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新军事变革与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

世界新军事变革与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一、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基本情况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军事领域兴起了一场新的深刻变革，即“新军事变革”。

这场新军事变革兴起的主要背景，一是国际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新的格局尚未形成，世界大战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不会发生，但局部战争仍时起时伏；二是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对武器装备的发展、军事思想和战争形态的变化，以及军队建设及编制体制的调整均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其实质是工业时代以来建立起来的现行的机械化军事体系，向未来信息化军事体系的整体转型，即机械化基础上的信息化。

变革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革新”、一个“转变”。

四个“革新”也就是：革新军事技术，推进武器装备的信息化；革新体制编制，重新编组军队的结构；革新作战方法，以发挥信息化装备的优势；革新军事思想，以新的理念谋划作战与军队建设。

一个“转变”，就是通过上述四个方面的革新，推动战争形态从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的方向演变。

概括起来，这场新军事变革主要具有以下五个特征：一是武器装备智能化。

其重要标志是各类精确制导武器逐步成为战场的主角。

这一点由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中，美军使用的精确制导弹药占使用弹药总量的比例呈对数式增长可见一斑。

二是编制体制精干化。

提高质量、减少数量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军队建设的普遍趋势。

通过裁减数量、调整编制体制、优化军兵种结构，增加军队科技含量等措施，军队规模更趋精干，战斗力普遍增强。

三是指挥控制自动化。

从20世纪60至70年代起，在短短二三十年中，使指挥控制实时高效的C3I系统先后进化为C4I与C4KISR，使军事指挥控制达到空前的水平。

四是作战空间多维化。

随着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内的广泛运用，作战领域正逐步由传统的陆、海、空三维空间向陆、海、空、天、电（磁）五维空间扩展。

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表明，谁拥有制信息权，谁就能掌握高技术战场的主动权。

五是作战样式体系化。

近期几场局部战争表明，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是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对抗，诸军兵种的协同作战已发展到诸军兵种的联合作战。

在机械化战争阶段有陆、海、空的协同作战，但它只是协同。

随着信息化战争阶段的逐步到来，“空地一体战”、“空地海天一体战”便向着真正的体系对体系的“联合作战”发展，这其中的关键是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成为诸军兵种之间形成完整体系的粘合剂。

这场新军事变革带来四大趋势。

趋势之一是战争越来越注重效果。

工业时代以来的战争大都属于“高耗型战争”，不仅耗费巨大，而且旷日持久。

而随着信息技术为军队作战日益提供种种前所未有的新能力，应当力求以尽量少的兵力投入、物力耗费和尽量短的时间，通过各种信息化的侦察探测手段，中远程精确打击，广泛开展特种战和心理战去达成最大的战略效果。

这在伊拉克战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整个“快速决定性作战”计划，就是按这种理念制定的。

趋势之二是作战方式向“网络中心战”发展。

所谓“网络中心战”，就是信息时代的联合作战。

就是借助计算机和互联网系统，把整个军队的侦察探测系统、指挥通信系统和火力打击系统，在很宽广的领域链接成为一个统一的信息网络，使各级、各军兵种、各部队、各部门以及各个作战单元、各种武器平台，包括单个的士兵之间能够作到快速的信息互通，从而实现一体化的联合作战。

典型的作战表现就是“发现即被摧毁”。

趋向之三是：军队信息化建设向网络化、智能化和太空化的方向发展。

趋向之四：军队结构向规模轻便化、多能一体化和指挥扁平化的方向发展。

规模轻便化，是为了增强部队的战略投送能力和机动作战能力，“改师为旅”就是其中的典型表现。

指挥扁平化，就是把以往层级多、纵深长的指挥系统，改造成适合信息快速流通的扁平式“网”状体制。

军事变革对世界的影响，简单概括有如下四点。

一是新军事变革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战争理念，改变了现代战争面貌，促使各国重新审视安全环境和战略策略，依据客观环境和主观需求积极主动地进行战略调整。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出于维护其霸权的需要，已进行过三次军事战略调整：自上个世纪90年代，美，俄，英，法，日等国不甘落后，为谋求在国际舞台上的有利地位，积极顺应世界新军事变革发展的潮流，纷纷进行战略调整。

一些发展中国家基于维护自身安全的考虑，在战略上也做出了必要凋整。

可以预见，随着新军事革命的深入发展各国还会进行新的战略调整并促进国际战略格局进行新的整合。

二是新军事变革有可能加剧战略力量对比的失衡，使各国已经存在的差距不仅不容易缩小，反而有可能扩大。

可能会诱发新一轮军备竞赛，甚至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军事系统特别是武器装备的新的更大的"时代差"，从而对世界和平、发展和安全构成新的威胁。

三是新军事变革不仅使军事手段的地位和作用明显上升，而且会刺激新干涉主义进一步抬头，给世界和平与地区安全带来新的威胁。

新军事变革为运用军事手段达成政治目的，提供了低风险、高效能、多样化的可能选择。

现在，高新技术使战争的可控性显著增强，也使军事手段的运用空间进一步拓展。

据统计，冷战时期发生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年均为4次，而冷战后年均却达10次之多。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认为,拥有绝对军事优势是处理国际危机的前提。

自l990年以来，美国对外出兵达60次，占二战后对外出兵总数的一半以上。

四是发展中国家战略选择的难度进一步增大。

新军事变革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防建设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比如，可以吸收和运用世界军事科技的成果，推动本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军事变革的经验，使本国的军事改革少走弯路。

但是，世界军事发展的强劲势头是一把双刃剑，发展中国家在战略选择上面临两难困境：如果不顺应世界潮流。

积极推进本国的军事变革，大力提高国防实力，与发达国家军队存在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国家安全就没有保障；如果把主要力量用在军事发展上，就会影响国家经济建设，从根本上削弱国家的综合竞争能力。

面对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发展中国家何去何从，怎样决断，是一个关系重大、非常复杂的战略难题。

二、我国加快适应新军事变革的战略意义及紧迫性人类进入新世纪至今不过三年半的时间，却已经历了两场具有重大世界影响的区域战争――阿富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

而不论其战争形式及开战理由如何，这两场战争的实质都是一个主权国家对另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和占领；此外，各种形式的恐怖袭击频繁地发生在世界各地，给各国人民造成了难以估量的财产和生命损失以及巨大的精神创伤；中东地区的以巴冲突持续不断并日益加剧，亦对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以及世界和平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在中国的周边地区，由于美国政府或明或暗的怂恿及支持，日本政府废置“和平宪法”，大力扩充军备，并以“维和”名义打破了向海外派兵的禁忌；越南、菲律宾等国完全无视《南海各方行为守则》，正加紧蚕食侵犯我南海地区的海洋领土权益及各项资源。

鉴此，当前的国际形势及周边局势告诉我们，“世界和平”还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中国的国家安全更是遭受日益严重的挑战及危害。

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现行的国防政策及军事战略做出检讨和反思，进而重新确立能够切实保障中国国家安全的国防指导原则及军事战略思想。

然而，我国军事状况不容乐观。

十九世纪初期，中国人在引进介绍西方新军事观念上并不落后，但国家科学技术和重工业的落后，机械化部队所使用的坦克、重炮、高射炮、卡车、摩托车、舟桥器材、无线电通讯器材都不能自行制造。

中国军事领域的有识之士只能纸上谈兵，做无米之炊。

在日本入侵的情况下，中国于1938年组建了第一个能够实施战略任务的坦克师，同年扩建为机械化军，后来加入中国远征军序列入缅作战。

在内战中，这个机械化军在淮海战役中全军覆没。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5年3月，中国军队机械化部队才重新发展到能够执行战略任务的师一级规模。

中国虽然较早地成立了机械化坦克部队，但同欧美国家的根本差距在于：欧美国家都有自己的先进武器制造业，飞机、坦克、重炮都依靠本国自行设计制造，而中国机械化部队重武器装备都依赖进口，用欧美国家和苏联货七拼八凑起来的，空军和微不足道的海军亦如此。

这种情形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逐渐改观。

新中国成立后的年代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事现代化进展最快。

成效最大的时期，虽然期间有反右、文革的严重干扰，但毕竟实现了飞机、重炮、坦克、小型军舰及常规重武器的自行设计和生产，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常规武器和包括核武器在内的非常规武器的军工体系和相关的科研体系及重工业体系。

原因是大陆能够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以国际武器发展水平为参照，对国防建设进行人力、物力、财力的统一规划。

但从横向比较而言，由于现代化起步的较晚、加之近半个世纪的内战、外部入侵、以及新中国初建时内政外交经验不足，被动地卷入朝鲜战争，加之大跃进、反右、文革、等等原因，军事现代化程度与西方国家相比，差距仍然是比较大的。

我们以20世纪军事领域一些重要事件为参照，作一比较是很有必要的。

法国在1916凡尔登会战时，就大量使用汽车运载军队。

1916年，英国人发明坦克并于当年使用于松姆河会战。

苏联军队在1933年、德国在1935年就举行了军级规模的机械化战争与空军协同作战演习。

德国在1938年吞并奥地利苏台地区时使用了摩托化步兵师。

反观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国共内战中，武器装备和作战水准基本上还处于欧洲1918年左右的水准。

1956年7月，在苏联协助下，长春汽车厂出产了第一批完全自行设计制造的国产汽车，中国陆军的摩托化总算有了自己的工业基础。

1956年，中国出产第一架歼5喷气式战斗机，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能够掌握喷气技术的国家之一，空军有了自己的飞机制造业。

1959年，中国出产第一辆国产坦克，终于有了自己的坦克制造业。

于1954年1月，由刘伯承元帅负责，在山东半岛举行了我军有史以来第一次地、空诸兵种协同作战演习，然而比之欧洲晚了近二十多年，且只有八千人的规模。

十九世纪80年代中期的华北军事大演习所显示的机械化作战能力，也没有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场1943年的库尔斯克坦克会战。

1964年11月中国第一次核武器试验成功，进入世界核大国行列，但比美国晚了十五年。

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1号”攻击核潜艇建成服役，中国从此进入了核潜艇大国之列。

但比美国晚了将近二十年。

1958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中国到了1971年才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而在1969年4月，美国“阿波罗”号宇宙飞船已经完成载人登月计划。

在航天技术上，中国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由于满足于国内战争经验所总结出的陈旧理论，对于高新技术时代新军事革命缺乏预见，加之“文革”内乱结束后百废待兴，国防建设一度进展缓慢，直到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本世纪末的“科索沃战争”的结果呈现在世人面前，才开始意识到军事理论和武器系统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巨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