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若干中国现代教育问题的哲学思考

对若干中国现代教育问题的哲学思考1．0 中国的教育改革已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了，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政治上的“一边倒”，到教育上的“全盘苏化”，大专院校的全面的院系调整，教材、考试的全国统一，教育应试功能的强化，到上个世纪末的高校“跨越式、超常规发展”，从新合并整顿，中小学讨伐“应试教育”，推行素质教育、新课程改革……中国教育领域内的风风雨雨和层出不穷的“改革”，实在令人眼花缭乱。

中国教育的确取得了“量”的扩张，承担了世界上22%人口的“大教育”，其成就举世瞩目，毋庸置疑，但是，平心而论，中国教育却没有实现“质”的突破，半个多世纪来，几乎没有产生过世界大师级的人物。

中国的教育部门是世界上最“有为”的教育机构，上至教育方向规划体制改革，下至学生饮食起居吃喝拉撒，无不在其视野之内，触角所及，无微不至、无处不在，然而收效甚微，至今问题成堆。

教育主管部门每一次的“新举措”，无不众口一词“绝对正确”，但时隔不久，往往又被另一个“绝对正确”的“新举措”推倒重来，如此往复，不一而足。

中国教育就是在这种往复循环的怪圈中折腾，竟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岂非世间一大怪事？1．1 本书就本校十年来办学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教育界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进行一些思考和探索，希望引起教育界同行的关注，共同研讨，以推进中国教育改革的深入。

1．2 我们本着“不唯上，不唯书，不信邪，不崇洋，只唯实”的信念，不断实践，不断认识和反思，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

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本书各篇文章都是原汁原味，即使现在看来有些论述不免有舛错片面之处，但是为了尊重事实，尊重历史，一律保持原状，以便让读者看到我们学校发展的真实过程，听到我校前进的脚步声，体验到我校办学理念的不断臻于完善的艰苦历程。

我们希望这本小书会引起大家对中国现代教育的种种问题的关注，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22．0 中国教育的痼疾，其病根在于对现代教育的本质缺乏科学的正确认识，因而找不到治本之良方。

目前教育界对教育本质的争论，众说纷纭，可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莫衷一是，从认识的角度来说，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2．1 犯了低级的逻辑错误：争论的过程中双方都违反了逻辑的“同一律”，所指的核心概念不同一。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把“教育的产业性”混同于“教育的产业化”。

就是关于“教育产业化”的争论，各方所指的却是不同内涵的概念。

2．2.1在认识论上，显然存在着两条截然不同的思想路线：一条是从教育这一客观现象出发来认识教育的本质；另一条是从某种主观的要求或良好的愿望出发，或是从“上面”的“指示”、“文件精神”等“权威”或“本本”出发。

前者是一条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后者则是一条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关于教育产业化的争论，反对者的核心论据是一位前主管教育的某高官退休后所著的一本书中的若干言论。

关于“名校办民校”的决策，也是以此公在浙江某地一次视察中对某“名校”所举办的“民校”的“充分肯定”的言论作为依据发展而来的。

在教育主流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之后，往往都有关于作者“权威”身份的附注，用以证明文章的分量。

支持文章的不是对客观事实深刻的规律性研究，而是作者的某种特殊地位、身份，此类“权威”观点又被当作“论据”，辗转“引证”，奉作“经典”。

2．2．2 不从教育的客观存在出发，仅凭某种主观的“良好愿望”，向“教育”不断“加压”，以增加其“附加值”，使教育承担了本非自身的外在的职能，这就是我国教育问题的认识论根源。

这不仅使人想起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生在前苏联语言学界的一场争论：语言是否有“阶级性”？当时有一派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受到了斯大林的批评。

斯大林指出，语言本身并无阶级性，哪个阶级都可以使用。

教育也是如此。

如果教育具有“阶级性”，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上世纪初“资产阶级的”北京大学会出现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受过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教育”的马克思、恩格斯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在“资产阶级教育”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陈省身既可担任美国数学研究所所长，又可担任我国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2．2．3 教育作为对社会生产力（人）的培养提供服务的机构，对社会成员自然一视同仁，绝无左偏右袒之意，那来什么“阶级性”？将教育视作“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种“理论”多年来分裂了社会、民族，剥夺了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受教育的基本人权，播种了仇恨，使社会生产关系处于极其紧张的状态，妨碍了和谐社会的建立，破坏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其严重后果有目共睹，不容置辩。

2．2．4 教育作为培养社会生产力（人）的服务性行业，如同工业、农业等第一、第二产业一样，并非某一阶级或阶层的“专利品”，可以为各个阶级或阶层服务。

我们不能因为它们可以为某一阶级或阶层所用，从而认定其具有“阶级性”。

说什么“教育的阶级性”犹如说什么“工业的阶级性”一样，同样是十分荒谬的！2．2．5 根据教育的阶级斗争工具论，教育主管部门对教育工作不分巨细，事必躬亲，面面俱到，滴水不漏，其结果如何？正应了一句老话：“越管越死”。

中国教育部门是最“有为”的政府机构，也是最缺乏生气、实际上最“无所作为”的政府部门。

一边大声疾呼要培养“创新精神”，一边由于对师生的言行的过分关注而扼杀了“创新精神”。

学术自由和学术创新是相依为命的一对孪生兄弟。

中国的教育部门对学生一直以来就像父母管孩子一样，一言一行，衣食住行，从头到尾，恨不得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以为这就是对学生负责到底。

有时甚至不惜违法，形形色色的“意见”、“规定”满天飞（例如，禁止大学生在校外租房的规定等等），学生整天被这类“清规戒律”所禁锢，还有什么“创新精神”可言？对校长和教师要求更是苛刻，动辄以撤职查办相威胁，使他们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那还谈得上什么创造性工作。

2．2．6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批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政治路线，教育领域内“阶级斗争”之说已逐渐淡化，向发达国家派遣公费留学生已形成制度，对学成回国的“海归派”寄予很大的希望，与改革开放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是中国政府十分明智的决策，现在已经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改革开放后首批公派回国的留学生不仅在我国的经济、文化、教育和科技方面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其中还有一部分成功地进入了政界，有的甚至进入了高层领导的队伍，例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教育部长周济，科技部长徐冠华，前后几任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周文重、王光亚等等。

这不能不说是前所未有的重大进步，用事实驳斥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阶级斗争工具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传统的“意识形态”的界限。

然而，至今还存在一些问题。

“海归”人士85%以上只能从事经济、教育和科研部门的工作，而从政的人士在整个官员中的比例是微乎其微的。

此其一。

在当前的官员选拔制度的规定中，还存在很多限制，即，“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海归”人员之间隔着一堵看似无形实则有形的高墙，挡住了许多“体制外”的“海归”派人士进入政坛的大门。

此其二。

在一个声称已经消灭了阶级的社会里，这样做不仅在理论上自相矛盾，而且在实践上十分有害。

实践证明，“海归”官员给中国政治生态带来很多有益的、积极的变化，带来了规则意识、法治观念这些中国政界最最缺乏的“稀缺资源”，使官风、政风有明显的改变，中国政治的生态将朝着更加开明、宽容、民主、透明的方向演进，必将进一步推动与中国经济基础变化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演变。

无疑这一切都对中国教育的改革、还教育以其本来的面目，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当然，就是“体制内”的“海归”们，要完成这一任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他们还面临着一个与现有体制相适应的过程，还可能在某种利益的诱迫之下，被传统意识和思维定势同化而变成新的官僚。

2．2．7 管理之道，就在于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有所放弃，才会有所收获，“无为而无不为”，让教育按其自身的规律发展，这才是教育管理的辩证法。

数学大师陈省身谈到当年他当美国数学研究所所长时说道：“办这个所最要紧的是把有能力的数学家找在一起，找来之后就不要管了，让他们自己搞去……现在你要政府拨款或跟机关要经费的话，动不动就要你的计划，可是根据计划能够做出来的东西大概不是最有价值的。

所以最好没有计划。

”这段话对我们那些习惯于计划体制、喜欢“管头管脚”的教育部门的高官们应该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吧！创新精神产生的前提条件是思想自由和选择自由。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俗语说得好，“乱世出英雄”，例如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和古希腊时代，就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哲学家、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科学家，于是我们就有孔、老、荀、墨等诸子百家，西方才会出现赫拉克里特、德莫克里特、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哲学家、思想家和科学家。

魏晋乱世，也是人才济济，单是一个王弼，短短的一生（逝世时年仅23岁），就给后世留下五本著作。

宋代统治者比较无能，对教育、学术的控制不严，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出得不少：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大文豪苏家父子三人，政治家王安石父子；南宋则有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群体，以陆氏兄弟为代表的心学家，以叶适为代表的功利学派。

在近代史上，也不乏类似的情况：我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出现了众所周知的大批文学大师和科学大师，其中包括后来摘取了诺贝尔奖、沃尔夫奖和菲尔茨奖桂冠的世界级的科学大师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和丘成桐等。

从上述的实际例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点：“乱世”社会问题多，引起人们思考的问题也多，有识之士的忧患意识也就特多，思想也就特别活跃，但是，更重要的是，当时当权者正忙于争夺“交椅”，鞭长莫及，控制思想的力量相对薄弱，思想的自由度也相对要大。

无杀头坐牢之虑，失业饿饭之愁，还怕不出现百家争鸣、学术繁荣、人才辈出的局面？“乱世”如此，那么“盛世”又是如何呢？历史上著名的汉初“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不也出了贾谊、董仲舒等哲学家、魏徵、裴元等政治家、李白、杜甫等大诗人吗？一个可以容纳不同政见的宽松的政治环境，一个“无为而治”的政府，一个思想可以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为杰出人才的产生和成长提供了一块沃土。

光靠物质的奖励，政治的动员，发文件，搞规划，用行政措施，是断断出不了大师的。

2．2．8 以为召开一次大会，提出一份《意见》，搞出一个《纲领》，就能把教育搞上去，是某些主管教育的领导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

让我们冷静地回顾一下，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召开过多少次这类“会议”，出台了多少份这类“意见”，制订了多少次这类“纲领”和“规划”，究竟起了多少作用，又有多少得到落实？可以断言，真正实现的可说是微乎其微！如若不信，不妨一查。

2．2．9 他们认为人的主观意志可以主宰客观世界，治教是可以靠发文件、开大会、订规划、制大纲、下命令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