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庙”之恋：毕飞宇解读汪曾祺《受戒》,金句迭出

倾“庙”之恋：毕飞宇解读汪曾祺《受戒》，金句迭出

有时候，读一篇好的书评不亚于读一篇好的作品。

《受戒》很著名，是汪曾褀先生标志性的作品，简单，明了，平白如话，十分地好读。

小说写的是什么呢？自由恋爱。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爱上了一个情窦初开的小伙子。就这么一点事，一个具备了小学学历的读者都可以读明白。

可我要提醒大家一下，千万不要小瞧了“平白如话”这四个字，这要看这个“平白如话”是谁写的。在汪曾褀这里，“平白如话”通常是一个假象，他的作品有时候反而不好读，尤其不好讲，——作者并没有刻意藏着、掖着，一切都是一览无余的，但是，它有特殊的味道。

01、篇章与结构

《受戒》是一个恋爱的故事。明海和小英子，他们相爱了。有趣的事情却来了，这个有趣首先是小说的结构。让我们来数一数吧，《受戒》总共只有15页，分三个部分。它的结构极其简单，可以说眉清目秀。每一个部分的开头都是独立的一行，像眉毛：第1个部分，“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顺着“出家”，作者描写了神职人员的庙宇生活，篇幅是十五分之七，小一半；

第2个部分，“明子老往小英子家里跑。”沿着“英子家”的这个方向，作者给我们描绘了农业文明里的乡村风俗，篇幅是十五分之六，差不多也是小一半；

第3个部分，“小英子把明海接上船”，“上船”了，爱情也就开始了，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在水面上私定了终身，篇幅却只有十五分之二。这样的结构比例非常有趣。我敢说，换一个作者，选择这样的比例关系不一定敢，这样的结构是畸形的，很特殊。

就篇章的结构比例来说，最畸形的那个作家可不是汪曾褀，而是周作人。关于周作人，我最为叹服的就是他的篇章。从结构上说，周作人的许多作品在主体的部分都是“跑题”的，他的文章时常跑偏了。眼见得就要文不对题了，都要坍塌了，他在结尾的部分来了小小的一俏，又拉了回来。这不是静态平衡，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很惊险，真是风流倜傥。

鲁迅的结构稳如磐石，纹丝不动。可周作人呢？却是摇曳的，多姿的，像风中的芦苇。

鲁迅是战士，周作人是文人。汪曾褀也不是战士，汪曾褀也是个文人。这一点非常重要。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无法了解汪曾褀在八十年代初期为什么能够风靡文坛。

在新时期文学的起始阶段，中国的作家其实是由两类人构成的。

第一，革命者，这里头自然也包括被革命所抛弃的革命者；第二，红色接班人。

从文化上来说，经历过五四、救亡、反右和文革的洗礼，有一种人在中国的大地上基本上已经被清洗了，那就是文人。就在这样的大语境底下，1980年，汪曾褀在《北京文学》的第十期上发表了《受戒》，所有的读者都吓了一大跳——小说哪有这么写的？什么东西吓了读者一大跳？是汪曾褀身上的包浆，汪氏语言所特有的包浆。

这个包浆就是士大夫气，就是文人气。

它悠远，淡定，优雅，暧昧。那是时光的积淀，这太迷人了。

汪曾褀是活化石，1980年他还在写，他保住了香火——就这一条，汪先生就了不起。是汪曾褀连接了中国的五四文化与新时期文学，他是新时期文学收藏里珍稀的“老货”。

请注意，这个“老货”没有半点不敬。可以说，有没有汪曾褀，中国新时期文学这个展馆将是不一样的，汪曾褀带来了完整性。你可以不喜欢他，你可以不读他，可他的史学价值谁也不能抹杀。

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

我说了，汪曾褀是文人，深得中国文化的精髓。这样的文人和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有区别的，他讲究的是腔调和趣味，而不是彼岸、革命与真理。他有他芦苇一样的多姿性和风流态。所以，我们看不到他的壮怀激烈、大义凛然，也看不到他“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

他平和、冲淡、日常，在美学的趣味上，这是有传承的，也就是中国美学里头极为重要的一个标准，那就是“雅”。

什么是“雅”？“雅”就是“正”。它不偏执，它不玩狂飙突进。“正”必须处在力学上的平衡点上，刚刚好。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不前不后、不上不下、不冷不热、不深不浅。“雅”其实就是中庸。“中庸”是哲学的说法，也可以说是意识形态的说法，“雅”则是“中庸”这个意识形态在美学上的具体体现。

02、四个和尚，四件事

我们先来看小说的第一部分。小说是这样开头的：“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出家”是个关键词，“出家”的意思我们都懂，就是做和尚去。这句话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接下来汪曾褀要向我们描绘庙宇里的生活了。

关于小说的开头，格雷厄姆说过一句话：“对小说家来说，如何开头常常比如何结尾更难把握。”

为什么难把握？这里头就涉及到小说阅读的预期问题。庙宇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阅读预期？烟雾缭绕，神秘，庄严，肃穆。这是必须的，这一点我们从小说的题目也可以体会得到，《受戒》嘛，它一定是神秘的、庄严的、肃穆的。与此相配套的当然是小说的语言，你的小说语言必须要向神秘、庄严与肃穆靠拢。你的语言不能搭拉着拖鞋，得庄重。

可是，汪曾褀并没有庄重，他反过来了，他戏谑。关于做和尚，我们来看看汪曾褀是怎么说的：

“就像有的地方出劁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明海的家乡出和尚。”

在“和尚”这个词出现之前，汪曾褀一口气罗列了6种职业，其实有点啰嗦。但是，这个啰嗦是必须的。这个啰嗦一下子就把“和尚”的神圣给消解了。这里的“和尚”突然和宗教无关了，和信仰无关了，它就是俗世的营生，干脆就是一门手艺。

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一看这六种职业吧，劁猪，织席子，箍桶，弹棉花，画匠，婊子。——这个次序是随意的还是精心安排的？我们不是汪曾褀，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受戒》是我写的，我一定和汪曾褀一样，把“婊子”这个行当放在最后。为什么？因为“婊子”后面紧跟着的就出现了“和尚”。

婊子是性工作者，大部分人不怎么待见，这个词是可以用来骂人的；而和尚呢，他的性是被禁止的，他被人敬仰。汪曾褀偏偏把这两个职业搅和在一起，这两个词的内部顿时就形成了一种巨大的价值落差。这就是语言的效果。什么都没动，仅仅是语词的次序，味道就不同了。语言的微妙就微妙在这些地方。

许多人都说汪曾褀幽默，当然是的。但是，我个人以为，幽默这个词放在汪曾褀的身上不是很太精确，他只是“会心”，他也能让读者“会心”，那是体量很小的一种幽默，强度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