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行为框架中的股东表决权制度探析_张辉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３－２８作者简介：张辉（１９７７—），女，吉林长春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摘要：表决权在资本多数决的股东大会决议机制下分化为意思表达权和形成权两种性质各异的权利，其原因在于股东大会决议行为的特殊法律行为属性和特殊法律效力，在于股东表决的不同性质———意思通知和单方法律行为，并由此导致对一系列关乎股东表决权的制度的重新评价和审视，如表决权排除、类别股东表决、异议股东股份购买请求权以及资本多数决的决议机制等。

关键词：法律行为；表决权；资本多数决中图分类号：Ｄ９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９０５Ｘ（２００６）０４－００６５－０４２００６年７月第１４卷第４期河南社会科学ＨＥＮＡＮ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Ｍａｙ．，２００６Ｖｏｌ．１４Ｎｏ．４法律行为框架中的股东表决权制度探析张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２）依学界通说，固有权、共益权和单独股东权是股东表决权的基本权利属性。

但是，在同股同权的权利架构中，在奉行资本多数决之资本民主的公司组织中，股东表决权通过股东大会的民主决议方式而不断异化，甚至分化，这构成了小股东保护立法的两翼———强化小股东的表决权和约束大股东的表决权，而这又要通过股东大会来运作。

股东大会的民主决议连接着股东的表决权，也维系着公司这一组织体的运转，其普遍法律效力使多数资本的表决行为转化为公司的行为。

因此，借助法律行为来认识股东大会决议行为的本质，并透视股东表决权异化的路径，才能为股东保护机制的法律移植提供理论参考，而不再仅以单薄的实践需要为支撑。

一、股东大会决议的法律行为分析股东大会是一种会议制的组织，其决议的作出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不同于政治民主中的人头多数，而实行资本多数决定的规则。

如此，单一股东意志通过其所掌握的多数资本被成倍地复制，甚至形成股东大会的决议。

股东大会决议的普遍效力使其具有法律行为的一般性，但其效力的产生机制和运作机制又不同于一般的法律行为，构成法律行为体系中的特殊因子。

（一）法律行为的一般性法律行为的概念由德国法学者创造，是指以发生私法上的效果为目的的，促成个人私法关系变动的单个人或者多数人的单个或多个有内在关联的行为。

这些行为的目的追求发生私法上的效果，改变或者引起具体的法律关系。

由此可以将法律行为分为单方法律行为和多方法律行为，这些法律行为或者因一方意思表示引起，或者是同向或相向的多方意思表示的结果，契约行为与合同行为分别是相向与同向意思表示的法律行为的代表。

法律行为通常反对其参与方具有约束力，而不管这种约束力是直接来自法律的规定，还是法律行为参与方的共同意思表示，其法律效果至少是共同期望的一种效果意思。

（二）决议行为的特殊性在股东大会的决议行为中，形成决议的多数观点是同向的，具有合同的某些属性，而被排斥的少数观点虽同决议相对，但又受其约束，带有契约的某些特征。

这就决定了股东大会决议行为在法律行为框架中的独特性。

在法律行为概念的发源地，德国学者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只不过对决议行为的称呼有所不同而已。

而我国民法学界对决议行为的法律行为属性少有论及，由此给人的假象是：决议行为完全由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则来调整，其结果是：决议行为既超脱法律行为一般规则的调整，又没有特殊的行为规则加以规范［１］。

以资本多数决而形成股东大会的决议，将股东大会的决议拟制为公司的意思，少数股东的反对不能阻碍对多数意思的执行，这是组织体运行规则的必然要求。

在人合组织采取的人头多数的民主决议机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的意志，而在资合组织（公司）中资本多数的决议方式赋予多数资本以控制功能，并以资本的意志取代人的意志，股东的单独意思表示被股东大会的决议（更准确地说是多数股东的意思）所吸收。

而资本多数决之所以可资滥用，在一定意义上源于单个人的意志能够通过其所掌控的多数股份被成倍地复制出来，淹没少数股东的意志，并最终体现为公司的意志，而且这种形成多数意志的成本相对低廉，其收益却甚为可观。

另外，在一个比较健康的民主社会中，真正有最后裁定权的不是多数而是成员经常改变的不同的多数。

但在多数股权相对稳定和集中的现状下，主导股东大会决议的多数意志也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少数股东几乎永远处于决策的边缘。

因此，通过资本多数决而展现的公司民主是否真实就会让人质疑。

我们之所以将人头多数决定的决议方式看做是经典的民主，主要因为人合组织中承担决策失败之风险的是单个人，而在资合组织中实质上是资本承担风险，进而拥有多数资本的股东承担更大的风险。

因此，公司的民主只能通过资本多数决定的规则体现。

但为缓和该规则的绝对性所可能造成的“专政”，一般将代表已发行股份总数一定比例以上的股东出席作为股东大会决议生效的程序要件之一，并通过各种制度性倾斜措施，如大股东的特殊义务和小股东的特别保护制度等来修正公司民主的不足。

二、股东表决的法律性质股东通过股东大会对决议事项发表意见，以形成公司意志即为表决，从公司意志据此形成的角度来说，表决是股东的一项义务。

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的规定来看，表决与否是股东的权利，表决仅以表决权的形式体现，不表决不但不违反义务，更视为“理性冷漠”，激励股东表决热情的措施收效甚微大概也与此有关①。

关于股东表决的法律性质，学术界鲜有专门论述，江平教授在评述郑百文案时将股东表决视为一种意思通知，即法律效果规定于意思之中，意思应包括效果意思。

意思表示的这一特征导源于意思自治原则。

与意思表示同属表示行为的意思通知，即关于特定意思的告知，虽然也是一定意思的表示，然而其效果却不取决于意思，而取决于法律的规定或其他对特定人群具有约束力的决议。

在郑百文事件中，股东表示同意或反对的意思的效果是依股东会决议的规定当然发生的，而非取决于股东所表示的意思。

股东同意或反对的意思仅表明对发生某种效果的事先安排的选择，它本身并不包含效果意思，换言之，股东并不享有效果意思的自治，因此，股东按股东会决议规定的方式表示同意或反对意思应属于意思通知，而非意思表示［２］。

是否具备效果意思是区分意思通知与意思表示的关键。

按此观点，效果意思在股东表决时寓于股东大会的决议规则中，是资本多数决的决议规则而非股东个人的意思决定表决的效果，因此，股东表决乃意思通知，非意思表示。

笔者认为，单就理论而言，股东表决属意思通知，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使股东表决的性质分化。

单一资本所蕴涵的表决能力确实没有效果意思，通过股东大会的决议而形成公司意思的机制形式上将股东隔离于效果意思之外，但多数资本通过资本多数决规则的作用具有形成决议的能力，且在多数资本体现同一意思或者为同一意思控制的情况下，控制股东的表决就能左右公司决议，并因而具有效果意思。

因此，股东大会的决议机制实质上仅剥夺了少数股东表决的效果意思，而控制股东的表决则具有决定法律效果之单方法律行为的意味，当然，如果少数股东通过表决权集体行使的机制能够决定股东大会决议，其表决在总体上也就具有单方法律行为的性质。

综上，股东表决或者是一种意思通知，或者是一种单方法律行为，原本同一的股东表决因资本民主的决议方式而演变为两种不同的性质，并进而演绎出一系列多数“暴政”的悲剧，这使一向以自治为标榜的《公司法》也不得不对此种不均衡的资源配置进行调整：对意思通知强调真实，对单方法律行为强调公平和诚信等；对前者倾向于保护，而对后者则倾向于制约。

三、股东表决权的权利属性探讨表决权是股东的基础性权利之一，股东权以表决权为中心展开，或者为表决权的行使创造条件，如提案权，或者取决于表决权行使的效果，如股利分配权和剩余索取权等，但股东表决的法律性质的分化使得股东表决权因资本数量的多寡而在权利属性上呈现出差异性。

股东大会决议规则的实质在于，多数表决权吸收少数表决权。

虽然这是组织体运行的规则，但如果少数表决权总要融于多数表决权之中，那它充其量仅是一种言论表达权，而没有任何法律预期的权利，与通知别无两样。

在少数表决权弱化为言论表达权的同时，大股东却能通过股东大会的决议机制预测甚至决定其表决权行使的效果，其表决权已经完全超脱了表达的含义，而平添了决定权或者形成权的实质效力。

卡尔・拉伦茨虽然认为参与管理权（表决权是参与管理权的一种类型）是不同于形成权的组织上的权利，但仍认为，“参加和参与管理的权利，从意义上来说，一点不亚于形成权”［３］。

由此，在公司股权分布不均衡的情况下，资本多数决造成股东表决权形式上的同权，而实质上的异权：一种是言论表达权，一种是形成权。

权利只有相互制衡才能达到最优的效果。

试图通过法律手段强行推行强化小股东表决权或者削弱大股东表决权的措施都只能以实际需要和危害可能性作为论据，并作为例外而存在。

更何况权利的行使受制于成本和收益的衡量，在小股东表决权行使收益不确定甚至为负值的情况下，期望其积极行使表决权是不可能的，而跳出这一思维定势可能就是海阔天空。

四、修改对股东表决权的有关规定之思考虽然资本多数决的股东大会决议机制导致股东表决性质的差异，并使股东表决权异化为言论表达权和形成权，但其作为公司意思形成机制的一般地位将不会动摇，以此为前提，《公司法》修改中涉及股东表决权的部分主要为：一方面削弱大股东的表决权或强化小股东的表决权，另一方面提供少数股东合理退出渠道。

两种思路蕴涵着不同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值得思考。

（一）表决权排除的质疑作为资合性色彩较为浓厚的组织体，公司以资本多数决为依托构建其民主机制，即资本的民主。

但是，资本多数决规则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偏离公司法理：表决权性质的分化、股东表决不同的法律意义以及股东大会决议的名存实亡。

因此，对资本多数者进行限制，以践行小股东保护成为《公司法》修改中引入股东表决权排除制度的重要依据。

股东表决权排除是指对股东大会决议事项有特别利害关系的股东应当回避表决的制度，其同等适用于所有利害关系股东，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除股东大会上表决权的“贫富差距”，缓解小股东表决权被吸收的情况。

但其能否真正实现股东利益和公司利益的双赢尚值得推敲：首先，股权结构的不均衡不可能消除，由股权多寡而决定的表决权上的差距必须在合理的范围内存在，排除大股东的表决权可能造就剩余股东团体中的大股东，该大股东同样有滥用表决权的倾向。

其次，不同于公开发行股票和配售等制度中的回避，股东大会决议的表决权资源具有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排除多数资本的表决权将使不同资本持有者间的合理博弈消失。

再次，表决权排除适用的前提是小股东表决热情的提高，以使股东大会决议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同时彻底消除大股东的潜在影响，防止以合法形式存在的间接的“一言堂”现象，但满足这两个前提仍面临现实的困难。

因此，表决权制度的设计应当强化表决权行使的诚信义务，或者基于组织体的特性而直接将表决作为股东的义务，并充实表决权行使方式，同时以完善的诉讼机制作为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