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法》中“交付”的体系解释及其相关疑难问题

《物权法》中“交付”的体系解释及其相关疑难问题朱岩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关键词: 交付/现实交付/拟制交付/物权变动内容提要: 我国物权法针对动产物权变动采取了债权合意+交付的模式。

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出发，交付在物权法中原则上指现实交付，其他替代交付为拟制交付，善意取得要件中的交付主要是指现实交付。

间接占有是拟制交付的基础，在非法占有的情况下同样可以发生拟制交付，而占有改定不能作为动产物权设立的方式。

一、动产物权变动的模式与交付的概念1．动产物权变动的模式选择从罗马法以来，动产物权变动在理论上并不限于交付一种模式，例如，就动产买卖而言，至少存在如下九种模式[1]：第一，买卖合同债的合意变动，第二，买卖合同债的合意+支付买卖价金，第三，买卖合同债的合意+支付买卖价金+作为事实行为的交付，第四，买卖合同债的合意+作为事实行为的交付，第五，买卖合同债的合意+作为物权合意的交付，第六，物权变动合意，第七，物权变动合意+事实行为的交付，第八，物权变动合意+作为事实行为的交付+支付买卖价金，第九，债的买卖合同+物权变动合意+作为事实行为的交付+支付买卖价金。

因此，有关动产物权变动的模式在理论选择上非常丰富，立法者采取何种变动模式受到各国社会经济条件、立法政策以及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

我国物权法选择了上述第四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即以债权行为为基础+作为事实行为的交付行为。

其中债权行为中包含了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物权变动的合意，而交付表现为占有转移的事实行为。

2．我国物权法中交付的概念所谓交付是指移转占有，即将自己占有的物直接移转与他人或以其他替代方式如移转所有权凭证而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事实行为。

但仅仅从占有转移的角度并不能完整地理解交付的意义，由于我国采取了债权基础行为+事实行为的交付的动产物权变动模式，导致必须从债的合意与事实行为交付二者结合的角度来理解交付。

也只有这样，从能够区别合同法中的交付与物权法中的交付。

[2]对于不动产而言，同样存在交付的问题，但是，由于不动产的物权变动原则依据法律的强行性要求—登记而发生，所以，交付的法律意义在不动产中越发显得不重要了，而且由于不动产在物理空间上不能发生移动，所以，不动产的交付多表现为将不动产的钥匙或者其他象征管领的标识转让给他人。

3．交付的基本类型依据是否发生现实的占有转移，动产交付可以分为现实交付和观念交付，前者是指动产的物权人将其对于动产的直接管领通过现实的移转让与受让人而产生物权的变动，而观念交付表现为非现实的占有转移，主要表现为各种虚拟交付。

现实交付又称为实物交付；观念交付又称为拟制交付、虚拟交付等，分为简易交付、占有改定和指示交付。

所谓虚拟交付，又称为观念交付，表现为动产占有在观念上的转移，因为其替代了现实交付发生所有权变动的后果，所以学者又将其称之为替代交付。

观念交付与现实交付在如下两个方面具有重要区别：第一，现实交付以实际发生的直接占有的转移为条件，而观念交付必须依赖替代直接占有的方式，如物权证券、返还原物请求权或者间接占有，即存在替代直接占有的其他表征动产物权变动的方式。

观念交付建立在间接占有的基础上，而我国物权法第五编缺乏有关间接占有的详细规定，对于未来适用观念交付的法律规定留下了漏洞。

第二，由于观念交付建立在替代直接占有转移的基础上，所以导致虚拟交付在物权变动的公示性上具有减弱的特征，容易导致物权的真实权属状态与非真实权属状态发生冲突。

现实交付下发生占有的现实转移，受让人取得标的物的直接占有，标的物经过现实交付从让与人的直接支配范围转移到受让与人直接管领。

而在虚拟交付中，并没有占有的现实转移，实际上，受让人与让与人之间有关物权变动的合意决定了物权变动，受让人取得物权并不需要对标的物的现实占有。

所以，在现实交付中，动产物权变动的合意与作为事实行为的交付合而为一，物权的权属状态与占有公示手段取得统一。

二、交付的法律意义1.动产物权变动的基本形态依据《物权法》第23条的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因此，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以交付为生效要件。

第一，动产物权的设立。

此处动产物权的设立应当指的是基于法律行为所产生的动产物权，包括动产之上他物权的设立，如质权、动产抵押权。

但是，基于事实原因而取得的动产所有权和其他物权，如先占、取得时效和添附等，并不以交付为要件。

第二，动产物权的转让。

动产物权的转让属于物权的继受取得，但是，由于第106条所规定的动产的善意取得属于动产物权的原始取得，可以将其视为动产所有权变动的一个特殊情况。

第三，需要讨论的是，动产物权的消灭是否以交付为生效要件？物权法针对不动产和动产的物权变动，分别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方式，针对不动产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原则上以登记为要件，而针对动产物权的“设立、转让”规定了交付为生效要件，其中不包括变更和消灭。

此种不同的原因主要在于：首先，从条文的体系和逻辑关系来看，由于已经专门规定了动产物权的转让，因此，有关因客体或者内容而发生变化的动产物权情况属于狭义上的动产物权变更，由于动产物权的外在公示方式为占有，并不是法律上的登记，所以，此种物权的变动可以通过事实行为――占有公示出来，所以，法律没有必要就此要求动产物权的变更也必须采取交付。

其次，在动产物权消灭的情况下，如物权客体物理上的消灭，则不存在占有的外在公示方式，物权也自然消灭。

在抛弃的情况下，动产物权人放弃对客体的占有，并且在内在意思上放弃对标的物的所有权或者其他物权的占有意思，可以将抛弃视为发生放弃占有的事实行为。

最后，对于动产物权的其他变动方式，如继承、刑事没收、政府征用等，无须采用交付，而是由法律直接作出规定。

如，发生继承时，被继承人死亡时，继承人即享有动产的所有权或者他物权。

2.交付在物权法上的意义《物权法》第23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动产交付的法律效力在物权法上和合同法上具有不同的意义，在买卖合同法中涉及到风险负担与出卖人的主履行义务等内容，而物权法调整的是因交付所发生的物权变动效力。

可见，在动产物权变动中，交付是法定的物权变动方式。

具体而言，交付具有如下意义：第一，交付作为物权变动的外在表征。

作为动产物权变动的外在表征，动产交付将动产物权的各种变动情况及时反映出来，在物权变动的动态过程中，使第三人也能够从动产的占有情况了解到动产物权的变动情况。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占有作为动产物权的公示手段，侧重于从物权的静态出发，而交付作为动产占有的转移，本身从占有转移的动态角度来反映动产物权的变化。

第二，善意保护效力。

由于交付表现为当事人通过事实上的占有转移来表征当事人之间约定的动产物权变动，因此，对于信赖此种法定的动产物权变动而从事交易的第三人，法律有必要保护其信赖利益，这就是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基本价值。

第三，交付作为一种事实行为具有复杂性。

我国物权法在第15条、第22条、第31条明确区分物权效力和债权效力，但我国物权法并不承认所谓的独立的物权行为，当然也就不承认无因的物权行为，所以，交付在我国物权法中仅仅是一种事实行为，有关物权变动的合意涵盖在相关合同中。

因此，必须结合有关物权变动的合意来理解占有转移―交付的意义。

第四，交付作为动产物权变动的法定方式，具有强行性，当事人只能够在法律规定的四种交付中通过约定的方式选择具体的交付方式，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基于法律行为而发生的动产物权变动方式。

三、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确定我国物权法中“交付”的含义物权法第23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而第26规定：“动产物权设立和转让前，第三人依法占有该动产的，负有交付义务的人可以通过转让请求第三人返还原物的权利代替交付。

”此外，物权法第106条中也规定，在善意取得制度中，“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那么，在这些有关“交付”的规范概念中，到底指的是现实交付还是包括观念交付在内的各种交付形式？我个人认为，从规范的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出发，物权法中的“交付”概念应当仅仅指现实交付，而不应当包括拟制交付或者观念交付的其他情况，理由如下：第一，如果物权法各处规范中所使用的“交付”不专指实际交付，则将发生规范表述的冲突问题，例如，在第26条中分别使用了“负有交付义务”和“代替交付”的概念，如果交付不专指现实交付，这无法解释什么是“代替交付”，否则将出现立法上的“同义反复”。

相反，只有在明确了物权法中的“交付”就是现实交付，才能够将“代替交付”理解为各种具体的虚拟交付方式。

第二，物权法第6条所规定的“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该交付应当包括各种交付方式，但从物权法的体系解释角度出发，第23条中的“交付”指的就是实际交付，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表明还存在观念交付的方式作为替代实际交付的方式。

所以，将物权法第6条中的“交付”理解为实际交付也没有问题，毕竟第23条还规定了其他各种观念交付的方式。

此外，《合同法》第133条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该条规定以交付作为动产所有权变动的生效要件，“法律另有规定和当事人另有约定”所涵盖的内容就是现实交付之外的其他拟制交付方式。

第三，在有关善意取得的制度中，物权法第106条规定，在无需登记的情况下，只有在已经“交付”给受让人的情况下，才能够发生善意取得，此种交付到底是指现实交付还是观念交付。

我个人认为，善意取得制度涉及到原所有权人的利益和新的受让人的利益冲突问题，实际上就是静态的物的归属价值与动态的交易安全的价值协调。

现代民法侧重于动态的交易安全，保护善意受让人的利益，但是，此种保护不应当是绝对的，相反，应当建立在一定的前提之上，即受让人已经完全具有物权的外在公示方式，而且此种公示方式应当使得受让人的实际上的物权与法律公示方式所反映出来的物权吻合，换言之，由于虚拟交付方式的公示性太弱，此种情况下如果允许受让人完全获得所有权，无疑对原所有权人是不公平的。

但很多学者认为，在简易交付的情况下，同样可以发生善意取得。

[3]我个人认为，无权处分人事前已经将标的物转移给第三人占有，如果是非法转移，实际上就已经发生广义上的无权处分，甚至可能已经发生他物权的善意取得。

只有在事先发生合法转移标的物的直接占有下，在此之后再作物权性质的无权处分，才可能发生基于简易交付发生善意取得的问题。

因此，在善意取得制度中，将交付扩张到虚拟交付中的简易交付并非没有限制。

依据同样的法理，在登记制度下也是如此，如果受让人和出让人之间并没有办理本登记，而仅仅办理了预告登记，则此时不应当认定存在善意取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