头条：苏轼与王安石的宋代文坛领袖之争
UC头条：苏轼与王安石的宋代文坛领袖之争欧阳修是文坛宗师，不只是因为自身创作成就突出，也在于倡导改变文风，也在于他奖掖后进，提拔、培养了很多人，包括王安石、曾巩、苏氏兄弟，形成轰轰烈烈的古文运动。
在欧阳修之后，苏轼成为第二个文坛领袖，但其实在两人之间，有一个空档期，本来应该有另一个文坛领袖的。
欧阳修曾这样称赞他：“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他叫王安石。
苏轼及“三苏”欧阳修最得意的弟子，非苏轼(1037-1101)莫属，他也是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宋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文学家。
点击加载图片嘉祐二年(1057)，21岁的苏轼和19岁的弟弟苏辙一起参加科举考试，苏轼写了《刑赏忠厚之至论》，里面举了“皋陶执法杀人而尧宥之再三”的典故，副主考梅尧臣没看过这个典故，主考官欧阳修也没看过。
但这篇文章写得真是好，欧阳修想，谁那么有才啊，应该是我的学生曾巩吧。
曾巩(1019～1083)，字子固，江西南丰人，唐宋八大家之一，著有《墨池记》等。
论水平，这篇文章第一，但怕人说闲话，就把这篇文章定为第二。
卷子开出来，是眉山人苏轼。
曾巩和苏辙也是这一科进士，这一科一共录取388人，同科的还有张载、程颢、曾布、章惇、吕惠卿等，状元不出名。
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状元是比章惇大10岁的侄子章衡。
欧阳修问苏轼，你这个典故哪里看到的？苏轼说，没在哪看到，我想当然耳。
这是典型的苏轼的性格。
欧阳修爱才，说这个人以后成就会超过我，搞不好二十年后就没人记得我了，“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
这就是成语“出人头地”的出处。
确实如此，欧阳修诗、词、文、书法都一流，苏轼是个更大的全才。
他诗歌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散文跟欧阳修并称“欧苏”。
“韩文如潮，苏文如海”，苏轼的文章在宋代就是典范，南宋时流行一句话，“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羮”。
他书法位列“宋四大家”之首；绘画与文同齐名，尤擅墨竹、怪石、枯木，很有后世毕加索抽象画的风格。
林语堂苏东坡传中对王安石的评价得当吗？
林语堂《苏东坡传》中对王安石的评价得当吗？第一部分：参考论著、主要史料及主要学术观点(1)参考论著：林语堂《苏东坡传》，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2)主要史料:1"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xx《辨奸论》2"xx 一身尚不能治，何圣人为〃-- xx3”其为人也，质虽清介而器本偏狭〃〃天资亦有拗强之处〃一一朱4”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
洁白之操，流于冰霜〃-- 《xxxx全集》(3)主要学术观点：1李华瑞的《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中的学术观点：研究xx及其变法大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南宋至晚清首要观点：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灭亡。
原因：与南宋初期政治（金灭辽击宋）密不可分；荆公新学与二程理学的对立，南宋以后儒学新发展。
代表：朱熹为争取理学在南宋的正统地位，斥王安石新学〃于学不正〃、杂糅佛道〃; 陆九渊（心学）第二阶段：20世纪前半叶观点：一改数百年之否定而为肯定。
原因：梁启超等人的肯定，是双半社会时代要求改变屈辱现状的共识；孙中山先生的肯定，是其三民主义与王安石〃权制兼并，均济贫乏〃的变法思想的吻合；蒋介石国民党为其训政寻找历史经验：社会主义思潮传入，对王安石变法重新认识。
第三阶段：20世纪后半叶观点及其原因：五六十年代：肯定王安石，如同二三十年代。
因为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占支配地位。
八十年代后新思考：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强权干预，不利民间工商业发展；变法措施加重经济负担。
因为改革开放，私有制取得一定合法性。
2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对王安石个人的评价：（1）王安石是个怪人，是个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不注意自己的饮食和仪表，衣裳肮脏，须发纷乱，仪表邋遢，穿着习惯矫揉造作不近人情（2）妄想狂的性格，自命为经典的唯一解释人；对国运为之害之烈，再没有如狂妄之辈大权在握。
（3）为目的而不折手段，将倡议之人不惜全部罢黜；独断独行，遇事极难与人合作，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世之术，不能接受忠言，不愿承认自己犯错（4）。
《苏东坡传》读后感
《苏东坡传》读后感我最近拜读了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在书中，作者对王安石的评价不高，这让我对王安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带着种种疑问，我查阅了梁启超的《王安石传》，对王安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和改革家，他的变法在历史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林语堂先生对王安石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他的个人生活习惯和变法措施上。
他认为王安石是一个怪人，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而且衣裳肮脏，须发纷乱，仪表邋遢。
此外，林语堂对王安石的变法也极尽贬低，认为青苗法等变法措施最终导致了农民家败人亡。
然而，梁启超先生对王安石的评价则完全不同。
他认为王安石是一个具有伟大人格和深远影响的人物。
他的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
那么，历史上的王安石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的变法又为何会失败呢？带着这些问题，我对北宋时期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北宋时期的政治环境非常复杂，朝廷官员多结党好斗，互相攻讦。
这种党派并非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而是出于政见的分歧。
这种风气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
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了北宋王朝。
为了防止政权再次被篡夺，赵匡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杯酒释兵权”、削弱地方政府的军事实力、缩小州郡辖区等。
此外，赵匡胤还将“互相牵制”的思想引入官场，使得宰相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在这种政治环境下，王安石的变法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朋党之争”的影响。
王安石是一位极具改革精神的政治家，他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变法原则，试图通过改革来强国富民。
然而，他的变法措施触动了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引起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
在变法过程中，王安石提拔了一些小人为自己的变法得力助手，这使得整个变法运动逐渐失去了控制。
此外，王安石的变法也违背了宋朝建立以来一直延续的“家法”。
林语堂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
林语堂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展开全文王安石对商鞅极为钦佩王安石是个怪人，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
学生时代很勤勉，除去语言学极糟糕之外，还算得上是个好学者，当然是宋朝一个主要的诗人。
不幸的是，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事之术，除去与他自己本人之外，与天下人无可以相处。
毫无疑问，他又是一个不实际的理想主义者。
倘若我们说理想主义者是指的不注意自己的饮食和仪表的人，王安石正好就是这等人。
王安石的衣裳肮脏，须发纷乱，仪表邋遢，他是以此等恶习为众所周知的。
苏洵在《辩奸论》那篇文章里刻画王安石说：“衣臣虏之衣，食犬惫之食。
”又说他“囚首丧面而谈诗书。
”王安石是否喜欢以这样特点异乎常人，我们无从知道，但是一个人把精力完全倾注在内在的思想上，自然会忽略了他的外表，这话倒不难相信。
有一个故事流传下来，说他从来不换他的长袍。
一天，几个朋友同他到一个寺院里的澡堂会。
在他由浴池出来之前，朋友们特意偷偷的留在外头一件干净的长袍，用以测验他是否知道衣裳已经被换了。
王安石洗完出来，把那件新袍子穿上，朋友动了手脚，他完全不知道。
不管怎么样，他总是身上穿了件衣裳就行了。
又有一天，朋友们告诉王安石的胖太太，说她丈夫爱吃鹿肉丝。
胖太太大感意外，她说：“我不相信。
他向来不注意吃什么。
他怎么会突然爱吃鹿肉丝了呢？你们怎么会这样想？”大家说：“在吃饭时他不吃别的盘子里的菜，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所以我们才知道。
”太太问：“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大家说：“摆在他正前面。
”太太明白了，向众人说：“我告诉你们。
明天你们把别的菜摆在他前面，看会怎么样？”朋友们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调换了，把鹿肉丝放得离他最远，大家留意他吃什么。
王安石开始吃靠近他的菜，桌子上照常摆了鹿肉，他竟然完全不知道。
还有一个故事说王安石在扬州太守幕府时，他彻夜读书。
那时的太守是韩琦，他后来做了宰相。
王安石总是苦读通宵，天将黎明之时才在椅子中打吨。
等睡醒时，已然晚了，来不及洗脸梳头发，便连忙跑到办公室上班。
读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有感
读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有感与其说这是一本人物传记，不如说这是一个超级粉丝向偶像的献礼。
传记作者都会偏爱自己笔下的人物，——否则，怎么会有去写他的兴趣？但林语堂对苏东坡显然超越了一般的偏爱，达到了膜拜的程度，这使他在涉及任何苏东坡和他人纷争的时候，都没办法做到客观。
可他的描述太迷人了，我被他诗歌一般的语言和满溢的激情所感染，我愿意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完美男神存在过。
合上书，我和林语堂一样，爱上了苏东坡。
苏东坡一生的灾难来自他对自己独立人格宗教信仰般的坚持。
他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我们简单回顾这段历史吧。
以青苗法为例，方法是每年青黄不接时农民向政府贷款，秋收时还本付息。
理论上，既可帮农民渡过难关，又增加了政府收入，还打击了民间高利贷。
可这一理论上的良策在全国推行下来却是一地鸡毛，地方官吏层层加息敛财，为政绩考核强行摊派，在天灾地区，农民颗粒无收，债台高筑，只能逃往他乡，家破人亡。
苏东坡眼中所见，哀鸿遍野，他同情。
什么是同情？同情有两种，一种是看到你不幸，我单纯可怜你，最多施以微薄的援手；另一种是我下定决心要和你共度磨难，直到耗尽我的力气。
他上书，他奔走呼号，他反对变法，而他反对的人是宰相是皇帝，他反对的事是全国一把手工程。
我们今天常听说，要讲政治，讲政治这个词的意思和原初相比，早已经发生微妙的国人心照不宣的变化，讲政治的才是聪明人，可就有苏东坡这样不讲政治的傻子，天真淳朴，终身不渝，个人安危与利害，一概置之度外。
他说，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
王安石变法的是与非，至今还不能盖棺定论。
林语堂一味否定变法，显然不公平。
梁启超在他的《王荆公》中，则一味拔高王安石，说他是“千古完人”，这又是另一个超级粉丝向偶像的献礼，不足为凭。
黄仁宇从大历史观角度，认为王安石兴利除弊，设想先进，但过于超前。
改革本来就是最难的事，就像前几年闪亮登场、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互联网金融，和青苗法一样，初衷也是普惠，让高大上的金融进入寻常百姓家，却伴生着成为集资诈骗的温床。
苏东坡传读后感
苏东坡传读后感苏东坡传读后感篇一苏东坡传书的作者林语堂，也是我一直非常喜爱的作家之一。
他在《京华烟云》里塑造的姚思安和姚木兰这对父女，也是中华文化中道家思想的践行者。
在传记中，林语堂对苏东坡给予了无上的赞誉。
作为一个喜欢苏东坡的读者，读到这样的书，自然如遇知己。
不过也正是由于他对苏东坡的欣赏，所以对当时另一位政治名人王安石，书中散发出强烈的厌恶感。
甚至将一篇攻击王安石的伪作《辩奸论》算在苏东坡的父亲苏辙身上，连王安石的怪癖性格，也都成了他做作以博取名声的罪名。
我对王安石的认识是模糊不清的。
但对于改革者，无论其最终结果如何，我都认为，至少他是时代的勇者。
但是，我很佩服苏东坡。
第一是因为他为人非常乐观。
他经常被贬到这贬到那，但他从来没有一次愁眉苦脸过，总是以乐观的心态去面对每一个人。
第二是因为他作诗根本不用去苦心收集资料，只要遇到一点小事，他都能挥笔写出一首诗来。
而且他的诗永远是那么清新。
同时我也特别同情他。
一个人被贬到一个又一个地方，这一刻不知道下一刻的命运。
就连最后死也是死在被贬的路上。
可真够可怜的。
苏东坡传读后感800字篇二观苏轼一生，无法不对其才智赞叹不已；而其言行、诗词、幽默，无一不是其才智的体现。
苏轼是幽默的。
某次与王安石谈及王之所谓“字源学”时，引用《诗经》中“鸣鸠在桑，其子七兮”，并父母共九只鸟，以王安石的方式来向其解释为何“鸠”为“九”、“鸟”二字合成，实为嘲讽；后某次更戏谑王安石曰“‘波’若是‘水’之‘皮’，则‘滑’就是‘水’之‘骨’了。
”即使在被贬至缺医少药的海南之后，对朋友僧人参寥的关心，他仍在回信中说“但若无医药，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
”以此来告知朋友不必担忧。
苏轼是热爱生活的。
其余不必说，仅在美食方面，就有轶事、传说数桩。
他自己研究烹饪之法、自己酿酒，更是留下了“东坡肉”、“东坡壶”以传后世。
他在诗词中，也多次提及美食——“无竹令人俗，无肉使人瘦，不俗又不瘦，竹笋焖猪肉”、“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等等，不一而足。
《苏东坡传》读后感
《苏东坡传》读后感之前阅读《苏东坡传》，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
读到林语堂翻译的苏东坡几篇词时，我尤为喜欢，于是又读了很多林语堂的作品。
然而，时隔五六年再重新翻开这本书，面对扑面而来的大量褒奖之词，我……却产生了逆反心理。
如果只读《苏东坡传》，或许很难察觉到林语堂对苏东坡的极力推崇，但倘若对一些历史知识有所了解后再读，便不难发现：这本书内容丰富，但不够客观。
读到林语堂描写王安石的章节时，我发现他把王安石批得一无是处，这让我好奇心大发，促使我去查证。
在阅读了《王安石传》以及部分相关历史资料后，我认为林语堂的观点过于偏颇。
最大的问题在于，林语堂认为王安石变法导致北宋失败，王安石是罪魁祸首。
但实际上，虽然王安石变法在北宋后期仍未得到有效解决，然而它确实增加了北宋的财政收入。
从结果来看，变法只是加剧了北宋已经存在的问题，而非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
至于梁启超的《王安石传》，与林语堂的文人身份不同，他主要以革命者的形象来撰写这篇文章。
仅从他选择王安石作为主角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其目的。
他将当前情况与之类比，高度赞扬了大部分人不认同的王安石变法，以凸显其取得的成就，从而赢得更多人的支持。
再来简单谈谈我对王安石的印象。
在我看来，他更像是一个怀抱梦想的人。
本来他有能力实施改革，有所作为，然而，由于他缺乏实践经验，尤其是对人民的了解不足，最终导致改革失败。
王安石的理想超越了当时的历史实际。
他希望在不增加税收的情况下提高国有经济水平，包括增加民间收入以促进经济发展。
而他的对手司马光（没错，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安石和司马光算得上是一对相互依存的人物）则持不同的思路。
如果有其他方面的需求，就必须削减其他开支。
他们中谁能上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头的意愿。
因此，王安石本有机会大施拳脚，但由于当时信息传递的滞后，导致结果惨不忍睹。
上层的压力被层层转嫁，最终落到了最底层，同时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变法自然遭到了所有人的抵制。
我还提到了宋代文人的气节，他们为了争夺话语权，实现自己的抱负而奋斗，我认为这是合理且可以理解的。
2023年苏东坡传读后感
2023年苏东坡传读后感2023年苏东坡传读后感1在苏东坡一生中有个十分重要的人，叫王安石。
可以说，讲不清王安石就讲不清苏东坡。
王安石与他的变法运动是分不开的。
人们谈论王安石，主要也不过是因为他的变法。
“王安石变法”从结果上讲，失败得很彻底。
几乎没有任何优点，可以说由于王安石的变法，北宋少苟延残喘了不下于五十年，也正因为此，对于王安石，历史上几乎是一边倒的骂声，到了民国，梁启超先生也比不过为王安石开脱，在勇于革命。
然而，我认为王安石是个天才，不应当叫疯子。
首先，王安石对于经济学，确实有一定研究，否则，他也无法让皇帝动心，排除万难，也要变法到底。
其次，王安石骂名很多，却仍然被后人列入“唐宋八大家”，虽说王安石的得宠同神宗老师韩维脱不了干系，但是其文采让富弼和文彦博赞评，甚至欧阳修也对他颇有好感。
王安石的文才虽不敌苏东坡、范仲淹等名士，但也是佼佼者中的一员。
最后，王安石的创新与尝试，这一点，虽前有古人，但后来者已进入了近代史，确实王安石的'变法是错的，确实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很烂，确实王安石的变法不算顶尖，但是那些史学家，那些对王安石嗤之以鼻的文人，在批评的同时，为什么没有人试着以另一种方式变法？偏偏要等到上百年以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了，才试着变法图存？这难道不应该反思吗？另外，我认为，尽管许多文人、史学家否认王安石，但许多时候，后人的评价带有成王败寇的嫌疑，成功者的成功被夸大，失败者的失败被辱骂，对于勇于创新者，成功了是天才，失败了是疯子。
即便，王安石有极大可能是神经病，即便，王安石，固执一端不听劝告，即便，王安石疯狂，即便，王安石失败了，是时代的罪人，但我仍想衷心地叫一声，“王安石，你是天才！”2023年苏东坡传读后感2宋代是淹没在历史中的一个朝代。
原来对于宋朝的了解，只知道开封有个包青天，以及唐诗宋词中宋词的温柔婉约，还有读书时学过一篇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于苏东坡只记得有个菜名叫东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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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是如何看待苏东坡和王安石的矛盾
苏东坡和王安石的矛盾
苏东坡和王安石的矛盾自然在于变法。
宋神宗在启用王安石变法之后，由于变法内容触碰到了保守派和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最终导致了“新旧党争”。
苏东坡由于自己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和新学格格不入，加之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全部站在旧党一方，所以他和王安石之间爆发矛盾简直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苏东坡更是曾经以《上神宗万言书》对新法进行全面抨击，更是直指王安石本人，这种情况下，由于宋神宗是站在王安石一方的，为了新法的推行，苏东坡遭贬简直正常不过。
苏洵的《辨奸论》
苏洵显然也是属于保守派，在《辨奸论》中对王安石进行抨击也很正常，当然《辨奸论》是否为苏洵所作至今存疑。
但是我们看《辨奸论》的内容，以诸如“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
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这类的言论对王安石进行抨击显然带有浓烈的个人情感在里面，《辨奸论》通篇内容根本不是对王安石变法内容的讨论，而更像是作者由于讨厌王安石本人，从而针对王安石个人形象、行为、性格等进行的全方位攻击。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
从林语堂为苏东坡立传就可以看出，他显然是比较喜爱苏东坡此人的，所以在书中对苏东坡的正面形象进行提升很正常，可是提到苏东坡显然无法绕过王安石，由于“新旧党争”的影响，苏东坡的多次遭贬显然由此有关，因此对王安石进行贬低也就很正常了。
这并不能代表王安石就是这样，只是林语堂从抬高苏东坡的一种方式而已，或许这就是爱屋及乌吧。
关于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是失败了，变法在推行过程中由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更引起了“新旧党争”，
但不可否认王安石的出发点是好的，也不能否认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也进行了打击和限制，更不能以此就断定王安石就是奸佞，而将宋朝灭亡的责任推给王安石更是大谬。
将北宋灭亡的责任推给王安石的都是什么人？最早这种说法出自于变法的反对派，到了南宋之后更是通过修史的方式对王安石的改革内容进行了全面反驳和定性，并指出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
而正是由于南宋的修史，基本决定了后世对王安石变法的定性，虽然陆九渊等人对此进行过争辩，但毕竟不是主流。
南宋以后，王安石变法总体上依旧是被否定的，但对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则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
在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举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得到较多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