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宪权：对人工智能法学研究“伪批判”的回应_53

刘宪权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导；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首批“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国家级教学名师”、“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连续20年被华政全校学生评为“我心目中的最佳教师”。

文章来源：《法学》2020年第1期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刑法学研究中存在不同观点和争议完全正常不足为怪。

对人工智能刑法学探讨研究的前提应是对所涉对象、前人成果及相关概念全面了解，理性、客观地提出自己的见解，论述应实现逻辑自洽、自圆其说并言之成理。

不应开展“为批判而批判”的“伪批判”。

“伪批判”主要包括混淆概念型、移花接木型和自相矛盾型等三种类型。

混淆概念型“伪批判”混淆了“人工智能”与“机械自动化”的概念。

移花接木型“伪批判”将弱人工智能时代的特征“嫁接”到对强智能机器人刑事责任主体地位的探讨中，将强人工智能时代的特征“嫁接”到对弱人工智能时代刑事风险的探讨中。

自相矛盾型“伪批判”中存在“像人一样思考”和“机器”含义的冲突以及“人造牛皮论”与“法人的人工类人格”内涵的抵牾。

文章摘要一、引言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逐渐走向繁荣以及各国对抢占人工智能技术“制高点”战略规划稳步推进，我们实际上已经跨入了一个全新时代——人工智能时代，这是继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和计算机时代之后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应该承认，每一次新时代的出现都会给原有社会带来令人震撼的冲击和翻天覆地的变化，否则就不可能将其称之为“革命”。

笔者认为，工业革命带来的冲击和变化不仅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紧密相联，也必然要求包括法学在内的社会科学进行不断变革才能与之相匹配。

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科学的变革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保持同步，这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所推动和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理解还是不理解，也无论接受或者不接受，社会发展的规律就是如此。

跟随人工智能时代发展的步伐，学界掀起了人工智能法学研究热潮。

在社会科学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学术研究的理想境界，不同观点的碰撞和讨论能使学者对某一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系统的思考以实现逻辑上的自洽性，并修正先前观点及论证中的缺陷和谬误。

作为社会科学的法学研究（包括刑法学研究）亦不例外。

近年来，法学研究者对人工智能法学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并在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归属、智能机器人是否应有人格权、涉人工智能犯罪刑事责任分配等方面展开了讨论。

其中，有关人工智能刑法学研究中的讨论焦点主要包括涉人工智能犯罪的研究有无必要，在涉人工智能犯罪中如何分配智能机器人研发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刑事责任，应否对智能机器人研发者和使用者的过失行为专门规定相应的过失犯罪，强智能机器人应否具有刑事责任主体地位等问题。

例如，关于对涉人工智能犯罪的研究有无必要的问题，持肯定说的学者认为刑法学者有必要深入研究涉人工智能犯罪，明确不同类型的涉人工智能犯罪的刑法规制路径；持否定说的学者认为无论发展到什么时候，智能机器人也始终是人类的工具，用现有刑法完全可以规制任何涉人工智能犯罪，没有必要专门从事此项研究。

关于强智能机器人应否具有刑事责任主体地位的问题，持肯定说的学者认为强智能机器人具有在自主意识和意志支配下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应具有刑事责任主体地位；持否定说的学者认为强智能机器人所谓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并非自主的，智能机器人始终是人类的工具，因此，其不应成为刑事责任主体，只需让智能机器人的研发者或者使用者承担刑事责任即可。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持不同观点的学者互相之间反复进行着商榷、讨论、回应乃至再回应。

不同观点之间的碰撞和交流，使刑法学者们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愈发深入，观点愈加公允。

这理所当然会不断推进着人工智能刑法学研究的发展，也完全符合笔者最早提出开展人工智能时代刑事责任演变研究的初衷。

但学术探讨中观点的交融和碰撞发生的前提是对研究课题所涉及的相关概念进行全面了解，总结、归纳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从理性、客观的视角出发，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并尽力在论述时充分理解其他学者观点基础上实现逻辑自洽、自圆其说、言之成理。

任何为了批判而进行的所谓“批判”，即使辞藻再华丽、言语再犀利、论证再巧妙，也终究会陷入固步自封、只能“自说其圆”的“伪批判”泥潭。

笔者认为，人工智能时代是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一时代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已经并还将继续会对传统法学乃至刑法学研究形成巨大的影响和冲击，这显然是不言而喻且毋庸置疑的。

法学研究者应有必要的心理准备，学会去芜存菁，认真研读和思考对于学术研究真正有价值的不同观点和意见并与之进行商讨；拒绝并剔除概念不清、张冠李戴、自相矛盾的观点和论述。

只有这样，才能继续保持（而不是扼杀）人工智能时代刑法学研究的良好态势，修正人工智能法学研究的发展方向。

依笔者之见，时下，我们应严格区分人工智能刑法学研究中的“批判”和“伪批判”。

对于理性、客观、以学术探讨为目的的“批判”，我们理应取其精华以不断完善自己已有的理论和观点，并对这些批判中的不合理观点予以及时回应，进一步阐明自己的理论和观点。

对于混淆概念、张冠李戴、自相矛盾的“伪批判”，应去其糟粕，明确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

笔者已在相关论文中对涉人工智能刑法规制问题的不同观点进行了商榷与探讨，在此不再赘述。

本文着重对学界存在的人工智能刑法学研究的“伪批判”（笔者将所谓的“伪批判”分为混淆概念型、移花接木型和自相矛盾型等三种类型）进行回应。

二、对混淆概念型“伪批判”的回应笔者认为，学说之间的商榷、反驳、批判或回应都应建立在统一话语体系之下。

具体到人工智能法学研究领域，法学研究者在探讨相关问题时，以学界达成基本共识的相关概念的内涵和定义作为探讨的前提。

否则，在模糊或杂糅了概念基础上的学术探讨会显得毫无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批判即是“伪批判”。

笔者所论述的混淆概念型“伪批判”的主要特征是混淆了“人工智能”与“机械自动化”的概念。

批判者提出关于“人工智能”的内涵难以界定，进而自创人工智能的“核心要素”，即交流沟通能力和自主性，以自创的概念作为依据，提出人工智能法学研究所涉及的大部分对象仅属于“机械自动化”的范畴而不是真正的“人工智能”，得出人工智能法学研究中的大量研究成果是“概念附会”的产物。

笔者认为，批判者建立在自创概念核心要素并在有意或者无意模糊核心概念边界基础上提出的“批判”，没有真正揭示出人工智能法学研究中的争议焦点，也不可能针对现有的人工智能法学研究成果提出有价值的学术批判。

由此而产生的批判，笔者只能将其归入“伪批判”之列。

关于人工智能的含义，开创者约翰?麦卡锡将其描述为“让机器的行为看起来就像是人类所表现出来的智能行为一样”。

虽然何为“人类所表现出来的智能”在科学、哲学、法学等领域内存在争议，导致有关对人工智能概念的争论从未停止，但是应当看到，“人类所表现出来的智能”并非“自然本能的必要伸展”，而是“自由意志的选择性扩张”，这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所在。

人的自由意志的来源应该是人的大脑。

要使“机器的行为看起来就像是人类所表现出来的智能行为一样”，人类必须制造出能够替代自然人大脑功能的“机器”而非仅能替代自然人手脚等身体功能的机器。

因此，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自然人大脑功能是人工智能不同定义之间的共同点。

进行人工智能刑法学研究时，刑法学研究者对于人工智能的概念应求同存异，在基本统一的概念下展开相关研究，否则就缺乏研究或讨论的基础。

笔者曾经提出，从普通机器人到弱智能机器人再到强智能机器人的“进化”史，即人工智能时代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是一部智能机器人的智能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历史；而因为只有自然人才具有智能，所以我们又可将人工智能时代中的智能机器人的发展称之为是一部“机器”的因素逐步弱化而“人”的因素渐进增强的历史；同时也因为智能与人的意识、意志直接相关，所以我们还可将人工智能时代中的智能机器人的发展称之为是一部智能机器人的“智能”逐渐增强并对自己“行为”的影响和作用逐步达到“自控”的历史。

进而言之，我们完全可以说，随着智能机器人的不断进化，自然人与智能机器人在对“行为”的控制与决定能力上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

具体而言，“智能”本来是人所特有的，人工智能技术便是人类创造了本来只有自然人才具有的“智能”的技术。

将本来只有自然人才具有的智能赋予“机器”，从而使传统意义上“机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从简单地替代自然人的手脚等身体功能而发展到逐渐替代自然人的大脑功能，以开展相关活动。

而此时的“机器”便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机器”，也即此时的“机器”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智能机器人”。

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智能机器人”这一概念出现的根本原因。

由此可见，“人工智能”技术与“机械自动化”技术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是否能够替代自然人大脑的功能。

能替代自然人大脑功能的技术是“人工智能”技术，不能替代自然人大脑功能而只能替代自然人手脚等身体功能的技术则是“机械自动化”技术。

批判者从“人工智能”与“机械自动化”的非本质区别出发，将“机器是否具有自主性”作为区分标准，将“人工智能”的范围缩小，将“机械自动化”的范围增加，进而否定当前人工智能法学研究的成果。

批判者甚至认为人工智能技术没有在我国普及，因为自动取款机、手机银行等没有社会沟通能力，没有自主性。

笔者对此不能苟同。

即使不考虑生产领域或者国防安全领域，仅考虑生活领域，我们也无法得出“人工智能技术远远没有在我国普及”的结论。

时下，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并还将进一步渗透至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此，笔者在相关文章中已进行过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事实上，即使按照批判者提出的区分“人工智能”与“机械自动化”的标准为“是否具有沟通能力和自主性”，其想要论证的内容也是不能成立的。

举例说明，当人们在购物平台购物时，购物平台会利用大数据分析方法探求用户的潜在需求并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商品或服务，而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便是人工智能技术。

在这一过程中，智能机器人虽然没有与购物者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交流，但是其通过“观察”和“分析”购物者的购物情况，掌握了购物者的喜好，并据此向购物者发布、推送相关信息，吸引购物者再次在此平台购物，这种非面对面的沟通其实也是一种交流，且是建立在智能机器人“洞察”购物者喜好基础上的交流。

而智能机器人对购物者喜好的“观察”和“分析”并据此发布、推送相关信息便是其发挥自主性的行为。

不可否认，笔者描述的上述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由此可见，人工智能技术已深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绝非“远远没有普及”。

再以ATM机为例，批判者认为其不属于智能机器人，因为“它只是银行人类柜员的一种替代设施，它只有自动化而没有自主性”。

如果我们认真分析ATM机的工作原理，就不难发现，ATM机完全可以被称为“人工智能”而非“机械自动化”。

笔者无意否认ATM机是一种主要用于替代银行自然人柜员的设施，但问题的关键是，ATM机替代的是银行自然人柜员的什么功能，是自然人柜员手脚等身体功能还是大脑功能？抑或两功能同时替代？其实这些问题涉及到是将ATM视为“机器”还是“人”的判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