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瑞典社会保障及就业政策对我国就业模式的借鉴

试论瑞典社会保障及就业政策对我国就业模式的借鉴郑伟（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福建厦门361000）【作者简介】郑伟（1984-），男，福建福州人，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系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执政党的建设与领导科学。

【摘要】瑞典是欧洲重要高社会福利国家之一，分析上世纪瑞典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经验与弊端，试图为当前我国当前扩大内需，增加就业，提高居民社会福利改革提供一定借鉴，同时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理论贡献。

【关键词】瑞典；社会福利；就业政策；中国；就业模式【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36（2012）01-0176-03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经济开始高速发展，经过30年的腾飞，目前我国已步入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国家行列。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的逐步深化，其本身的不足也开始渐渐地显现出来，其中最突出的问题表现在就业上。

2002至2008年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4.0-4.3%的较低水平，但我国的实际失业率则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据人力资源部有关专家做出的统计，2008年仅北京及周边地区的实际失业率已达5.5%，大大超过亚洲平均失业率。

而且这个趋势有可能继续加大，受国际经济局势的影响，我国2010年的失业率将超过4.5%（2009年注册失业率）。

在战后发展社会福利国家制度的瑞典，通过一系列的相关政策使自身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世界上少数的高福利制度国家之一。

而其关于分配与就业政策的“瑞典模式”近年来也逐渐为世界各国所研究借鉴。

瑞典实行的积极就业政策能够为我国正在转型的市场经济就业模式提供参考，对于瑞典社保、就业政策的研究也有利于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就业政策，降低失业率，缓解社会矛盾，以保持我国经济的继续高速稳定发展。

一、“瑞典模式”的社会保障制度总体来说，瑞典的经济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的，其就业模式有三个特点。

第一，在瑞典经济实施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国家政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比对任何其他市场的影响更大。

第二，瑞典已经建立起一种比较特别的社会福利模式以及一种独一无二的、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而这种政策为瑞典就业提供了可靠保障。

第三，瑞典的劳动就业政策是建立在高成本、高税收基础上的国家福利政策，与国民收入的关系相当密切。

（一）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福利”（社会民主党）相结合。

自上个世纪30年代瑞典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后，瑞典政府就提出了“让民主支配市场，民主对经济和企业活动制定规则”的政策目标。

瑞典社民党提出“按照努力获得报酬”，鼓励公民努力工作，再结合社会福利扶持创造就业岗位，以达到经济的高速增长。

由此可见，“积极就业”政策在瑞典成为经济发展的必要内因，有效地提高了低收入者的富裕程度，促进平等民主的发展。

这种制度一直延续至今，仍然发挥着强大的作用，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必须指出的是，同当今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瑞典的资本主义模式以强大的社会福利作为保障，两者相辅相成，前者称为后者的助推器，而后者则是前者的稳定器。

（二）瑞典的高税收政策及其影响。

为了给社会福利国家的模式筹措资金，瑞典的直接税和间接税较高。

在1991年瑞典税制改革前，全日制工作的工人边际税率为60%-70%，税制改革后这个数字仍然达到50%，而且瑞典的平均税率也高达30%，高收入者的平均税率更达40%-50%。

高边际税率尽管导致了部分瑞典人不愿意加班加点，但给瑞典人带来更多的是高福利的社会保障。

瑞典的失业保险金在1993年之前占据工人失业前工资的90%-95%，尽管近年来所下降，但失业工人仍然可以领到其失业前工资黑河学刊Heihe Journal 2012年01月总第174期第01期Jan.2012Serial No．174No．01176··50%左右的失业保险。

这个比例在欧美等西方国家中是名列前茅的。

在公共退休金方面，瑞典的退休金种类可以分为基本养老金、辅助养老金和企业年金。

一般来说，这三部分加在一起，相当于职工在职时薪金的60%—80%。

另外，由于个人储蓄和政府对老人的税收倾斜政策，退休职工可以在相当优越的物质基础上享受体面和悠闲的退休生活。

为此，国家需要投入庞大的资金以保证退休金发放，所以瑞典的公共退休金是其整个福利制度中最昂贵的一部分。

1987年瑞典公共退休金支出已占其GDP的11.33%，这个数字在2005年更是上升至14.58%。

由于公民退休人数的不断增加，这个数字还在继续增大。

尽管国家投入了高额资金发展公共退休金，但瑞典政府仍可依靠高额税收保证其财政收入，不至于导致较大的财政失衡。

（三）瑞典的就业策略。

“给每个人就业机会”（Employment for all）的原则是瑞典社会福利政策的主要原则。

过去60年来，瑞典一直以使失业减少到仅仅是“摩擦性”水平为战略目标。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一度把充分就业作为重要经济目标中的“第一目标”。

瑞典的“充分就业”政策更强调的是积极就业而不是现金救济。

在这点上，瑞典与同是高福利国家的丹麦是完全不同的，1998年丹麦把GDP的大约5.5%用于现金支付这种消极措施上，而同年瑞典只把约占GDP1.1%的收入投入到现金支付。

从同属于“北欧模式”的芬兰、丹麦与瑞典等国家就业保障政策的比较可以看出，只有瑞典一国长期保持着强调“充分就业”的政策，而这种政策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与2007金融危机时期为瑞典的就业稳定提供了保障。

瑞典之所以能够保持相对低的登记失业率，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政府提供了大比例培训项目，包括临时工作项目与其他项目。

同时，政府也为残疾人在公开的劳动力市场提供就业培训，如果残疾人不能正常就业，政府利用行政手段为其创造保护性就业。

还必须指出的是，瑞典的“充分就业”政策与低通货膨胀率是紧密挂钩的。

瑞典主要执政党社会民主党实行把充分就业同较低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结合的政策，社民党于1991年发表的党纲中写道：“不能仅仅为了降低价格，而迫使人们失业。

”“各种成本上升太高会导致失业率的上升，我们要制止这种趋势。

”这些都表明了充分就业的实质是在限制总需求的同时保持低的通货膨胀率。

实践证明，这种措施在短期内很有成效，但长期而言，如果充分就业是被高需求的经济创造出来的，那么企业就会开出高价工资吸引工人，这就很难保证没有通货膨胀的工资增长。

所以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瑞典的通货膨胀率高达10%，于是瑞典政府在保障就业方面的高投入在收到成效的同时也产生了相对的问题。

二、瑞典就业模式的成功之处（一）充分协调的雇佣制度。

在瑞典，劳动力既可以被雇佣在劳动力市场，也可以被雇佣在劳动力市场政策的项目中。

后者为前者服务，其大小随着正常劳动力市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这就造就了十分灵活的劳动力流动体制。

对于就业和失业问题，瑞典人的观念是“就业和失业就像轮盘一样，可以相互转换”。

国家大投入保障失业无业人员的最低生活水平在合理范围内，大大降低了雇员对失业的恐惧心理。

瑞典的劳动力流动率很高，在欧盟国家里排名第二。

根据瑞典工业部门近年来的统计，瑞典每年大约有10%-12%的工人更换雇主，即使是在经济危机的年份，这个数字也保持在6%-7%之间。

瑞典雇员可以通过自由流动来增加工资收入，改善工作环境。

同时，瑞典政府认为增加跨地区与跨行业劳动流动性是提高就业率的有效途径。

瑞典在劳动培训、全国性劳动力网络建设以及私人就业中介机构等方面已十分成熟，从而进一步保证了劳动力质量和劳动雇佣效率。

（二）完善发达的工会制度。

瑞典就业制度最成功之处在于使工会制度同就业模式良好的结合在一起。

瑞典公会运动的结构大体如下：总工会（LO）、职员中央组织（TCO）、高级管理人员及文官工会（SACO）及工团主义者工会中央组织（SAC）。

此外，瑞典还存在多个与政党联合执政的大型工会，他们在制定就业政策、经济发展模式等国家政治事务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工会在解决劳资双方纠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38年，工会联合会与雇主联合会通过谈判达成签订了“萨尔茨耶巴登”协议，这个协议规定了解决劳资纠纷的程序、机构等等，对企业主的管理特权作了一些限制。

简单来说，就是工会有权代表工人及其利益集团同雇主谈判，如不能达成一致协议，则政府指派一名调停人介入谈判，促成问题的解决。

瑞典的劳动力市场是由劳资双方共同管理的。

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瑞典成立了全国劳动力市场委员会，其组成部分包括政府、工会以及企业家等等。

这个机构在宏观政策、职业培训计划、失业救济以及劳动力保护方面为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工会在其组织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三）工人参股企业制。

至今，瑞典一直实行1983年议会通过的“雇员投资基金”法案。

该法案规定了雇员可以以个人或者集体的形式入主企业，标志着雇员开始拥有集体掌握资本的权力。

该基金由工人直接掌握，每年从各股份公司中征收税后利润的20%左右，并同时将公共附加养老金提高0.2至0.5个百分点，征收的基金主要用于对企业股票的投资。

这种工人参股企业的模式不仅在稳定就业，调和劳资矛盾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且对限制私人资本所有制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同时，对于提高工人就业积极性也起到了良性成效。

三、瑞典模式对转型时期我国就业的启示177··□编辑／付国霞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衡量一种制度是否先进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30年的改革开放经验告诉我们，我国的劳动就业制度改革也必须以邓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从实际出发，逐步向社会主义劳动力市场过渡。

瑞典模式的就业政策对于正在转型的我国劳动力市场仍然具有较强的借鉴作用。

（一）由“消极就业”转变为“积极就业”。

前文中提到瑞典实行的“积极就业”政策———通过劳动市场的“积极”政策配合宏观经济政策，解决了长期困绕政府的失业问题，使得瑞典在较长时期内基本实现了“充分就业”的目标。

在其“积极”劳动市场政策方面，值得中国学习的经验有很多，具体来说集中反映在两大方面，一是广泛建立“积极”的再就业培训；二是“积极”的劳动力流动政策。

其一，“积极”的再就业培训计划要求政府和企业不能单纯的把企业“溢出”的雇员直接推进失业范围，而是可以通过政府组织、政府与地方企业联合的形式科学合理的成立职业培训所。

其二，政府应当打破原先政策对劳动力的束缚，积极支持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以达成有计划的劳力流动。

其三，政府职能部门应当转变原先各自为政的孤立状态，不能把促进就业仅仅看作是劳动保障部门的职责，还必须通力合作，多方面采取协同政策共同促进积极就业。

（二）发挥集体工会作用，调节工资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