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国家形成问题初论
论春秋时期的国家形成
论春秋时期的国家形成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段时间不仅是
中国历史上诸侯割据、国家分裂最为严重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
上封建社会成立的关键时期。因此，春秋时期的国家形成问题一
直备受学者关注。本文将探讨春秋时期的国家形成从哪些方面来
考察并分析。
一、经济因素
经济是国家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春秋时期的国家形成也不例外。在社会经济方面，春秋分期的实际年代为公元前771年至公
元前476年，这大约是东周时期晚期至春秋时期中期的时间范围。由于周王朝贵族统治无力控制地方，大大小小的诸侯国相互侵略，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割据的时期。在经济方面，春秋时期的国
家形成主要是围绕农业经济展开的。在古代中国，农业拥有着重
要的地位，是社会经济的基础。而自然条件的差异，加上管理水
平的差异，导致农业发展水平差异也较大，这也使得不同的地区
因为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的差异而在政治、文化上产生了较大的
差异。春秋时期，各地的诸侯国都以耕种为主要经济活动，但各
地的农业生产状况和农村经济结构却不相同，这也决定了不同的
诸侯国政治、军事、文化的不同。
二、政治因素
春秋时期，中国已进入封建社会，而诸侯各自独立，隔三差五
地出现战争是春秋诸侯国政治局势的主旋律。在此背景下，春秋
时期的国家形成与维系过程中政治的因素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列国间互相制衡，纠缠不清的政治维系，加上对地盘的争抢，造
成了政权局势高度分散。正是由于不断的战争、霸权与共存，政
权改朝换代，政权制度及其管理模式发生重大变动。春秋时期各
国采用的政治制度，以及统治运作模式各不相同，这也使得中国
浅谈国家形成的因素——以雅典为例
浅谈国家形成的因素——以雅典为例
摘要：国家并非自有人类便存在，学界对此早有共识，但构成国家的要素却
依然存在分歧。恩格斯的观点曾深刻的影响了中国学界。大多数学者从恩格斯的
角度，从地区组织和公权力的形成分析国家的诞生。也有学者对恩格斯的观点进
行了补充。笔者认为，国家的血缘因素一直在影响着国家地运作。另外，宗教神
话对国家形成的作用，也应予以重视。本文从血缘与地区的关系、武力对内外征服、神话凝聚和经济分化带来的私有制进行分析，以雅典为例，从提秀斯改革到
克里斯提尼，探讨这些因素如何构建起一个国家。
关键词：国家、权力、神话、雅典
国家诞生于人类文明社会。在原始时代，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部落，恩格斯根
据摩尔根的观点，将国家从部落伊始的演化形态分成三种途径，雅典的内生型、
罗马的内部斗争型和德意志的对外征服型[1]，恩格斯的观点几乎影响着整个中国
学界对国家起源的认识，近年来不同学者对该观点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修正。谢维
杨先生在翻译塞维斯著作中以人类学为视角提出了酋邦理论[0]；易建平先生在反
驳谢维杨先生时提出了武力的垄断程度是判断国家发展阶段的标准[0]；王建中先
生从恩格斯的地域取代血缘因素入手，认为地域因素从未取代血缘因素[0]。具体
到雅典国家地建立，一部分学者认为雅典国家建立于提秀斯改革，认为克利斯提
尼改革只是标志着雅典政治制度走向完备[0]，另一部分学者观点完全相反，认为
克利斯提尼改革才标志着雅典国家的建立[0]。笔者认为，分析国家建立的因素应
从权力的垄断性、权力的制衡性，以及一些非物质性的因素进行分析。国家的权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问题——“一年来假设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历史学”2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问题——“一年来假设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历史学”（2）
中国古代文明是古代世界上少数具有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又是四大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绵延传承的文明。中国文明起源，是国际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关注已久的问题。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后，“中国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已列入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故2003年对该问题的研究文章发表较多。且研讨气氛也较活跃。
1．中国初期文明演进的模式问题
上世纪90年代，苏秉琦先生提出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演进模式一系列理论功效，在学术界引发了较大的反应．他以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并将中国文明与国家的演进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时期，随着王权的确立，于公元前3200年左右的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及西拉木伦河地域的诸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了文明时期。内涵是氏族组织已经松散、劳动与社会分工在家族之间展开、聚落已显现分化、祀与戎进展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操纵着社会的神权与王权，既不是奴隶制，也不是西周那样的封建制。第二时期即是龙山时期，他对龙山时期的界定是与散布于黄河中下游及黄淮平原的龙山文化起始年代相当，内涵是包括龙山文化在内的所有与其同时的考古学文化．尧舜时期或为龙山时期，或为龙山时期的部份时期．但尧舜传奇要紧同夏王朝有关，故尧舜传奇非龙山时期诸考古学文化的传奇，而只是同夏文
化，即二里头文化前身的那部份属龙山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相关的传奇。第三、四时期为夏、商和西周，可称王国时期。虽有奴隶但并非奴隶制社会。现在期社会的大体内涵是父权家族、贵族、平民、农村公社、神权、王权、宗法制、礼法和分封制。第五个时期从秦汉王朝开始。中国古代文明进入了以对地址实行郡县治理为特点的中央集权制的帝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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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
一
国家起源一直是历史学研究中的棘手问题。实际上，我们几乎没有可靠的证据，以真正重现世界上任何地方政治权威的中央集权化和固定结构的源起。文字书写要晚於国家的出现，然而，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只有文字固定了以后，才能提供历史学赖以依据的基础。文字的晚出使得历史记载的年代总是太晚。从部落组织发展到政治组织的过程也就必然笼罩在相对黑暗之中，只有凭藉考古学或人类学上的推测才有可能稍示端倪。在这种情况下，可信程度参差不一的假说也就连翩而起了。在近期的研究论著中，人口增长、商业机会、司法发展乃至精神上的个人化，都被提出来充作解决国家起源问题的万能钥匙。不过，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最具想像力、影响力的解释范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起源於原始社会分化为阶级；而这种源自劳动日渐复杂的社会分工的分化本身，乃是以生产力的技术（或组织）进步为基础的。这种解释的关键概念是对剩余产品的看法。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者认为，正是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超过了生活的基本必需，导致了占有这些剩余产品的剥削阶级的出现，从而损害了绝大多数生产者的利益。正如恩格斯所说，这种论点的核心就是在文明开始的时候，社会中剩余产品还太少，不敷进行平均分配，倘若跨过了这道门槛，剩余产品足够丰富了，但却又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里，那么人类历史和文化就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一旦生产力达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就出现了残暴的分裂，以此为基础就出现了包括城市、文字、国家在内的一系列发展。
这种对国家起源的古典看法至今仍然有其力量。但是，长期以来大家一直注意到，马克思的范式有一个根本性的逻辑弱点，即社会剩余产品的分配无疑是国家出现的必要条件，然而，它是不是充分条件呢？剩余产品也许会诱使潜在的剥削者对之加以垄断，那么，是甚么保证他们如愿以偿呢？大多数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为甚么不断然拒绝这种企图，从他们那里将自己辛苦劳作的成果没收回来呢？平均分配日益增长的社会产品不会引致统治阶级独占闲暇和权力这样的文明
中国国家形态的形成
中国国家形态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古代。在古代，中国的国家形态主要以封建制度为基础。封建制度是一种以君主为中心，统治者通过封赏土地给予贵族和地方领主的制度。这种制度下，中国的国家形态呈现出分封制度、等级制度和官僚制度等特点。
在中国历史上，封建制度的形成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西周的国家形态以封建制度为基础，君主通过封赏土地给予贵族和地方领主，以维持统治。这种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国家形态呈现出分封制度的高度发达，各个诸侯国相对独立，而中央政权的影响力相对较弱。
随着秦朝的统一，中国国家形态发生了重大变革。秦始皇通过中央集权的方式，废除了封建制度，建立了一个高度集权的中央政权。这种集权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成为中国国家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随后的汉朝、唐朝等朝代也延续了这种集权制度。
然而，封建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完全消失。尤其是在南北朝时期以及宋、明、清等朝代，封建制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这些朝代中，封建制度仍然是中国国家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君主通过封赏土地给予贵族和地方领主，以维持统治。
总的来说，中国国家形态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封建制度的
发展和演变，以及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和维持，都对中国国家形态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国家的形成
封建制度
1.方式：周王直接统治富庶的“ ”，透过分封予诸侯土地称“封国”；诸侯在国内分封子弟为卿或大夫，赐以“采邑”；士之土地为“食田”，但不能世袭
2.权利义务：周天子定期“ ”诸侯国；诸侯有纳贡、出征、守土、朝觐等责任
宗法制度
1.意义 宗法制度是一套血缘继承制度，主要在区别嫡庶、分辨长幼
为主，后来才渐多地面建筑
2.文明分布
河北：磁山文化
河南：裴李岗文化
河南：仰韶文化→彩陶艺术
山东：大汶口文化→明显贫富差异
山东：龙山文化→
辽河流域
东北：红山文化 农业虽发达，游牧和渔猎仍重要
精美玉器、宗教建筑
长江流域
1.浙江：河姆渡文化 人工栽培稻
饲养猪狗
木构干栏式长屋
2.湖南：玉蟾岩文化→目前世界发现最早的人工栽培
（ ）7.一个新石器时代晚期村落里的人，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他们有人专事农耕，也有人专事工具的制造 他们食用的榖粮取自耕作，食用的肉类则有赖狩猎来获得 由于他们没有蓄水的器具，所以他们的居所紧邻大河旁 居民们彼此间的经济能力并无差异，社会地位亦皆相等。
7. 肉类来源多由畜养而来； 多居于支流旁或大河旁高地上； 贫富差异、社会阶级已出现。
3.武丁：亲征北方大敌鬼方，战事历时3年，终将其镇服
4.灭亡：纣王刚愎自用，且沉迷酒色，用刑严酷；远征东夷后元气未复，陕西一带的周族日益强大，乘虚而入。纣王惨败于牧野自焚而死，商朝灭亡
专题二 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秦汉史(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
专题二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秦汉史（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一、时间轴梳理阶段事件，总结阶段特征。
阶段特征：
秦汉是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初步发展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奠定了中华文明的世界领先地位。
1.政治：国家统一，是我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确立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一方面，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逐渐加强；另一方面，官僚体制逐渐代替了贵族体制，专制皇权逐渐形成。
2.经济：秦汉时期是封建经济初步发展时期。封建土地私有制得以确立和巩固，小农经济形成并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的基本形态，农耕经济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的主体。黄河流域尤其中西部地区是封建经济的重心。
3.思想文化：经历“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的演变，儒学官方化得以确立。科技文化得到很大发展，奠定了我国古代科技文化在世界长期领先的基础。中外文化交流空前频繁，文化成就辉煌。
4.民族关系：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民族关系初步繁荣时期。两汉时期，开始同西域各族发生密切的贸易关系和文化交流，秦汉时期还是我国古代对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初步开发和管辖的阶段。
5.对外关系：这一时期，中国与朝鲜、日本、西亚和欧洲的交往开始以贸易往来、使节往来和科技文化交流等形式发展起来，开始突破东亚的范畴。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国同西亚和欧洲大秦的交往开始沟通。
时间轴：
二、专题知识结构
三、基础知识梳理
（一）政治：
1．秦朝(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7年)
(1)统一：秦灭六国，统一全国，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度，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2)皇帝制度：皇帝总揽司法、立法、行政、军事等权利力，确立皇权至上、皇帝独尊、皇位世袭的政治制度。
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思考
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思考
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其古代国家的起源和形成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孔子曾经说过“天下大乱，
其后必会有好时代”，这种思想也支撑起了许多人对于中国古
代国家形成的看法。但是，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原因和过程远远不止于此。
首先，对于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和形成，我们不得不提到夏、商、周三代。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王朝，这使得它成为中国王朝起源的代表。商朝时期中央政权的形成和地方政权的并存为王朝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朝时期实现了中央集权制度，建立了封建制度，这为后来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其次，青铜器的发明和使用也是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关键。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明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它不仅是生产和生活用品，而且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青铜器的制造和使用反映了古代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发展水平。同时，青铜器也成为了中央政权的重要象征。
第三，经济腾飞也是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关键之一。随着青铜器的普及，商业贸易日益发达。商人由此逐渐成为了社会上的重要势力并逐渐形成贵族地位。同时，经济的腾飞也为中央集权提供了足够的社会稳定条件。
第四，礼乐制度也为中国古代国家形成提供了重要保障。礼乐制度是以文化为基础、以礼制和音乐为主要内容的一整套制度，
它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和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礼乐制度为中央政权提供了强大的文化支撑和凝聚力。
最后，对于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证据还可以从许多事实中看出。例如，最早的文字出现在商代，这为中国古代国家文件的编写和保存提供了基础。又如，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根植于周代以来的儒家文化传承，这为中国王朝统治提供了更加稳定的文化支撑。
论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发展与王权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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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文明起源的研究，既是一个考古学实践问题，亦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还需二者紧密地结合。这是因为在国家起源的过程及国家形成的早期阶段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因而它必须依靠考古学的发掘。考古学是通过古代人类的实物遗存来进行研究，所以它是有确凿根据的，也不受历史记载的约束，而且考古学的文化编年是以地层的先后叠压或打破关系为基础，所以，从考古学所反映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变化中，可以寻找出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然而，考古学又是阐释性的，遗迹遗物本身不会说话，它需要人们利用技术、经济、环境、人口等方面的知识对人类活动的方式作出符合上古实际的解释和分析。在对考古资料的分析和解释中，往往形成一些理论，也会借鉴一些原有的理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理论与考古学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本文将中国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文献资料与理论创新相结合，对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发展与王权的形成以及早期华夏民族的形成过程做一系统的阐述，以此对重建中国上古史作出新的探索。
一、“聚落三形态演进”说与“邦国—王国—帝国”说等理论框架
若从理论创新着眼，国家与文明起源的研究，最具魅力的是对起源的过程、路径和机制的研究。百余年来国内外学界在这一领域所产生的一个个理论模式和学术观点，总是以“后来者居上”的姿态为这一课题的解决做着不懈努力。近几十年来，文明起源的所谓“三要素”或“四要素”的文明史观以及“酋邦”等人类学理论，代替了摩尔根的“部落联盟”说和“军事民主制”说，而且甚为活跃。它们有理论和学术上的建树，但也有其局限性和不足。那么，如何在整合和吸收诸种理论模式中的合理因素，并克服其不足的基础上，作出符合实际的理论创新，就成为推进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的关键所在。近二十年来，我们采用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相结合的方法，提出文明与国家起源路径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其后又提出国家形态演进的“邦国—王国—帝国”说，就是在这一研究领域进行的一种尝试和努力。
酋邦_早期国家与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及形成问题_沈长云
近年来 ,在人们十分关注的对于中国古代国 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研究中 ,不少学者采用了美 国人类学家塞维斯等人的酋邦学说及其他一些人 类进化新说 。这对我国学者长期以来在此问题上 的解释系统造成了一种冲击 。尽管目前学术界对 于这套理论尚存在着不少争议 ,但采用这类说法 的学者越来越多 ,并逐渐蔚成一种风气 ,也是明显 的事实 。为了将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 研究引向深入 ,我们有必要对于在此问题的研究 中采用人类进化新说的情况进行分析与评估 ,同 时借以发表我们对有关问题的看法 ,希望学术界 同仁关注并予以批评指正 。
化到种植作物与驯养家畜的阶段 ,由父系或母系 的世系群组成 ,实行外婚制 ,部落成员之间的关系 是相互平等的 ;酋邦即上面提到的不平等的氏族 社会 ,其最大的特点是各地方组织已发展成为一 个尖锥形的分层的社会系统 ,处在尖椎顶端的酋 长通常被认为是与整个系统人们的共同祖先血缘 关系最近之人 ,职位世袭 ,其他社会阶层人们的地 位则依其与酋长亲属关系的远近而定 。凭借这种 集中的权威 ,酋长领导着一个常设机构 ,负责组织 整个酋邦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 。由于社会各成 员在政治上已分别出不同的阶等 ,他们在经济生 活中充当的角色亦显示出很大的差异 ,部分上层 人物占有更多的消费品已是司空见惯之事 。这样 的社会无疑已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了 ,虽然这个 社会还维持着社会成员之间的血缘联系 。
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思考
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思考
关于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问题，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然而问题至今未得解决。原因何在？笔者以为，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下面就此问题谈几点具体意见。
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5页），这就与我国进入国家状态后氏族制度仍被长期保留的实际不相合。而在近年的研究中，夏商周三代社会的这种结构已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因此，我们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按照早期国家的一般特征去考虑我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诸问题。
我们注意到，目前中外学者对于“早期国家”的概念虽然还存在着差异，但在将中国划归早期国家
而将古希腊罗马归入非早期国家或社会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出现的国家这一点上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例如人们常常提到的前苏联学者a·m·哈赞罗夫为国际学术界组织编写的《早期国家》一书所写的带有总结性的文章中就表明了这样一种认识（《关于早期国家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载《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时事出版社，1985年）。因而，从国际学术界范围来考虑问题，我们也应当分清这两种不同的国家形式。
迟，
的萌芽”。
“这些机构，作为整个集体的共同利益的代表，在对每个单个的公社的关系上已经处于特别的、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是对立的地位，他们很快就变为更加独立的了。”这些作为公社集合体的代表们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行使更为集中的权力，由此发生了对于公社集合体的“独立化”倾向，到后来，社会职位的世袭制也出现了，终于促使他们由起先的“社会公仆”演变为“社会的主人”，并最终集结成一个统治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8—219页）。在恩格斯后来所写的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更明确说到，由
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中的理论探索
榷6, 5考古6 1989 年第 1 期。 ½ 王震中: 5中国 文明 起源的 比较 研究6, 陕西 人民 出版 社
1994 年版, 第 1 页。 ¾ 田昌五: 5古代社会形态析论6 , 学林出版社 1986 年 版, 第
针对上述传统文明观所具有的 诸多局 限性, 我们 曾 提出另一思考, 即以国家的出现作 为进入 文明社 会、文
¹ 柴尔德: 5远古文化史6 , 周进 楷译, 上海 文艺出版 社 1990 年版, 第 131~ 216 页
º 参见陈星 灿 5文 明诸 因 素的 起 源与 文 明时 代6 , 5 考古6 1987 年第 5 期。
恩格斯在 5 家庭、私有制和国 家的起源6 一书中 采
¹ 王巍: 5试 谈文明 与国 家概 念的 异同6 , 5古 代文明 研究6 2005 年第 1 辑。
王震中: 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中的理论探索
用并发展了摩尔根对 / 文明时代0 的界定, 指出: / ( 野 蛮时代) 高级阶段 , ,由于文字的发 展及其应 用于文 献 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0 / 文明 时代 还有 如下的 特征: 一方面, 是把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作为 整个社会 分工的 基 础固定下来。0 / 文明时 代的基础是一个阶 级对另一个 阶 级的剥削。0 /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 概括。0 在这些 论述中, 恩格斯强调了文字的发明和城市 兴起的意 义, 强调了 阶 级分化是社会复 杂化的 基础, 强调 国家 与文 明的 关系。 英国考古学家柴尔 德 ( V1 G1 Chide) 认为 城市的 出现 是 文明时代开始的标 志, 他 称之 为 / 城 市 革命0 , 并 指 出 城市生活的内容包括: 高效的食物 生产; 具有 较多的 人 口; 有职业和阶级的分化; 出现冶 金术; 发明 了文字 与 记述系统; 修建有神庙等公共建筑; 产 生早期 的科学 和 艺术等。¹ 美国 人 类 学家 克 拉克 洪 ( Cly de K luckho ln) 认为古代文 明应 包 括有 高 墙围 绕 的城 市 ( 居 民不 少 于 3000 人) 、文字和复 杂的 礼仪 中 心等。º 我国 学术 界 则 将这些称 为 / 文 明要 素0, 一 般 以文 字、 铜 器、城 市、 祭祀礼仪中心的出现作为文明社 会到来的 标志。夏鼐 先 生即指出: / 现今 史学界 一般把 - 文明. 一词用 来指 一 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 了国家组 织的阶级 社 会的阶段。这种社 会中, 除了 政治 组织 上的 国家 以外, 已有城市作为政治 ( 宫殿和官 署) 、经 济 ( 手工 业以外, 又有商业) 、文化 ( 包括 宗教 ) 各 方面 活 动的 中心。 它 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 用文字作记 载 ( 秘鲁 似 为例外, 仅有结绳记 事) , 并且 都 已知 道 冶炼 金属。 文 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0 »
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的几个问题
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一新出土的先秦文献资料的价值与局限
研究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在资料上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物质文化资料，即通过考古发掘所获得的遗迹、遗物、遗址之类的资料；另一是文献资料。文献资料中，又可分为传世的古籍文献资料与出土的竹简帛书、铜器铭文之类的出土文字资料。应该说，无论是考古资料还是文献资料，都有其重要价值，也都有其各自的局限性。近年来，新出土了一些文献资料，如20世纪90年代，从战国时代楚墓出土的《唐虞之道》、《子羔》、《容成氏》三种竹书材料，以及属于西周中期的青铜器“☆公盨”的铭文，都提供一些古史传说方面的资料。《唐虞之道》是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1993年清理被盗掘的郭店一号楚墓时所获大批竹书中的一篇，通篇讲尧舜禅让之道。《子羔》和《容成氏》是上海博物馆1994年从香港古玩市场上收购来的大批楚国竹书中的两篇。《子羔》篇采用子羔与孔子一问一答的形式，借孔子之口叙述了禹、契、后稷“三王”降生的神话以及尚贤、禅让的传说等内容。《容成氏》历述尧、舜、禹之时的社会状况，一直说到武王伐纣，篇中也有一些尚贤和禅让的内容。《☆公盨铭》是北京的保利博物馆2002年收购的一件西周中期的青铜器，器内铸有98个字的铭文，铭文开头就说天命禹平治水土，铭文中也讲到“为政以德”方面的内容。
上述这些新出土的文献资料都可以与传世的先秦文献对照起来，加以解读和研究。然而，我们可否仅以这些出土文献(或者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为主干脉络，来重新构筑我国的远古历史，来重写中国的早期国家与文明起源的历史?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还是先让我们看一下作为文献(不论是出土文献还是传世文献)的局限性。《容成氏》、《唐虞之道》、《子羔》既然是战国竹简，它们与同为战国时成书的《尚书·尧典》等的性质也差不多。也就是说，可以把《容成氏》、《尧典》等看成战国时期关于上古史所流传的不同“版本”的传说，与传世文献相比，是一种大同小异。只是，《尧典》等传世文献，经过战国末乃至秦汉时期的进一步整理，使得文字和用词更规范一些而已。但不论是《尧典》还是《容成氏》，它们都既包含战国时的思想、观念、制度等等，也包含从战国之前传下来的内容。《☆公盨铭》也有同样的问题。“☆公盨”是西周中期的铜器，它把史书对于大禹治水的传说的记载至少提前到了西周中期，但它毕竟不是大禹或夏代时的记载，在《☆公盨铭》中也应含有西周时期的思想、观念、制度等。问题的关键是现在学术界还没有一个好的办法和标准来分辨，其中哪些内容是在写成这些时受当时制度、观念、思想影响而新出现的，哪些内容是由更古老时期传下来的。当然，也许有人认为根本不需要做这类分辨工作。可是，不作辨析，就会形成用战国人的史观来描绘今日的所谓古代国家起源问题。这样研究问题，自以为是信史，可别人不一定认为就是信史。实际上我们对于古史传说多处于既信又不能全信的境界。
中国古代的新中国成立与社会主义建设
中国古代的新中国成立与社会主义建设
中国古代历史上，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
和影响作用。在古代，中国社会经历了多次王朝更替和政治制度变迁，这些变革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古代社会主义思想的
萌芽与渐进也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一、新中国的成立
中国古代的新中国的成立可以追溯到1949年10月1日，这标志着
中国共产党成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全国统一。在此之前，中国经历了多次战争和社会动荡，国家长期分裂，外
患侵略，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
二、古代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与渐进
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早在两千多年前的
战国时期，孔子就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观念，主张社
会公正和和谐。而在古代的农村社会中，庄子也提出了庄治与王道的
思想，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些思想为中国古代社会主义建设
奠定了思想基础。
古代社会主义思想的渐进表现在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例如春秋战
国时期，孟子提出了“仁政”和“君民同乐”的思想，主张国家应该以人民的幸福和利益为中心。在唐宋时期，王安石变法，试图通过改革政治
和经济制度来实现社会的公平和繁荣。这些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思
想和实践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三、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与发展
中国古代社会主义建设主要体现在秦汉时期的农民起义和统一、宋
朝的均田制度以及明清时期的地方政权实践中。例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均田制”来减轻人民的负担，促进社会的平等和发展。宋朝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论文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论文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论文
自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即１９２８—１９７６年的资料积累期，１９７７—１９８５年的初步探索期，１９８６—２０００年的全面开展期。２００１年以后，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开展为标志，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一)1928-1976年的资料积累期
在１９２８—１９７６年期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大体上处于资料积累的初始阶段。１９２８年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安阳殷墟的发掘，可作为这一阶段开始的标志。其中又可以１９５９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为探索夏文化而开展的豫西考古调查为标志，将这时期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在这时期的前一阶段中，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主要成果，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为探索商代文明，对安阳殷墟进行了１０年１５次的发掘。发现了商代后期王都的宫殿宗庙建筑基址群、甲骨档案库、王陵和千余座为祭祀王陵而牺牲的小墓或祭祀坑，出土了一批反映商文明特点的甲骨文、青铜礼器、兵器、车饰等。这些发掘研究成果，使当时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等，开始认识到商殷时期已经出现国家。１９５４年，曾多次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的李济，依据安阳殷墟１５次发掘的收获，首次探讨了中国文明的开始和特征，并于１９５７年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了《中国文明的开始》（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另一方面是追寻殷墟商文化的源头，在山东、河南等地探索龙山期文化遗存。至１９３９年，梁思永研究龙山期文化遗存，在提交第６届太平洋学术会议的《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一文中，总结了龙山文化的特征，并将龙山文化分为山东沿海区、豫北区
早期国家的形成
我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建立者
大禹如何加强王权？ 大禹如何加强王权？
在涂山召见各部落首领， 在涂山召见各部落首领，接受他们的朝贡 诛杀不服从自己的防风氏 划定“九州” 划定“九州” 铸造“九鼎” 铸造“九鼎”
禹
启如何加强王权？ 启如何加强王权？
建立军队，制定刑法，设置监狱， 建立军队，制定刑法，设置监狱， 加强国家权力。从此， 加强国家权力。从此，王位世袭 制代替了禅让制， 制代替了禅让制，王权逐步加强 和巩固。 和巩固。
《汉谟拉比法典》是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 汉谟拉比法典》 治而制定的。法典无公正可言， 治而制定的。法典无公正可言，它完全站在奴隶 主阶级的立场上维护他们的利益。对奴隶而言， 主阶级的立场上维护他们的利益。对奴隶而言， 他们的生命、安全社会地位都得不到保障； 他们的生命、安全社会地位都得不到保障；奴隶 可以买卖、抵债，使奴隶买卖合法化。 可以买卖、抵债，使奴隶买卖合法化。
种姓制度---古代印度的等级制度 种姓制度---古代印度的等级制度 ---古代印度
嘴 手
婆罗门
僧侣阶层
刹帝利
国王、 国王、武士和官吏
统治 阶级
腿
吠舍
农民、牧民、 农民、牧民、手工业者和商人 脚
首陀罗
被统治 阶级
被征服者、 被征服者、贫困破产失去土地的人
媒体报道，印度北方日前发生惨剧。 媒体报道，印度北方日前发生惨剧。一对来自不同种姓的 年轻情侣被村里人吊死。这位20 20岁的青年男子属于地位较 年轻情侣被村里人吊死。这位20岁的青年男子属于地位较 高的“婆罗门”种姓，而他18岁的心上人属于较低的种姓。 18岁的心上人属于较低的种姓 高的“婆罗门”种姓，而他18岁的心上人属于较低的种姓。 据当地警方称，他们逮捕了这对情侣的亲属， 据当地警方称，他们逮捕了这对情侣的亲属，因为他们也 参与了将两人吊死的暴行。警方还表示， 参与了将两人吊死的暴行。警方还表示，几乎全村老少都 反对这对年轻情侣不同种姓之间的婚姻， 反对这对年轻情侣不同种姓之间的婚姻，认为这是大逆不 为此导致双方家庭采取了过激行动。此间舆论指出， 道，为此导致双方家庭采取了过激行动。此间舆论指出， 由于种姓制度的根深蒂固，目前在印度农村地区， 由于种姓制度的根深蒂固，目前在印度农村地区，人们对 于不同种姓和不同宗教男女之间的婚姻普遍持反对态度。 于不同种姓和不同宗教男女之间的婚姻普遍持反对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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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国家形成问题初论
孙晓春
国家的形成,是一个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历史上,东西方国家之所以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早期国家产生之际,他们就已经站在不同的起点上,而且各具特色的早期国家产生的过程,决定了各民族之间彼此不同的历史走向。只有合乎逻辑地解释一个民族国家产生的过程,才有可能深刻地认识这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本文拟就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道路以及中国早期国家的特征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读者。
一、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道路不同于雅典模式关于古代国家形成的道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主要讨论了三种模式。即由氏族组织演变为国家的雅典模式,恩格斯说,雅典国家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
;通过部落征服进入国家的德意志模式;由家长制家庭进入国家的罗马模式。实际上,世界各民族国家产生的道路,可能不仅仅局限于恩格斯所讨论的这三种模式。但是,受前苏联理论界的影响,我国史学界在讨论国家起源问题的时候,却机械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起源理论,把恩格斯所说的一般国家形成的典型的例子,看作是国家形成的唯一的模式。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在提及中国早期国家产生这一问题时,都把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类比于雅典人的国家,即经过农业与畜牧业、农业与手工业、手工业与商业三次大分工,同时,由于商品
经济的发展,在氏族内部个体家庭确立的基础上,产生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常识性的历史教科书对于中国古代国家产生过程的描述,全然不符合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我认为,由于地理的、经济的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过程,全然不同于雅典人的国家。
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过程之所以不同于雅典人的国家,其决定性的原因在于中国与希腊在地理环境方面的差异。在远古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极不发展,一定地区的社会发展进程往往决定于原初的地理环境。这里,首先应该澄清一个理论问题,斯大林曾经说过,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具有决定作用,“只是加速或者延缓社会发展进程”,其理由是,“社会的变化比地理环境的变化发展快得不可比拟,欧洲在三千年内已经更换过三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占有制度、封建制度;而在欧洲东部,即在苏联,甚至更换了四种社会制度。可是,在同一时期内,欧洲的地理条件不是完全没有变化,便是变化极小,连地理学也不愿提到它。”
从此以后,地理环境决定论便成了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斯大林的这一说法对于我国的史学研究影响极大。
事实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历史研究中从来没有忽视地理环境的作用。早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曾详尽地阐述了亚洲的地理环境对于亚洲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的影响,以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3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7页。
源》中又进一步说:“随着野蛮时代的到来,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这时两大陆的自然条件的差异就有了意义,……这种差异,两个半球上的居民,从此以后,便各自循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而表示各个阶段的界标也就各不相同了”;并且指出,只是在东半球才独立经历过“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
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 。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研究中对于地理环境因素极为重视,可以说,地理环境就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
实际上,斯大林关于地理环境不决定社会发展的说法,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就我们的认识能力所能达到的境界而言,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否具有决定作用,是不能用地理几万年不变,社会制度几百年就发生根本变化这样的现象来说明的,关键在于,一定地区的自然条件,如地形与地貌、资源与物产、气候与交通,与这一地区的社会历史进程以及历史发展的路向是否存在相关性。当然,斯大林所说的欧洲在三千年间更换四种社会制度,而地理环境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确是事实,但是,用斯大林的观点却无法说明为什么欧洲的社会制度变化得如此之快,而在同样的时间内,美洲为什么没有发生这样的变化。很显然,后者更能说明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关性。
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在进入文明时代的门槛之际,东西方就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在古希腊,由于地中海沿岸特定的地理环境,“海上贸易以及附带的有时仍然进行的海上掠夺,使贵族们发财致富,并使货币财富集中在他们手中,由此而日益发展的货币经济,就像腐蚀性的酸类一样,渗入了农村公社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的生活方式,氏族制度同货币经济绝对不能相容,阿提卡小农的破产是与保护他们的旧的氏族联系的松弛同时发生的”
。可以说,雅典人的国家之所以成为一般国家形成的典型例子,就在于频繁的海上贸易和商品经济的作用。
中国是典型的大陆的地理环境,在远古时期,西部的高山,北方的草原,东南方的大海,对于人们来说都是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所以,古代中国人不可能像雅典人那样与外部发生频繁的海上贸易。再加
之当时地广人稀,最初,人们只在若干地区形成了一些生活的聚落,部落与部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在某种程度上也处于相对阻隔的状态。这在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过程,商品交换不可能发生决定性的作用。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前提,在这种经济形态中,生产者本身就是消费者,一个部落或者一个公社就是一个别生产、消费的单位,从中原地区最早进入国家形态的诸部落来看,其与雅典国家最重要的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商品经济的极不发展,促使这些部落的部落组织转化为国家的动力不是来自于商品交换。在以往的中国史研究中,人们却大多套用雅典国家产生的模式,把商品交换看作是从部落形态进入国家的决定性因素。可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可以用来说明部落时期商品交换促进社会组织进化的材料只有一条,即《山海经・大荒东经》所记载的商人的先公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注引《竹书纪年》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臣杀而放之。”《楚辞・天问》对这段史事则说:“胡终弊于有扈(扈当为易,从王国维说),牧夫牛羊。”对于这些材料,王国维解释说,仆牛就是服牛
,这最多只能说明殷人当时已经开始用牛挽车,或饲养业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可是,有些学者却就此发挥,得出了“商人和其他部落之间的交换是比较活跃的,冥子王亥的时候,开始利用牛作为负重工具,在各部落间进行贸易”
的结论。事实上,有易氏夺牛,是部落时期经常发生的现象,其前提未必就是商人与其他部落之间的商业往来。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原始时期的各部落之间绝对不存在商品交换,但毫无疑问,商品交换在当时只能是以有限的规模,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的。它无法说明部落的经济特征,也不可能成为早期国家产生的经济前提。
由于商品经济的不发展,个体家庭与私有制在中国早期国家产生之前也没有很充分地发展起来。
《中国史稿》第1册第157页。
《观堂集林・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7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