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概论

中国文化概论

法家略述

代表人物：管仲、吴起、商鞅

主要典籍：《管子》、《商君书》、《韩非子》

目标：富国强兵

对人的观点：人性恶（贪生怕死、趋利避害）

主要思想：法、术、势

主要成果：军事化强国、中央集权制

法家分类：齐法家与秦晋法家

思想差异

在礼崩乐坏、群雄并立、弱肉强食的东周，主张以法治国来实现富国强兵的法家自然受到了重视。

法家分为以《管子》为代表的齐法家和以《韩非子》、《商君书》为代表的秦晋法家两派。虽同为法家，但二者在对待君、民、礼、刑四个方面的看法上差异很大。

其一，就“君”而言，虽然齐、晋法家都强调君主专制，树立君主权威，但齐法家主张“令重则君尊”（《管子.重令》）；秦晋法家则认为“君尊则令行”（《商君书.君臣》）。

齐法家认为要树立君主权威先要树立起法的权威和尊严，这就把“君与法”的关系摆在了一个合适的位臵。由于“令重”，“令尊”在先，那么，就要求“君臣上下贵贱皆以法”（《任法》），从而把法摆在了君主之前之上。由此可见，齐法家的“尊君”实质上是将君主的权威是建立在法制健全和君主带头守法的基础上。

晋秦法家则相反，他们不认为君主的权威是建立在“令重”，“令尊”的基础上，而认为“君尊则令行”（《商君书.君臣》），即只有君主先树立起绝对的权威，法令才能推行。如商鞅主张君主应独揽大权，“权者君之所以独制也”，“权制断于君则威”（《错臣》）。韩非认为君主只有“权重”才能“位重”（《韩非子.难势》）；申不害更直言不讳：“独视者则明，独听者则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王。”

在他们的影响下，晋秦之地盛行“事君以死，事主以勤”，“事君不避难，有罪不逃刑”等所谓“愚忠”。愚忠的结果是“不从君者为大戮”（《国语.晋语》）。商鞅执政，更明确规定：“有不

以王令，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商君书.赏刑》）。这就把君主专制通过法令的形式加以强化，从而彻底打碎了奴隶社会贵族专制政体中的原始民主遗存。

其二，就“民”而言，齐法家主张“富民”、“商德保民”；秦晋法家则主张“愚民”、排斥民本。

齐法家认为“仓廪实则知礼节”，人们物质生活的富裕程度决定着他们对统治阶级的服从程度。老百姓衣食无着，饥寒交迫，就会挺而走险。此刻若“以法随而诛之，则是诛重而乱愈起”（《治国》），正所谓：“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戳不足以服其心，杀戳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牧民》）。因而主张先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牧民》）的思想，认为老百姓富而有了体面，自然就会懂礼知耻，作为统治阶级也就容易管理了。此即所谓“富民可教”。

晋秦法家则相反，他们提出了“民愚则国安”“民农则愚，愚则易治”的观点。商鞅说：“上世之士，衣不暖肤，食不满肠，苦其意志，劳其四肢，伤其五脏，而益裕广耳。”（《商君书.算地》）他因此得出结论说：“民不易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不殆。”（《垦令》）商鞅设想，治理老百姓，最好让其撑不死，饿不着，智慧无从开启，文化无从涉及，除“耕战”一事外，不知其他生活方式。这样，国家就会永远长治久安，此即“愚民易治”。

周代农耕文化中的民本因素随着“封建亲戚”被带到各个邦国，与当地文化融合，在融合过程中，民本或被加强，或被削弱。

具体来说，在齐，民本因素被加强，在晋，民本因素被削弱。 齐地固有的东夷海洋文化对民本本身就有亲和力，所以在和周文化融合过程中，它吸收了周文化中的尚德保民。

而晋文化所吸收的来自戎狄的游牧文化则排斥民本，所以在其后的发展中，晋文化的民本成份越来越少，以至追求极端专制。

因此，齐法家追求理性的君主专制，而晋法家则追求绝对君主专制，事事从国家和君主角度考虑。

其三，就“礼”而言，齐法家主张“礼、法兼容”；秦晋法家强调“一任于力”。

齐法家在强调“法治”的同时，还重视“礼”“义”的作用。比如他把“礼义廉耻”比作“国之四维”，认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四维张则君令行”（《牧民》）。

另外，在人性论上，齐法家认为人性可以通过教育可以改变，

统治阶级只要做到“教训成俗”，就可“刑罚省数”（《权修》）。 齐法家还认为，治天下应“重法”，但不能“重力”，不能一味“以力使”，而应“以德使”，才能做到“民从之如流水”（《君臣下》）。由此可见，齐法家的“法治”思想吸收了儒家提倡的“德主刑辅”的思想。

与齐法家不同，晋秦法家认为“德治”，“礼治”是上古时代的产物，那时，“人民少而财富有余，故民不争”，故用“德”，“礼”就能治天下。而现在“人民贫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韩非子.五蠢》）。况且东周时期，国与国争战不休，“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商君书.开塞》），要生存发展，就必须“以法为本”，“不务德而务法”（《韩非子.显学》），“任其力不任其德”（《错法》）。否则，只能走向“奸民”横生民疲国弱的道路。

其四，就“刑”而言，齐法家主张“宽刑省禁”；秦晋法家强调“严刑峻法”。

管仲主张对人不能滥施刑罚，即使对犯有“不用上令”，“寡功”，“政不治”等严重罪行的人，也可以给予两次改正悔过的机会，即所谓“一再则宥，三则不赦”（《国语集解.齐语》）。管仲甚至还主张人犯可以用“赎刑”的办法获得免刑。他任相后的改革措施之一就是下令重罪者“甲赎”，轻罪者“盾赎”，从而使齐国一时“甲兵大足”。这种观点与齐法家的“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戳不足以服其心”的观点是一致的。

晋秦法家则不然，他们坚决反对赦罪和减免刑，再三强调“不有过，不赦刑”。认为“赦死轻刑，社稷将危”，因而坚持“有过不赦，有善不遗”的原则。在他们看来，采取“有过不赦”政策，并不在于惩罚本人，目的在于起威慑作用，即“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商君书.爱臣》）。若对犯人进行赦免或减刑，就起不到”止邪的作用。

基于此，晋秦法家基本都主张“轻罪重判”原则。商鞅说：“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商君书.靳令》）由此可见，晋秦法家是典型的“重刑”主义者。

知识点：

A、目标：富国强兵

一、时代的呼唤强力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