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哥本哈根协议》到中国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

从《哥本哈根协议》到中国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
前言：我并不是一个理性的法律人。

国际环境法的课堂中，我更多地思考总是停留在批判中国的环境问题和环境政策上，未能以法律的角度分析问题把握问题。

这次作论文的契机，让我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去探索“中国环境到底怎么了”，浅薄见识，略表一二。

2009年12月7日至19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第五次大会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

经过马拉松式的艰难谈判，大会达成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

笔者在当时连续追踪了几十篇的新闻报道，无一例外的，媒体们都在用悲观和愤慨宣泄着情绪。

这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地位颇显尴尬的文件，该怎么承担起后《京都议定书》时期的重任，不容乐观。

不去赘述《哥本哈根协议》达成过程中的艰辛与波折，单就该协议所表达的理念来看：《哥本哈根协议》仍旧坚持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虽然在谈判过程中，一度被披露存在发达国家间的“西方密约”，但会议终究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强烈抗议而走回正轨。

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博弈，两方之间的矛盾在短时间内难以协调，一边是拥有雄厚经济基础且对环境问题有所实践的发达国家，一边是重视发展国民经济而在利益衡量面前轻视环境问题的发展中国家。

经济实力不是唯一的原因却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原因，发展中国家对于解决问题起步较晚且无相对经验，更因为需要努力发展国民经济而无法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减排，这些国家确实需要“实实在在”的财政援助，这就在面对全球环境问题上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全人类共同的利益是联系两方的纽带，妥协的结果便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哥本哈根协议》在一定意义上是个妥协的产物，使得其在强化了“共同责任”的同时弱化了“区别责任”，一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究竟能走多远？中国在保障国民经济平稳有速发展的同时该如何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确实发人深思。

一、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简要分析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指的是由于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导致全球环境退化的各种不同因素，各国对保护全球环境负有共同的但是又有区别的责任。

它包括两个互相关联的部分，即共同的责任和有区别的责任。

共同的责任指的是由于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各国对保护全球环境负有共同的责任。

共同的责任意味着各国，不论其大小、贫富等方面的差别，都对保护全球环境负有一份责任，都应当参加全球环境保护事业。

有区别的责任是对上述共同责任的一个限定。

它指的是各国虽然负有保护全球环境的共同责任，但在各国之间，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这个责任的分担是不平均的，而是与它们的社会在历史上和当前对地球环境造成的破坏和压力成正比的。

[1]从人类发展的过程来看，发达国家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这让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这一工业化的进程，却是以牺牲资源为破坏环境为代价的。

发展中国家，以中国为例，直到近代才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到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如其他对解决温饱尚有困难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一样，环境问题一直是被忽视的。

但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环境问题，发达国家作为环境破坏的始作俑者理应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更因为其生产力的先进和科学技术的发达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

但这并不否认发展中国家在保护全球环境中的义务。

恰恰相反，发展中国家更应该在发展的初期就注意到环境问题，以发展保护环境，通过不断改进生产方式，大力推进国民经济，避免发达国家已经出现的环境问题。

二、远眺《哥本哈根协议》的前景
《哥本哈根协议》不具
法律约束力的性质，使得与
会方承诺减排的细节差异较
大。

11个国家[2]官方宣布了
承诺信息；欧盟以立法的形
式通过了减排的范围和其他
细节[3]。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见表2：发展中国家自愿
减排承诺和部分参会国家承
[1]王曦：《国际环境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

[2]这11个国家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冰岛、日本、哈萨克斯坦、列支敦士登、摩纳哥、新西兰、挪威、俄罗斯、瑞士。

[3]《哥本哈根协议》（全文），/j/20091220/08217128048.shtml，2009年12月20日。

诺减排信息统计）也加入到自愿承诺减排的队伍中来了。

以中国为例，早在会议之前（2009年11月26日），中国已经公布了本国的减排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

哥本哈根会议原本期望通过新的议定书取代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如未达成一致，那么在《京都议定书》之后将没有一个公认的约束文件，遏制全球变暖的行动会遭受重挫。

而《哥本哈根协议》不具有强制法律约束力的软肋，使得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撤回了在会议前宣布的要减少碳排放量达16%的目标。

对于后哥本哈根的谈判前景，联合国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德布尔说，各国领袖未能在哥本哈根达成新的气候变化协议，有关谈判可能要拖到2011年[4]。

而各国在《哥本哈根协议》中的承诺也因为无强制的约束变成了道义的践行，发达国家全球环境问题面前，更应该放下包袱，从全人类共同的利益出发，切实履行环境义务，并推进国际环境谈判，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达到“共赢”。

发展中国家除要求发达国家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外，应该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国民经济水平，与发达国家一道，共同保护我们的家园。

三、《哥本哈根协议》后中国气候变化法律与政策
目前，中国已是第一大碳排放国。

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美国退出了《京都议定书》以及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排放量的持续增长，这是当今气候谈判所面临的最直接的困境和问题。

美国的消极态度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又一次令人失望。

奥巴马总统只是重申了美国之前作出的承诺：到2020年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将（在2005年的基础上）消减17%，并且如果最终通过立法，到2050年时温室气体排放量将消减超过80%，美国没有进一步作出令世界振奋的承诺和举动，并再次将其履行道义责任和法定义务附加苛刻的条件[5]。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不会因为减排协议是否达成而放弃自己的责任，所承诺的减排目标也并不因为《哥本哈根协议》无法律约束力而变成作秀的工具。

中国虽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未完成自己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但在环境问题上的立场不能动摇。

“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是我们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国民生产力所必须坚持的。

仅依靠发达国家
[4]郑爽：《<哥本哈根协议>现状与气候谈判前景》，载《能源与环境》，2010年4月第32卷第4期。

[5]管清友：《后哥本哈根时代：中国的低碳经济之路》，载《时事评论》，2010年第1期。

的援助，不如从自己的立法和政策上先知先觉。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无法在气候谈判中达成一致，有其利益上的考虑。

发达国家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弱化不能成为我国轻视环境立法纵容环境破坏而只注重发展经济的正当理由。

我国已经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作出了减排承诺，应该在实际的立法和政策中有所体现。

公民环保意识的缺失，这与政府的导向脱不开干系。

尽管在这两年的环保实践中，出现了“限塑令”这样欣喜的成果，但不得不承认，我们做的还不够。

国家政策的强制力与社团组织的公益宣传有着本质的差异。

如果政府只是一味追逐GDP的持续上涨而将环境问题留给后人，那么我们的后代要靠什么来生存，毕竟我们追求的是全人类共同的利益。

参考书目
（1）王曦编著：《国际环境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2）郑爽：《<哥本哈根协议>现状与气候谈判前景》，《能源与环境》，2010年4月第32卷第4期
（3）管清友：《后哥本哈根时代：中国的低碳经济之路》，《时事评论》，2010年第1期
（4）ICSID中国项目组：《<哥本哈根协议>：不尽完美的政治协议》，《经济导刊》，2010年第01期
（5）王小钢：《“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适应及其限制——<哥本哈根协议>和中国气候变化法律与政策》，《社会科学》，2010年第7期
（6）姚天冲，周洋，李一鸣：《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法理分析》，《民主与法制》，2010年第5期
（7）陈懿：《论气候变化国际立法对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发展与挑战》，《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8）张海青：《试论国际环境法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法制与社会》，2010年8月（上）
（9）张淑静：《南北气候合作必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之基本原则》，《探索》，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