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社会_民主与教师专业精神_纪_省略_威名著_民主与教育_出版一百周年_丁永为

第１２卷　第１期教育学报Ｖｏｌ．１２，Ｎｏ．１２０１６年２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ｅｂ．２０１６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１１－２８作者简介：丁永为（１９８０—），男，辽宁人，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西方教育思想史、教育哲学研究。

Ｅ－ｍａｉｌ：ｙｏｎｇｗｅｉｄｉｎｇ＠ｃｎｕ．ｅｄｕ．ｃｎ①　参见杜威著，王承绪译：《民主主义与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７、９、１５、１７、１９、２１、２２、２３章相关内容。

由于原书名中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一词通常译为“民主”，且一般来说，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并无指涉特定学说体系或意识形态的“主义”之意，故本文未采取王承绪先生的译名，而将其直接译为“民主与教育”，至于直译是否妥当，还望方家指正。

工业社会、民主与教师专业精神———纪念杜威名著《民主与教育》出版一百周年丁永为（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４８） 摘　要：杜威对工业社会中民主与教育关系的认识存在一个渐进的过程。

１８９４年，杜威开始尝试讨论三者关系。

１９０３年，杜威突破此前的技术与适应视界，开始使用权力与控制的视角研究三者关系。

基于这一视角，杜威首先要求教育管理者向教师赋权，保障教师的教学自由，随后提出教师的“专业精神”概念，呼吁教师直接参与社会改革，践行公民自由。

《民主与教育》提出了要把民主的发展与工业的改造和教育的变革结合起来的使命，而对于这个任务应该由谁来完成，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意识和精神，以及怎么完成，如何突破教育管理体制的束缚等问题却被悬置起来，成为其前后教育思想发展中的一次明显断裂。

关键词：工业教育；《民主与教育》；杜威；教师专业精神；教学自由；公民自由中图分类号：Ｇ５２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２９８（２０１６）０１－００９４－１０ＤＯＩ：１０．１４０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３－１２９８．２０１６．０１．０１３ 喜欢《民主与教育》（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的人可能都会发现，杜威用了大量的篇幅①讨论工业、民主与教育的关系，与其前辈教育家如托马斯·杰斐逊、贺拉斯·曼、威廉·哈里斯、弗朗西斯·帕克不同，杜威有意识地把工业社会作为讨论民主与教育关系问题的背景。

杜威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把民主的理想与工业的改造和教育的改革联系起来，我们才可能对工业社会中民主对教育的挑战有真正深刻的理解。

形成一支具有专业精神的教师队伍，是确保工业社会中的教育的变革面向民主理想前进的必要条件。

一杜威出生于１８５９年。

在大学毕业之前，他的家乡美国佛蒙特州柏林顿镇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

在他从２０岁到６０岁的４０年间，美国社会经历了由欧洲肇端的、从前工业世界向工业化时代变迁的“大转型”（卡尔·波兰尼语）。

杰里米·阿塔克和彼得·帕塞尔告诉我们，直到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农业都是美国财富的主要来源。

但是，到１８９０年，在短短的十年时间里，美国制造业产值已是农业的三倍。

到１８９４年，美国工业产值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高。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工业产值已经是其三个最大竞争对手———英、法、德———的总和。

［１］杜威是这场经济社会变革的亲历者。

不止于此，他也许还是对这场经济社会变革最早进行哲学反思的美国人之一。

１８８４年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杜威接受美国新黑格尔派哲学重镇乔治·默里斯教授的邀请，成为位于安娜堡的一所公立大学———密歇根大学哲学系的一名讲师。

在入职后第二年的暑假，杜威回到了已经别离六年之久的柏林顿老家。

让杜威难以置信的是，青少年时所熟悉的柏林顿人的生活方式正在被陌生的生活方式所取代。

城市化、大工厂、陌生人、精细的劳动分工把传统的乡村、小作坊、熟人和“多面手”驱逐到了社会边缘。

尽管柏林顿的山水依然如小时第１期工业社会、民主与教师专业精神９５候一样美丽，可是杜威却感觉这里再也不像自己的家了。

［２］杜威认识到，生活方式的转变不仅仅是物质的和感情上的，在道德上和理智上究竟有什么意义，这是值得研究的大问题。

于是，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杜威在日常工作之余，有空便埋头于大学图书馆的新书中，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工人阶级和工业方面的书籍。

［３］我们把这一年视为杜威从理智上对工业及其问题产生兴趣的开始。

对杜威来说，这一兴趣从一开始就不属于纯粹经济的或政治的方面，更不属于物质的和技术的方面，而是属于伦理的或谓道德的方面。

与其说杜威关心工业，不如说他关心工业中的人际关系，关心工业对每个人的道德与理智生活的意义。

也许与同时代的很多其他人不同，杜威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把美国社会中正在发生的“革命”与美国民主和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

１８８５年１０月，英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利·梅因爵士的新书《大众政府》甫一出版便引来了英美知识界的热议。

在书中，梅因从历史的视角，探究了作为一种政体形式的民主从古代雅典至今的变迁，在结论中表达了对民主的悲观看法。

①梅因断言说，“让大众掌握权力，对基于科学观点的一切立法来说，是最可怕的预兆（ｂｌａｃｋｅｓｔ　ｏｍｅｎ）”［４］２２８，“认为民主是进步的政府形式，没有比这更大的幻想了”［４］２２８。

１８８８年，杜威发表《民主的伦理学》一文对梅因的反民主的论调进行驳斥。

正是在这篇论文中，杜威首次表达了他对民主与工业关系的思考，提出了如下观点：在实行工业的以及公民的和政治的民主之前，民主是名不副实的。

为了政治的和公民的民主，对工业进行符合民主精神的改造是必要的。

这是杜威在以后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在对待工业与民主关系问题上一贯的立场与态度。

不过，当时，杜威一方面没有深入阐释现有工业经济秩序以及对政治民主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没有将工业改造与教育的变革联系起来。

从１８８５年到１８８８年，杜威共发表了两篇有关女性受教育权的论文②。

正如我们所见，杜威对工业民主与教育民主的兴趣差不多发生在同一时期，只是杜威还没有把三者关联起来进行全面考察。

尽管在密歇根大学工作期间，由于大学和当地中学之间的长期联系，杜威曾以大学的代表对中学教育进行过调研，并撰写了几篇教育论文，但这些论文中并无工业与教育的主题。

这也许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上大学而不是去工厂中做工，因此就中学的实际需要而言，更多的问题是有关学术性课程、教学方法与道德教育的。

手工训练、工场作业、职业教育的概念还没有进入杜威的视界。

二杜威真正将工业、教育和民主三者联系起来进行整体考虑，始于芝加哥大学时期（１８９４—１９０４年）。

１８９４年杜威接受了新成立不久的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威廉·哈珀的聘请，来到芝加哥担任该校新组建的哲学系、心理学系和教育系的三系系主任与首席教授。

在芝加哥大学期间，杜威与著名的社会改革家、进步人士简·亚当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简·亚当斯是赫尔会所（Ｈｕｌｌ　Ｈｏｕｓｅ）的创办者。

赫尔会所是一家类似于福利院的民间机构，容留外国移民、贫苦人和流浪汉，为他们融入美国社会提供帮助。

不过，赫尔会所也与当时其他的福利院或收容所不同，一方面在于它有着进步的民主哲学，另一方面它还是一个教育机构。

也许正是由于这两点原因，使得杜威成为这里的常客。

他来这里开设讲座，与这些存在于城市边缘、贫苦无依的人们就经济形势、社会与道德问题进行讨论和交谈。

正是通过赫尔会所，杜威更加坚信杰斐逊式的民主理想仍然值得追求，人们应该改革现在的社会条件，特别是工作条件，以使每个人都能够在经济上和理智上独立自主，成为一个自由的、快乐的人。

也正是通过与这些社会底层民众的充满信任且平等的交谈，分享他们①②笔者能找到的最早版本是１９０９年版，该书在出版当年的１２月份便再次印刷，并于１８８６年、１８９０年、１８９７年、１９０９年４次印刷，足见其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

关于亨利·梅因对民主的悲观评论，参见《大众政府》的第二章“民主的本质”。

Ｈｅｎｒｙ　Ｍａｉｎｅ．Ｐｏｐｕｌａ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Ａｙｌｅｓｂｕｒｙ：Ｈａｚｅｌｌ，Ｗａｔｓｏｎ　ａｎｄ　Ｖｉｎｅｙ，ＬＤ．，１９０９：５６－１２７．杜威关于女性受教育权的思想是美国妇女争取高等教育权利历史上的重要篇章。

实际上，不只是在这个时期（１８８４—１８９３年），在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工作时期（１８９４—１９３９年），杜威仍然不断呼吁美国社会应在各级各类教育中保证女性享有与男性均等机会，要求学校教育加以改革以适应女性学习者的需要。

有关杜威女子受教育权思想的研究，参见：丁永为：《杜威女子高等教育思想研究》，载《现代大学教育》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第６５－７０页。

９６　教育学报２０１６年的经验，体会他们的忧伤、快乐与希望，杜威对工业社会中处于“被压迫者”地位的普罗大众产生了深深的同情。

在杜威的眼中，亚当斯女士的赫尔会所俨然是一所新式学校，学校中洋溢着民主的精神，它使民主本身成为一种教育的方法，成为教育的力量。

它不直接改变人的物质的外在，而致力于改变人的精神、道德与理智，使人获得一种新的社会的和自我的观念，从而使人主动改造不良的或不适应当前社会需要的习惯，积极融入到美国城市的主流生活之中。

赫尔会所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无疑是对杜威最好的激励。

他与简·亚当斯一样持有一种杰斐逊式的民主理想，在他们看来，民主不仅是一种政府的形式，民主是一种道德的生活方式。

工业社会所造成的苦难，只有运用民主的方法才能加以疗治。

此外，库克县的进步教育家弗朗西斯·帕克所领导的洋溢着自由民主精神的学校改革实验，对杜威也是一种有效的刺激。

杜威曾把自己的两个孩子送入帕克学校，使之接受新教育。

１８９６年，杜威终于在大学校长哈珀和妻子奇普曼的支持下，在哲学系、心理学系、教育系全体师生的协助下，创办了芝加哥大学附属小学（后来人们直接称呼它为“杜威学校”①）。

这所学校的目的不在于培养师资，所以它当然不是一个像帕克学校那样的师范学校，而是一个类似于物理学、生物学等学科进行科学研究的实验室，它的目的是探究那些教育条件，正是在这些条件下，儿童的个性潜能和社会化交往能力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生长。

这所小学与赫尔会所的区别主要在于心理的方面而不在于道德方面。

作为一名心理学家，杜威比其他人更加清楚儿童与成人在记忆、认知、情感、兴趣、需要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差异，因此，一所旨在对儿童进行适当的教育的学校，就一定不会是在规模上稍大一些的赫尔会所。

当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共同的道德追求，那就是使所有人以民主的方式生活，在这种生活方式下，人们在合作、交往、研究的活动中，富于个性地相处，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