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人类学民族报专访

5月17日，首届工商人类学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召开，国际著名工商人类学家与国内工商人类学学者，齐聚一堂，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工商人类学出谋划策。

随后，中央民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等高校都举行了工商人类学的相关研讨会和学术讲座，工商人类学这一新兴学科受到学界关注。

而由汕头大学教授田广和中山大学教授周大鸣共同主编的《工商人类学》一书，成为比较全面引介外国工商人类学发展和介绍中国工商人类学发展状况的第一本中文著作。

本报记者专访了田广教授，他向我们介绍了工商人类学在国外及中国的发展情况，并介绍了工商人类学在研究民族文化旅游市场、中国少数民族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代表案
例。

中国需要工商人类学
记者：工商人类学是怎样的一门学科？
田广：其实应用人类学是一个泛称，包括所有以人类学的方法为手段进行施政和解决实际问题研究的领域，比如当我们应用人类学方法研究解决教育领域的问题时，我们就将这类研究
统称为教育人类学。

同理，当我们将人类学应用于解决城市问题的研究时，我们就将之称为城市人类学。

工商人类学就是将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工商管理实践的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既属于社会科学，也属于管理科学，是一门综合学科。

记者：工商人类学在国外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
田广：工商人类学在国外的发展可分为早期实践和近期发展。

人类学在工商管理领域的应用，说起来也有一个比较长的历史了，比如，以美国为例，早在上个世纪的1920-193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便开始了对座落于芝加哥的西电公司雇员人际关系与劳动效益的研究。

参与该项研究的主要研究人员埃尔佟•马犹和黎尤德•沃耐依据人类学功能学派的理论，应用参与观察等人类学研究方法，得出了一个影响工商管理研究长达数十年的结论，即雇员的劳动效益会随着管理层对他们的关注程度的提高而提高。

该项研究成果被誉为人际关系学派的奠基石，
标志着工商人类学(当时被称作工业人类学)的诞生。

此后，人类学家们便开始广泛从事应用方面的研究，从工商管理到妇幼保健，从军事行动到国际援助，从幼儿教育到通俗文化，等等无所不及。

1941年应用人类学学社在哈佛大学成立，1946年勃雷•贾德纳和黎尤德•沃耐尔等脱离了大学环境组建了社会研究合作公司，开创了人类学工商管理咨询业务的先河。

社会研究合作公司的业务囊括了工商管理的各个领域和部门，成功地为数百家大中型工商企业提供了咨询服务，至今依然是美国非常活跃的工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公司之一。

至1980年，由于教育和学术领域的吸收力度有限，从事应用研究的人类学家日益增多，他们当中不乏受雇于工商企业的人类学家。

而受雇于工商企业自然就要恪守企业的商业机密。

这种现象再次引起了美国人类学界关于职业道德的争论，学会最终同意职业性研究，从而使得工商人类学有了法理依据，更多的人类学家开始了他们的工商管理咨询业务生涯。

与此同时，“文化”这样一个人类学最常用的词汇
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而大众传播媒体和工商企业家们，也突然变得对人类学的原理和方法有了极大的兴趣。

促使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就是日本经济的崛起和日本企业管理模式的成功。

记者：工商人类学何时正式确立？应用在了哪些工商管理领域？
田广：2003年，工商人类学家安•乔丹博士发表了她的重要著作《工商人类学》，标志着工商人类学分支学科的正式确立。

工商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也开始在一些商学院系开设。

目前在工商管理领域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企业研究中，对以下一些特定的方向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企业文化与组织行为，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消费行为，产品设计与开发，商业竞争情报，跨国经营管理等。

鉴于工商人类学的迅速发展和崛起，为了更好地促进工商人类学的发展，我们于2009年在美国创办了第一份以工商人类学为主题的学术刊物《国际工商人类学期刊》。

该学术期刊现已编辑到第三卷第6期，国际上比较著名的工商人类学家安乔丹博士，Allen Batteau
（艾伦·巴特奥）博士，Brain Morean （布喇恩·莫瑞安）博士等相继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论文，成为国际上工商人类学的一面旗帜。

记者：工商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是怎样的状况？
田广：在中国，有关工商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文献还比较少，大家对工商人类学了解不多。

不过近30年来工商社会与工商文化的迅速发展，为工商人类学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此外，根据一些学者的超前预测，在不久的将来，许多公司都将不得不设立一个新的高层管理职位首席人类学家，正如同近年来所新出现的首席信息分析师一样，首席人类学家将同公司的其他高级主管一道，为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出谋划策，特别是要为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和睦相处而尽心协力，从而提高企业员工的劳动效率。

首席人类学家职位的设立，将是一个特别符合中国国情的企业人力资源配置。

中国国家领导人不断强调要建立和谐社会，而企业内部员工的和谐相处则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

所以说，在中国努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工商人类学对于国家利益而言也
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人类学从总体上来说在中国还是一个有待发展的学科，而工商人类学作为应用人类学的一个分支，目前在中国还是一片有待开垦的处女地，前景广阔。

为了促进工商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周大鸣教授与我多方筹集资金，于2012年在中山大学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工商人类学研讨会，并在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举行研讨会和学术讲座。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等主流媒体对这些学术活动进行了及时的报道。

我们深深感到，当今中国工商社会的发展，的确需要我们人类学家的研究贡献。

最近美国劳动统计局发表的资料显示，在未来的20年内，人类学家是美国劳动就业市场需求增长最快的专业人才，其增长速度将远远高于美国社会对其他任何人才的需求。

由此，我们推断，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我国确定将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当作国家战略重点的大背景下，未来的中国劳动市场，对人类学家，特别是对应用人类学人才，比如工商人类学家等的需求，有一个快速的增长。

我们希望中国的人类学同仁们，都能够充
分意识到中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大力发展，以及人类学学科本身的不断发展，为工商人类学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极为良好的条件。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人类学界一定能够抓住时机，面临西方国家正在迅速重新崛起的工商人类学，我们决不会落后，也不应该落后，而且我们也有信心后来居上，利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奇迹力量，努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工商人类学，并进而促进人类学整个学科的大发展。

记者：《工商人类学》的第三编“中国与世界”则收录了国内的工商人类学研究取得的一些成果，涉及到少数民族人力资源、宗教信仰、农民工、家族企业、民族文化等问题，都有哪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田广：在第三编中收录的文章，都是国内的工商人类学研究成果。

其中第十二章“中国少数民族人力资源与文化定向”对“阿语翻译”的案例进行了研究。

我们知道，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延伸发展，许多阿拉伯世界的商人都前来中国进行贸易，从而促成了对“阿
语翻译”的需求。

宁夏等地的阿语培训学校，及时地捕捉到了这种商机，为前来中国投资办厂或从事国际贸易的阿拉伯世界工商界提供了大量的人才。

这种民族劳务人才的“草根”现象本身不仅将我们的视野吸引到民族民间传承文化之中，更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必须把民间传承文化资源提升到当代人力资本涵养的母体来对待、并对治进行挖掘和重新定位，这对我国未来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力资源与文化定向发展而言，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从工商人类学角度来考察，经济全球化不仅扩大了市场，也改变着工商组织的内在要素和文化行为，这就对工商组织的人力资源配置提出了新的目标。

我国本土生长起来的工商人类学家对此现象进行了研究，发现不论在国内参与“国际化”还是到国外去参与“国际化”，都需要大量配置在语言、商务技能和跨文化知识等方面具有“兼容性”的人力资源。

正是这种人力资源成为工商组织的文化蓄积、文化符号和文化行动，并构成公司非技术资产的“核心竞争力”，为公司赢得绩效。

第十三章“宗教与企业经营”对澳门地区的
32位华商的宗教信仰行为进行了访谈，探讨了宗教信仰对企业经营的影响；第十四章对当前中国农民工的的群体差异进行了分析；第十五章通过广东地区企业社会责任与农民工的流动关心的考察，发现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下，照搬西方的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出现的问题；第十六章通过对YT集团的案例研究，分析了家族企业“圈子”内的互动现象。

第十七章对泸沽地区的的民族文化旅游商品市场进行了考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旅游产品类型单一、同质化现象严重等问题。

对此我们必须通过工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充分提炼和发掘我国民族文化旅游产品的潜在价值，扶持重点形成品牌，从而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升级发展，使之成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对动力。

记者：中国的工商人类学研究还有哪些不足和有待进步之处？
田广：概观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涉及民族、宗教、家族等人类学的传统议题，大都采用了人类学家最常用的民族志调查研究方法，但这些研究个案的工商人类学理论特色尚不十分明
显，其研究阐述方式更接近于传统的社会学研究阐述。

这可能与中国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学科界限不十分明显有关，但这至少表明了我国已经有学者在尝试用人类学的方法从事工商管理方面的研究和探讨。

此外，这些研究都表现出了很强的政策建议倾向，这大概与学术资助机制的要求有关，而这恰好符合工商人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的特点。

西方工商人类学的发展，大体上形成了从经验世界到学科建设的模式：社会历史进程的变化催生了一些早期的工商人类学的研究实践，然后进入这一领域进行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再后来就出现了这门学科的教材、期刊、学术机构等，从而造就一门比较规范的学科。

中国不少社会科学理论是从西方引介而来的，而学科的发展则往往依循相反的模式，即首先有学者向国内学术界介绍某一学科在国外的发展，翻译国外的教材和相关的代表性研究，随之在国内成立相应的学科机构。

如果这一引介过程成功的话，最后就会在这一领域出现大量的具体研究，一门学科的血肉也就会真正丰满起来，于是这门学科就算在国内扎下根了。

比如
社会学的最初引入，就是严复翻译的一本《群学肄言》，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社会学在中国已经立足。

在最先引介某一学的阶段，引介者需要具备敏锐的学术嗅觉以及对社会现实发展的深刻体察，同时也要付出辛苦的劳动。

《工商人类学》，就是我们向中国引介这一分支学科的众多努力中的一部分。

目前，周大鸣教授与我正在完善《工商人类学概论》书稿，预计不久就会出版。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且中国也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相信工商人类学在中国一定具有发挥作用的广阔天地，而工商人类学的研究因其广泛的应用性在中国一定终成燎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