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历史研究方法论

建筑历史研究方法初探

吴梓林

（湖南大学2013级建筑学院 S1304W1033）

前言

建筑的古代遗存是非常有限的，迄今发现保存的最早的中国木构建筑不过建于唐代，在此之前的建筑史料主要源于地下和古人的记录，但即使是相对完整保留下来的建筑遗存在百年之内不重修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岁月沧桑中其存在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从支离破碎的历史碎片中还原历史的真相？如何超越感官的极限梦回远古？

让我们从建筑史研究中寻找答案。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方法林林总总、气象万千。笔者尝试将中国建筑史的典型研究方法大致分为如下几种类型：考古学式研究、历史学式研究、图像学式研究及解释学式研究四种类型。

考古学式的研究

以土木材料的中国古代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具有很多突出的特殊性。其遗址与世界上很多的砖、石建筑体系不同，往往只保存夯土部件和少量残砖、断瓦、碎石之类，原来大量的木构岁造成的形体一般不复存在，几乎不存在像埃及、希腊、罗马上千年的古建筑遗存那样，尽管残破还任然伫立着列柱、梁、枋和墙体。中国的古建筑遗迹，基本上都是土中埋藏的一些土而已。这就极大地增加了建筑考古的难度。在西方，建筑考古学的问题并不突出，而在中国，则是一项非常必要的特殊考古学分支学科。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普通考古学为了获得古代器物,往往着重于古墓葬的发掘。随葬器物是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实物史料,它所提供的信息是文献所不能代替的,自然是非常宝贵的。而在实际工作中,重视墓葬的考古发掘,往往是因为它遗存的随葬品可以充实博物馆的陈列。这显然是片面的观点,因而被学界讥讽为“挖宝的思想”。基于挖宝的思想,当然对于很少伴生器物、而且也搬不到博物馆里去的建筑遗址,不会感到兴趣了。另外,不论是建筑还是聚落、城市的遗址,对于它们的认识和研究,需要很多普通考古学以外的专门知识,这也是一般田野发掘对遗址无意问津的原因。反映在发掘简报和报告中,对于建筑遗迹往往是一带而过,附图也是示意性的,很难作为研究的依据。这个问题,近年来已有明显的改善,对遗址的发掘和复原研究,日益被重视起来。遗址反映了古代人居环境,它所揭示的信息是墓葬不可能提供的。

对于建筑史学来说,建筑考古学也是非常重要的。“要认识已经灭亡的动物物种和身体组织,研究遗骨的构造是重要的;要判别已经灭亡的经济社会形态,研究劳动手段的遗物,有相同的重要性。”依同理,要了解早已废毁了的古代建筑形制及其发展的历史,考察其遗址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以古代遗迹、遗物为对象的考古学,就成了建筑史学极为密切的毗邻学科,甚至可以说,二者的内容

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包含着的。从考古学来说,古聚落、古城、古建筑遗址和古墓葬是同等重要的考察对象。就建筑史学而言,前期阶段缺乏或者没有完整的古代建筑遗构资料,唯有依靠考古学才能获得文献所不能提供的实物材料。所以建筑史学必将随着建筑考古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出现,而突破史料汇编的修史方法,步入“史”的实质性研究阶段。

基于建筑考古学的研究,将一座建筑,一件建筑历史事件,作填密的发掘,描述出其较接近原始真实的情况的形象或过程,使原本在历史上已经失去的建筑形象、建筑事件得以再现.如对汉南郊礼制建筑的考古复原,对唐大明宫麟德殿、含元殿的考古复原.甚至包括对禽岳寺塔建造年代的争论、对故宫内某一座建筑的原始及现状的分析研究,并作出较接近实际情况的描述等.

这种研究,关注细节问题,关注具体间题的来龙去脉.这就如同是对一些破碎的古代瓷器或陶器的发掘、分析及复原一样,最终再现这一古代器皿的可能原始形象.考古学式的研究,重视局部、重视具体事物的相互关系,看起来是一些琐碎事件或建筑形象的排比、组合,却对认识事物的原本情况,有了一个推进.

⏹历史学式的研究

历史学式的研究是基于历史文献而展开的，不同于考古学式的基于实物的研究。简单地说,即根据对古建筑的出檐、斗拱、构架等建筑形态和装饰题材分析判断它与哪个朝代的类型特征相符,便把它归到哪一个朝代类型中去。因为根据已有资料总结出的建筑年代特点即类型分类标准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成份,随着新资料的发现,要不断补充或修改。

历史学式的研究尤其需要对中国古代文献的深入解读的功力,有些建筑在古代的碑铭中有详细的描述,如果能够发现这些直接描写建筑的资料,在断代时便多了有力的佐证。

这种研究一般是将历史的发展过程看成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具有某种符合严密逻辑的前后一贯性,有某种一般性的规则及内在规律.即认为建筑的发展,似乎存在一个确定的规则与目标,是一个符合理性原则与逻辑规律的由低到高的连续发展过程.人们所进行的研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寻找历史发展的链条或线索,并试图通过跳跃、忽略或弥补某些发展过程中的不很连贯的环节,以期形成一个完整的历史发展体系.

建筑历史的发展似乎有一些十分明显的规律,如:建筑物从结构到造型,到某部件的发展,有明显的演进规律.如斗拱发展史,呈现一种由简到繁,由大到小,由结构性作用到装饰性作用的发展过程;如屋顶举折曲线的发展,呈现由较平缓向较陡峻的发展过程;建筑结构的发展,辽、金时期有过减柱造、移柱造、内柱生起、柱侧脚,到没有减柱、移柱,没有生起、侧脚的结构发展阶段等.

⏹图像学式的研究

图像学与建筑制图史无疑具有某种学科缘源关系,然而我们还要考虑建筑的动态方面与图像的现代制作技术发明之间的依存关系。当建筑作为各种不同的黑白或彩色图像或者作为连贯的电影胶片和平立剖图示等形式而存在时,其结果与建筑实在情形是怎样的关系呢?同样作为公开的形式,图像和摄影功能在建筑语义的传递、建筑形象的表现和建筑形态的转换中有着什么性质的功能?图像或摄影的极限在哪里?它们是如何取代我们的直接体验的?建筑物和图像这两者在它们的概念及主题之间是如何循环的?对这些方法的回顾和重新检验也许能使我

们的研究变得更有趣一些。

这种方法从艺术史借鉴而来,实际上是对建筑的译码工作,通过可见的建筑形式语言追问意义及意义的本质。它至今仍是西方文艺复兴和中世纪艺术研究的主要的方法论,中国建筑史界一些优秀的研究比如王鲁民先生的《中国古典建筑探源》所采用的就是典型意义上的图像学方法。

图像世界中的另一大块就是图本的科学普及。“图说”、“图解”、“图画”、“图像”中国建筑史，不下10本,这种景象和当代中国迅速进入消费社会、媒体社会和信息社会有关。建筑图像在强大的数码技术支配下在信息迅速膨胀和广泛传播的时代，很容易成为视觉文化兴起的主题。如果论及意义，既有如梁思成先生早期完成、后来成书的(中国建筑艺术图集),也有不少是主要以照片和插图为主的解说式图本。图文并茂的方式,不仅方便快速阅读而且应该说对当今火热的建筑设计有辅佐作用。正如70年前梁思成先生就看到的一样创造新的既须要对于旧的有认识;他们需要参考资料,犹如航海人需要地图一样，绘本书、图文书都是读图时代的产物。其中的学术含金量差异很大,虽说市场的潮流有时不可逆转但清醒的判断是必需的。华美的外衣和内在的丰富不是一回事。

解释学式的研究

这种研究的主要思路是把建筑现象与当时的社会生活以及文化习俗等状况联系起来,在场景和行为语境中解释历史建筑及其演变。在解释学研究中，运用了当代哲学、语言学、符号学、结构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对历史原典中隐含的意义与象征性，进行揭露与展示。

讲一个民族的政治、宗教、文化、哲学、神话及民俗等，作为一个信息源，将建筑作为某种可以表意的符号或语音，使之作为宗教等精神文化的象征符号集，研究不同建筑语言的构成秩序及其变异，并着眼于建筑及其空间符号所构成的空间秩序之间的相似与差异的探讨，从而为建筑历史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方法。例如，在宫殿史的研究中，将现存最完整的中国古代宫殿明清北京故宫的空间构成，放在中国历代宫殿建筑的空间构成中进行比较分析，就会注意到中国古代宫殿建筑在造型和组群上，尽管有过许多变化，但总有一些一脉相承的东西。即使明清故宫本身，几百年来也曾几经变化，在建筑布局、功能设定、组群方式上有很大的变化，但却总有些一以贯之的东西。这些不变的东西，有如一种习惯、一个情节、一种世代相沿的集体潜意识或无意识。这种不变的东西，沉淀成一种具有象征性的话语，一种建筑空间与造型的符号，一种可以世代传承的具有文化基因性的建筑空间原型。

结语

建筑史研究中常见的困惑是我们经常在做着归纳总结然后演绎推理的简单资料处理的工作,隐藏在表象后面的那些复杂的联系却很难呈现。我们的探索是把建筑的历史看作社会历史的一部分,利用历史学方法搜集族谱、文献、碑铭,进行访谈和历史事件现场考察,对古建筑进行多种方法互相验证的清楚断代,总结各时期建筑特点,分析特点形成和演变的原因,在区域社会史的背景下勾勒出完整的区域建筑史链条,并观照更大范围的建筑发展规律。在一项具体的建筑史研究成果的得出，往往是以上几种方法综合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