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儒家法律思想对过去和当代中国法律的影响

试论儒家法律思想对过去和当代中国法律的影响中华五千年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而中国法律文化的历史长河也是波光粼粼、人才辈出。

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中，孔子的影响力或许无人能及，当今不仅在中国更在其他国家的“孔子热”、“儒学热”就说明了孔子和儒家文化的影响力啦。

同样，儒家的法律思想是中国法律制度完善和发展的重要助推力。

中国的古代法律道德伦理色彩异常浓厚，儒家思想在秦汉以后一直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指导思想，法律自身也成为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一种重要体现形式。

儒家的法律思想总括起来说，就是宗法人伦性或纲常伦理性，包括提出了一系列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等法律观点。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为国以礼”，提出并建立了以“仁”为核心、以“复礼”为目的的思想体系，作为整个儒家的理论基础。

儒家在统治方法上主张“德治”，认为统治者如果能够“为政以德”，实行“德治”，人们就会心悦诚服地接受统治，即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为国以礼”、“为政以德”的“德礼之治”所依托的是“圣人”、“贤人”，即所谓“为政在人”。

儒家轻法贱讼，提出了“以德去刑”和“无讼”的思想。

强调“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虽然没有否认刑罚的必要性，但寄希望于“德化”与“礼教”。

儒家强调“重义轻利”，“义以为上”是他们的价值观。

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自西汉武帝起，至唐代定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一般都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似乎儒术之兴在汉武帝一举手间即告功成，瞬间成为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

而实际上自春秋战国以来在政治上就不得意的儒家，在经历了以法为治的秦帝国后，在汉初仍旧不受重视。

直到汉武帝为儒学开放了上升空间后，儒学基于自身的特点以及统治者的需要等多方面因素，才渐渐得到恢复和发扬，到西汉末期才基本上确立了其正统的地位。

儒家学说地位上升，对作为国家事务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制度、司法实践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进程自此开始。

如果说汉朝是儒家法律思想主导中国封建法律发展的开始，那么魏晋南北朝时期则是其活跃时期。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儒家思想开始对封建立法发生影响。

其主要表现是“以礼入律”。

而“以礼入律”在此阶段又主要体现在《曹魏律》、《晋律》、《北魏律》、《北齐律》四部法典中。

从上述四部法典中，可看到儒家思想有几个方面被作为封建法典的普遍原则确立下来。

这些原则是:《曹魏律》‘中的“八议制”，《晋律》中的“五服治罪制”，《北魏律》中的“官当制”和《北齐律》中的“重罪十条”。

“八议制”、“官当制”反映了儒家等级特权的思想，它表明封建统治阶级在国家中占有特殊的法律地位。

“五服治罪制”反映了儒家“孝”的伦理道德观念，而“重罪十条”的规定更是体现了儒家“三纲五常”思想在中国封建法律中的渗透，到后来它泣变为“一卜恶”的规定。

这些原则影响了以后整个中国封建制法。

历史继续向后发展，时间来到了隋唐时期，这一时期可以说儒家的法律思想对中国传统封建法律的发展的影响达到了顶峰。

用“德主刑辅”来概括这一时期的法律思想就有力的证明了儒家的仁政思想对法律思想的影响力之深。

“礼”和“礼治”是儒家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

综观唐律的制定，是始于武德律，定于贞观律，完善于永徽律(即《唐律疏义》)。

它在厉朝的编撰中，自始至终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原则的。

以礼入法，立法结合成为这一时期法律制定的基本原则。

同时，唐朝的法律解释也是一招儒家思想。

尤其是《唐律疏议》较过去的释律都更为全面系统，因为其博引了《易》、《礼》(包括《周礼》、《礼记》、《仪礼》)、《诗》、《书》、《春秋》(包括《左传》、《公羊传》、《毅梁传》)、《孝经》、《论语》和《尔雅》等，几乎全部儒家经典。

纵向来说，儒家法律思想影响了整个封建历史时期的法律发展。

同时，从横向来看，儒家法律思想对于法律中的司法审判实践和司法诉讼同样有着深刻的影响。

从西汉中期开始，以经注律的法律解释活动、引经决狱的司法现象蔚然兴起，拉开了以礼入律、儒法融合的序幕。

首先，“春秋决狱”是儒家法律思想被引入汉律的典型代表。

“春秋决狱”是指利用儒家经典，特别是《春秋》作为司法审判的依据，董仲舒是主要倡导者，他在《春秋繁露·精华》中说：“春秋之听狱业，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

”意思就是说要根据客观事实，追究行为人的主观动机，动机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能免除其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上无恶念者从轻处理。

其次，录囚制度。

录囚是封建社会由皇帝或上级司法监察机关或专差官吏，对在押犯进行审录以及监督检查管理的一种制度。

录囚制度化开始于西汉。

录囚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改善狱政，纠正错案的效果。

最后，秋冬行刑制度。

汉律还对行刑的时间作出专门规定,凡被处死刑的,立春后不得执行，待立秋后方可执行，即所谓“秋冬行刑”。

因为这时“天地始肃”，杀气已至，便可以“申严百刑”，以示所谓“顺天行诛”。

唐朝沿袭汉朝的法律，吸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立法思想，在司法实践方面同样尊崇儒家法律思想。

唐律实行“一准乎礼”的方针，即完全以儒家礼教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定罪量刑的理论依据，使唐律成为封建纲常法典化的典型代表，从而实现了“礼”与“法”的合一，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统一。

首先，唐律审判制度的完善。

唐代承袭了以往的审判传统，仍将“五听”作为审判的主要形式，但对刑讯手段的使用，作了严格的规定：参与审判的各官，须办理刑讯的手续之后，才能拷问案犯；刑讯必须用常行杖，拷囚不得超过三度，总数不得过两百，中间不得换人行刑等。

但对享有“议”、“请”、“减”等特权人物及老、少、废疾者，禁止使用刑讯。

其次，死刑复奏制度。

唐代死刑案件，通常先由中央有关部门复查，然后，报请皇帝裁定。

贞观初年，唐太宗以“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为由，改在京死刑三复奏为五复奏，即决前一日二复奏，决日又三复奏。

死刑复奏的制度反映了初唐统治者“慎刑省罚”的思想。

最后，“用刑持平”精神的体现。

从刑罚体系看，唐律采用笞、杖、徒、流、死的封建五刑，刑制较为适中。

从死刑数目看，唐律比前期后代均有所减省。

从量刑幅度看，唐律比秦、汉、明、清各律相对为轻。

此外，唐律还有疑罪从轻的明文规定，较前后各代用刑更为客观、慎重。

在整个封建时代，儒家思想对于法律思想和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都起着主导性的作用。

然而，从哲学角度来说，所有的问题都是一分为二的，儒家思想中的“仁政”等思想对与封建时代的法律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我们仍然无法否认儒家思想中一些消极的因素对于封建法律发展的一些禁锢。

首先，在整个封建法律体系中，标榜封建伦理纲常关系的诉讼制度和诉讼原则数不胜数：审级制度，告诉制度，拷讯制度，“亲不为证”，回避制度，八议、三纵制度，上诉制度，复奏、会审制度，秋审、秋决制度，赦宵制度，录囚制度等等，内容极为丰富。

其次，封建伦理道德和封建司法在为维护地主阶级政治、经济利益这个共同目标服务的过程中，总的来说是相互配合、伉邃一气的关系。

但是，由于二者是以不同的方式和面目出现的，这样在具体的司法活动中，封建法制的残暴性就往往会给“仁义道德”的伪善说教出难题，弄得“德主刑辅”、“礼法合一”这些貌似“完美”的理论破绽百出，发生了“德”与“刑”在适用上的矛盾。

最后，它导致了中国封建律学的不发达和轻视法律的观念。

封建策〔会，从三国魏明帝时起，设置律博士职;专门讲授法律学。

这一官制一直延续到宋。

在此过程中，随着儒家日益居统治地位，律李日益衰弱。

礼教为主，法律为辅，养成了一般人崇尚礼义、蔑视法律，进而鄙薄诉讼的观念。

到明清，律学基本上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

最好的例证是:清朝纪文达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政书类法令一门仅收二部，存目仅收五部。

足见封建社会对法律学的蔑视。

就是到了今天，轻视法律进而鄙薄诉讼的观念的痕迹仍时有所见。

有人说，历史就是一面镜子，能照出照镜子的人优缺长短。

当然，我们研究儒家法律思想对于中国封建时代法律的促进和阻碍的两个方面，我们更应该回过头来反思当下，来分析讨论儒家思想对于当代法律思想和制度的发展有什么利弊，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吸取精华、剔除糟粕，更好的推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建。

首先，儒家用“德治”力图实现道德的一统,用儒家经义来阐释和制定法律原则,使得儒家思想等同甚至凌驾于法律之上。

“重德轻刑”的正统法律思想在古代社会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在宗法社会结构和专治统治下,道德的一统天下和法律长期居于辅助地位却不能适应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弊端逐渐暴露出来。

所以，当今社会是法制社会，也是道德社会，我们不能企图用道德或者法律中的一种来实现所谓的和谐。

道德与法律必须要有机的统一起来，让道德的“仁慈”和法律的“冷酷”能够完美的结合，就像阴阳太极一般。

其次，儒家所倡导的德主刑辅宽猛相济思想是其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丰富的内涵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与刑罚适用，具有巨大的参考价值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在治理国家的手段上，主张德刑并用，德主刑辅；儒家所提倡德治，但并不否定刑罚等暴力的作用每当教化无效时，就诉诸暴力，使用刑罚但在德与刑的关系上，儒家更注重前者，重道德教化，轻刑罚镇压。

为了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为了正确处理和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矛盾，强调法治是极其必要的因为，没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和严格的执法措施，我们就不能给那些违法犯罪分子以应有的惩罚，就不能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但是，我们决不能也不应当因此而忽视甚至否定德治的重要作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既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

第二，在刑罚的适用上，主张宽猛相济，刑得其中。

在今天的刑罚理论中，主观方面是犯罪构成的四大要件之一法官在定罪量刑时要充分考虑犯罪分子的主观心理状态是故意还是过失，进而决定量刑的轻重犯罪动机尽管不是犯罪构成的必备要素，但却影响量刑同一犯罪的动机多种多样，不同的犯罪动机能够说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不同，反映出改造犯罪人的难易程度，这是量刑所必须考虑的因素因此对于不同动机引起的犯罪，量刑时应当有所区别。

现代化法制建设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司法体系的完善。

司法部门有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公安局等机关组成。

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关键。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为因素在慢慢地侵蚀公正的灵魂。

在我国人际关系是很被看重的,其实这是不可取得的,因此人情大于法、不公正判决、贪污受贿、徇私枉法的事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迅速的今天时有发生,造成的结果是司法不独立、不公正,严重削弱了法律的权威性和人们对司法的信任。

完善司法体系很多时候我们是通过严格的制度体系,防止司法人员滥用手中的权力，但是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