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的审美心态与玄学化人生

阮籍的审美心态与玄学化人生
作者：张霆
来源：《文学教育》2008年第05期
学术思潮的变迁莫剧于汉晋之际，其表现主要为经学的衰落与玄学的兴起。

虽然那个时代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突出的表现就是将崇尚社会功用的儒家学说同强调个体人格的道家学说结合起来，提出了理想的圣人人格形象。

人们主体意识的增强，引起了文学价值观念的变化。

个体的有限存在可以依靠文学价值的永恒而得到无限的肯定。

诗歌因而可以成为人们干预现实、表现自我的重要手段。

其中的代表就是阮籍。

他借助诗歌这一形式，发表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基本见解，传达自己对现实、政治的基本态度，寄寓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情趣。

总之，他要把自己的一切情感浇注于《咏怀诗》中。

提到阮籍，就得先从阮籍与酒说起。

阮籍善饮。

“古人知嗣宗酒十九，知嗣宗诗十三”[1]。

《晋书》记载：阮籍因闻步兵厨营人善酿而求为步兵校尉；又酒后写劝进表，一挥而就，无所改窜。

但人们一向认为，阮籍的痛饮沉醉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一种全身远祸的手段。

“晋人多言饮酒有至于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

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

以流传至嵇阮刘伶之徒，遂全欲用此为保身之计”[2]。

阮籍酣饮，固有避祸的初衷。

但若将他的嗜酒完全解释为出于政治目的和现实的原因，也不能令人信服。

嵇康同竹林诸贤一样是饮酒的名士，终不免杀身之祸。

《世说新语》云：“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谓之竹林七贤”；“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

其醉也，俄俄若玉山之将崩’”。

王戎“尝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曰：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酣畅于此”[3]。

阮咸与猪共饮，刘伶以酒为命，都不曾有避祸的目的。

事实上，酣饮是当时名士的重要特征之一，如后人所言，“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成名士”[4]。

不过竹林名士喜爱的是老庄之学。

山涛“性爱老庄”，嵇康“好言老庄”，刘伶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向秀“雅好老庄之学”，阮籍也是玄学名士。

对老庄之学的喜爱，使他们的性格中都表现了旷达任性的一面。

阮籍“任情不羁”，嵇康“高亮任性”，刘伶“放情肆志”，山涛“介然不群”，阮咸“任达不拘”[5]。

而酣饮是他们率性而为的重要表现，名士们往往还把沉醉作为体验玄远之境的一种手段。

在他们看来，沉醉之后的生理感觉与玄远之境颇有相通之处。

刘伶《酒德颂》云“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

……无忧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尔而醒。

”刘伶所说的“大人先生”与阮籍《大人先生传》中的“大人先生”在精神上是一致的。

任性、自然是他们的共同特征。

因此，玄学家对于酒的嗜好，大抵也可以看作是将他们的哲学人生化的一种方式。

同时，阮籍不谈时事而言及玄远，常常也被认为是为了避祸。

如此，他的“至慎”性格不免与他刚肠疾恶的性格相矛盾，我们很难接受他的“青白眼”及其在《达庄论》、《大人先生传》中对礼法之士淋漓尽致地批判。

玄学家主张探讨事物的本质，而不是驻足于现象。

他们以旷达悠远相高，故不以世事缨心。

若执着于具体事物，就有庸俗之嫌。

这种心态在两晋名士那里是十分普遍的。

阮籍为东平相时的
所作所为，也可证明他将玄远的人生哲学落实到了实际生活中。

因此，无论是痛饮沉醉，还是言及玄远，都当是阮籍玄学化人生方式的一种表现。

阮籍以玄学家的眼光看待生活，也使他能以审美的态度对待人生。

因为玄学家的超凡脱俗的主张与艺术家的观点是一致的。

冯友兰先生以“魏晋风流”来概括魏晋的时代风貌。

“魏晋风流”有四个条件，即有玄心、有洞见、有妙赏、有深情[6]。

有玄心，就是要求能够超越自我和社会，这样才能有一审美主体的存在。

有洞见、有妙赏，就是要求有较强的直觉、较强的审美能力。

有深情，就是要求有审美情感的渗透。

显然，魏晋时期之所以呈现出独特的精神风貌，与魏晋人的审美化、艺术化的人生态度分不开。

阮籍审美化的人生态度在日常生活中也多有表现。

《晋书》载：“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

籍尝诣饮，醉则便卧其侧。

籍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

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

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返”。

阮籍的“不自嫌”，表明他有玄远之心，因此他能超越形而下的欲，能用审美的眼光来欣赏少妇的风韵和才女的灵气。

其心地是坦荡纯洁的；其情感是自然纯正的。

正因为如此，其人格才充满魅力，才显得风流高雅，才为后人击节叹赏。

在文学作品中，阮籍的审美化的人生特征，首先表现为对超越功利实用的精神纯洁美的追求。

在《咏怀诗》里，诗人感叹道：“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

布衣可终身，荣辱岂可赖”，“咄嗟荣辱事，去来味道真。

道真信可娱，清洁存精神”。

诗人认为，只有虚心澄怀，摆脱名利的束缚，拥有恬淡的心情，才能进入审美的世界。

阮籍审美化的人生特征还表现为对超越形、象的内在美的崇尚。

他认为“形之可见，非色之美，音之可闻，非声之善”[7]。

在审美观照中，人们固然不能离开形、色这些外在的形式，但人们的眼光不能局限于这些形式。

审美不是单纯地欣赏对象，而是赋予对象以生生不息的生命和飘忽飞动的神韵。

如果仅仅停留在形形色色外在对象的感知，未能把握对象的精神实质，那么就还没有进入审美境界。

就对象而言，如果它只是以外在的感性形式吸引人们的注意，那它只具有粗浅的美。

因此，否定形式美、外在美成为《咏怀诗》的一个重要主题：“墓前荧荧者，木槿耀朱华。

荣华未终朝，连飙陨其葩”，“清露为凝霜，华草成蒿莱”等等。

对与道合一境界的追求，是阮籍审美化人生的又一重要特征。

体道而行即摆脱世俗礼教的束缚，精神极为自由。

在《大人先生传》中，阮籍表达了自己进入这一境界的强烈愿望：“今吾乃飘颻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朝飧晹谷，夕饮西海，将变化迁易，与道周始”。

在《清虚赋》中，作者塑造了一个淑清幽美而又朦胧恍惚的神女形象，她与《咏怀诗》十九首“西方有佳人”中的佳人形象是一致的，都代表了作者的理想追求。

佳人神女之所以令诗人无限神往，就在于她们摆脱了尘世的束缚，超越了时空的局限，飘颻恍惚，显示了与道合一的境界。

阮籍的审美心态，从根本上讲，是汉晋思想演变的结果。

汉魏时期，儒风呈现衰落趋势，玄学虽应时而起，并不能很快取代儒学的地位。

它是儒学的直接反动，也是援道入儒的结果。

因此这一时期的玄学，并没能解决天与人、个体与群体的分离问题。

阮籍也没能寻找到超越有限生命、实现人生价值的有效途径。

他既不愿与现实妥协，又无法维护自己的独立人格，保全自己的天性，只有到理想的世界中去展现自己的人格。

他对内在精神的追求，对玄远境界的向往，正是玄学与美学的内在联结点。

阮籍的审美心态与审美追求，极大地影响了他的艺术精神，因而使他的文学作品呈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风貌。

参考文献：
[1]明汲朴《阮嗣宗文集序》。

[2]叶梦得《石林诗话》
[3]《晋书·王戎传》。

[4]《世说新语·任诞》。

[5]俱见各人传记。

[6]《三松堂全集》第5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7]阮籍《清虚赋》。

张霆，广东东莞经济贸易学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