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哈维的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探析

摘要：“空间及其生产”始终是大卫·哈维关注的核心问题,作为当代西方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哈维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空间探索传统，将空间问题作为理解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方面，并尝试将空间作为一个积极的因素纳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和阐述框架之中，这个逻辑主线贯穿于哈唯关于“空间与资本积累”、“不平衡地理发展”、“时空压缩与弹性积累”的理论分析中。

哈维的分析视角是多维的，其研究领域涉及当代社会的各种空间形态，从“全球化”到“日常生活”、从“资本积累的全球经济空间”到“后现代的文化空间”，而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哈维空间分析的方法论基础。

在各种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话语强势中，哈维开辟了一条新的空间批评话语，提供了一条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化有益思路和启示。

关键词：大卫·哈维；空间；空间生产；马克思主义中图分类号：B712．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10)01－0055－06大卫·哈维是当代西方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者。

作为一个地理学家，哈维曾醉心于实证主义地理学研究，他早年出版的《地理学中解释》长期被誉为地理学界的经典著作。

使哈维的理论研究发生重要转向的契机是20世纪60年代末与70年代初美国和欧洲社会各种社会问题的凸显，使城市成为一个各种社会矛盾聚集的空间，而传统的实证主义地理学研究显然无法为其提供理论支撑，于是哈维开始尝试寻求一种辩证的、综合的、人文的视野，为传统地理学注入人文底蕴。

在游学法国期间，哈维接受了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这种选择诚如哈维自己所言，是因为“发现马克思主义是现有的全部理论体系中最具有说服力的”［1］(P3)，从1971年开始，哈维每年（只有一年除外）都组织阅读马克思《资本论》的小组，他在这种阅读中受益非浅，此后，哈维不断尝试将“空间”作为一个积极因素整合到历史唯物主义中，哈维与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 ）、卡斯泰尔斯（Mamuel Castells ）共同被誉为马克思城市空间理论的三剑客，而他是三者中明确表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人，也是坚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空间研究、注重进行马克思主义文本解读的一位。

因此，对哈维的空间生产理论的解读对我们认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变迁、推动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的关注和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空间生产何以可能？对于空间以及空间分析而言，哈维绝对可以称之为一个开拓者之一。

从理论沿革的角度看，哈维空间思想体系的形成离不开列斐伏尔在20世纪70年代开启的空间生产的分析路径，列斐伏尔最先提出了“空间生产”，并将其作为城市空间研究的起点。

哈维翻译了列斐伏尔空间思想的代表作———《空间的生产》，对列裴伏尔关于“都市是一种空间的生产过程”的论断给予较高评价，并认为列裴伏尔“一直是努力将空间内容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最执著的作者。

”［2］(P337)那么，如何看待哈维视野中的“空间”及“空间生产”呢？这里的“空间”是自然空间还是社会空间？“空间生产”是何以可能的呢？让我们看一看哈维自己的阐述：“空间和时间实践在社会事务中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它们始终都表现了某种阶级的或者其他的社会内容，并且往往成为剧烈的社会斗争的焦点”［3］(P299)。

在这里，哈维至少向我们传达了三点:（1）本文为同济大学“985工程”二期城市发展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城市化理论与中国城市化战略”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章仁彪(1950-)，男，上海人，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春敏(1976-)，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副教授。

大卫·哈维的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探析章仁彪%李春敏□时间和空间具有社会内涵，实践是这种社会内涵的基础,诚如哈维自己所言:“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性在各种情况下都是由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所赋予的。

”［3］(P255)（2）时间和空间是特定社会关系的载体，时空关系是社会体系的结构性特征。

因此，空间决不只是被动的人类活动的“容器”；（3）时间和空间直接参与了特定社会关系的建构，时间和空间的控制、占有、分配关系体现着社会的权力结构。

由此可见，哈维视野中的“空间”主要是一种社会空间，这种社会空间是建立在自然空间基础上的、并通过人类活动创造的“人化”的空间，是作为人类对象化活动产物的空间。

“空间”之所以可以被生产出来，就在于空间所具有的这种社会意蕴，“空间的生产”本身也就成为建构和维系特定社会关系的途径，在这个意义上，“空间的生产”不仅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

因此，“每个社会形态都建构客观的空间和时间概念，以符合物质与社会再生产的需求和目的，并且这些概念来组织物质实践。

”［4］(P377)既然时间和空间都具有社会属性，为什么哈维选取了“空间”而不是“时间”作为探讨的主题呢？这固然离不开哈维作为地理学家的学术背景，但更重要的是源于“时间”相对于“空间”在以往社会理论中的优势地位，福柯将这种优势概括为：“空间性在以往被当作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

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也是辩证的。

”［5］(P392)“时间”一直是以往社会理论的基本维度，从康德以来，哲学家们思考的是时间，“与此相应，空间遭到贬值，因为它站在阐释、分析、概念、死亡、固定还有惰性的一边”［6］(P152-153)。

韦伯、涂尔干和马歇尔等社会学家一直优先考虑时间和历史，这使得“空间”长期游离于社会理论之外，“批判阐释学仍然被笼罩于一种时间性的万能叙事（master-nar－rative），笼罩于一种历史的想像”［7］(P16)。

哈维注意到：空间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未完成因素，“马克思经常在自己的作品里接受空间和位置的重要性……但是地理的变化被视为具有‘不必要的复杂性’而被排除在外。

”［8］(P143)“历史唯物主义由于明显倾向于对历史变革的研究而忽略了资本主义是如何生产自己的地理学”［9］(P8)，哈维认为，关于“空间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辩证联系的分析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没有具体展开。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和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空间矛盾和斗争、以及这种空间斗争导致的中心-边缘结构有较多关注，但他们的空间分析主要针对一些特定问题，比如：民族自决、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对空间的争夺等，但这些空间分析均未能构建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过程的元理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基本理论体系在空间方面非常薄弱”［13］(P106)，而对社会空间关系的关注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出发点之一，因此，哈维所要做的就是将“空间”及“空间生产”作为一个积极的因素整合到历史唯物主义中，将历史唯物主义上升到“历史-地理唯物主义”。

哈维将城市作为其空间思考的起点，《社会正义和城市》是哈维关于空间的第一本论著，哈维通过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化进程的研究，探讨了空间形态、城市地理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剥削之间的关系，这部著作也使哈维一跃成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杰出代表。

1982年哈维出版的《资本的界限》继续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其空间分析的方法论，该书尝试“从空间角度重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赋予《资本论》和资本主义以一种具体的空间视野，这在理论原创方面是一项主要的壮举。

”［10］(P127)此后，哈维陆续完成了《意识和城市经历》和《资本的城市化》等著作，将资本积累、阶级斗争与城市空间研究结合起来，开创了城市研究的政治经济学学派。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城市空间的生产是哈维探讨的重点，那么，这个空间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哈维的回答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建构环境的生产和创建过程直接服从于资本积累的现实要求，资本对利益的追逐直接塑造了资本主义城市的空间面貌，因此，对资本主义城市化的研究必须关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以及生产的空间组织和空间关系的变革。

此后，哈维的空间分析领域从城市空间扩展到全球化空间、日常生活空间、以及后现代文化空间，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具体展开的社会空间问题也成为哈维关注的焦点。

二、不平衡地理发展：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当代批判“不平衡地理发展”是哈维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空间批判的重要维度，哈维赋予“不平衡地理发展”巨大的理论张力，并借此能够在不同的空间样态中自由地转换和整合。

作为当今世界最为复杂和最为突显的政治特征，不平衡地理发展是缘何发生的？它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性有何关系？哈维首先要做的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阐述中寻找理论支撑，他选择了《共产党宣言》。

作为一个“敏锐的地理学家”，哈维立即察觉到《共产党宣言》中的空间维度，《宣言》详细地说明了资产阶级如何既创造又毁灭它自己活动的地理基础（生态的、空间的、文化的），并按照自己的面貌来创造一个世界，哈维将《共产党宣言》视为一种资本积累的地理学，认为“关于地理的转型、‘空间定位（spatial fixes）’和不平衡地理发展在资本积累的漫长的历史中的作用，《宣言》包含了一个独特的论证”。

［11］(P24)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为哈维关于“不平衡地理发展”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哈维指出：如果没有内在于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资本主义很早以前就不能发挥其政治经济系统的功能了，而在当代，资本主义正在通过新的空间重组不断生产着“资本积累的全球历史地理学”，不平衡地理发展是资本积累空间布局的必然体现。

地理不平衡发展首先体现在资本主义的城市化进程中，表现为城市空间恶性的频繁改造。

哈维注意到：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主要关注的是资本在生产领域的流通，马克思虽然看到了其中的矛盾和危机，但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已经有了转移这种内在过度积累危机的办法，那就是将资本投资转向次级循环，即将资本投资转向固定资产和消费基金项目，包括城市建筑环境。

资本积累次级循环理论最初是由列斐伏尔提出的，列斐伏尔认为次级循环是资本主义缓解初次积累危机的出路。

哈维对该理论所作的重要发展是：资本投资向次级循环的转移同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过度积累的问题。

这源于城市建筑环境本身是一项长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如果这种投资没有及时在相应的时间内收回，资本就会贬值，这样资本必然要再流向利润更加丰厚的地方，于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得不在保存建筑环境中原有资本投资的交换价值和破坏这些投资的价值以开拓更大积累空间进行两难选择”。

［12］(P15)哈维提出了资本积累的第三次循环理论，即个人资本无力承负的科技的投入、保证劳动力再生产的各项社会开支，以及意识形态、军队方面的投资。

［12］(P3-8)第三次循环涉及到资产阶级的整体的长远利益，国家机构在资本循环的第三次循环中扮演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