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学中文学经典意识的发展脉络

2012年3月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Mar．2012第29卷第3期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Vol．29

No.3

论中国古典诗学中“文学经典意识”的发展脉络

闫

霞

(武汉纺织大学传媒学院，武汉430073)

摘

要:“文学经典意识”是人们关于文学经典及如何创作出文学经典的认识。在中国古典诗学中，文学经典意识的发

展有一个过程，它与文学观念的自觉、艺术精神的独立与否是相伴相行的。文学经典意识的最早形态应是文化经典意识，接着是汉以来的经学式的文学经典意识，再发展到以纯粹文学观念为基础的文学经典意识。文学观念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所具有的“文学经典意识”的内涵也有不同，这又深刻影响了中国古典诗学的建构。关键词:古典诗学;经典;文学经典意识收稿日期:2011－11－08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44X (2012)03-0012-05作者简介:闫

霞(1974－)，女，陕西安康人，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论、传播理论。

一

“‘文学经典意识’是人们关于文学经典及如何创作出文学经典的认识，主要体现为对作品的经典性与

典范性两方面的认识。

”［1］作品的经典性主要表现为它们从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体现出文学自身的规定

性。经典作品又具有典范性，可师法性，因为“在遵守文学这一共性范畴的本质规定性同时，作为具体体式的创作，又会为该体式确立基本的文体规范、表现原则

与创作方法”［1］。

在中国古典诗学中，文学经典意识的发展是有一

个过程的，它与文学观念的自觉、艺术精神的独立与否是相伴相行的。文学经典意识的最早形态应是文化经典意识。

从诗学自身发展逻辑来看，中国古典文学(包括诗歌)从产生之始，就被纳入到文化确切地说是政治文化的体系中。“文化”一词的含义一开始就被匡定在社会政治层面，古汉语“文化”一词的本义是“以文教化”。《易传》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这样解释:“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

谓，当法此教以化成天下也。”以“人文”来“化成天下”，作为人之文的文学包括诗歌，自然就被赋予了

“化成天下”的使命。最早的文化经典便是圣人所作并体现了天、地、人

之至道的“经”与“典”，包括上古的《三坟》、《五典》、《九丘》、《八索》、《尚书》、周时的《易》及礼乐制度等。

它们具有深刻而广阔的原创性意蕴，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最初智慧，具有一切华夏民族文化的因子。它们是轴心时代尤其是礼崩乐坏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学派建构社会、政治、文化模式所依据的文化原经典。百家之中，儒家最好地传承了中国的元文化特质。

早在远古时期，中华民族从氏族社会发展出的政治文化就已经蕴涵着原始儒家文化的部分因子，经夏、商延续下来，在周时得到了全面阐发，从而奠定了中华文化———华夏文明的根基。然而至春秋战国，社会发生了大动荡与大分化，周王室在新的社会与政治变化面前，无力扭转乾坤、握住王权。分封国与非分封国为了各自的利益，不断发动战争进行兼并，也不断破坏着君臣之礼，可谓是“礼崩乐坏”。在这种欲望膨胀，礼数不存的社会大变动之中，孔子对于远古时代及西周时的社会政治充满了憧憬，把那时想象成民风淳厚、有仁有礼、社会井然有序的理想社会。孔子以商之后自称而继周礼，全面继承了中华文明的原儒精神。他认为圣人制定的经典一方面体现着圣人对于自然、人世存在与运行之大道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记录了先贤言行与修身的原则，对儒家君子人格的建构有着范式意义。于是孔子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原始儒家学派的经典脉络:首先建构了儒家圣人的传承脉络，将尧、舜、禹、文王、武王、周公等圣贤变成了独属儒家的圣人;再将

这些圣人之言定为本学派的“经典”，他删《诗》、传《易》、编《书》、修订《礼》、《乐》，又作

《春秋》。这些原始儒家学派的“经典”，体现着伦理社会中天、地、人伦之大道，它们是儒家在礼崩乐坏的局面下，传承与建构

理想的政治与文化模式的理论根据，也是孔门“文学”之科的教材。由此可见，儒家对“诗”，对“文学”一词

含义的认识是文化性的。“文学”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

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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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孔门弟子按才能特长分为四科，“文学”是其中之一。杨伯峻释曰:“文学———指古代文献，即孔子所传的《诗》《书》《易》等。”［2］《诗》成为儒家文化经典之一，承担着化成天下的作用。这就是文学经典意识的第一步———文化经典意识。

二

文学经典意识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经学意义上的“文学经典”意识。

在文化经典意识支配之下，孔子从删定“诗三百”、传《周易》开始，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制造儒家经典。周时的民间诗歌当然不只有三百零五首，有数千首之多。本着“观乎民风，以察时变”的目的，周朝乐府机关派人到民间采风，将民间诗歌采集回来之后，经过过滤，数目自然减了不少，这些被提炼了的民间诗歌就凝成了一个“文本”。而孔子本着“化成天下”的出发点，按其“诗无邪”的标准再次加以筛选，通过删之雅之，大量的民间诗歌被排除在外，保留下来的很多也已失去其全貌，从而又变其而成一个诗教文本，即经典化的“三百篇”。另外，孔子晚年读《易》曾“韦编三绝”，并为之作传，阐释其中所蕴含的政治、哲学及伦理思想。孔子所积极实践的这种文化行为对中国古典诗学观及方法论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随着孔子在汉代被尊为“圣人”，儒家文化被抬到至尊地位，这种“经学化”的诗学观及方法论也就得到了全面继承与发扬。

如果说孔子的造经实践还只是个人或是一家文化掌门人的自觉行为，至汉时开始了国家行为的造经运动。汉建国之初，天下初定，国力贫弱，民几无立锥之地，国与民都需休养生息。在此情形之下，最高统治者选择以黄老之术作为御国之本是较为明智的政治与文化策略。但是，它只是治疗战争创伤的一剂良药，在国力得到恢复，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道家的政治与文化使命便结束了。国家与社会面临着新的文化选择问题，汉武帝选择了儒家学说作为立国的文化之本，因为儒家能以“天人合一”承认世俗皇权的合法性及集权性;同时，儒家文化的核心是“礼”与“乐”。“礼”一方面以其严格的等级观念赋予统治者至高无上的优越感，另一方面又会令民众心甘情愿地遵守尊卑等级秩序;而“乐”不但能教化民众，民众也会欣然接受并以乐自化。可以说，中国重血缘与宗族的政治与文化品质使得儒家文化无论于国于民都是最佳选择。儒家如何调整与发展自己以不辱使命呢?那便是确立与阐释经典，为现实存在的合理性寻找理论根据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首先是确立文化经典，原始儒家的经典———《诗》、《书》、《礼》、《易》、《春秋》被从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确立为“经”，这些经典因为弥漫着圣人洞察自然、社会、人生、宇宙的智慧而发出永远不灭的光芒。确立经典还不等于造经运动的完成，《诗》、《书》、《礼》、《易》、《春秋》之所以成为经典，来自于它的权威性，一方面是政治权力赋予它的，另一方面则是在汉儒的过度阐释之后获得的，即“经学”赋予它的，这较之权力更有说服力。汉代的“经学”就这样将《诗》、《书》、《礼》、《易》、《春秋》这些儒家的文献典籍最终变成了汉代官方的经学经典。国家设立五经博士，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从事这项伟大的造经事业，一时间，经学大师辈出，一经说至百万余言的不在少数。在经学式的解读之中，“诗三百”从原儒经典变成了汉代儒家或者说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的“经典”。此时关于“诗”的研究，是一种经学研究，汉儒所具有的文学经典意识也就只是一种经学意义上的文学经典意识。

《诗大序》与《礼记·乐记》集中体现了汉代儒家诗学观念。汉儒经学意义上的文学经典意识，首先表现在对“诗”，或说《诗经》的功能的定位上，即《诗大序》所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上以风化下”即是“诗教”功能，“下以风刺上”即是“正得失”的功能，目标是要构建一个政治清明、民众和谐相处的社会。《礼记·经解》曰:“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诗大序》曰:“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易风俗。”在汉儒看来，“诗”与“乐”、“礼”、“刑”、“政”一样，都是圣人治国的工具与手段，“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3］政治和社会伦理功能乃诗最根本的属性，舍此则一切都无从谈起。同时，汉人对情感作为诗、乐的重要因素又是有着较为充分的认识的，《礼记·乐记》及《诗大序》中的“物感说”都是这一认识的表现。汉儒对怨情较严重的“变风”、“变雅”亦不排斥，反认为“发乎情，民之性也”，但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仪”。“诗”如何能做到“发乎情，止乎礼仪”，就需在文辞表达上下功夫。由此，汉儒“经学诗学”对优秀作品的形式做出了要求:“主文而谲谏”，讲究“文”，“文”乃饰情，故而怨刺含蓄，易为上所接受。这实际上涉及到诗歌的语言、文辞的传达特点。

从汉儒对《诗经》不同于其它儒家经典的功能定位，以及对诗歌感物生情，情动于中形于外的达情特质的认识来看，都说明汉儒还是认识到“诗”的特殊性的，但最终还是将“诗”限定在“经学”的牢笼中。以经学眼光为标准，汉儒从对诗歌的功能定位，对诗歌内容与形式的要求入手，确定了优秀作品的评判标准，而按这个标准来衡量，《诗经》则为诗歌创作的“经典”。这就是汉儒的经学式的“文学经典意识”。

三

经过了文化诗学、经学诗学的发展，文学观念逐渐自觉，艺术精神也逐渐独立，诗学中的经典意识亦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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