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如斯夫

上集讲了春秋时期“以德服人”的战争思想以及勇士在战场上的退让有礼。

本集要讲的是先秦君子在乱世中的理想追求。

大家好，今天我们讲第七章，逝者如斯，风范长存先秦君子文化人格的民族意义。

前几次我们从六个方面对先秦君子的文化人格进行了简要的描述，对此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

他们主要是生活于西周春秋时期的贵族君子，当时的贵族文化土壤养育了他们，这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举止首先就带有很强的贵族文化色彩。

他们从小就接受了贵族社会的良好教育，风度翩翩，出言有章，熟习礼乐，博学多识；他们在立身行事中遵守着良好的道德准则，在家是孝子，在国是忠臣，对人是义士。

他们在处世交往中显示了高尚的人格风范，居富而尚俭，处穷能安贫，对上恭敬，对人谦和，言行重鉴戒，有过能自省，交友有诚信，为国能让贤。

在政治舞台上，他们或者是艰苦的创业者，或者是卓越的改革家，或者是善于辞令的行人，或者是不畏强御的谏臣。

在戎马生涯当中，他们既是雄姿英发的武士，又是退让有礼的君子，既懂得为义而战，也知道以德来服人。

他们以良好的言行举止和不凡的道德功业，为后世树立了美好的形象。

时光流逝，岁月悠悠，往昔的历史背景早已经消失，他们的身影也日渐模糊。

但是，千载之后，当我们追怀民族的成长历史，探讨如何塑造民族新生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这并不是我们今天才刚刚开始思考的题目。

实际上早在两千多年以前的周代，那些贵族君子们已经在进行着同样的思考，人究竟为什么而活着?理想的人生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我中华民族的文化人格应该如何塑造?当然，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理解与我们今天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可是，正如生物学存在遗传变异的普遍规律一样，在我们的身上，至今仍然能够找到他们的原初基因。

我们今天所努力倡导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人格，也仍然有着那个时代打下的基础。

因此，我们今天来重新认识他们，其目的并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让人们遥想其风采。

而且还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思考的问题，他们是如何在那个时代开始了关于人生问题的探讨，又是如何付诸实践的。

下面我们分成几节来讲，一先秦君子的理想追求以上我们所描述的先秦君子风范，显然是带有理想性的。

当我们把这些故事从史书中钩稽出来并集中叙述的时候，是把那些大量的不合理想规范的东西舍弃掉了的。

我们把它没有考虑了。

实事求是地讲，从西周开始到春秋结束近六百年的时间里，和平安稳的美好年代并不多见。

特别是在我们今天能够通过资料可以较多地了解的那个春秋时代，基本上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乱世。

我们所描写的先秦君子的嘉言懿行，也大都产生在这一个乱世当中。

但是我们之所以能把它钩稽出来，并不是在这里有意去美化古人。

而是因为我们在阅读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切切实实地很强烈地感受到了这样一点：那些生长于乱世中的先秦君子，原来并没有忘记对于理想人生的追求，或者可以说，正因为他们生于乱世，才对于理想人生有着更多的执著。

这个叔孙豹的“三不朽”理论，可以说是对这一问题的一个典型回答。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此之谓三不朽。

——《左传》我们千万不能把这句名言等闲视之，因为它已经十分明确的告诉后人，先秦君子们在对待自己的人生问题上，已经有了鲜明的自觉认识。

换句话来说，他们不是在那个时代在那里无目的的浑浑噩噩地活着，而是在不断地探讨自我人生价值的过程当中活着。

像文王、周公、管仲、子产这样的圣贤哲人我们固不必详说了，就是其他一些普通的贵族君子，或者一般的武士，也在思考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我们举一个例子，《左传·成公三年》记载晋楚邲之战十年以后，晋国人要求交换俘虏。

他们要以楚国的公子谷臣与连尹襄老两个人的尸体来换回被楚国俘虏的知罃，楚人答应了这个条件。

这个楚共王在送知罃的时候就问他：我囚禁了你十年，你怨恨我吗?知罃就回答说：两国交兵，我不才，不能胜任，当了俘虏，你没把我杀了，在祭祀的时候以血衅鼓。

先秦时期的风俗习惯，国家祭祀要杀战俘。

把战俘的血涂到鼓上。

这叫以血来衅鼓。

说在这十年您把我抓住，都没把我杀死，没有把我当作祭祀时候衅鼓的祭品。

能让我回去接受处罚，这就是您对我的恩惠了，我怎么敢怨恨您呢?楚王就说：那么说，你感谢我了?知罃又说：两国为了社稷安宁，百姓和乐，各自都努力消解怨恨以求原谅，互释罪犯以求其好。

两国修好，本不是为了我个人，我怎么能以我个人的名义感谢你呢?楚王又问：你回去之后，如何报答我呢?知罃就回答说：臣没有什么怨恨您的，您对臣也没有什么恩德。

无怨无德，我不知如何报答。

但是楚共王还是说：虽然如此，毕竟是我把你放了，你也一定要告诉我你的想法。

这个知罃就说了：如果托您的福，让我可以平安回到晋国，我国的国君把我处死，我就算是死而不朽了。

如果托您的福，我国的国君能免我一死，把我交给我的父亲，他把我处死在家族的宗庙当中，我也算是死而不朽了。

如果有幸而不被处死，让我继承旧职，从事军事，率偏师保卫边疆，虽然遇到楚国的将帅，那么我也不敢躲避，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战死，没有二心，以尽为臣之礼，我只能以此来作为回报了。

楚王听了之后是很受震动，就说：晋国人有如此的志气，真是不可与之争强啊。

然后就用隆重的礼节把知罃送回去了。

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说知罃连续说了两次“死且不朽”的话，在他看来，无论是回国后被晋君处死还是被父亲处死，自己都算是为国家尽到了应尽的一份义务，没有辱没自己的武士名声，也算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那么从这件事就可以知道，即便是贵族中的一般武士，他们在生活中也有着自己的崇高的人生目的，并且努力为此而追求着。

再一个例子是孔子的弟子子路，他在一次卫国的内乱当中被人杀死了。

据说在他临死之前被人砍断了帽缨，系帽子的带子，就使帽子掉下来了。

那么子路就说了：君子到死也要把帽子戴正。

说着又系上了帽子，把帽子戴得端端正正了。

在这个时候被敌人给杀死了。

这个事情在《左传·哀公十五年》和《史记·卫康叔世家》都有记载。

我们乍一听这个故事，我们对子路的结缨而死也许会感到可笑，被杀死之前还要把帽子系好。

但是如果是仔细分析，不是正可以从中看到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吗?结缨而死虽然也是死，可是却说明子路临死也不愿意毁坏自己的君子名声，临死也不愿意破坏自己一生所要追求和塑造的君子形象，要堂堂正正地死，死也要显出从容的风度。

不改变自己平常的那种堂堂正正的形象。

那么同样在我们前面所引的鉏麑刺赵盾的例子当中，鉏麑宁肯自己触槐而死，也不愿落一个不忠不义之名。

这也说明当时人对自己的人生价值，进行过多么严肃的认真的思考。

知罃、子路、鉏麑都是历史中的小人物，但是他们的言行与文王、周公、管仲、子产等大人物的功业却共同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

它昭示着我们正是在那个被后人所称为乱世的春秋时代里一些贵族君子们正在自觉地担当起挽救社会动乱的重任。

也在默默地探寻着人生的理想。

塑造着自己的文化人格。

历史的变迁可以改变他们的理想模式，但是却不能消蚀他们追求理想的精神。

对于后世来说，重要的不但是缅怀他们的功业，而且还是学习他们为理想而执著追求的精神。

当我们打开《春秋》、《左传》等史书，看到那些志士仁人的不凡业绩，同时不也正在感受着他们那种强烈的思想文化精神吗?我们今天其实读了这些著作，我们不是会深受震动吗？我们不是要考虑自己一生究竟应该怎么样过？怎么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吗？《周易·系辞下》里边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周易》司马迁也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史记》西伯是周文王，传说他在羑里这个地方被商纣王抓起来。

在这里边还写出了《周易》这部书。

孔子因为遭受在陈蔡的苦难，然后回来作《春秋》。

左丘失明了之后还写出了《国语》。

膑脚是一种刑罚，把膝盖上的一块骨头给剜掉。

使人不能走路。

孙子已经受了膑脚之刑而写了兵法著作，写了《孙子兵法》，这里写的孙子指的是孙膑。

孙膑还写了兵法。

说而吕不韦被遣送到蜀地，而且还写出了《吕览》，也就是《吕氏春秋》。

韩非被囚在秦国还写了《说难》和《孤愤》这样的著作。

司马迁这里边举的例子，而《周易·系辞下》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都是立言的，这都是追求不朽的行为。

这些话说明，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先秦古籍，其中大都蕴含着作者对理想的追求，他们著述立说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它记述下来，让后人理解他们的一片苦心，在追述往事中寄希望于将来。

而古人的人生价值观太上立德，立德做一个道德高尚的圣人。

其次立功，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建功立业。

其次立言，前两者做不到的话，那么也要立言把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思考，把它写来了传给后人。

那么的确，当我们阅读这些先秦古籍的时候，也能感受到这种精神。

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

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孟子》什么叫“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是孔子说，体现在史书当中的这种大意，我孔子都把它接收过来。

这就是孔子写《春秋》的目的。

关于《春秋》那种惩恶扬善精神，后人早已经做过详细的阐述。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史记》上大夫壶遂问司马迁，孔子当初为什么而作《春秋》啊？司马迁回答说，我听董生说过。

董生，董仲舒，司马迁的老师。

我听我的老师董生说过：周道已经衰落被废弃的时候，当时孔子做鲁国的司寇。

诸侯对孔子进行陷害，不理解孔子，大夫阻挠孔子的理想的实践，阻挠他和鲁军的关系，“壅之”。

孔子知道自己说的话在当时不能被采用，自己所追求的大道在当时行不通。

于是他就想把这些是是非非在春秋242年的事件当中把它记载下来。

用《春秋》这部书作为天下的仪表。

批评天子的那些不合道德礼法的行为。

也是对诸侯的这些事情也是给予贬斥。

对大夫的这种不正当的言行进行申讨。

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要达王事，通达王事。

让王事能够得到顺利地施行。

让王业能够长久地绵延下去。

孔子就说了，我想要发一些空洞的议论的话，但是我觉得这不如把我的一些想法，把它写进那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当中，不如这个更深切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