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效合同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守则.doc

无效合同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无效合同（hetong）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我国现行法律对无效合同（hetong）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也是有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无效合同的确认应该受到诉讼时效的限制。

其理由是：当事人主张合同无效，其主要目的是追求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返还财产、赔偿损失，因此，确认合同无效是一种债权请求权，应当受到诉讼时效制度的限制。

他们认为如果对合同主张无效的权利不加以时间上的限制，那么基于无效合同而产生的所有的法律关系就有可能永远处于悬而未决的不安状态，加以安全得不到保障。

第二种观点认为，无效合同的确认是否受到诉讼时效的限制，要分具体情况，绝对无效的合同的确认不应该受到诉讼时效的限制，相对无效的合同应该受到诉讼时效的限制。

其理由是：在绝对无效的情形下，法律行为的订立违反私法自治生活的基本法律秩序，国家否认其效力，其目的在于维护一般的，抽象的公共利益，因而法律政策上应尽量增加或提高法律行为被宣告为无效的机会。

在相对无效的情形下，法律行为虽具有无效的原因，但国家否认其效力，其目的在于维护个别的，特殊的利益或特定当事人的私人利益，因而为避免使无效主张或诉请确认法律行为无效的他方当事人及第三人的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故而对主张无效应有一定期间的限制。

第三种观点认为，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应受到诉讼时效的限制。

我个人赞同第三种观点，其理由是：第一，在我国民法学界，通说认为对民事行为无效的主张不受时间限制，认为对无效法律行为可在任何时候主张无效。

我国现行法上的合同无效，因去所违反的是公共利益，是绝对无效、自始无效；纯理论地说，无论时隔多久，其无效情形的客观状态始终存在，一个无效合同并不因为它经过若干年后就变成了有效合同。

第二，诉讼时效适用的标的限于请求权，而确认合同无效是形成权，虽然当事人向法院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同时请求法院判令对方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

实际上，在向法院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同时请求法院判令对方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的情形下，当事人是向法院提起了两个诉讼，请求法院确认合同效力的确认之诉和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的给付之诉。

确认之诉属于形成权，返还之诉属于请求权。

如果纯粹按照诉讼法理论，确认之诉和给付之诉性质不同，应当按照两个案件处理。

但实践中，开率到确认合同效力与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之间的牵连关系，也为了减少当事人的诉累，因此，法院的通行做法是将确认之诉和给付之诉合并审理。

这种诉的合并审理绝不意味着确认之诉也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第三，有人认为请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已经向法院提出了请求，应该属于请求权。

而我们知道，诉讼时效制度中的该请求权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而主张合同无效或确认无效的权利并非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而是民诉法上的请求权，故不能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第四，主张或确认合同无效的权利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并不一定必然地破坏交易安全。

无效合同经主张或确认终局的、确定的归于无效之后，因该合同缺的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

如果当事人一方已经将取得的财产转让给第三人的，则应区别第三人的善意与否，第三人为善意的，法律应保护其所得的利益。

摘自：朱树英：《工程合同实务问答（修订版）》，法律出版社，2009年5月无效合同制度立法规定及其比较研究-《法》颁布之前，在我国的经济中，据不完全统计，无效经济约占经济总量的10％—15％，大量的无效致使每年约有3000亿至4000亿元的金额得不到履行。

此现象引起的不良社会后果是：1?发生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被宣布无效后，双方当事人就要按照恢复原状的原则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相互返还已经履行的财产或赔偿损失的责任，这种返还不但意味着订约的不能实现，而且会增加不必要的费用和损失。

2?商事主体对产生不信任感，不能自觉履行。

3?被认定无效，有利于违约当事人，给违约当事人提供可靠的避风港，一旦认定无效，还可获得返还，这必然侵害守约方的利益。

4?从效率的标准看，过多地宣告无效，在经济上是低效率的。

无效大量存在的原因一方面是当事人缺乏法制观念，故意违法，另一方面也与我国原法，法律制度和民法通则过于强调国家干预经济、过于强调保护交易安全，从而对无效民事行为作极其宽泛的规定有关。

《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与国际经济接轨的需要，树立全新的立法观念，以鼓励交易、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为原则，立法上大大缩小无效的范围，把无效限定在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及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范围内，而将一部分过去被认为无效的归入效力待定和可撤销范围。

下面笔者从我国几种效力的立法演变，谈谈我国《法》关于无效制度的规定及其深远影响。

一、关于违法合同的效力问题所谓违法合同，顾名思义就是违反法律法规的合同。

在我国长期以来，违法合同与无效合同是划等号的，由此导致无效合同的大量存在。

准确确定违法合同的效力是合同法中无效合同制度必须明确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我们知道，法律即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及其常委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法规分为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前者是指国最高行政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后者指地方权力机关颁布的本辖区内具有拘束力的规范性文件。

合同效力标准应当是统一的。

如果将地方性法规也作为合同效力的确认依据，当事人在签订合同以前就必须通晓有关的地方性法规，否则，合同就可能因违反地方法规被确认无效。

这不仅给当事人带来极大不便，而且在审判实践中缺乏认定合同效力的统一标准，在这个地区有效的合同，到另一个地区就将成为无效，不利于严肃执法，也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因此，要统一合同效力标准，首先必须排除地方性法规对合同效力的确认权限。

同时，法律、行政法规作为一种规范性文件，从强制性程度划分，分为强行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

强行性规范通常是保护一般社会公共利益而义务主体必须遵守的规范，它不允许当事人以意思表示排除其适用；任意性规范则是起指导性作用的规范，当事人可以意思表示排除其适用。

《合同法》作为规范市场经济契约关系的法律，应当反映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和特点，充分体现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鼓励交易的原则，注重保障和促进当事人意思的实现。

因此，只有在合同当事人违反法律所保护的一般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时，即违反强行性规范时，才应主动干预，确认其无效，使其所预期的法律效果不能发生。

而当事人违反任意性规范时，则只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主管部门对其处罚，而合同并不当然无效。

这也是国外法律关于违法合同及其效力所持的基本原则。

大陆法系及英美法系均认为：违反强行性法律规范的合同才为无效；违反任意性规范并不当然无效。

我国《合同法》首次明确规定，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为无效合同，由此将违法合同与无效合同的概念和界限明确区分开来，把无效合同限定在一个统一而狭小的范围内，反映出合同立法指导思想的明显变化，体现了减少干预、鼓励交易，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立法原则。

这一立法变化，影响将是深远的。

它对于防止行政权力和地方保护对民事活动的过度干预，对于鼓励交易，吸引外资，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超越经营范围的合同的效力问题超越经营范围的合同就是指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超越工商登记注册的经营范围订立的合同。

1985年国家工商局《关于无效经济合同的确认》中规定，超越经营范围订立的合同为无效合同。

1986颁布的民法通则第42条规定：“企业法人应当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

依据这些规定，超越经营范围订立的合同一律被确认无效。

实践中，许多经济合同尽管一方当事人超越其经营范围，但对方当事人愿意接受履行，且该履行并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这种情况下如果确认合同无效，判决双方返还，只能导致交易的中断，社会财富的大量浪费，甚至损害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同时，违约一方以其超越经营范围为由主张合同无效，必然损害守约方的合法权益，由此大大降低人们对合同的信赖程度。

因此，将超越经营范围订立的合同一概认定无效，对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是极其不利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欧陆各国的公司法一般都规定，公司的缔约行为超越章程范围时，如不能证明相对人为恶意，合同应视为有效，同时规定公司对董事的过错有追偿权。

英美法传统的越权规则也因为有碍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而被废除。

现代立法总的趋势是加强对善意相对人的保护。

《合同法》对超越经营范围的合同的效力没有明确规定，在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中也未将其列入其中。

但最高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的司法解释?一?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

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

由此看出，关于超越经营范围的合同效力问题在合同立法和司法解释上已经有了明确的态度。

这一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鲜明体现了《合同法》缩小无效合同范围，鼓励市场交易、活跃市场经济的立法思想。

三、关于主体不合格合同的效力问题所谓民事主体合格即指行使民事法律行为的主体必须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行为无效；1993年经济合同法修正案第七条规定：代理人超越代理权限签订的合同无效。

1985年国家工商局《关于无效经济合同的确认》文件中规定：非法人团体对外签订的合同无效。

以此为据，审判实践中因为主体不合格被确认合同无效的情况很多，尤其是非法人组织机构签订的合同被确认无效的比例更高。

从各国立法看，大多数国家对主体不合格合同不简单地作无效处理，而是作为效力待定合同，其效力由权利人决定。

对非法人组织机构签订的合同也不作无效处理，而是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出发，确认该合同有效，但善意第三人有重大过失的除外。

合同作为一种双方民事法律行为，一旦订立必然产生相应法律后果，因此，客观上要求订约当事人必须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以承受合同权利义务。

但主体缺乏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即主体不合格，只可能导致合同权利义务的不能实现或可能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并不因此损害一般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

同时，实践中对于许多主体不合格合同，作为权利义务人的第三人是愿意承受该合同权利义务的，如被代理人追认代理人超越代理权订立的合同，法定代理人承认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行为等，对此情况，法律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确认该合同有效。

因此，主体不合格合同一律被确认无效与法理不符，而且不利于市场交易秩序的稳定。

《合同法》吸收国外立法的有益经验，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把主体不合格合同规定为效力待定合同。

效力待定合同制度是一种合同效力的转换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因主体不合格而导致合同绝对无效的情况，而把这类合同的效力决定权归于权利人，充分体现了合同法鼓励交易、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契约自由、减少无效合同的立法价值趋向，而且这一制度有利于保护权利人的利益，同时也兼顾了相对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