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理论与实证
幸福经济学研究述评
快 乐 不 能 持 续 。反 而 会 陷 入 一 种 对 金 钱 的 习 惯 性 依 赖 。 研 究 表 明 ． 金 钱 以 外 的 因 素 如 幸 福 的 家 庭 、健 康 和 对 时 间 的 重 新 分 配 能 够 增 加 个 人 快 乐 。 黄 有 光 认 为 ，金 钱 既 不 能 买 到 幸 福 ，也 买 不 到 生 活 质 量 赚 钱 比赛 是 个 人 的 非 理 性 选 择 ，针
科 的 理 论 挑 战 ，并 遭 受 大 量 的 经 济 社 会 实 际 情 况
水 平 的 降低 主要 来 源 于 两 个 方 面 ：生 产 产 生 的 环
境 污 染 以及 相 对 收 入 效 应 二 是 认 为 幸 福 与 收 入 弱 相 关 甚 至 无 关 。 一 些
的 质 疑 。 理 查 德 ・ 斯 特 林 提 出 的 “ 斯 特 林 悖 伊 伊
维普资讯
幸 经 学 究 评 福 济 研 述
口 杨雪锋 （ 浙江财经学院工商管理 学院 杭 州 ３０ １ ） Ｉ １０ ８
摘 要 ： 在 “ 斯 特 林 悖 论 ” 提 出 之 后 ， 幸 福 一收 入 关 系 受 到 主 流 经 济 学 之 外 的 广 泛 关 伊
注 。 多 学 科 的 共 同 参 与 ， 使 幸 福 经 济 学 的 研 究 呈 现 出 百 家 争 鸣 的 局 面 。 鉴 于 该 领 域 观 点 的 多
学 科 背 景 ， 有 必 要 对 当 前 的研 究 文 献 进 行 归纳 和 梳 理 ， 以 获 得 对 经 济 学 理 论 价 值 和 政 策 含 义
论 ” ①和 不 丹 国 王 旺 楚 克 在 １ ７ 年 提 出 的 国 民 ９０
幸 福 总 值 概 念 及 其 政 策 实 践 ②．开 创 了 幸 福 经 济
民生幸福与公共服务治理：一个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综述
公共事业 ， 发布公共信息等， 为社会公众生活和参与 社会 经济、 治、 政 文化 活动提供保 障和创造条件” （ 温家 宝 ，０ ４ 。广 义 的公共 服 务 则是 以公 共 精 神 ２０ ）
（ 支持人 民实 现 生 存 与 发 展 、 自我 实 现 、 重 、 属 尊 归
与爱等精神需求） 为导向， 以公共制度 （ 兼顾公平和 效 率 的制度 设计 ） 为基础 ， 以具体 公 共 服务 （ 基 础 如
郑 卫 荣 ， 素雄 吴
（ 温州 医学院 人文 与管理学 院 ； 浙江 温州 ３５３） ２ ０ ５
摘
要 ：民生幸福是政府善 治的价值 导向， 公共服务承 载着民众对幸福 的现 实诉 求。民生幸福视 角下的公共
服务考察 ， 关注幸福 感知 的综合性 内涵 ， 示公共服务作 用于民生 幸福 的内在 关联机 理和方式 ， 揭 为政 府公共服务效 能提升和幸福社会构建提供理论 和方法论 。 目前 国内外相 关理论和 实证研 究围绕 不同领域和主题 ， 取得 了相应 的
文献标志码 ： Ａ
文章编号 ：００５ ５ （０ ２ ０ － ４ － １０ －７ ７ ２ １ ）９ ０ ７０ ０ ７
一
、
民生幸福 与公 共服务
政 府善 治 、 建和谐 社会 的切入 点 。 构 政府 如何 对人 民的幸 福 承担 责 任 ？“ 善 公共 改 服 务是关 键 ”２。所谓 公共 服务 ， 是 “ ｌ Ｊ 就 提供 公 共 产 品和服 务 ， 括加 强城 乡公 共设 施建设 ， 包 发展 社会 就 业 、 会保 障 服 务 和教育 、 技 、 化 、 社 科 文 卫生 、 育 等 体
２ １ 以来 ， ００年 中央和各 级 地方 政府 不 断 提 出并 强调 “ 民生幸 福 ” 的政策 目标 ， 当前社 会 转 型 时期 是 发展观 念 的的一 次重大 飞跃 。 以民生幸福 为价值 取 向的发 展观 ， 促使 人们从 仅仅关 注 经济增 长 、 收入增
收入对幸福感影响的研究综述
收入对幸福感影响的研究综述1.绝对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理论传统经济学认为收入的提升会带来生产可能性和预算线的增加，使个体达到更高效用无差异曲线，进而导致个体满足感的提升。
持类似理论的学者还认为，更高收入水平个体的基本需要更容易被满足，获得更高幸福感的可能性增加，因此，会感觉到更幸福。
与传统经济学类似，现代经济学也认为，幸福即效用。
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学研究者倾向于简化问题，将经济收入作为影响效用的唯一因素。
他们认为个体的效用取决于个体的消费，因此，收入的提升帶来了消费的提升，从而使个体收获更高的效用，最终导致个体幸福感的提升。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抛弃了经济学派关于收入提升直接导致幸福感提升的简单化认识。
于是，收入和幸福感之间的非线性关系问题进入学界的视野。
例如，奚恺元认为，经济的发展确实有利于幸福感的提升，但是，许多非物质因素对幸福感也有很大的影响，显然，经济因素不是唯一影响幸福感的因素。
从某种程度上讲，经济水平的提升，导致收入因素对幸福感影响的减弱，从而导致非物质因素对幸福感影响的突出。
在经济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基本需要很难被满足，经济水平的提升对幸福感有较强的正向影响，然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经济水平的进一步发展对幸福感的影响开始减弱。
其他一些学者认为，虽然收入提升了，但其它影响个体幸福感的因素处于变动中，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即“幸福悖论”是由于遗漏变量所致。
利用来自北上广家庭调查的数据，通过序数probit方法分析后得出结论：绝对收入对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影响。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绝对收入对个体的幸福感有较为明显的影响。
如罗楚亮利用我国住户调查的数据分析认为，绝对收入对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使加入了相对收入因素的影响，绝对收入的影响依然显著。
关于绝对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本文比较认同田国强的观点，田国强利用世界价值普查数据和经济研究服务国际宏观数据分析发现，存在一个临界值，当个体的绝对收入没有超过这个临界值时，绝对收入的增加能带来幸福感的提升。
幸福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
幸福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幸福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将”幸福“作为经济学的核心关注点。
这一理论的提出，是为了解决传统经济学过度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人民幸福的问题。
在幸福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民的生活满意度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重要指标。
那么，幸福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又是如何实现的呢？一、理论基础：从传统经济学到幸福经济学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以GDP（国内生产总值）为主要指标，而并非以衡量人民幸福为依据。
这种观点强调经济发展的数量而不是质量，它可能导致环境破坏、资源耗尽以及社会贫富分化。
相比之下，幸福经济学强调平衡人口发展和自然环境保护，以促进人类幸福为宗旨，它考虑到人口的发展和环境的质量，认为衡量幸福需要用人民生活质量来评价。
二、实践探索：从幸福基础设施到幸福城市幸福经济学理论不断得到实践中的推广与落地。
幸福基础设施优先建设是目前广泛推行的幸福经济学实践之一，其中包括口罩工厂、疫苗生产基地等，这些新领域带来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出口并创造廉价商品等多种好处。
再例如，全球华人民间机构“幸福村镇”倡导的幸福城市概念，颠覆了城市规划中以发展规模为核心而忽略实际民生的观念，推动了城市规划的一定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建立了社会服务网络、打造公共空间、支持社会组织等方面。
三、实例分享：四川仁箐镇幸福的案例四川省西昌市仁箐镇是国内首批发展幸福经济的典范之一。
这个小镇上，人们不再强调规模和赚钱的问题，而是关注人民实际生活质量。
生活中长时间的记忆、内心的欢愉、和谐的人际关系和市民对公共服务设施的满意度等都变成了关注重点。
在制定镇域发展规划时，政府采纳了民众意见，不再盲目追求经济发展，而是寻找适合本地特色的发展方向，注重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同时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公共服务，满足居民的需求。
幸福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展示出了经济学健康发展的理念。
幸福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不再着眼于单独的经济发展，而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整体的生活幸福之上，我们发现人民生活质量、环境保护、人际和谐等等一系列问题都已经成为了经济学另一方面的核心关注点。
居民收入与家庭幸福指数的相关性分析
居民收入与家庭幸福指数的相关性分析1. 绪论近年来，居民收入与家庭幸福指数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相关数据，探讨居民收入与家庭幸福指数之间的相关性，为政策制定和社会发展提供指导。
2. 定义居民收入是指个人或家庭在一定时间内获得的货币和非货币收入的总和，包括工资、红利、租金等。
家庭幸福指数是衡量家庭成员主观感受幸福程度的指标，涉及到经济、社会、心理等多个方面。
3. 数据分析选取一定数量的样本，收集居民收入和家庭幸福指数的数据，并进行相关性分析。
通过计算相关系数，可以了解两个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程度。
进一步，可以借助散点图和趋势线来观察两个变量的关系。
4. 结果与讨论分析数据后发现，居民收入与家庭幸福指数呈现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收入较高的家庭通常拥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满足基本需求的能力，因此家庭成员更可能感到幸福。
然而，并非所有的高收入家庭都具备高幸福指数，这表明收入并非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其他因素如人际关系、健康状况等也会对家庭幸福产生影响。
5. 影响居民收入与家庭幸福指数的因素5.1 教育水平：教育水平对个人能力和职业发展有重要影响，高学历人群通常拥有更高的收入水平。
5.2 就业状况：良好的就业机会和稳定的工作收入是提高家庭幸福指数的重要因素。
5.3 社会保障机制：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有助于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减轻经济负担，增加家庭幸福感。
5.4 健康状况：良好的身体健康状况对于个人和家庭的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
5.5 社会支持网络：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可以提供情感支持和资源共享，增加家庭成员的幸福感。
6. 政策建议6.1 加强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为居民创造更多的机会。
6.2 促进就业机会的发展，提高就业率，提升家庭收入水平。
6.3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6.4 加强健康教育，提倡健康生活方式，提高家庭的整体幸福感。
6.5 建立社会支持网络，鼓励社区互助活动，提供情感支持和资源共享的平台。
生态环境对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与实证研究
156引言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类重要的福祉之源。
然而，近现代以来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过度膨胀及人类对物质财富的过度执迷，使得生态环境这一重要价值受到严重忽视。
经过长期的掠夺式开发与不合理利用，当前各类生态环境要素及其服务无疑正变得日趋稀缺，人类进入生态约束时代[1]，建设生态文明已成为人类共同的使命[2]。
在我国，党的十八大已把生态文明建设正式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总体布局。
在此背景下，加强生态环境与我国居民幸福内在关系的研究，深化人们对生态环境价值的认识，对激励公众采取环境友好行为，助力政府科学制定环保政策，进而推动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生态环境与居民幸福关系正逐渐成为国内外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
一些学者从理论上探讨了生态环境与人类幸福的关系。
陈云[3]从哲学层面阐释了生态环境对人类幸福价值的哲学基础，认为生态环境对于人类无论是其生理“生存状态”还是其精神“生命状态”都具有重要意义，生态环境对人类幸福的意义有其坚实的存在论基础。
黄娟、李枥霖[4]的研究明确指出，生态环境是人类幸福的基础与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冯伟林等[5]通过相关研究综述指出，生态环境服务几乎涉及了所有的人类幸福要素，并认为生态服务的分配和消费是实现人类生态幸福的关键环节。
王大尚等[6]研究认为，生态服务通过消费影响人的幸福感且与居民生态幸福感存在多层次性与非同步性关系。
陈新颖、彭杰伟[7]研究指出生态环境通过影响人的情绪、生理机能、生活舒适度、身体健康等方面而影响人的幸福感，并分析了生态环境与居民幸福的双向互反馈关系。
更多学者对生态环境与居民幸福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郑君君等[8]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数据，对环境污染对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主观感知的环境污染对我国居民幸福有显著负面影响，而客观存在的环境污染程度与居民幸福感呈现统计上的正向关系。
同样基于CGSS 数据，武康平等[9]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污染严重与否不会改变不关注环境的居民的幸福感，而对关注环生态环境对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与实证研究潘护林1，陈惠雄2*（1.浙江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2.衢州学院商学院，浙江衢州 324000）【摘 要】 深入揭示生态环境与居民幸福感的内在关系对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收入、性别与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模型2
I!A工)p IN ESS二p o+p l火(G END ER)+p Z又(AG E)+p3义(EDU CAT ION)+p4又
‘M八尸F丁A(;E)+p s又(I I O USE)+p6又In(州C OM E)火p7[(G E NDE R)x In(IN C OM E)j 其中，日O代表截距，p l，日2，p3，……，日了为回归系数。
模型2中，在不考虑个人自然特征和社会特征等变量的情况下，加入了交互项“性别x收入”，考察性别因素对收入与上海市居民幸福感关系的影响。
第四章主要研究发现
第一节收入对于上海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图1给出了上海市居民不同样本在不同收入组的主观幸福感分布特征，横轴是将收入进行20等份分组，纵轴为每个收入组的平均主观幸福感的程度。
从图l f附耐十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对于上海居民而言，收入水平与幸福感之间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正向关系。
较低的收入组，所对应幸福感的均值相对较低;较高的收入组，所对应幸福感的均值相对较高。
就总体趋势来说，高收入组比低收入组具有更高的幸福感。
图1不同收入组的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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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组
影响幸福感的因素有很多，收入只是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不是唯一因素。
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描述性结果可能反映了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同时
l9。
人效企业白皮书2012
目 录前言 (1)要点综述 (3)理论篇：人效理论的深度思考 (5)一、不一样的人效管理 (6)（一）从“战略”到“人效”，关注人力资源管理的“健康模式” (7)（二）个体个性化、社会多元化、工作创新化需要更多“柔性”管理 (8)二、实现员工快乐工作的人效管理 (8)（一）人效管理的人性观——满意人 (9)（二）实现幸福，让“满意”走得更远一点 (9)（三）人效管理——基于人力资源特征的内容研究 (10)三、人效理论的意义 (12)（一）架起连接“人力资源——管理——经济”的桥梁 (12)（二）从实践出发的特色理论 (13)（三）用精神快乐代替物质愉悦的幸福理论 (14)4.从“成立年限”要素看人效差异 (17)四、人效理论管理指标体系 (15)（一）经济性指标 (16)（二）管理性指标 (16)（三）人效心理性指标 (16)实证篇：基于上市企业数据的人效经济性指标实证研究 (19)一、背景介绍 (19)二、财富500中国企业“人效”追赶世界“脚步”差距有多远？ (19)（一）财富500中国企业数量增加36.36% (19)（二）财富500中国企业人效提升35.19% (20)（三）财富500中国企业平均人效为财富500企业的25% (21)（四）2012中国上榜企业人效水平与欧洲企业、美国企业、亚洲企业、美澳洲企业差距明显 (21)（五）新兴市场人效增长26.43% (22)三、中国沪深两地上市公司人效水平差异分析 (22)（一）沪深两地上市公司平均人效提升35% (22)（二）非财富500中国企业平均人效人效不足财富500企业的五分之一（18.8%）， 环比增长1.6% (23)（三）沪深两地上市公司人效分布与财富500企业差异巨大 (24)（四）中国企业8个行业人效水平与世界差距在扩大 (25)（五）中国企业行业人效环比8升6降，能源、石油业人效中外差距超10倍 (25)四、从人效看逐渐消失的中国人力资源边际优势 (27)（一）不同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27)（二）中国企业人力资源边际优势降速大于财富500企业 (28)（三）中国企业每增加100万美元利润企业员工数增加6人以上 (30)五、中国企业人效分析的多维视角 (31)（一）从行业看人效差异：朝阳产业与传统制造业双高 (31)（二）东中西地区人效水平呈阶梯格局，华东人效最高，东北人效下滑 (33)（三）从企业性质看人效差异：国企表面“强大” (34)（四）“高人效长基业”，中国企业“人效”与“企龄（企业年龄）”呈现“U”型趋势 (38)六、解密辉煌之路——人效高企业更具竞争力 (39)（一）跻身财富500强人效说了算：上榜企业人效是落榜企业人效的1.34倍 (39)（二）沪深两地上市VS退市，人效差异1.67倍 (40)（三）高水平人效是保证企业基业长青的重要特征 (41)（四）高人效企业每股收益是低人效企业的2.41倍 (44)（五）“最佳雇主”人效高出34% (44)（六）新兴产业人效更卓越 (45)七、整体盘点2012新变化 (45)（一）人效发展趋势盘点：提升缓慢，加速迫在眉睫 (45)（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力资源边际优势递减，转型升级刻不容缓 (46)（三）企业运营关注“做大”趋势难以扭转 (46)（四）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明显 (46)（五）国内行业对比：第二产业形势严峻 (46)（六）国际行业人效对比：经济大国需向经济强国转变 (46)附件一：人效排行榜 (47)附件二:2012年人效中心9大研究课题 (56)附件二:中国人效提升研究中心章程 (56)附件四:人效中心专家顾问名录 (58)的人力资源管理中走到尽头，关注员工心理资本，“还原员工本性、发挥自身优势、实现快乐工作”的人效管理理论能实现“以质取胜“，变数量上的“人口红利”为质量上的“人效红利“。
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
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引言幸福感是人们对自身生活满意程度的主观感受，而收入作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认为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研究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对于了解人们生活满意度的形成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旨在探讨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分析其中可能存在的影响因素。
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与幸福感关系1.1 收入水平对幸福感的影响在我国，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居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
研究表明，相对较高的收入水平能够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满意度。
较高收入使得人们能够享受更好的物质条件和社会资源，并提供更多选择自主权。
这些因素有助于增强个体对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
1.2 收入增长速度对幸福感影响除了绝对水平外，相对于个体以往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也对幸福感产生影响。
研究发现，收入增长速度较快的个体往往对生活更加满意，感受到更多的幸福感。
这是因为快速增长的收入能够满足个体对于改善生活状况和实现个人目标的需求，从而提升幸福感。
二、影响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因素2.1 社会经济背景因素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受到社会经济背景因素的影响。
社会经济背景包括教育水平、职业类型、地区差异等。
研究发现，受过较高教育和从事高薪职业的人群往往拥有更高的收入水平和更强烈的幸福感。
此外，地区差异也是影响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重要因素。
2.2 社会心理因素社会心理因素也对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其中包括相对贫富差距、社会比较心理和社会认同等。
研究表明，相对贫富差距越大，居民的幸福感越低。
此外，社会比较心理和社会认同也会影响居民对于自身收入与幸福感的评价。
三、建议3.1 促进收入分配公平为了提高我国居民的幸福感，相关部门应加大力度促进收入分配公平。
这可以通过加强税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推进教育公平等途径实现。
同时，应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防止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社会不稳定。
3.2 提高教育水平提高教育水平是提升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
学术幸福感论述
学术幸福感论述摘要“幸福”是个体重大需要和欲望的满足，在本质上是一种判断标准。
每个人所接受的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种类和多少不同，其幸福标准也不尽相同。
个体正是依据自身的幸福标准来衡量自身幸福的程度。
幸福感是个体感知到自己的重大需要和欲望满足后的一种心理体验，除了受到自身幸福标准的影响外，还受到个体的遗传因素、人格特质以及思维方面差异的影响。
干预幸福、提升个体幸福感是幸福社会建设的主题。
干预幸福应从需要与欲望的调节与满足入手。
需要与欲望的调节，除了采用幸福观教育的形式外，更应通过缩小个体间差距、保证公平公正以影响个体幸福参照标准的形式来实现; 需要与欲望的满足方面，除了提升影响幸福的一般性客观要素水平外，应通过深入细致的专业化社会工作来协调个体的主客观世界，提升幸福感。
关键词幸福; 标准; 幸福感; 干预一幸福的本质考释费尔巴哈认为: “幸福就是生命本身”。
诚如所言，自人类诞生以来，“幸福”就一直是人们终生追求的目标。
但是，关于“幸福”是什么的问题，不同的人可能给出不同的回答，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也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难怪康德会不无沮丧地说: “幸福的概念是如此不确定，以致尽管每一个人都希望达到幸福，但他从来都无法明确地、前后一贯地说出他真正希望和意愿的是什么。
”尽管如此，但每个人的内心世界确实存在着他们自己的幸福标准。
孙英认为，可以从三个层次来把握幸福概念: “首先，幸福是人生重大的快乐; 进一步说，是人生重大需要和欲望得到满足的心理体验，是人生重大目的得到实现的心理体验; 最终是达到生存和发展的某种完满的心理体验。
”从需要和欲望出发，我们能够较好地理解幸福概念。
可以说，每个人都可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欲望制作一把“幸福标尺”，并据此来评断自己的幸福程度。
然而，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尽管很多人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需要什么，但也有很多人并不明白能够带来自身幸福的真实需要。
因此，有的人拼命追求他意识里能够达成幸福的东西，但真正得到之后并不感到幸福，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潜意识里的需要比意识里的需要更重要; 也有的人“生在福中不知福”，直到失去才知道自己的真正需要，因为存在于潜意识的需要( 处于前意识状态) 在此时被他意识到了。
人力资源管理与员工工作幸福感：理论与实证分析
年第
１７
期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科技管理研究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３
Ｎｏ畅１７
ｄｏｉ：１０畅３９６９ ／ｊ畅ｉｓｓｎ畅１０００ －７６９５畅２０１３畅１７畅０２９
人力资源管理与员工工作幸福感： 理论与实证分析
徐 宁， 李普亮
３ 研究假说
一般来说， 一个人的工作时间占了生命活动时 间的一半以上。 工作不仅仅是具体工作任务规定的 行为或操作， 还包括遵守组织的规章制度、 承受来 自工作的各种压力、 履行责任、 工作结果符合绩效 评价的标准， 等等。 当然， 工作也能给人带来经济 收入， 与同事和上司交往还能满足尊重与被尊重的 需要， 工作更能带来达成目标的成就感、 完成任务 的喜悦以及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 这说明工作幸福 感是个体对工作领域的具体认知评价， 与一般的幸 福感有不同的结构特征， 如包括对工作本身、 工作 环境、 报酬、 同事及上级关系、 职业升迁、 组织政 策及实施情况等要素的感受。 上述工作幸福感的多 个维度与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职能密切相关③ 。
徐 宁等： 人力资源管理与员工工作幸福感： 理论与实证分析
１３１
人均收入的提高并不一定带来国民幸福程度的上升， 这种幸福 与收入 相 悖 的 现 象 又 被 称 作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悖 论［２］ ； 英国社会学家萨拉· 凯坦普在 枟 快乐是新的 经济指标枠 一书中指出， 快乐是衡量一个国家相对 成功的最佳指标； １９７２ 年， 不丹王国的国王吉格梅 · 辛格· 旺楚客在本国实行 “ 幸福计划”， 创造性 地提出 “ 国民幸福总值” （ ＧＮＨ） 指标； 美国世界 价值研究机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Ｓｕｒｖｅｙ ， ＷＶＳ） 公 布幸福指数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 英国创设 “ 国民发 展指数” （ＭＤＰ）； 日本采用国民幸福总值 （ ＧＮＣ）。 国民 幸 福 指 数 （ Ｇｒｏｓ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 逐 渐 像 ＧＤＰ 一样受到各国政府和公众的重视［３］ 。 借鉴心理 学、 经济学研究成果， 工作幸福成为新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Ｄｉｅｎｅｒ 指出， 可将员工幸福感 分为工作中的积极情感、 消极情感、 对工作的整体 满意度和不同领域的满意度［４］ ； 与他人的积极关 系、 自主性、 环境可控性、 生活目标及个人成长［５］ 。 许多研究表明， 员工的工作绩效与工作幸福感成显 著的正相关关系 （Ｌｙｕｂｏｍｉｒｓｋｙ； Ｃｈｉｒｕｍｂｏｌｏ Ａ； Ｒｕｓ－ ｓｅｌ） ［６ －８］ 。 在国内， 林洪、 温拓指出， 主观幸福感可 以细分为工作满意度， 生活满意度和政治和谐感三 个水平［９］ ； 苗元江、 王旭光、 陈燕飞指出主观幸福 感在 工 作 领 域 的 反 映 主 要 体 现 在 关 注 工 作 满 意 度［１０］ ； 俞文钊认为影响中国合资企业员工工作幸福 感的因素主要有薪资水平、 组织人际关系、 工作属 性、 工作环境、 个人特质、 企业外在形象、 员工福 利等七种［１１］ ； 潘丽平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 因素分析得出主观幸福感十个维度： 知足充裕、 心 理健康、 社会信心、 成长进步、 目标价值、 自我接 受、 身 体 健 康、 心 态 平 衡、 人 际 适 应、 家 庭 氛 围［１２］ ； 柯燕研究发现工作仍是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最 重要的方面， 工作因子中自我实 现 是 最 重 要 的 因 子［１３］ 。 以上学者还对工作幸福感与工作投入度、 组 织公民行为、 社会支持、 组织承诺、 离职率等相关 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性研究。
有关幸福的参考文献
有关幸福的参考文献幸福是人类追求的一种普遍而深刻的情感状态。
在心理学、社会学、哲学和经济学等领域，幸福的研究一直备受关注。
本文将介绍一些关于幸福的重要参考文献，探讨幸福的定义、测量方法、影响因素以及提升幸福感的途径。
1. Diener, E., & Biswas-Diener, R. (2008). Happiness: Unlocking the mysteries of psychological wealth. Wiley.这本书由幸福心理学的先驱之一艾德·迪纳（Ed Diener）和他的儿子罗伯特·比斯瓦斯-迪纳（Robert Biswas-Diener）合著，系统地介绍了幸福的定义、测量工具和影响因素。
作者通过对大量研究的综述和分析，探讨了幸福与金钱、婚姻、健康和社交关系等方面的关系。
2. Seligman, M. E. P. (2011). Flourish: A visionary new understanding of happiness and well-being. Free Press.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是积极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这本书扩展了幸福心理学的研究范围，提出了“繁荣”这一概念。
他认为，幸福不仅仅是个人感受的满足，还包括个人的发展、意义和成就。
本书旨在帮助读者理解如何在个人、社会和全球层面上追求真正的幸福。
3. Easterlin, R. A. (1974).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In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honor of Moses Abramovitz (pp. 89-125). Academic Press.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在这篇经典论文中提出“伊斯特林低谷回归假说”，众所周知也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
伊斯特林悖论现象及产生的原因
伊斯特林悖论现象及产生的原因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伊斯特林悖论又叫伊斯特林反论、伊斯特林逆论，是由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Easterlin）在1974年的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即：通常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其中美国居第一，古巴接近美国，居第二。
伊斯特林悖论另外又称为“幸福—收入之谜”或“幸福悖论”。
现代经济学是构建于“财富增加将导致福利或幸福增加”这样一个核心命题之上的。
然而，一个令人迷惑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更多的财富并没有带来更大的幸福？而这就是“幸福—收入之谜”或“幸福悖论”的表现。
伊斯特林悖论的解释存在各不相同的多种理论。
这些理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忽视变量”理论。
这些理论认为，经济学仅关注收入、财富和消费，而忽略了影响人们幸福的其他许多重要因素，包括：激励与创造、健康、政治参与、社会渴望、自由、利他主义的丧失、不平等、社会资本的减少和地位外部性。
特别是，如果这些非经济因素与收入、财富和消费等经济因素呈负相关时，那么随着GDP的增长，许多影响幸福的非经济因素会下降，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抵消经济因素带来的正面作用，于是就可能出现收入增加了而人们的幸福没有相应增加的“幸福悖论”。
另一类理论注重的是“比较视角”。
这类理论包括相对收入理论、参照组理论或攀比理论。
这些理论从收入本身出发，认为个人效用与自己的收入水平正相关，但与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攀比水平）负相关；当社会变得更富裕时，攀比水平随之提高，导致收入—幸福曲线下移，从而使得总效用水平保持不变。
罗伯特·弗兰克（RobertFrank）的“相对消费理论”为该领域经济学家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参照点。
在弗兰克看来，一个人的主观福利与其相对地位有关。
这就产生了一个零和（zero-sum）地位竞争：一人受罚，大家无趣。
幸福悖论及其最新解释
心理科学进展 2018, Vol. 26, No. 1, 180–189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DOI: 10.3724/SP.J.1042.2018.00180180幸福悖论及其最新解释晏小华1 刘振亮2 王祥坤1 沐守宽1(1闽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漳州 363000) (2南京大学心理学系, 南京 210023)摘 要 横断研究认为收入和幸福感正相关; 长时时间序列(通常指10年及以上)研究认为二者无关, 这种矛盾的结论即构成了幸福悖论。
传统上解释幸福悖论主要从理论着手, 如定点理论、适应理论、相对效用理论等。
近年来, 学者们开始从“忽略变量”的角度解释, 文章分别介绍了收入不平等、受教育水平、社会资本、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婚姻状态五种忽略变量。
忽略变量对幸福感的消极效应抵消了收入对幸福感的积极效应, 导致了幸福悖论现象的发生。
关键词 幸福悖论; 幸福感; 收入; 忽略变量 分类号B849:C911 引言1.1 什么是幸福悖论幸福经济学之父、著名南加州大学教授、经济学家Easterlin (1974)对美国、日本、菲律宾等14个国家的收入和幸福感关系进行了横断比较研究, 并对美国的收入和幸福感关系进行了时间序列研究, 从此开创了一个新的经济学领域——幸福经济学。
当前幸福经济学最感兴趣的两个问题是：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失业对幸福感的影响问题、收入和幸福感的关系问题(Clark, Frijters, & Shields, 2008)。
对收入和幸福感关系的持续关注和研究, 形成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令人困惑的社会科学结论之一(Oishi & Kesebir, 2015)——幸福悖论(happiness- income paradox)。
幸福悖论指的是, 从横断研究来看, 收入和幸福感正相关, 即富裕的国家(的居民)普遍比贫穷的国家(的居民)更幸福(Easterlin & Angelescu, 2007; Frey & Stutzer, 2002; V eenhoven, 1989), 富人普遍比穷人更幸福(Easterlin, 1974; Frey & Stutzer, 2002; Stevenson & Wolfers, 2008); 从时间序列(通常指10年及以上)来看, 二者无关, 即一个国家(或社会)收入增长的同时, 居民幸福感并不会随之增长(Easterlin, McVey, Switek, Sawangfa,收稿日期: 2017-01-11通信作者:沐守宽, E-mail: msk1967@& Zweig, 2010)。
两种幸福悖论收入悖论和欲望悖论
两种幸福悖论收入悖论和欲望悖论幸福悖论是指在追求幸福时，我们经常陷入一些看似矛盾的境地。
其中两种常见的幸福悖论是收入悖论和欲望悖论。
一、收入悖论：收入悖论指的是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幸福感反而会降低。
这一悖论的原因是，过高的收入往往伴随着更高的压力和责任，个人对财富的追求可能削弱了对其他生活领域的关注。
另外，与他人相比较时，高收入也可能导致社会比较心理的产生，让人感觉更不幸福。
二、欲望悖论：欲望悖论指的是人们总是在不断追求新的欲望时，难以真正感到满足和幸福。
这一悖论的原因是，人的欲望常常是无限扩张的，当一个欲望得到满足后，人们往往又会立刻拥有新的欲望。
这种无尽的欲望追求使人们无法真正享受当下的幸福，也容易导致焦虑和不满。
以上是两种常见的幸福悖论。
虽然追求幸福是人们的本能欲望，但我们需要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和追求方式，以避免陷入这些悖论的困境。
例如，我们可以注重平衡不同生活领域的发展，减少对物质追求的过度依赖，培养满足当下的心态等等。
通过认识和应对幸福悖论，我们可以更好地实现真正的幸福。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幸福悖论存在。
其中一种是社交媒体幸福悖论，即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展示出的完美生活表象会给别人带来一种幸福感，但实际上自身却感到压力和不满。
社交媒体的普及使得人们更容易陷入这种悖论，因为我们往往只看到了别人精心制作的幸福瞬间，而忽略了他们背后的挣扎和困难。
还有一种是选择悖论，即选择的多样性和自由度反而增加了人们的纠结和不满。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面临的选择越来越多，但同时也增加了我们的焦虑和犹豫。
我们常常在不同的选择之间徘徊，担心自己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从而影响了我们的幸福感。
幸福悖论的存在提醒着我们，幸福不仅仅来自于物质财富的积累或者欲望的满足。
相反，幸福更多地取决于我们内心的满足和对生活的积极态度。
我们可以通过培养感恩、关注他人、追求内心真正的兴趣和价值等方式来寻找真正的幸福。
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对自己和他人宽容，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给予自己一些宽松和容错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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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科学进展2010, Vol. 18, No. 7, 1073–1080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收入与幸福的关系及其现实意义李静郭永玉(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暨湖北省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 武汉 430079)摘要收入与幸福的关系一直饱受争议。
文章在分析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总结出收入与幸福之间的曲线关系：在低收入水平下, 收入的增加会导致幸福水平的显著提升, 当收入一旦达到能够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水平之后, 它对幸福的积极效应就会被社会比较、适应和欲望等心理因素削弱。
基于这种关系, 要提高中国人民的幸福感, 一方面需要社会的人文关怀与公平调整, 特别是制度设计, 另一方面需要个人的努力奋斗和心理调节。
关键词收入; 幸福; 社会比较; 适应; 欲望分类号 B849:C911 引言在幸福感的研究领域, 最令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之一是收入与幸福的关系。
钱到底能不能买来幸福呢？现代人的信念往往是肯定的, 即使口头上不说出来。
早期的经济学家也认为, 更高的收入能够满足人们更多的需求, 因此增加收入就能增加幸福。
但是, 随着后来研究的深入, 很多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得出结论：钱对幸福并不是那么重要, 人们往往过分估计了它的作用。
例如, 横断研究的结果一般显示, 收入与幸福有着积极的但非常微弱的相关, 相关系数一般在0.2左右(Diener & Biswas-Diener, 2002; North et al, 2008; Georgellis, Tsitsianis, & Yin, 2009; Lucas & Schimmack, 2009; Caporale et al, 2009), 也就是说, 收入只能解释幸福感4%左右的变异。
有的研究甚至发现收入对幸福感没有显著的影响(Sing, 2009; Yao, Cheng, & Cheng, 2009; Park, 2009; Inoguchi & Fujii, 2009)。
主观幸福感的经济学理论与实证研究
主观幸福感的经济学理论与实证研究引言主观幸福感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近年来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幸福感的追求日益增强。
因此，了解和解释主观幸福感对于制定和改善社会福祉至关重要。
本文旨在探讨主观幸福感的经济学理论与实证研究，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人们的幸福感提供一个全面而深入的视角。
第一章绪论1.1 研究背景与意义随着社会进步和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于个体主观幸福感越来越关注。
而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也致力于探讨个体如何评估自己的生活满意度，并通过经济因素对其进行解释。
1.2 研究目标与方法本文旨在通过综述相关文献，并结合实证研究方法，探讨主观幸福感在经济学领域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经济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综述和实证研究。
第二章主观幸福感的经济学理论2.1 经济学中的幸福感定义经济学中对于幸福感的定义主要包括生活满意度和生活质量两个维度。
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对于自身生活状况的评估，而生活质量则是个体对于自身生活条件和资源利用情况的评估。
2.2 经济因素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经济因素在影响主观幸福感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收入水平、就业情况、教育水平、社会关系以及社会保障等因素都与个体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
2.3 主观幸福感理论模型在经济学中，有多种理论模型用于解释个体主观幸福感。
其中包括效用理论、相对收入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
这些模型从不同角度解释了人们如何评估和获得自身的幸福感。
第三章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3.1 主观幸福感的测量方法为了量化主观幸福感，研究者发展了多种测量方法，包括主观问卷调查、生活满意度指数、心理学实验等。
这些方法为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基础。
3.2 经济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因素对于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影响。
收入水平、就业满意度、教育水平等经济因素与个体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
3.3 社会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除了经济因素外，社会因素也对个体主观幸福感产生重要影响。
收入与幸福及其关系
收入与幸福及其关系作者：张佳宾来源：《科教导刊·电子版》2016年第01期摘要近年来，有关幸福的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国内和国际上，关于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讨论也有很多。
本文试图借助经济学与政治学角度，来分析收入与幸福感在当今社会究竟存在一种什么关系。
关键词收入幸福幸福感中图分类号：C913.9 文献标识码：A人们通常认为，财富、收入或者地位是获得幸福的前提。
认为收入增加可以使个人享有更多的物品，因此带来更高的幸福感。
的确，拥有更多财富的人通常受到更好的教育，拥有更好的医疗条件。
那么一定可以带来更高的幸福感吗？1收入与幸福的基本内涵1.1收入的概念收入概念包含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
广义上的收入是指个人所有收益的总和，包括各种物质性收益和精神性收益。
狭义上的收入一般指人均可支配收入，由四部分构成。
按照占比大小，依次是：工资性收入（工资等）、转移性收入（养老金、赡养捐赠、社会保险、辞退金、出售房屋财产等）、经营性收入（商业买卖收入等）和财产性收入（指居民的非劳动性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获得的收益）。
1.2幸福的内涵幸福是人所追求的终极目的，也是人所追求的终极价值。
并且是一种抽象的、处于不断地运动变化的价值。
幸福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心理体验。
因此，研究幸福，离不开对人的研究。
对于人来说，身体健康，应该是追求幸福的基础和前提，因而可以说，生命是幸福的载体。
幸福产生的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有健康的心理和生理状态，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体验到幸福。
2收入与幸福的关系2.1收入与幸福感成正比关系在收入与幸福感成正比的时候，有以下两种情况。
（1）收入下降，幸福感随之下降。
收入是一个家庭基本生活的保障，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需要收入进行供给。
因而，收入必然影响着一个人的幸福感。
当收入下降时，随着人们购买力的下降，幸福感会随之降低。
收入下降，原有的生活水平降低，那么，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无论他原有经济基础是什么层次，当收入下降时，仍然会引起沮丧和心理落差，那么幸福感必然随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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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理论与实证*田国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美国德州A&M大学经济系杨立岩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系摘要“幸福——收入之谜或悖论”是指当国家变得更富裕时，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
本文构建了一个规范的经济学理论模型，在个人理性选择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假定下研究人们的幸福问题，从而将幸福经济学整合到主流经济学中来。
该模型同时考虑了收入和非收入因素，将心理学和经济学中的攀比理论和“忽视变量”理论的基本思想统一起来，在现代经济学中最为基本的帕雷托最优标准和个人自利性假设下，探讨了幸福——收入悖论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存在一个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当收入尚未达到这个临界水平之前，增加收入能够提高社会的幸福度；一旦达到或超过这个临界收入水平，增加收入反而会降低总体幸福水平，导致帕雷托无效的配置结果。
因此，随着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应当提高非物质需要方面的公共支出，以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度。
这些非物质需要包括心理满足感、家庭生活质量、健康水平、生态环境、基本人权等。
这个结论对当前中国想要进行的和谐社会的构建非常重要。
我们的理论结果也表明了重视社会公平，减少贫富差距过大的重要性，否则人们会由于自己收入相对过少，导致个体幸福度下降，从而导致社会福利下降。
关键词：幸福经济增长相对收入效应非收入因素帕雷托有效文献分类号：D61，D62，H23一、引言商品生产和政府政策的目的都是为了增加国民的幸福。
在经济学中，幸福(Happiness)被定义为效用(Utility)，在心理学中幸福被看作主观福利（Subjective Well-Being，简记为SWB）。
经济学家往往倾向于简化假设，将收入当作决定效用的唯一变量。
在标准的现代经济学理论模型中，个人的效用被假定只是依赖于他自己的消费。
这样，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增加收入能够使消费者获得更高的效用，从而追求个人利益会增加社会福利。
因而，收入水平的高低被视作间接度量福利水平高低的一个主要指标，所有提高社会福利和减少贫困的经济政策，最后都会归结于经济的长期增长。
与之相反，心理学家倾向于直接测度主观福利。
最流行的方法是进行大样本调查。
例如，世界价值普查（World Values Survey，简记为WVS）向被调查者提问如下问题：“综合考虑所有因素，你如何评价这段时期的生活状况？”，回答者可以从1（不满意）到10（满意）这十个数字中选择答案来评估其生活满意度。
*作者感谢曹晓勇、甘犁、黄有光、秦承中、周林、R. Easterlin、John Helliwell、 Erzo F.P. Luttmer、Tapan Mitra、 Andrew Oswald等人的有益评论和建议，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建设性意见。
表示同时也对美国德州农工大学民营企业研究中心的资助，以及汪伟对文章的写作所提供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然而，对SWB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几乎不能提高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
这意味着我们应当反思现代经济学中的标准经济理论及其政策涵义。
Carol Graham (2005，p.4)将相关经验研究结论总结如下：“大多数幸福研究文献发现，在一国内部，从平均水平来看，富人的幸福水平高于穷人，同时跨国和跨时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增加和平均幸福水平几乎不相关或即使相关也很小。
平均来看，富国（作为一个群体）比穷国（作为一个群体）更幸福；幸福水平似乎随着收入上升到一个点，但不会超过这个点。
然而即使是在幸福水平较低、较穷的国家，也不存在平均收入水平和平均幸福水平的明显相关性，这表明有许多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其中包括文化特征”。
总的来说，这一现象即“幸福——收入之谜”：当国家变得更富有时，人们的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
由于经济学家Easterlin最早研究这一现象，所以“幸福——收入之谜”又被称作Easterlin悖论。
Easterlin悖论已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很多发达国家出现，它同样开始适用于中国：“1980年以来，中国的GDP以年均9.4％的高速度增长，在东亚创造了新的经济奇迹。
经济成就举世瞩目，而整体的人文发展情况却呈现出与GDP增长不协调的逆态势……根据荷兰Eramus大学的RuutVeenhov教授对中国３次幸福指数的调查，中国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为6.64 (1-10标度)，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6.60。
数据表明，即使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也并不能保证国民幸福的持续增加。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的调查也显示，“2005年，72.7%的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比上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
另有一项调查表明，中国人的幸福感在过去10年中先升后降，与经济发展的曲线并不同步。
”②另外，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006年1月16日发布的《2005年中国城市及生活幸福度调查报告》表明，“此次城市总幸福度排行榜上名列前两位的杭州和成都，居民收入都不是最高的”。
③奚恺元教授有段论述，概括了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与幸福提升的关系：“发展经济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增加幸福感，现在的中国人比20多年前要幸福得多……不过，人们幸福与否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很多和财富无关的因素。
经济越发展，非物质因素对幸福的影响就越来越大，例如人们身体的健康、工作的稳定、婚姻状况以及人际关系等等。
”④实际上，心理学文献一直十分注重研究幸福以及幸福的基本决定因素，但在现代经济文献中这个问题基本上被忽视了。
直到最近心理学的研究才和经济学联系起来。
Easterlin（1974）的开创性贡献现在引起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注意，但在当初很少有经济学家愿意承认他的贡献。
Eas terlin悖论意味着经济增长不等同于社会福利的提高，收入或经济增长以外的因素，比如：心理满足感、家庭生活质量、健康水平、基本人权、失业与通货膨胀等，会显著地影响个人幸福水平，也同时影响到个人对经济政策的反应（Graham﹠Pettinato，2002）。
因此，幸福而不是收入应当成为政策制订者的主要关注目标。
其实，这个观点在发展经济学中也有论述。
例如，Nordhaus和Tobin (1972) 认为GNP不能够真正地衡量社会福利，应当使用经济福利测度(Measure of Economic Welfare，简记为MEW)⑤来代替。
所谓MEW，即对GNP 进行适当的调整，扣除经济增长带来的污染、城市化带来的精神压力等因素，同时增加休闲、家庭劳动等未被GNP度量的因素。
他们发现，使用MEW来度量的经济福利和GNP相差甚远，尤其是二战以后这个偏差更大。
Amartya Sen在他的专著《Development as Freedom》(1999)中倡导以自由为中心的发展观，认为自由是评判发展的基本标准，人们应当更多地关注自由而不是经济增长、工业化或者技术进步。
事实上，一些国家也已经开始付诸行动。
不丹已经使用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简记为GNH）而不是国内生产总值（GDP）①转自：陈统奎、刘劭，2005 “从GDP到GNH：中国经济增长但人民并不幸福”，《新民周刊》第41期。
②转自：戴廉，2006，“幸福指数”量化和谐社会，《瞭望》2006年3月16日。
③转自：黄庭钧“国内10大城市幸福度调查：安居乐业是幸福之本”，新华网上海频道，2006年01月17日。
④转自：戴廉，2006，“幸福指数”量化和谐社会，《瞭望》2006年3月16日。
⑤Samuelson (1976, p.195) 称之为“净经济福利”(Net Economic Welfare)。
去度量其国家的发展水平。
第二届GNH国际研讨会于2005年6月20日～6月24日召开，此次研讨会选择“重新思考发展：通向全球福利的地区途径”作为会议主题，倡导各国整合全球资源，实行经济可持续发展，保护环境、增强社会和文化凝聚力等①。
如前文所述，现代经济学的标准理论认为增加收入可以提升幸福，但是这一结论无法解释Eas terlin悖论，据此提出的经济政策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因此，这一现象对福利经济学，乃至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结论提出了挑战。
许多心理学家和一些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现代经济学，特别是福利经济学中的一些基本结论、假设及其分析框架进行批评，甚至否定，认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不能用来研究人们的幸福问题。
甚至有人极端地认为，经济学的个人自利性这一基本假设是不可取的(Layard, 2003, p. 15)。
同时，许多经济学家不认可幸福经济学的研究，因为目前关于SWB的研究要么是经验性的，要么是描述性的，并且这些解释都是基于心理学分析，很少有人使用规范的经济分析来研究幸福问题，从而被认为是非主流、边缘化的学问。
本文的结论显示这两种完全相反的看法都过于极端，不利于幸福学的研究和发展。
本文构建了一个规范的经济理论模型，应用现代经济学基本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在个人理性选择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假定下，来研究人们的幸福问题。
该模型同时考虑了收入和非收入因素，整合了心理学和经济学中的攀比理论和“忽视变量”（omitted variables）理论，能够在解释幸福——收入悖论的同时，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在有关Easterlin悖论的现有文献中，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或理论。
一种即上文提到的“忽视变量”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不仅收入影响人们的效用水平，而被GDP忽视的许多指标，特别是非收入因素，例如健康状况、婚姻质量、就业状态等，也影响人们的幸福。
如果非收入因素与收入因素负相关，那么随着GDP的增长，许多影响幸福的非收入因素会下降，从而抵消收入因素带来的正面作用，使得效用水平持续不变。
Diener和Seligman (2004) 做过一个较为详尽的文献综述。
但是，Di Tella 和MacCulloch (2006) 指出，在过去几十年里，许多非收入因素（例如闲暇），不但没有下降，相反却呈现增长的趋势，收入和许多非收入因素同时增长，这使得非收入因素带来的负面影响大打折扣，从而降低了这一理论的解释力。
此外，这个理论没有对Easterlin悖论现象进行规范解释，尽管对如何解决此悖论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药方。
另一种观点，则着重于从收入本身出发，认为个人的效用与自己的收入水平正相关，但是与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攀比水平）负相关，当社会变得更富裕时，攀比水平也会随之提高，从而使得总效用水平保持不变(Easterlin, 1995, 2001)。
人们称这种解释为相对收入理论，参照组理论（reference group thoery）或攀比理论，它是社会比较理论(Social Comparison Theory)在心理学上的一个变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