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国近代史史料学》

评《中国近代史史料学》

苏全有邹宝刚

（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河南新乡453007）

摘要：《中国近代史史料学》一书于2011年4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具有推陈出新、内容翔实、辨伪求真、旁征博引、津逮后学等特点，当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然而瑕不掩瑜，总体来看，该书是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近代史史料学的上乘佳作。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史料学；严昌洪

作者简介：苏全有（1966—），男，河南省辉县人，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图书馆馆长，博士后，省级骨干教师，省级学术技术带头人，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邹宝刚（1987—），男，陕西宝鸡人，河南师范大学2010级研究生

近数十年来伴随着近代史料不断发掘与整理，水平卓绝的相关近代史专著相继问世，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然近代史史料学著作却寥寥无几，犹如凤毛麟角。此之现状与我国历来注重史料的传统难成正比，特别是对于年轻近代史学者而言，迫切需要一部全面系统的具有指导性的近代史史料学论著。有鉴于此，华中师范大学严昌洪教授集大成之作《中国近代史史料学》[1]应运而生，并于2011年4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中国近代史史料学的专著，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厚积薄发，推陈出新。

对于成书之来龙去脉，作者在《前言》中如是指出：“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单位就安排我们给研究生开设‘中国近代史史料学’这门课，以便使研究生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能了解近现代史的基本史料，初步熟悉搜集、运用史料的门径。每讲一次，就增加一些新的内容，增加一些新的体会。日积月累，形成了这本讲义。”可见，此著成书长达20余年，经过不断斟酌，反复修改，并非一蹴而就。因之，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可谓厚积薄发之作，亦是作者多年来孜孜不倦、日雕月琢的结晶。

至于史料学方面的相关观点，亦有不泥于前人的独到见解，推陈出新。例如对近代史史料的分类方法，作者首先举例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2]、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3]、荣孟源的《史料与史料学》[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工作人员编的《中国近代史文献必备书目》[5]等四种，并指出以上分类中的问题与不足。从而根据前人分类情况，加上自己的体会，将近代史料分为10类：档案类史料；奏议政书类史料；书札和日记类史料；传记类史料；结集类史料；志书和典制类史料；报刊类史料；史实记载和笔记、野史类史料；口碑和文物类史料；丛书和史料选集类史料。

口述历史近年来颇为流行，作者认为口述历史是“通过当事人口头回忆，由采访者记录下来，这样的回忆录西方历史学家称为‘口述历史’”，因之在作者看来口述历史是传记类史料中回忆录的一种类型。从而把口述历史与口碑史料进行严格区分，口碑史料与实物类史料列为一类，认为“口碑是没有形成文字的史料和经过口传为后人记录下来的史料，它包括口传、民间传说、民谣、历史调查资料。”荣维木认为口碑史料包括口传史料、录音史料、回忆录史料、访问记史料、专用口语史料。[6]赵兴彬则认为口碑史料包括口述回忆、口头传说、专用口语。[7]总之，对此概念学界莫衷一是，见仁见智，作者的观点别出心裁，有理有据，可谓一家之言。

其二、内容翔实，例证充分。

该书洋洋洒洒34余万言，包含十三讲内容。其中第一讲：史料与史学；第二讲：近代史料的鉴别；第三讲：查阅史料的工具（文史工具书）；第四至第十二讲：对不同九类史料

作以具体阐述，亦是本书重点所在；第十三讲：史料选读。纵观全书，浑然一体，内容翔实，阐释精微。

每一讲具体内容作者均能够充分地举例说明，读者易于理解。对于中国近代史史料学著作而言，例证最能说明问题之所在，倘没有充分的实例作为支撑，理论将陷入空谈之中，该书有效克服此之缺陷。如在第七讲《传记类史料》中作者把其分为传记、年谱、回忆录三个部分。其中涉及近代人物传记达65种，包括传记汇编、自传自述、碑传和纪念集等；涉及近代人物年谱达60种，包括自订年谱、他人所编年谱、年谱长编等；涉及近代人物回忆录亦达65种之多，其中不乏介绍口述历史方面史料。又如第十讲《结集类史料》，作者认为结集，包括个人的全集、文集、别集，多人的合集。据笔者统计，在本讲第二部分重要文集举例中所涉及者达136种之繁，不仅包括大陆出版的，还有台湾出版的数十种，又重点对于“具有代表性或有特色的文集”作了详尽介绍。第三部分对史料选集作以举例，特别是对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及《近代史资料》进行重点剖析，另外还对50余种专史资料选集作以简单介绍。

见微知著，小处见大，上述举例仅仅是该书其中两讲的内容所涉及的例证，至于全书，更是举不胜举。此中缘由与作者数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的涉足近代史研究关系至深，举例之处皆信手拈来，唯有作者对此娴熟之理解方可成就如此巨著。

其三、辨伪求真，实事求是。

《中华读书报》2005年6月1日刊载罗军凤之文《辨伪存真：史料学的第一要务》[8]，罗文旨意虽在于阐释古史中的辨伪任务，而对于近代史史料学不无启发。该书作者亦认为辨别史料的真伪重要性在于弄清历史真相，使我们对于历史规律的探讨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即实事求是，从而增强历史研究的科学性。运用可靠材料，使我们的立论具有充足的证据，从而增强文章的说服力，表明我们从事研究工作的严肃性。

在第二讲《近代史料的鉴别》第一节中作者对《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辑》第二卷下所载锄非《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节录）》一文中最后几句的句读、《走向世界丛书》中的《再述奇（欧美环游记）》一段文字中相关数据、汤志钧编的《康有为政论选》上册康有为代宋伯鲁拟的《请统筹全局折》中相关断句均作以纠误，且指出：这三个例子说明了古人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强调史学研究中运用原生态史料的重要性。又如，第三讲文史工具书方面的大事年表类，作者对郭廷以编著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22页“黎元洪电伍廷芳”相关内容根据《黎副总统政书》卷六指出“《日志》将电报内容弄错了。”其实作者于1984年即以对郭书进行16处勘误。[9]再如，第八讲报刊类史料方面，针对“人们常常把1815年创刊、1821年停刊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作为中国近代报刊的开端”的观点从五个方面进行订正，认为“中国最早的近代报刊还是要推1858年在香港创办的《中外新报》。”同样，早在1990年作者已提出此观点[10]。可见，在该书中作者辨伪求真，实事求是的思想是其一贯主张，亦是作者治学功力扎实的真实写照。

难得可贵的是作者在引用他人文章时明察秋毫之末，对于一些细节偏颇亦作订正。如作者第六讲引用赵德鑫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时，发现第79页“守土之吏，与有荣焉，感佩吓极。”误为“与有荣施”。[11]又如，在第八讲中作者发现何季民发表于2007年11月21日《中华读书报》之文《抗大老剪报，留证千人斩——纪念“南京大屠杀70周年”》[12]中副标题标点有误，应该是：纪念“南京大屠杀”70周年。之外，作者还发现“现在各类辞书出版太多太滥，多为互相抄袭，错漏很多。”“仅举一例说明之”，在《中国近现代名人大辞典》[13]第286页和第287页分别有“吴昆”和“吴崑”，根据文中解释显而易见为同一人，“且不论两个词条内容上有何矛盾，有何错误，单就将吴崑一人误作两人，并排在相邻两页上，就是一个不能容忍的疏忽。”并告诫读者：“一些粗制滥造的辞书会给人误导，使用之时要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