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前七子_复古诗学兴起的历史语境
明代文学史论述题
●论述题:简述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发展与演变,并举例。
一、概况:复古是明代文学的主流和总体特色,从明朝初年的宋濂到中期的前后七子,再到明末的张溥、陈子龙等人,均是鼓吹复古的。
文学复古经历了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的第一个复古浪潮,然后是以谢榛、李潘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的第二个复古浪潮,以及明末“言志”“崇道”思潮复兴的第三个复古浪潮。
自前七子明确提出复古此命题后,复古与反复古的斗争,即形成了明代文学发展的一条明显的主线。
复古文学的兴起既是对明初“台阁体”歌吟升平、文风萎靡的反拨,又是明初王学盛行、思想异动的情势之下,李梦阳、何景明等人对宋元以来文学审美理性化而出现的“道学体”的逆转。
同时宋朝严羽的复古思想对明朝诗学家影响很大,不仅明初的高棅、李东阳深受影响,而且对明中期前后七子的复古思潮有很大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对严羽复古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二、复古实质与目的:复古运动实质上就是一场力图恢复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典诗歌的审美特征的文学运动,目的是荡涤宋元诗歌之流弊,矫正台阁体之陋态,振兴儒家文化之正统,复兴汉魏高古之人品。
三、复古的动因:1.诗歌式微:从明朝开始,以诗文为代表的传统文学形式被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形式所取代,明代的诗学家们希望探寻诗歌复兴之途。
2.社会氛围:前七子之前的弘治时期,作为正统文学的诗歌、散文有复兴的倾向,社会上学古之风日盛,为复古运动的蓬勃开展营造了氛围。
3.发展趋势:明初文坛在“台阁体”的笼罩下,创作大多以程朱理学为基础,道学气浓厚,追求雅正平和的风格,内容贫乏,文风萎靡,而代之而起的“茶陵派”并未彻底纠正台阁体的偏颇。
四、复古运动的发展过程:◆明初自洪武至宣德、正统的近百年间,文学思想上以明道宗经为主导倾向,诗歌创作上推崇汉魏盛唐。
其代表人物有宋濂、高启、高棅、李东阳等人。
模拟,借拟古而振起元末纤秾柔丽之风。
创作主张继承韩愈、欧阳修等唐宋古文学家“文以明道”的观点,注重“以道为文”的文道一。
中国古代文学史:前后七子
• 释名: 所谓“前七子”是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中心、包括康
海、王九思、边贡贡、王廷相、徐祯卿的文学群体。弘 治年间是他们相聚倡和最盛的时期。
• 康海《渼陂集序》云: “我明文章之盛,莫极于弘治 时。所以复古昔而变流靡者,唯时有六人焉:北郡李献 吉(梦阳),信阳何仲默(廷相),仪封王子衡(廷相),鄠hù 杜王敬夫(九思),吴兴徐昌穀(祯卿),济南边庭实(祯卿), 金辉玉映,光照宇内,而予亦幸窃附于诸公之间。”康 海列举六人,连他自己,共为七子。
者,气之最也;夫然,又华之以色,永之以味,溢之以
香。是以古之文者,一挥而众善具也。然其翕辟顿挫,
尺尺而寸寸之, 未始无法也,所谓圆规而方矩
也。”(《空同集》卷六十二)
• 王廷相在《与郭介夫学士论诗书》中说:“然 措手施斤,以法 而入者有四务……何谓四务, 运意、定格、结篇、炼句也。意者诗 之神气,
• “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 铲去不为。又作诗话教人,人不复知诗矣。” (《缶音序》
• “予之诗非真也,王子(叔武)所谓文人学子 韵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词多者也。” (《诗 集自序》)
• 《四库全书提要》: “学者翕然从之,文体一变。”
自此宋、王的“文道合一”论以及“台阁体” 可谓一蹶不振。即使到了晚明,李梦阳以及何 景明等人对文学发展的贡献和地位依然得到许 多作家的肯定。如袁宏道《答李子髯》诗中有 “草昧推何、李,尔雅良足师”之句,称赞之 意溢于言表。过去一些文学史论著把李、何视 为晚明文学新思潮的对立面加以评价,是不妥 当的。
• 《东门赋》,写一对“少小结发”的夫妇,濒于饿死 之际,展开一场“辩说”。丈夫劝妻子另觅生路,而 妻子宁愿与他一起饿死,不愿成为不“从义”的“污 人”。丈夫严厉地责备她: 言乃执古!死生亦大,尔何良苦。死为王侯,不 如生为奴虏; 朱棺而葬,不如生处蓬户。生尚有期,死即长腐。 潜寐黄泉,美谥何补!
前后七子的文学主张
前后七子的文学主张前后七子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学术流派,其成员包括鲁迅、郭沫若、胡适、周作人、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
在文学研究方面,前后七子提出了不同的文学主张和理论,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前七子前七子是指鲁迅、郭沫若、胡适、周作人、李大钊、陈独秀、茅盾。
这些人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们的文学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以文学为社会服务的工具。
前七子以切实的社会背景为灵感,关注社会、关注民生,以文学为工具营造文化意识,推进社会进程。
2. 反对传统文学的束缚,提倡自由主义文学。
前七子提出了“自我表现”的文学观念,鼓励作家表现自我,反对改编、模仿和刻意迎合,推崇自由、开放和多样性。
3. 重视口语化的文学形式。
前七子提倡口语化的文学语言,以使读者更易于理解,并使文学逐渐与大众接轨。
4. 关注文学的现代性。
前七子认为,文学应该追求现代性,以反映现代生活和思想,从而推进文学的进化。
二、后七子后七子是指毛泽东、邓小平、陈毅、彭德怀、朱德、贺龙、叶剑英。
他们的文学主张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影响。
1. 建立“革命文学”。
后七子认为文学应该为人民服务,是现实中的革命武器。
因此,后七子主张建立一个“革命文学”体系,能够反映和煽动革命,实现“文学工人的任务”。
2. 重视文学的政治性。
后七子主张文学应该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文学作品应该始终把政治红线放在心中,达到“政治人才”的目标。
3. 推进叙事的深度。
后七子更注重文学作品的思想深度和宝贵性,强调作品的叙事、描绘能力,并认为创作体现的思想深度必定来自于深厚的思想泉源。
4. 强调文学的大众性。
后七子认为文学应该反映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文学作品往往具有强烈的观众吸引力和大众文化色彩。
总的来说,前后七子的文学主张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推动现代文学进步、走向民主化和与时俱进等方面,前后七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复古中求新——李梦阳的诗学思想
径 , 学 古 并 不 妨 碍 变 化 ,主 格 调 与 主 情 是 不 相 冲 突 的 ,反
而 是 适 相 合 拍 的 , 既 指 声 调 格 律 一 类 的 形 式 因 素 ,也 指 由
“ 诗 乃 在 民 间 ”理 论 的提 出 体 现 了 李 梦 阳 对 情 的 推 情 思 而 形 成 的独 特 声 调 。 真
坛 萎 弱卑 冗 的 格局 , 以李 梦 阳 为首 的前 七 子 , 以复 古 自命 ,
寡 而 直 率 多 ,何 也 ? 出 于 情 寡 而 工 于 词 多 也 。 ”这 段 文字
“ 古俗 而 变 流 靡 ” ,在 某 种 意 义上 具 有 重 寻文 学 新 出路 的 意 在 说 明 ,在 诗 歌 里 , 重 要 的是 比 兴 , 而 且 “ 人 学 子 ” 反 文 意 味 。 其 复 古 的本 质 是 要 借 助 复 古 的 手 段 而 达 到 变 革 的 目 之 诗 还 由于 “ 出于 情 寡 而 工 于 词 多 ” , 被 贬 为 “ 兴 寡 而 比
歌 理 论 中 ,我 们 也 能 看 到 其 借 复 古 求 创 新 , 以 达 到 诗 歌 革
新 的 目的 。
李 梦 阳提 倡 诗的 格调 ,在 《 虬 山人记 》 中提 到: 潜
“ 诗 有 七 难 :格 古 、 调 逸 、气 舒 、 句 浑 、音 圆 、 思 冲 、 夫
驳 李 梦 阳 主 张 恢 复 古 诗 传 统 , 向 古 代 一 切 优 秀 的 诗 歌 成 情 以发 之 。七 者 备 而 后 诗 昌也 。 ”又 在 《 何 氏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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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梦 阳 时代 , 台 阁 体 多 应 制 唱 和 之 作 ,思 想 感 情 “ 雅 言 不 测 之 妙 , 感 触 突 发 , 流 动 情 思 , 故 其 气 柔 厚 , 其 声 正 平和 ” ,缺 乏 自我 内在 情 感 的切 入 , 自然 无 真 感 情 。 而 悠 扬 ,其 言 切 而 不 迫 。 故 歌 之 心 畅 , 而 闻 之 者 动 也 。 ” 李 梦 阳 则专 从 声 音 句 法 入 手 ,忽 视 真 情 实 感 。程 朱 理 学 从 ( 梦 阳 《 音 序 》 ) 他 认 为 , 古 诗 自然 吟 咏 性 情 而 有 李 缶
明代诗歌·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
明代诗歌·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中华诗词网弘治、正德间,土地高度集中,大贵族、大官僚、大宦官等统治集团,穷奢极欲,搜括无度,广大人民破家失业,流浪四方,全国各地不断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同时地方贵族藩王时起叛乱,外族侵犯频繁:明王朝的统治发生了严重的危机。
明初制定并推行的八股文考试制度,这时日益成熟、定型;程、朱的理学教条,通过八股文考试成为独尊的统治思想:它们形成一种有力的精神上的连锁,牢固地束缚着文士们的思想,严重地阻碍着社会文化的发展。
三杨的"台阁体"文风依然弥漫一时。
这样在哲学思想上就出现了王阳明的心学运动,在文学上出现了"前七子"复古运动。
它们同时并起,显然要冲破程朱理学教条、八股文和台阁体文风的统治地位,使哲学思想和文学更有效地为统治阶级服务。
前七子,指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
以李、何为最著名。
李梦阳(1472-1527)字献吉,甘肃庆阳人;何景明(1483-1521)字仲默,河南信阳人。
他们在政治上都是敢于和残暴贪婪的大贵族、大官僚、大宦官进行斗争的人物。
李梦阳曾因弹劾"势如翼虎"的张鹤龄,与尚书韩文密谋尽除刘瑾等八虎,先后两次下狱。
何景明也曾因上书吏部尚书许进指控刘瑾而被罢官。
在文学上,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反对"台阁体",一时起了很大的影响。
他们使人知道,在"台阁体"和八股文之外,还有传统的、优秀的古代文学,提倡读古书,增长知识学问,开扩心胸眼界,对打击"台阁体""单缓冗沓,千篇一律"的文风,扫除八股文的恶劣影响,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他们抛弃了唐宋以来文学发展的既成传统,走上了盲目尊古的道路。
他们的创作一味以模拟剽窃为能,成为毫无灵魂的假古董。
后来何景明认为模拟古人"法同则语不必同",并批评李梦阳的诗说:"公为诗不推类极变,开其未发,泯其拟议之迹,以成神圣之功,徒叙其已陈,修饰成文,稍离旧本,便自杌臼,如小儿倚物能行,独趋颠仆,虽由此即曹刘,即阮陆,即李杜,且何以益于道也"(《大复集·与李空同论诗书》)?李梦阳也表示悔悟说:"余之诗非真也,王子(淑武)所谓文人学子韵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词多者也"(《李梦阳诗集·自序》)。
简述前后七子复古的文学理论
简述前后七子复古的文学理论前后七子复古是一个综合运用了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理论,它提倡将在现代文化中熟悉的语言、表达方式以及古典文学的精神进行融合,从而创造出一种具有个性特征的文学形式。
前后七子复古理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张志和、石头牌派、陈忠实等作家创造并且改变了当时流行的文学理论,帮助把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相结合,使中国文学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模式。
其基本特点是:一是将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语言、表达方式进行有机融合,希望从古典文学中汲取养料,然后以现代文学的形式重新创造出新的文学作品;二是要求在文章中经常出现跳跃式的结构,有的段落将文章突然穿插出来,使文章更具有变化性和传神性;三是强调文章中的意象,要求文章要有强烈的描述性,让文章在读者心目中有深刻的印象。
前后七子复古理论把古典文学的文化永恒性、诗意性、神秘性与现代文学的现实性、普遍性、变化性相结合,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写作艺术。
它把古典文学的抽象思想、精致的文字融入到现代文学中,丰富了现代文学的表现手法和作品内容,同时也给了读者一种新的感官活动,使他们在阅读中体验到不同层次的感受。
通过前后七子复古理论,国人得以根据自身传统文化特色,表达自身文化底蕴,把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有机融合,并创作出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作品。
前后七子复古理论已经深入人心,影响了许多文学作家。
在他们的作品中,可以发现许多古典文学的写作特色,比如简洁的句子,细腻的描述,以及隐喻的使用,等等。
他们的作品从内容上和形式上都把前后七子复古理论的精髓融入其中,展示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
最后,要说明的是,前后七子复古理论的发展离不开众多作家的努力,他们都在以自己的独特艺术创作把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相结合,把中国文学发展成一个新的模式。
另外,也不能忽视读者对文学创作形式的接受度,文章要达到最佳效果,作者需要结合读者的口味来完善其作品,以进一步提高其文学质量。
试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复古思潮及意义
试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复古思潮及意义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复古思潮就像海上的浪涛一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数量之多,难以数计。
其中,影响较为深远的有以下三次:(1)中唐古文运动①从初唐以来,就不断有人对骈体文风提出批评,陈子昂还明确提出要继承“汉魏风骨”。
天宝中期以后,元结、李华、萧颖士和继之而起的独孤及、梁肃、柳冕、权德舆等人,或友朋游从,或师生相继,形成了若干个文人群落。
他们以复古宗经相号召,以古文创作为旨归,从文体的角度倡导改革。
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韩愈、柳宗元提出了更为明确、更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古文理论,主要有:在倡导“文以明道”的同时,充分意识到“文”的作用,为写好文章而博采前人遗产,由此出发,他们进一步主张广泛学习经书以外的各种文化典籍,即使对他们一再指斥的“骈四俪六”,也未全予否定,而注意吸取其有益成分;为文宜“自树立,不因循”,贵在创新;作家的道德修养和文章的情感力量,是写好文章的关键。
在韩愈、柳宗元倡导文体文风改革并从事散体文创作的同时,中唐文坛还活跃着一大批古文作家。
他们或自出机杼,或受韩、柳影响,纷纷投入散体文的写作。
如刘禹锡、白居易等。
②韩愈、柳宗元在散文文体文风改革上的成功,一是文以致用,从空言明道走向参预政治,参预现实生活,为散文的表现领域开出一片广阔天地。
这就使它不仅在文体上,而且在文风上与六朝骈文区别开来。
二是它虽言复古而实为创新。
它不仅吸收秦汉各家散体文之所长,而且充分吸收六朝骈文的成就。
“韩、柳文实乃寓骈于散,寓散于骈;方散方骈,方骈方散;即骈即散,即散即骈”。
这极大地丰富了散文的艺术表现技巧,把散文的创作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2)北宋诗文*革新运动①宋初,王禹偁首先站出来反对晚唐五代的浮靡文风,但是在文学理论上鲜明地提出复古主张的,则首推柳开,他把道统与文统合为一谈的观点,对后来的古文家和理学家都有深刻的影响,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
然而,尽管他大声疾呼,却应者寥寥,没有对文坛产生实际的影响。
明代中期的文学复古--中国古代文学史笔记
明代中期的文学复古一.15C末后,明诗文领域出现新变,重要特征:文学复古思潮的活跃。
二.以李梦阳、王世贞等为代表的前后七子,在复古旗帜下,针对明初以来受理学风气及台阁体影响形成的委靡不振的局面,重新构筑文学的主情理论,注意文学艺术体制的建设,并对民间俗文学重视。
三.由于过分重法度格调等规则,陷入拟古窠臼,造成理论与实践脱节。
四.唐宋派以学唐宋古文为旨归。
第一节李梦阳与前七子的文学复古一.明中期文学复古思潮发轫于前七子。
(一)前七子主要活动在弘治、正德间,成员有李梦阳、何景明、王九思、边贡、康海、徐祯卿、王廷相,以李梦阳为核心。
(二)背景:1.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虽对台阁文学有一定冲击,但未能完全摆脱台阁习气。
2.明初以来,理学风气影响到文学领域,使文学理气化活跃。
(三)理论:1.李梦阳等前七子以复古自命,实质:借助复古手段欲达到变革的目的。
2.对文学现状的不满与对文学本质的新理解,如李梦阳的复古主张:(1)提出“宋德兴而古之文废矣”(《论学上篇》),认为“今之文”受宋儒理学风气的影响,用同一种道德模式塑造不同的人物,造成“文其人如其人”的古文精神丧失。
(2)贬斥“主理”现象的同时,提出文学应重视真情表现的主情论调,将民间创作与文人作品对比,以为“真诗乃在民间”:“真者,音之发而情之原也”,文人作“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诗集自序》);与何景明赞赏《锁南枝》类在市井传唱的民间时调。
(3)强调文学自身价值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学观念与创作提出怀疑,具挑战性;“真诗在民间”说反映前七子文学观念由雅向俗转变的特征,散发出庶民化气息。
3.以复古入手改变文学现状的态度也包含某些弊端:过多重视古人诗文法度格调,影响作家情感自由流露,“守古而尺尺寸寸之”。
二.前七子创作除大量拟古之作外:(一)重视时政题材,这跟前七子一些成员的政治命运和干预时政的勇气有关:或描写生活遭遇,或直言政治弊端与民生忧苦,有较浓厚的危机感与批判意识。
前后七子复古主义诗论研究
古代文学前后七子复古主义诗论研究文/吴琼摘要:前后七子是明中叶的文学流派。
针对明初台阁体影响下生气缺乏的诗歌创作局面,他们引领了一场浩浩荡荡的文学复古运动,在复古的旗帜下,重新审视诗歌现状,寻找诗歌创作出路,提出了复古主义诗论。
本文首先对前后七子复古主义诗论的起源,背景进行介绍。
其次,分析在前后七子努力下的复古主义诗论发展历程及前后七子之间发展继承关系。
最后分析前后七子复古主义诗论对明代诗歌创作的影响,对整个中国古代诗学史的影响。
关键词:前后七子;复古主义诗论;发展历程;影响明代无论是诗人数量还是诗歌总数都远远超过了前代,呈现繁荣景象。
其繁荣景象的背后,离不开明代整体的诗歌发展历程和众多的诗歌流派。
在明朝建立之初,诗歌创作主要以地域为线索,文人团体有吴中四杰、闽中十才子,南园五子等。
统治者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前礼遇文士,建立之初重用文臣,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文学的发展。
到了明前期,政局稳定,经济复苏,出现了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台阁体,因其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于是出现了反对台阁体的茶陵派和性理派。
明中期朝廷内忧外患,官方理学地位下降,王阳明的心学大兴。
前后七子开始主张复古,使明代诗歌创作走向繁荣。
前七子,指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
以李、何最为著名。
后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包括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余日德、张佳胤。
前后七子在明代诗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一、起源背景明代初期,经济逐步复苏,政局也日渐稳定。
统治者为统治需要迅速加强中央集权,朝中馆阁之臣为迎合统治者,整日在诗歌中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台阁体应运而生。
针对生气缺乏的文坛,明朝学者发起了复古主义文学运动。
复古主义诗论起源于明中叶的复古文学运动,前后七子在复古主义文学运动中提出“诗必盛唐”的口号,起身反抗台阁体诗歌。
在复古主义的大旗下,前后七子针对明初以来委靡不振的诗歌创作局面,重新审视诗歌创作现状,寻找诗歌创作出路,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诗歌创作理论,在诗歌的意境、韵律、艺术手法等方面显示出了他们独特的理解。
解释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
解释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前七子明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的文学流派。
成员包括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
首见于《明史·李梦阳传》。
为区别后来嘉靖、隆庆年间出现的李攀龙、王世贞等七子,世称"前七子"。
七子皆为进士,多负气节,对腐败的朝政和庸弱的士气不满,强烈反对当时流行的台阁体诗文和"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八股习气。
其文学主张被后人概括为大力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旨在为诗文创作指明一条新路子,以拯救萎靡不振的诗风。
他们都怀着强烈的改造文风的历史使命,却走上了一条以复古为革新的老路。
前七子崛起文坛之后,其复古主张立迅速风行天下,成为文学思想之主流,掀起了一场文学复古运动。
这在明代文学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但他们一些具体的文学见解不尽相同,创作上各呈特色。
李梦阳在复古模拟上坚持主张"刻意古范",句模字拟,逼肖前人;诗重气魄,追求雄奇、豪放的风格。
何景明思想较灵活,主张对古人作品要"领会神情"、"不仿形迹",以达到"达岸舍筏"的目的;诗重才情,偏向清新一路。
徐祯卿诗论颇多精辟、独到之处,在追随李、何后其诗歌风格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康海、王九思主要成就在散曲、杂剧,诗多率直。
边贡、王廷相短诗清新、明快,但总体成就较逊色。
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都有现实意义,但由于过分强调复古,文学的创造性显得不足,有的甚至沦为"高处是古人影子耳,其下者已落近代之口",给文坛带来新的流弊。
后七子明嘉靖、隆庆年间(1522-1566)的文学流派。
成员包括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
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
名称首见于《明史·文苑·李攀龙传》。
明代前七子复古运动的酝酿及形成_赵红艳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明代前七子复古运动的酝酿及形成赵红艳(聊城大学文学院,山东聊城 252059)[摘 要]学术界过去一致认为明代的文学复古是在前七子形成后才开始,实际上从明初就已经开始了。
本文主要探讨在成化、弘治时期,郎署文学逐渐兴起,/前七子0兴起之前,储、邵宝等人对文学复古运动的贡献,以及文学复古主要领导人李梦阳的复古主张。
[关键词]前七子;文学复古;形成过程[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07)02-0107-03[收稿日期]2007-01-20[作者简介]赵红艳(1980-),女,山东聊城人,聊城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明代的文学复古,在明初已明显地出现倡导/诗必盛唐0的倾向,但没有形成主流。
在成化、弘治时期,郎署文学逐渐兴起,/前七子0兴起之前,储、邵宝等人对郎署文学的振兴有发起之功。
一、前七子形成之前的诗文发展状态学术界过去一致认为明代的文学复古是在前七子形成后才开始,实际上从明初就已经开始了。
四库馆臣在李梦阳5空同集6卷首提要中云:/考明自洪武以来,运当开国,多昌明博大之音0。
又云:/凡古人所长,(高启)无不兼之。
振元末纤禾农缛丽之习,而返之于古,启实为有力0。
[1](卷一)明永乐之后,/三杨0为首的/台阁体0成为文坛的主流。
台阁体作家大多长期深受理学的熏陶,又值太平盛世,一味颂扬圣德、歌咏太平,应对赠答,雍容和雅,在学术思想和文学观念上趋于纯正、保守。
诗文以欧、曾为师,力求平正典雅,纤徐婉折,而流于卑冗不振。
钱谦益评价台阁体之作:/大都词气安闲,首尾停稳,不尚藻饰,不矜丽句。
以词章取之则末矣。
0[2](P162)明代成化、弘治时期诗坛上主要有两大诗派,一是以李东阳为首的以翰苑馆阁士人为主体的京师茶陵派,一是以陈献章、庄昶为代表的山林性气诗派。
在这一时期郎署文学开始出现兴起的迹象。
一些郎署人士,尽管身在职曹,但公务之余往往不废文事,以同好宴饮聚会的方式较量文艺。
复古派名词解释
复古派名词解释
复古派是明朝中期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文学流派。
前七子即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王九思、王廷相、康海。
他们以复古为旗号,提出“文自西京,诗自中唐以下,一切吐弃”,相互呼应,成为一时争相效仿的文坛主流。
后“七子”与前“七子”同样坚持复古的主张,“其持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
他们与前不同之处,是有自己的诗文组织——诗社。
他们中间影响较大的主要是李攀龙、王世贞和谢榛。
李先芳、吴维岳未入“七子”之列,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则名声未及前三人。
如果说前“七子”是明代复古文学的发端,那么后“七子”则是对于复古文学运动的集成与总结。
他们提倡复古的目的在于破旧,但是他们在创新上面却并不十分成功,他们所提倡的那种“伟丽虚骄”的文风,最终也没有能够摆脱对于汉、唐的模仿。
到了王世贞晚年,明代的文风开始向两个方面发展,一种是回过头来,再去找寻以前那种平实无奇的文风,另一种则是继续发展创新,由是而形成了晚明诸家诗文流派。
明代前七子复古运动的酝酿及形成
明代前七子复古运动的酝酿及形成
赵红艳
【期刊名称】《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7(000)002
【摘要】学术界过去一致认为明代的文学复古是在前七子形成后才开始,实际上从明初就已经开始了.本文主要探讨在成化、弘治时期,郎署文学逐渐兴起,"前七子"兴起之前,储巏、邵宝等人对文学复古运动的贡献,以及文学复古主要领导人李梦阳的复古主张.
【总页数】3页(P107-109)
【作者】赵红艳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文学院,山东聊城,252059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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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谢榛、李攀龙的复古观点
对比谢榛、李攀龙的复古观点明代中期,文坛受程朱理学、八股文和台阁体的影响,诗歌失去了风骨和内蕴,散文创作也是因循体制,一片死气沉沉的景象。
在此背景下,产生了“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目的寻求文学的发展,以表达文人志士的情感和志趣。
弘治、正德年间,出现了前七子。
前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最为著名,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反对当时统治文坛的“台阁体”,倡导文人要读古书,创作上模仿古人。
复古运动受“前七子”的领导和推动,使文坛产生了一些模仿李杜盛唐的诗歌和秦汉时期的散文。
到了嘉靖、万历年间,出现了后七子。
后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其中谢榛为“后七子”初期代表,后被李攀龙所排挤,削名“七子”之外,客游诸藩王之间,以布衣终其身。
谢榛对复古,保持较灵活的观点。
他认为“文随世变”、“有意于古,而终非古也”,主张文学要因时世而变,同时认为复古可以模仿古人但不能以模仿、复古为最终目的。
“当选其诸集中之最佳者,录成一帙,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
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
“若能出入十四家之间,俾人莫知所宗,则十四家又添一家矣”。
他主张应当模仿自成一家的精华之作,吸收其中精髓,之后根据经验创造出属于自己风格的派别。
在一味强调复古的运动中,表现了灵活、卓越的复古观点。
谢榛之后,李攀龙独主文坛二十余年。
李攀龙“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
与本朝独推李梦阳,诸子翕然和之。
非是则诋为宋学”。
他主张文学应当完全复古,甚至非复古之书不读。
因而,他以诗文模仿为能,写诗,字字句句模仿;写散文,篇篇段段模仿。
李攀龙的观点基本代表了前后七子多数的复古观点,否定盛唐之后的诗歌,秦汉之后的散文。
普遍认为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
诗歌越古越好,唐之后,一代不如一代。
对比李攀龙和谢榛的观点,虽然都是复古,却也有不同。
李攀龙的复古更强调模仿,好像古人学习书法,临摹王羲之字体、颜体、柳体等,目的求逼真神似;而谢榛的临摹,更注重在临摹中汲取经验以求创新、独创。
前七子后七子复古文学
前七子后七子复古文学
前七子和后七子是中国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两个重要流派,他们分别在不同的时期,为纠正当时文坛的弊病,推崇古典文学的价值,推动文学复古运动的发展。
前七子主要是指弘治至嘉靖年间的一批文人,以李梦阳、何景明等人为代表。
他们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主张文章学习秦汉时期的风格,古诗推崇汉魏,近体诗则宗法盛唐。
前七子在政治上多与权臣、宦官进行斗争,他们的文学主张和实践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对文坛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但是,由于过分强调复古,他们的创作在创造性方面略显不足,有时甚至变成了对古人的简单模仿,缺乏新鲜感。
后七子则是在嘉靖年间以王世贞为核心形成的一个文学群体。
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前七子的文学思想,但在学古过程中更加注重法度格调的讲究,更加强调文学的形式美。
后七子在创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后来甚至开始表现出对独创性和性灵的重视,显示出一定的文学创新意识。
总的来说,前七子和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在明中期的文坛上掀起了一场波澜。
他们的文学活动在积极意义上为文学寻求了独立存在的地位,增强了对文学本质的理解,对
旧的文学价值观念和创作实践发起了一定的冲击。
但在过分强调复古的同时,也暴露出文学创造性的不足和形式主义的倾向。
他们的文学复古运动,既有值得肯定的积极面,也存在需要反思的消极面,体现了这一文学思潮自身的复杂性。
第十五章 明中期的文学复古运动
第十五章明代中期的文学复古运动第一节李梦阳与前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在明代前期的文坛中,一方面受理学风气影响,一方面受台阁体创作倾向影响,文学创作出现了萎靡不振的局面。
为改变此现状,便发生了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从而拉开了明代中期文学复古运动的序幕。
一、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的复古主张:(一)前七子的概念:前七子是指明代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年间活跃的一个文学创作群体。
以李梦阳为代表,主要成员有何景明、王九思、边贡、康海、徐祯卿、王廷相。
他们先后中进士,在京任职,因对文学现状不满,所以自觉结成一个文学创作群体,希望通过复古的手段改变文学现状。
(二)前七子的复古理论主张:前七子的复古理论主张集中体现在李梦阳的文学观念上。
李梦阳(1472—1530)字献吉,甘肃庆阳人;号空同子。
弘治六年(1493)进士,授户部郎中。
武宗时,代尚书韩文属草弹劾宦官刘瑾,被逮捕下狱,后又因弹劾“势如翼虎”的张鹤龄,再次下狱。
因而以气节名世。
在文学创作中,有《李空同全集》六十六卷。
他的复古理论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贬斥文学主理现象,提出文学创作的主情论调:李梦阳对当时受理学风气影响的文学创作深恶痛绝,他说:“宋儒兴而古之文废矣”;“古之文,文其人如其人便了,如画焉,似而已矣。
是故贤者不讳过,愈者不窃美。
而今之文,无美恶皆欲合道”。
“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
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因而使得“人不复知诗矣。
”因此,李梦阳提出文学创作应重视真情的表达:“夫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故真者,音之发而情之原也,非雅俗之辨也”;“诗有大义,比兴要焉。
夫文人学子,比兴寡而直率多。
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也。
”与此相关,他对民间文学创作给予高度的评价。
2、以“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作为文学创作师法的对象,并提出“文必有法式,然后中谐音度”的师法原则。
明代中期的文学复古
质所在。
李梦阳,字献吉,号空同子,庆阳人。家世寒微,祖父 由“小贾”而致富,其兄长以经商为业,故其有诗文对 商人善牟利颇表赞许。弘治六年中进士,为官刚劲正直, 敢于同权宦、皇戚作对,以至屡次入狱,后又参与弹劾 宦官刘瑾的活动,几度下狱。最令人震惊的是他上书孝 宗皇帝,历数皇后之父张鹤龄之罪被抓,差点为此送命, 出狱后街遇张氏,仍痛加斥骂,用马鞭击落张氏两颗牙 齿,足见其性格之刚直。有《空同集》。
一.积极意义 二.首先,他们在复古的旗帜下,努力追求文学自身的独立
地位,有利于积极探索文学的发展道路。 三.在重视文学独立地位的基础上,前后七子增强了对文学
本质的理解。如对诗文格调法度的重视;对文学表现真 情的追求;以及真诗在民间的提法等等。
不足
01
在复古过程中寻求消除 文学旧误区的方法,却 又陷入了摹拟因袭的新 误区。他们的文学主张 与创作实践存在着距离。
何景明的创作以揭露政治现实为题材,表达其强烈的干预时事倾向。 如《东门赋》,写一对“少小结发”夫妇,濒于饿死之际,展开一 场“辩说”。丈夫劝妻另觅生路,妻宁愿与他一起饿死,不愿成为 不“从义”的“污人”。丈夫严厉责备:“言乃执古!死生亦大,尔 何良苦。死为王侯,不如生为奴虏;朱棺而葬,不如生处蓬户。生 尚有期,死即长腐。潜寐黄泉,美谥何补!”丈夫忍泪而去,不再回 首。作者针对的正是宋儒“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反人性的教条。 在提倡贞节的明代,本篇反映出社会思想的重要动向。
03
作者以赞赏的心情、明朗 的色调描写了在“蛮方” 所见一个少女的形象,从 罗女装束、日常生活到她 同情郎的自由、美好的结 合,都散发出青春、自由 的气息。对于久受台阁体 糟蹋的诗坛,这样的诗无 疑带来清新的活力。
第二节 王世贞与后七子的文学复古
明代前后七子复古运动及其文学主张解析
明代前后七子复古运动及其文学主张解析
在明代前后,中国文学出现了一场复古运动,被称为七子复古运动。
这场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将对明代前后七子复古运动进行详细分析,探讨他们的文学主张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复古运动的背景
明代前后,社会变革迅速,文化呈现多元发展的趋势,文学界也不例外。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文人开始崇尚古代文学,寻求传统文学的灵感,以求突破当时文学的局限。
七子的文学主张
七子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七位重要文学家,他们在复古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他们的文学主张主要包括对古代文学的传承与继承,强调文学的情感表达和人文关怀。
通过对琴棋书画等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借鉴,七子们尝试在现代文学中寻找新的表达方式。
七子的代表作品
在复古运动中,七子们创作了许多代表作品,如、、***等,这些作品体现了他们对古典文学的借鉴与创新,展现了他们独特的文学风格和思想。
复古运动的影响
七子复古运动在当时文学界引起了轰动,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们的文学主张和作品为后代文学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结语
明代前后七子复古运动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次重要的文学现象,他们的文学主张和作品无疑为后代文学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通过对七子复古运动的深入了解和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感受到文学带给我们的启迪和感动。
前后七子
•前后七子:•明中叶诗坛,前后七子一统天下,掀起了文学复古运动。
•前七子为李梦阳、何景明等,后七子为李攀龙、王世贞等。
•他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推崇秦汉古文,汉魏古诗,唐近体诗。
•文学创作也唯古是尚,模仿得越像越好。
•文学复古运动纠正了读书人沉缅于八股文的不良读书风气。
也矫正了粉饰太平、空洞无物的台阁体。
•但盲目复古,以形式主义的模拟代替了对古代文学遗产的合理继承,从而滑向了仿古的创作极端。
•公安派:•万历年间,公安派兴起。
代表人物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因为湖北公安人,故称“公安派”。
•他们主张文学随时代发展而发展,不应厚古薄今,反对前后七子认为文学发展一代不如一代的错误观点。
•主张文学创作不必模仿古人应“不拘格套,独抒性灵”。
•这是中国传统的“诗主性情”的文学主张在新形式下的一种发展,对改变当时的泥古复古的社会风气,进行了正确舆论指导,具有要求个性解放的鲜明的时代特征,思想意义十分深远。
•“神韵说”•康熙后期,王士禛倡导的神韵说风行天下。
神韵说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言有尽而意无穷”为理论宗旨,推崇王、孟、韦、柳,鄙薄杜甫、白居易等,形成了“佳处多从五字求”(五言诗)的创作格局。
创作风格推崇清新淡雅,赞赏委婉含蓄、蕴藉不尽的韵味。
此说对于纠正当时的宗唐但又失之华丽繁缛,而宗宋流于议论铺排的不良创作倾向,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神韵说推崇清新淡雅为诗风正宗,显得气势不足,视野狭窄。
•格调说:•清中叶,正统诗坛影响最大的是沈德潜及其格调说。
•此说主张诗贵性情(性情多指诗歌的思想内容,应反映重大题材);•主张诗歌创作“亦须论法”(法是指诗歌艺术表现的手法:重含蓄委婉,反对直露);•主张宗法盛唐,贬斥两宋(此说认为唐诗“蕴藉”,宋诗“发露”),宣扬“温柔敦厚,怨而不露,亦归于中正平和”的审美风格。
•为了扩大影响,沈德潜特编选了《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清诗别裁》等。
•此说对前后七子的诗必盛唐十分推崇,而反对公安派,竟陵派、神韵说,带有明显复古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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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七子”复古诗学兴起的历史语境高宏洲(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摘要:关于“前七子”的诗学理论前人已多有论述,且褒贬不一,本文无意于就此再着笔墨,而是力求从历史的角度追溯“前七子”复古运动兴起的历史语境及学理逻辑,对这一问题的梳理也许有助于我们准确地把握“前七子”诗学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前七子”;复古运动;历史语境中图分类号:I052文献标识码:A收稿日期:2009-12-12作者简介:高宏洲(1981-),男,陕西榆林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论。
第24卷第1期2010年2月Vol.24NO.1Feb .2010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Shanxi Dato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一、“右文兴治”的政治需求明朝自朱元璋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建国伊始,经过几代皇帝积极有效的治理,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取得了一定发展,到了仁宗和宣宗时代出现了史书上津津乐道的“仁宣之治”。
《明史·宣宗本纪》记载当时“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安乐,岁不能灾。
自开国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
”[1](P125~126)但仁、宣盛世并没有维持多久,宣宗死后年仅九岁的英宗朱祁镇即位,即位之初由于太皇太后张氏委托“三杨”辅政,正统初年“承仁、宣之业,海内富庶,朝野清宴”,“纲纪未驰”。
[1](P160)然而随着张氏与“三杨”的先后去世与致仕,宦官王振逐渐得到了宠信,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土木堡之败”,英宗被俘,使明王朝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
在这一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虽然有民族英雄于谦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到,使明王朝暂时躲过了一劫。
但随着后来的英宗复辟,不仅于谦被杀,而且“夺门”有功的大臣曹吉祥、石亨等更加恃功骄横、势焰嚣张,最终引发了“曹石之变”。
从“夺门之变”到“曹石之变”,整个明朝可以说是毫无纲纪、混乱不堪,从此明朝由盛而衰,走上了下坡路。
正如台湾著名史学家陈致平先生在《中华通史·明史》中认为“英宗以前是盛世,英宗以后明朝乃衰。
所以英宗一朝实为有明盛衰之关键,其关键所在,又系于‘土木’与‘夺门’两变”[2](P139)。
这确实是不更之论。
“土木堡之败”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明朝的统治,但它给明王朝敲响了警钟,明王朝的盛世梦已经被惊醒,这为此后孝宗的中兴留下了历史空间,也为诗文复古运动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因为至此以皇权为根本的单级的“势”已经不能够维持皇权的稳定,要想继续维持皇权的稳定必须假借以士人为代表的“道”的支持。
而士人之所以作为“道”的潜在拥有者是因为他们拥有对“道”所寄存的古代典籍的重新阐释权,他们可以根据现实政治的需求重新向古代典籍寻求有利于政治稳定的思想资源。
这就是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复古运动“使天下复知有古书”[3]的真实意义所在。
可是随后即英宗王位的宪宗皇帝不仅不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而且“怠政”。
他先是宠信万贵妃,进而宠信万安,使得他们能够侦伺百官,统领诏狱,控制朝官,把持朝政,之后又于成化十三年春正月增设西厂,由太监汪直执掌西厂。
汪直弄权专宠,为所欲为。
汪直之党随后虽被剪除,但武宗晚年又迷信神道,梁芳、韦兴等又继之弄权乱政。
纵观宪宗一朝,其怠政可谓触目惊心,更遑论什么振兴大业了。
于是明朝复兴的历史重任最终就落到了孝宗身上。
孝宗是一位颇有作为、励精图治的皇帝,刚即帝位他就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一是罢斥奸邪,任用贤能。
《明史本纪·孝宗》记载:“丁未,斥诸佞幸侍郎李孜省、太监梁芳、外戚万喜及其党,谪戍有差。
冬十月丁卯,汰传奉宫,罢右通政任杰、侍郎蒯钢等千余人,论罪戍斥。
革法王、佛子、国师、真人封号”。
“丁亥,万安罢。
壬辰,追谥母淑妃为孝文章编号:1674-0882(2010)01-0048-0548--穆皇太后。
癸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徐溥入阁预机务。
十一月癸丑,尹直罢。
乙卯,詹事刘健为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入阁预机务。
戊午,下梁芳、李孜省于狱”[1](P183~184)。
也就是说他一边诛斥前朝佞幸,使“先朝奸佞之臣,放斥殆尽。
”[4](卷42)一边积极提拔贤能,任用正直练达之士,形成了“朝多君子”的盛况,其著者如王恕、马文升、刘大夏、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人。
而据《明史·文苑传》记载”前七子”的代表何景明和李梦阳也“并有国士风”[1](P7349)。
二是广开言路,多次“敕修省,求直言”。
他不但遵祖制开设了大小经筵,而且于早朝之外,恢复了午朝。
明初经筵,原无定日,随皇帝兴之所致,则令文学侍从之士讲说。
正统初英宗始制度化,但因宪宗怠政“遇寒暑,即令停止,动经数月。
讲经之臣,无由进见。
”[5](卷13)弘治元年三月,孝宗接受了詹事杨守陈的建议,恢复了经筵制度。
鉴于前朝进讲之臣“劝戒少而颂美多,讲吉不讲凶,讲治不讲乱,讲得不讲失,讲存不讲亡”[5](卷13),孝宗提倡直言不讳,“讲书颁推明圣贤之旨,直言不讳。
若恐伤时,过为隐覆不尽,虽日进讲,亦何益乎?”[4](卷42)史载,弘治初年,“日将常至岁暮不辍。
”[5](卷6)在开经筵同时,孝宗又接受了吏部尚书王恕的建议于早朝之外又恢复了午朝,每天于左顺门接见大臣。
此外,孝宗还开辟了文华殿议政,其作用是利用早朝与午朝之余的时间与内阁共同切磋治国之道,商议政事。
而且据《明史·孝宗本纪》记载,一有灾异发生,孝宗就下令群臣“敕修省,求直言”。
此种借灾异以言政教得失的策略在今天看来当然显得荒诞无稽,但在当时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正是在弘治皇帝的鼓励和策勉下,其朝臣才都“勇于直谏,虽重忤旨不惜”,其士气之高涨可以从当时士人的上奏文书和李梦阳力弹寿宁侯中见出。
据明史专家孟森先生说“至廷杖诏狱等惨酷事,终弘治之世无闻”[6](P172)。
此外,向来以宦官专权著称的明代“然孝宗仁厚,厂卫无敢横,司厂者罗祥、杨鹏,奉职而已。
”[1](P233)三是孝宗“恭俭有制,勤政爱民”。
他多次罢上元灯火,赈济灾区,还注意禁止势家贵戚为非作歹,与民争利。
孝宗皇帝的这一系列举措俨然一副仁君形象,这极大地振奋了当时的士人阶层。
正是由于“孝宗恭俭仁明,勤求治理,置亮弼之辅,召敢言之臣,求身正之士,绝嬖幸之门,却奇珍,放鹰犬,抑外戚,裁中官,平台暖阁,经筵午朝,无不访问疾苦,旁求治安。
”[4](卷42)再加上群臣的积极用世,终于出现了“海内乂安,户口繁多,兵革休息,盗贼不作,可谓和乐者乎!”[4](卷42)的“弘治中兴”。
以上就是“前七子”诗文复古运动兴起的历史语境。
要想探清“前七子”复古运动的真实旨趣就不能剥离掉此一历史语境,否则终将隔靴搔痒,无关鹄的。
之所以不厌其详地勾勒弘治朝的历史情况,原因在于“诗倡和莫盛于弘治”的“此一运会”[7](卷59)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在弘治皇帝“右文兴治”的刺激、鼓励下蔚然成风的。
其实这一历史现实前人早有论述,如崔铣《漫记》中说“弘治以前,士攻举业,仕则精法律、勤职事。
鲜有博览能文者,间有之,众皆慕说,必得美除。
自孝皇在位,朝政有常,优礼文臣,士奋然兴高者,模唐诗袭韩文。
阁老洛阳刘公恶之,教人看经穷理。
弘治末,颇知习左氏史记矣”。
[8]“前七子”中的王廷相和康海对此也深有体会。
王廷相在《李空同集序》中说“弘治中敬皇帝右文上儒,彬彬兴治,于时,君臣恭和,海内熙洽,四夷即叙,兆亩允殖,輶轩无靡及之叹,省寺蔑鞅掌之悲。
由是学士大夫职思靡艰,惟文是娱,不荣跃马之勋,各竞操觚之业,可谓太平有象,千载一时矣。
”[9](P423~424)康海《何仲默集序》也云“弘治时,上兴化重文。
士大夫翕然从之,文视昔加盛焉。
是时仲默为中书舍人,而予以次第为翰林修撰,一时能文之士凡予所交与者不可胜计。
”[10]因此,正是弘治朝宽松的政治环境及弘治皇帝的励精图治为“前七子”诗文复古提供了历史契机。
这一契机重新激发了士人“兼济天下”的救世意识,而复古运动一定程度上就是士人救世意识膨胀在文学上的反映。
茅盾先生在《夜读偶记》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
他说“我们不能把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看成仅仅是‘文体’改革运动,而必须充分估计它的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的意义”[11](P35),“他们的文学主张是说实话、记实事、抒真情,这是符合当时对政治不满的人民大众的要求的”[11](P37),也是符合当时社会的政治需求的。
二、“不复古文,安复古道”的[7](卷62)诗学路向以上粗线条地勾勒出“前七子”复古诗学兴起的历史语境,以下重点论述他们复古诗学在学理上的展开逻辑。
只有将”前七子”的复古诗学置于当时诗歌发展的历史坐标上予以把握,才能从学理上阐明其复古诗学的历史意义。
“前七子”复古运动兴起之前,诗坛是怎样一种状况呢?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李梦阳》条云:“成、弘间,诗道傍落,杂而多端,台阁诸公,白草49--黄茅,纷芜靡蔓……理学诸公,‘击壤’‘打油’,筋斗样子。
”[12](P260)就是说当时主要有两种文学风格。
一是以书写“白草黄茅,纷芜靡蔓”为典型的台阁文风;一是以吟唱“击壤”“打油”为特征的性气诗。
面对这样的诗坛现状,“前七子”进行了历史的反思,他们发现诗文经过唐宋以后就迷失了正轨,走上了“野狐外道”。
如何景明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中说:“夫文靡于隋,韩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于韩;诗溺于陶,谢力振之,然古诗之法,亦亡于谢。
”[13](卷32)在《杂言十首》中又说“经亡而骚作,骚亡而赋作,赋亡而诗作,秦无经,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
”[13](卷38)李梦阳在《潜虬山人记》中说“山人商宋梁时,犹学宋人诗。
会李子客梁,谓之曰:‘宋无诗’”。
[7](卷47)在《论学》篇说“宋儒兴而古之文废矣。
”[7](卷66)诗文为什么会迷失正途,走上“野狐外道”呢?”前七子”中的何景明曾在《海叟集序》中总结到“景明仕宦时,尝与学士大夫论诗,谓三代前,不可一日无诗,故其治美而不可尚。
三代以后,言治者弗及诗,无异其靡有治也。
然诗不传,其源有二,称学为理者,比之曲艺小道而不屑为,遂亡其辞;其为之者,率牵于时好而莫知上达,遂亡其意。
辞意并亡,而斯道废矣。
”[13](卷34)由此可知,诗歌迷失正途的原因有二:一是“称学为理者,比之曲艺小道而不屑为,遂亡其辞”;二是“其为之者,率牵于时好而莫知上达,遂亡其意”。
(一)“称学为理者”主要指宋代理学家的文学观。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评论《击壤集》时谈到宋代诗格之变时说:“……案自班固作《咏史》诗,始兆论宗;东方朔作《诫子》诗,始涉理路。
沿及北宋,鄙唐人之不知道,于是以论理为本,以修词为末。
而诗格于是乎大变。
此集其尤著者也”[14](卷153)。
宋人为什么“鄙唐人之不知道”呢?这和宋人对“道”的独特体验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