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美学在中国三十年

康德美学在中国三十年
康德美学在中国已经经历了上百年历史，然而真正摆脱政治束缚，以较为自由、平和、开放的心态去看待它却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

回顾这30年，康德美学在中国的研究及其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可以看做是康德美学研究的恢复与重建期，90年代是康德美学研究的反复与繁荣期，而新世纪以来则是康德美学研究的细化与反思期。

标签：康德；美学：艺术自律；反思
康德的影响是巨大的，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

尤其是其美学思想更是影响了西方近代几乎所有的美学流派。

所以朱光潜先生曾说：“在西方美学经典著作中没有哪一部比《判断力批判》显示出更多的矛盾，也没有哪一部比它更富于启发性。

”蒋孔阳先生也曾说：“在美学思想中，康德的地位也是很重要的。

他不但是德国古典美学的奠基人，而且是近代资产阶级美学的承先启后的人。

……近代资产阶级的美学家，我们可以这样说：差不多没有一个不受康德的影响。

”其实，纵观中国现当代美学百年历程，不论是从学术渊源、学术方法，还是从学术主题思想上讲，想要绕过康德同样是不可能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认真梳理与研究中国美学界对康德美学的认识与接受过程，仔细思考与探究康德美学思想对于中国美学的影响的过程，也就是对中国现当代美学认识与探究的过程。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政治环境的逐渐宽松、学术氛围的逐渐自由，康德的美学越来越显示出其蓬勃的生命力与强大的衍生力。

对这30多年中康德美学在中国的传播、接受以及影响理路的梳理与探究，不仅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反观中国美学发展的百年历程，而且能够对当下中国美学的某些理论困境与研究缺陷进行很好的反思，从而推动中国当代美学发展。

回顾历史，中国学界对于康德思想的介绍与认识早在20世纪初期就开始了，在这100多年中，康德美学一直备受中国美学界的关注。

刘再复先生曾把康德美学在中国的传播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在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之间。

当时康德美学的传播者包括康有为、严复、章太炎、梁启超、马君武、王国维、蔡元培等人，而真正从美学角度去介绍与接受康德的最早的要算是王国维与蔡元培。

而王国维由于多致力于叔本华研究，对康德美学思想浅尝辄止，甚至所做评价与事实不太相符。

所以，在“五四”前后，第一个能真正理解康德美学思想的只有蔡元培一个人。

他的“以美育代宗教”说显然是受到了康德美学的非功利性观念的影响。

第二时期，是从五四运动时期到1949年。

这一时期对康德的介绍和研究趋于系统化，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译著不断增多，研究论文也相当可观，出现了诸如张君劢、瞿世英、周谷城、贺麟、朱光潜等一批研究专家。

对于康德美学，比较重要的论文有周辅成先生的《康德审美学》和吕潋先生的《康德之美学思想》。

第三时期，是1949年后。

因为中国政治的影响以及康德还被当做唯心论营垒中的代表人物，这一时期认真研究康德的越来越少，除了哲学界的贺麟以及美学界的朱光潜以外，已经寥寥无几。

因此，李泽厚的在20世纪70年代末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对国内康德哲学以及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这是刘再复先生在给李泽厚先生《美学旧作集》作代前言《李
泽厚与中国现代美的历程》一文中所提出的分期，文章作于1991年3月。

在某种意义上讲他的分期是合乎历史实际的，对康德美学在中国的研究状况做了很好的线性描述。

但是，由于文章发表年份以及文章文体特征(代前言)等诸多原因的限制，严格意义上讲他的分期论述却只是到了李泽厚先生的《批判哲学批判》(1979年第1版)，也就是说从20世纪初到1979年，并且对第三阶段的概括也稍欠妥当，忽略了这一时期对于康德美学研究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两个人：朱光潜与宗白华。

虽然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两位大家的分析多少都带有一些社会政治的色彩，但是他们深入浅出、详略得当的分析直到今天对于我们研究康德美学还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后来有的学者根据刘再复分期，对20世纪初到1979年这段时间康德美学的研究状况做了些概括，认为在第一、第二阶段，虽然有王国维、蔡元培等人对康德美学的研究与介绍，但由于语言的限制以及对西学语境的了解不深，他们的阐释流于表面和肤浅。

而其后的研究(1949～1978)大致可以概括出三大特征：其一，政治介入学术，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康德美学思想的真正精髓。

其二，否定多于肯定，多数认为康德美学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形式主义。

其三，“为我所用”多于“实事求是”。

研究者总是从一个先定的目的出发，从康德美学中解读与阐发。

这样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新时期以前中国学界对于康德美学的研究与接受，并且看出了这一时期中康德美学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与缺陷。

但是，对于前人所作的研究和贡献，我们不能一味地站在否定的立场，而应当辩证地去看待，前人有关康德美学研究为以后的研究作了很好的铺垫，打下了一定基础。

进入新时期以来，对于康德美学的研究逐渐勃兴与繁荣，大致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80年代(包括70年代末)可以看做康德美学研究的恢复与重建期，90年代是其反复与繁荣期，进入新世纪以来是细化与反思期。

一、康德美学研究的恢复与重建
1978年，政治环境的宽松，思想领域的解禁，给了中国学人更多的发展空间与言说动力，也由此兴起了中国学术在各个领域的恢复与重建，其中美学学科发展迅速，甚至起到了先锋与启蒙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了高度政治化的气氛。

“‘文革’后的中国，出于对‘文革’的痛恨与恐惧，人们要‘美’与‘和谐’，不要‘斗争’，要美学，不要斗争哲学。

在这种情况下，美学被当成是一种隐喻，它吸纳着一切为僵硬的政治意识自然会产生的离心力所抛出去的社会和思想力量。

当时的美学，就与这种政治隐喻混杂在一起。

这一隐喻事实上形成了整个社会对美学的重视”。

这一时期美学最重要的口号就是“艺术自律”，并出现了诸如从“从外部到内部”、“文学主体性”、“方法热”、“体系性”、“情感本位”等一系列热点问题。

现在反观这些当时的热点问题，它们无一不与康德美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尤其是作为美学“隐喻”功能最具启蒙意义的“艺术自律”口号更是直接从康德美学中来。

其实所谓“美学热”，是从恢复到“文革”以前的状态开始的。

“历史在走着一条向后发展的路。

首先受到人们关注的，正是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当‘文化大革命’被认定是一个错误时，人们直接寻找的对象，是犯这个错误之前的状态。

运用人们最容易接受的思想，在当时的思想意识之网中打开一个缺口，
美学所起的，正是这个作用”“’。

其实我们现在再来看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时就会发现，不论是主观派、客观自然派、客观社会派以及主客观统一派，除了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的影响外，他们还都在一定德美学的典范，较为系统、中肯、务实地介绍了康德美学的思想来源以及康德美学的主要范畴等。

除了这些专著，90年代研究康德美学的论文虽然较80年代少了一些，但也是相当丰富。

综合起来看，90年代康德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延续了80年代中后期关于“主体性”的研究。

比如1995年分别于《学术探索》和《重庆社会科学》上发表的同以“试论康德美学的主体性”为名的关于康德美学主体性的探讨，较80年代更为深入地探讨了这一问题。

2，对康德美学方法论的研究。

有的学者认为“二律背反”是康德阐释审美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逻辑支点，康德运用它揭示了审美活动最深刻的、最重要的内在矛盾。

认为“二律背反”是康德美学方法论的根源，也是康德美学的主要价值所在。

朱志荣的《康德美学方法论》则认为康德美学方法论应当是指审美判断力批判的方法论，康德方法论革命的核心是先验方法的确立和阐述，先天原则的发现是康德对美学的根本性贡献，并且认为康德的方法不仅是先验的而且是辩证的。

他在专著《康德美学思想研究》中也用一定的篇幅讨论了康德美学方法论。

3、对康德美学与“现象学”亲缘关系的发现。

戴茂堂在《试论康德美学的“半现象学性质”》一文中认为康德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其“先验反思”的现象学性质。

另外冯军的《康德审美反思判断的现象学性质及意义》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不论其对了解康德美学的意义有多大，我们首先应当肯定的是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

关于康德美学与西方美学家思想的比较研究以及康德美学与中国美学家思想的比较研究，也悄然成了康德美学思想研究的一种路径和方法。

4、对康德美学人类学思想的研究。

其实“人学热”在8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兴起了，而对康德美学人类学思想的研究至90年才真正开始。

邓晓芒于80年代末翻译并出版了康德的《实用人类学》，并在90年代专著《冥河的摆渡者》较为深人地探讨了康德的美学人类学思想(上文已述)。

稍后国内有的学者按照现代人类学观点，对康德人类学思想分别作了心理人类学、文化人类学以及哲学人类学几个层面的表述、分析和评价，更为系统地呈现了康德美学人类学思想。

纵观90年代康德美学思想研究，虽然较80年代在反复的情况下有了进一步的繁荣，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对康德美学的理解多停留、满足于从社会性和直观性两方面挖掘其“合理思想”，并从先验主义和心理主义两方面来批判其片面性。

2、这一时期的研究多是依靠宗白华的译本，该译本由于受多方条件限制，错漏之处比较多，在语言翻译上也比较晦涩难懂，因之难免产生一些对康德美学思想原义的误读。

3、这一时期，西方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的“新康德主义”在中国的复活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学界对康德美学思想实质的认识，其不良的影响可以说一直持续到现在。

国内康德美学研究带着90年代的巨大繁荣和种种不足走进了研究逐渐细化与反思的新世纪。

三、康德美学研究的细化和反思期
经过80年代的恢复与重建、90年代的反复与繁荣，康德美学研究在新世纪开始逐渐细化与深入，同时伴随一定的反思。

20世纪中国学界的康德美学研究涉及领域之广，是任何其他研究对象所不能相比的。

康德美学中的自由观、自然观、艺术观、现象学、方法论、趣味理论、形式观、宗教观、人类学意义等，以及康德与西方其他美学家美学思想的比较，甚至于康德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美学家美学思想的比较，都逐渐纳入了康德美学研究者的视域。

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康德美学研究的领域，让中国美学界更为全面、更为细致地了解了康德美学思想，具有一定的意义。

然而仔细阅读就会发现，真正有创见的研究成果并不多。

新世纪康德美学研究似乎普遍患上了时代的“浮躁症”，要么浅尝辄止、蜻蜒点水，要么沽名钓誉、极尽浮夸，或者干脆就是抄袭前人。

学术文章铺天盖地，严格意义上的康德美学研究专著却只有3本，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新世纪学人们的“浮躁”心态。

劳承万的《康德美学论》，值得称道的是它不再只停留在梳理历史脉络上，而且还前瞻了康德美学的走向，并且大胆且颇有创意地将康德美学与中国心性美学进行了比较。

张正文的《从古典到现代——康德美学思想研究》一书也颇有新意，他并没有局限于文本，而是在康德哲学的宏观视野上展开了对康德美学的论述，“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科学主义到人文主义、古代到现代、东方到西方统一的理论高度，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康德美学的深广意义和重要价值”。

杨平所著的《康德与中国现代美学思想》一书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不能算是康德美学研究专著，论述也比较局限，但它却首次自觉地梳理了康德美学与中国现代美学的关系。

除了这些闪光点外，细化了的新世纪康德美学研究似乎也掉进了“后现代”的深渊，逐渐碎片化、肤浅化、无中心化。

所以，细化之下的反思显得尤为重要，而带有反思性、批判性的诸如邓晓芒、叶秀山、王元骧、曾繁仁、单世联等一批学者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新世纪康德美学研究的中流砥柱。

他们从不同层面、不同侧面对康德美学在中国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反思。

王元骧先生从中国学界接受最早也最为信奉的康德的“审美无利害性”命题人手，全面反思了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康德的这一审美理论的曲解和误解。

他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学界所理解的‘审美’早已远离康德的本意，所沿袭的完全是叔本华和戈蒂耶的思想路线。

”而虽然“叔本华深受康德影响，但又与康德不同，他不是从人类学，从完成人的本体建构的意义上，而是从生存论，从在人生的苦难中获得的解脱的意义上来理解审美无利害性的”。

王国维介绍进来的正是“叔本华式”的康德。

而戈蒂耶对“审美无利害”的理解就与康德相距更远，“因为康德的哲学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主体性哲学，是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的”，而“戈蒂耶则完全放弃这一根本立场而仅从形式论的观点来解释美”。

中国学界长期认定康德是“形式主义”的头子，这正是由于他们理解和接受的是“戈蒂耶式”的康德。

这两种“审美无利害”观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也曾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但较康德的“审美无利害”观终是少了一些普世的、终极的东西。

“叔本华”式与生俱来的颓废的色彩与“戈蒂耶”式的完全形式主义则最终会导致学人们丧失应有的人文情怀和责任意识。

他还认为：“康德提出审美无利害性的真正意图是：在思维方式上，为人们在物质世界之外建构一个‘静观’的世界，使人在利欲关系中有所超越；在人学目的上，可以沟通经验世界和超验世界，把人引向‘最高的善’。

其
用意都是为了使人摆脱物的奴役，保持人格独立和尊严，完成自身道德人格的建构。

”我们认为，王先生的反思与评价是中肯的，是合乎逻辑和实际的。

康德哲学以及康德美学之所以有这么顽强的生命力和巨大的衍生力，追根究底是因为他是以全人类如何更自由地生活、如何更幸福地存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这也正是所有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甚至于文学家的共同品性。

目前大部分国内研究正是没有以康德美学的这一精义为前提，才流于表面和肤浅。

单世联先生也是从康德美学在中国的变异接受人手反思的，不同于王先生的是，他是从大方面人手的，而非以康德美学的具体理论为切入点。

他认为：“‘康德美学在现代中国’真正涵义是‘康德主义美学在现代中国’。

”他把中国的康德美学分为了“此康德”和“彼康德”。

他认为被引进中国的康德其实大部分都是经过“后康德”哲学重塑过的康德。

比如，“王国维认为康德的重要性在其导向叔本华，蔡元培认为19世纪末的哈脱门集康德以来哲学美学之大成；朱光潜则把总结康德和黑格尔以前唯心论美学的功劳归于克罗齐”。

这样的反思和论述与王元骧先生颇为相似，然所不同的是，单世联先生认为：“这种选择性的理解和接受又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正是通过后康德美学对康德的误读和简化，现代美学才一线贯通，主题突出，从而没有掌握批判哲学体系的中国学者也可以把《判断力批判》从其哲学体系中分离出来，在基本接受康德观点后又根据其他思想资源和接受者的人文知识背景对之进行自觉或不自觉的补充和修正，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康德美学在中国获得合法性的过程。

”前人的筚路蓝缕之功当然是不能全盘否定的，不然就是对历史的极大不敬，然而这样的宽容态度并不是不要反思和前进，不然就是对当下和未来的极不负责，所以我们只能部分认同单先生的分析。

如果说王元骧先生和单世联先生是从康德美学与中国美学关系方面进行反思的话，那么曾繁仁先生则是从康德美学内部人手的。

他从康德“判断先于决感”命题人手，一方面承认康德美学这一命题的历史意义和巨大价值，认为：“这是康德对于英国经验论美学的继承与突破，划清了审美与生理快感的界限，同时又坚持了审美所必然包含的身体经验因素，具有较多的理论合理性与对于艺术现实的阐述能力。

”另一方面又认为康德美学这一命题由于受到内外诸因素的局限与挑战，应当与时俱进、调整为“判断与快感相伴”。

曾先生认为康德美学这一命题面临的外在挑战“首先是日益发展的以影视与网络为其载体的‘大众文化’，已经将娱乐与快感放到了首位，而将判断放到了其次”。

除此之外，“还有某些强调‘身体写作’的所谓‘新理念”’等。

而康德美学本身具有的一些时代历史以及逻辑上的缺陷也直接影响到了“判断先于快感”这一命题的时效性。

这种分析正确与否我们暂且不论(当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单是这种在“言必称康德”、“言必及康德”的理论语境下的反思与质疑精神就十分值得我们称道。

我们应当具有质疑权威的魄力和怀疑一切的精神，这样理论才能更好地发展、社会才能更好地进步。

此外，20世纪中叶秀山先生从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视野对康德美学进行了重新的反思与解读，看到了目的论在康德美学中的重要地位，并认为目的论本身就包含了审美判断，这对于我们理解康德美学的深层内涵具有巨大的意义。

邓晓芒先生不仅组织翻译了康德的三大批判，而且还撰写了大量的关于康德哲学及美学的文章，尤其是对康德美学人类学意义的系统挖掘，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借助于这些深刻的反思和研究，相信我们在新世纪中对康德美学将会有更明晰的
认识和更正确的运用。

四、结语
30多年来，虽然中国康德美学的研究和接受还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问题，表现出这样与那样的不足，但中国学人毕竟在一步步地走近康德、了解康德和运用康德。

康德美学在中国是一个未尽的议题，也似乎是一个永远不会终结的议题。

尤其是在当下物欲横流、信仰泯灭、道德沦丧、价值迷失、文化失范的生存处境下，它似乎又重新焕发和彰显了其价值和意义。

运用它，我们可以很好地反思“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审美日常生活化”的浮躁心态，重建人们审美的精神家园；运用它，我们可以很好地反观中国美学当下闹得沸沸扬扬的“实践、后实践美学”之争，联系中国古典美学，超越主客二分、让“体验”重新焕发活力；运用它，我们也可以很好地思考中国美学一直以来要么“本体论”、要么“认识论”的弊端，构建一种二者和谐统一的美学思维。

康德美学在中国30年，是中国美学认识康德美学的30年，更是中国美学借助康德美学建构自己美学理论的30年。

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说认识康德美学在中国30年，就是认识中国美学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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