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散文分类之我见

现代散文分类之我见长期以来，关于散文的分类问题一直困扰着现当代散文的研究者。

他们雄心勃勃想在散文的“类型学”方面有所建树，或是为了便于操作企图对散文加以分类规范，然而由于散文历史的漫长，由于古代散文品种的繁多和古代文论家分类的繁琐，以及散文文体本身的难以规范，加之分类标准的不统一、不一贯，还有分类者本身辨析能力的不足等原因，结果可想而知，自“五四”开创现代散文以降，关于散文的分类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各行其是。

这些分类或则失之于简陋；或者繁杂重复；或则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或则划分交叉，有的剩余，有的超出。

总之，中国现代散文的分类，总体上是混乱无序、不能令人满意的，能够让大家普遍认同的分类可说是少之又少——这多少反映出了现当代散文研究者的无奈，但更是散文的宿命。

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历史。

早在1924年，王统照发表了《散文的分类》一文，试图对散文做系统的分类。

他将散文分为历史类的散文、描写的散文、演说的散文、教训的散文、时代的散文五大类，王统照的分类显然偏于“广义散文”，而对“狭义的现代散文”即抒情文和小品文却忽略了，而且他的“时代的散文”已经包括了其他类型的散文，犯了大概念与小概念不自洽的毛病。

以后，苏雪林在《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中又将“小品文”分为九类，即思想表现类、讽刺类、幽默类、美文类、游记类、哲学幽默混合类、日记类、书翰类、传记类。

林慧文在《现代散文的道路》中，将现代散文分为小品、杂感、随笔、通讯四类。

贺玉波在《小品文作法》中则将现代小品分为“记叙小品”、“抒情小品”、“说理小品”三大类。

这些分类，有的持“广义散文”尺度，有的以“狭义散文”为标准；有的着眼于散文的内容，有的立足于散文的功能；有的对表现方式，艺术风格显然更感兴趣。

由于没有统一的分类标准，加上理论素养较为薄弱，这样交替、重叠、混乱就在所难免。

以上简要回顾了现代散文史上几位散文研究者对现代散文的分类，那么进入当代之后，散文的分类是否就科学一些、客观一些、自相矛盾少一些呢？应该说，当代的散文分类较之现代有了一些进步，其表现是分类较多考虑到贴近散文的本性，特别是强调了散文的“抒情性”、“艺术性”特征，在表述上也较为简洁清晰。

不过若从理论的周严性、自洽性和抽象概括力来考量，当代的散文分类同样千疮百孔，经不起哪怕认真一点的推敲。

就拿在散文研究方面成绩颇大，有相当影响的佘树森先生来说，在《散文创作艺术》一书中，他将散文分为“抒情散文”、“随笔散文”、“纪实散文”三大类，在“抒情散文”名下，又分出“冥想体”、“描写体”、“记叙体”、“絮语体”四小类。

在“随笔散文”下又分衍出“随感体”、“文艺性短论”、“知识小品”三小类。

“纪实散文”则包括“人物记”、“风物记”、“生活记”若干类。

这样的分类细则细矣，但同样犯了过于琐碎、交叉重叠的弊病，至于将“冥想体”、“记叙体”、“絮语体”归进“抒情散文”名下，就更让人摸不着头脑：难道“随笔散文”不需要冥想和想象吗？同理，难道“纪实散文”不需要“记叙”吗？此外，“絮语体”从“五四”时期从外国引进，一开始就与“随笔”沾亲带故。

可见，佘氏的分类，确有诸多混乱可疑之处。

除了佘树森之外，吴调公、刘锡庆、喻大翔、李光连、方遒、王彬、徐鹏绪、周海波等研究者也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现代散文进行分类，虽然有的较为严谨，较注重学理性，如喻大翔。

有的较为草率，如刘锡庆的“弃‘类’成‘体’”，力推“艺术散文”，对“随笔”、“小品”加以排斥，就显得十分粗暴草率。

但总的来看，上述诸家的分类尚停留于经验的层次，尚未突破传统散文观念的藩篱。

相较而言，林非先生的散文分类就较为包容，也较有弹性。

在《关于中国现代散文史研究的问题》等文中，林非认为狭义散文主要指“抒情性”散文，但广义散文也有“文学性”的成分。

同时，他还以散文的“抒情”、“叙事”、“议论”三大功能为标准给散文分类，认为正是这三种功能组成了一部丰富多彩的中国现代散文史。

林非分类的优点，是紧扣散文的“文学性”、“真实性”和“真诚性”，这应当说是抓住了散文的牛耳。

不过他将“散文诗”视为散文家族中的一员，又将日记、书信等日常应用体裁不加甄别划进狭义的范围，则有待商榷。

大陆的散文分类令人眼花缭乱，却又大有不得要领之感。

台湾的散文分类同样令人失望。

比如散文家兼散文研究者杨牧于1981年作有《中国近代散文》一文，首先他将20世纪初叶以来的白话散文统称为“近代散文”，就让人不得其解，有一头雾水之感。

其次，他将现代散文归为小品、记叙、寓言、抒情、议论、说理、杂文七大类，其散文的概念比之“五四”散文草创初期还要宽泛。

再说，“小品”与“杂文”有何区别？“议论”与“说理”有什么不同？“寓言”与其他类不同级别，如何兼容？又为何将其硬拉进来？这些，在杨牧的文章中都是一锅粥。

可见杨牧的现代散文分类是大而无当、混乱不堪的。

在这里，我们还必须提到郑明俐，因为她不仅是“学院派”，是“台湾第二代散文批评家的领衔人”，而且她一直致力于构建现代散文的理论体系。

但从她的散文专著《现代散文类型论》来看，她对于现代散文类型体系的建构并未达到她的“为现代散文定位”的理论预设。

她将现代散文分为“主要类型”和“特殊类型”两大类。

“主要类型”包括“情趣小品”、“哲理小品”和“杂文”。

“情趣小品”之下又有“人情小品”、“物趣小品”两小类。

“哲理小品”下有“直接式说理”、“抒情式说理”、“叙述式说理”三小类。

“杂文”下有“社会批评”和“人生批评”。

“特殊类型”又含“日记”、“书信”“序跋”、“游记”、“传知散文”、“报道散文”、“传记文学”七个类别。

郑明俐的散文分类的致命处主要表现在：第一，分类流于繁杂琐碎，叠床架屋，且有将散文类型泛化，向“广义散文”靠拢的倾向，这其实是一种倒退，既有悖于现代审美趋于简洁清晰的原则，也不利于当代散文在艺术上的提升。

其二，标准混乱、自相矛盾。

举例说，“杂文”和“情趣小品”、“哲理小品”根本就不属于同一级别，且“杂文”早就从散文中剥离出去，现在又有什么必要将他列为散文中的一大类。

再如“哲理小品”又如何能包括“抒情式说理”和“叙事式说理”。

另外，难道“情趣小品”就不需要“抒情”和“叙事”吗？还有“主要类型”和“特殊类型”，不知又是根据什么理论或创作实际来划分。

概而言之，郑氏的雄心很大，但她的分类却极其混乱不成熟，有的地方甚至是随心所欲，既缺乏周严的理论界说，又与当代散文的创作实际相去甚远。

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可能与她知识来源较杂，预设的理论目标太高，而学力又有所不逮有关。

相较而言，余光中对散文的分类虽不像郑明俐那样“体系化”和“学术化”，却更易于为人所接受。

如他在《十二文集——散文选集自序》里，将散文分为抒情文、议论文、表意文、叙事文和写景文五类。

在《散文的知性与感性》中，他引进了“感性”和“知性”两个术语，以此来统领议论文、描写文、叙事文、抒情文，可说是别出抒机、独辟蹊径，是较接近散文美学和最富弹性的散文分类。

当然，余光中的散文分类更多的是他作为杰出散文家和诗人的艺术感性、眼光、机智和问题意识的体现，至于理论的阐述，学理的论证则是远远不够的。

也许正是如此，孙绍振先生才会感慨：“散文理论是世界性的贫困，它的学术积累，不但不如诗歌、小说、喜剧，而且连后起的、爆发的电影，甚至更为后发的电视理论都比不上”。

为了更进一步探讨现代散文的分类问题，下面再花费一点笔墨，对流行的“三分法”分类——抒情散文、叙事散文、议论散文的分类谈一点简单的看法。

应该说，尽管对散文的分类莫衷一是、众说纷纭。

相较而言，抒情、记叙、议论的“三分法”，还是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可。

不但大部分散文专著采纳了此说，就连现行的高校写作教材、中学语文教材以及教学参考书，基本上也认可了这种分类法。

“三分法”之所以被普遍认可，主要得益于如下几点：一是分类标准较统一，即都是从表达方式着眼；二是简洁明晰，易于把握和分析；三是贴近散文的本体特征。

正由于“三分法”具备了上述三优点，几十年来大家都在沿用，并没有觉得这种划分法有什么不妥，有什么欠慎密或需要调整改进之处。

但是，假如我们有点“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加上具备一定的学理性和思辨能力，我们就会发现，“三分法”的漏洞还真的不少。

第一个漏洞，一切艺术都是感情的产物，而作为“抒自我之情”的散文，更是感情的宠儿。

可以说，任何一篇散文，都离不开感情，即便是先秦和汉代，也有许多抒情意味十分浓厚之作，至于唐宋、明清就更不用说了。

因此，将散文分为抒情散文、叙事散文和议论散文，实际上是降低了散文的抒情审美作用，也不符合中国散文史的实际情况，违背了中华民族特有的诗性文化精神。

第二个漏洞，机械地割裂了抒情、叙事和议论三者的水乳关系。

实际上，任何一篇优秀的散文，抒情叙事和议论都是浑然一体，不能任意分割的。

举例说，鲁迅的《藤野先生》，过去我们一直将它看作一篇典型的记叙文，然而它是借助记叙藤野先生的一些往事抒发了对藤野先生的敬重和热爱之情，以及复杂的爱国热情。

既然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非说它是叙事散文而非抒情散文呢？再看朱自清的《背影》，它的主要表现方式不是抒情，而是写人和记事，因此不宜将其列进抒情散文。

至于《荷塘月色》主要的表达方式是描写，而杨朔《茶花赋》等抒情散文的表达方式是记叙。

可见，单纯抒情的散文其实是很少的。

如果一个作家只满足于一味地去“抒情”，则他的作品很容易流于空洞无物。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叙事中抒情，在抒情中说理，在说理中融入情趣，三者浑然一体，相辅相成，此乃散文创作的常态。

“三分法”无视散文创作的这一艺术规律，硬性将其割裂开来，这无疑是它的第二个漏洞。

第三个漏洞，根据中国散文创作的实际情况，散文的表达方式一般有五种，即叙事、描写、抒情、议论和说明。

而“三分法”划分只考虑到叙事、抒情和议论，而置“描写”和“说明”于不顾，很明显这是考虑不周，从而导致划分有剩余，这是“三分法”的第三个漏洞。

当然，“三分法”的漏洞还不止这些。

比如散文可分为抒情散文、叙事散文和议论散文，那么，小说是不是也要分成叙事小说、抒情小说和议论小说？我列举了“三分法”这么多“漏洞”，其实也不是完全否定“三分法”存在的合理性，而旨在说明：即便被我们当成金科玉律，一成不变的一些散文规范，事实上也不一定客观科学、符合散文的创作实际。

事实上，这些散文规范有不少已成了散文发展的障碍。

因此，在散文界呼吁建构新的散文体系的今天，我们应该站在新世纪的制高点上，重新审视散文的“三分法”，并力图对现代散文做出新的分类。

从中国散文的历史和审美本体性出发，再结合“类型说”的理论和分类的原则，我认为我们可以将中国现代散文划分为这样五大类：主情散文、闲聊散文、智性散文、纪实散文和说明文。

下面略加阐述：第一类：主情散文。

这一类散文并非只是一味抒情，它也记叙，也描写和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