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民法典起草思路(徐国栋)
民法典总则与民法典立法体系模式

上网找律师就到中顾法律网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民法典总则与民法典立法体系模式尹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关键词: 民法典总则/立法体系内容提要: 德国民法典总则的形成,是一种逻样思维方法及立法技术运用的必然结果,其本身并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
身份权的独立所导致的“人法”的分裂,物权与债权的区分所导致的“物法”的分裂,以及法律关系一般理论的创制对于法典体系结构的影响,是该法典设里总则的技术原因。
理论界对潘德克吞体系“重物轻人”的批评,混淆了罗马法与近代民法中“人法”以及“身份”的不同概念。
鉴于民法典总则的体制价值和制度整合功能,中国民法典应当设总则编。
一、问题的提出在中国民法典形式体系的设计过程中,学界发生了激烈的论争,学者们相继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立法体系模式,观点针锋相对,在立法技术层面、立法指导思想上均出现了分歧。
其中真正的对峙,并非产生于“人格权与侵权责任是否独立成编、是否设置债法总则加识产权上网找律师就到中顾法律网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是否纳入民法典”这样一些非从根本上影响法典整体体系的问题,而是产生于“民法典是否需要设置总则”这一似乎更为重大的问题。
由此,持不同见解的学者虽然被冠以“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甚至“人文主义”与“物文主义”等各种漂亮或者丑陋的名号,但其实际上可被分为“总则派”与“反总则派”:由梁慧星和王利明两位学者分别主持提出的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均采用了德国潘德克吞体系,设置了总则编,而由徐国栋教授主持提出的绿色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主要由“人法”与“物法”两编构成,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总则编。
由于总则的取消,“人法”成为该法典草案的第一部分,财产法位居其次。
据此,徐国栋教授称其草案为“新人文主义”,而批评梁慧星教授的草案为“物文主义”,认为物法前置会淹没人的主体性,表现了一种“重物轻人”的思想观念,并由此延展为对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传统民法之“拜物教”的严厉批评。
[1]然而,这种批评真的能够成立吗?二、德国民法典设置总则的原因所谓法典化,系规则体系化达到一定高度的必然结果,而规则体系化则必然要遵守一定的逻辑准则。
民法典的立法体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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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的立法体例问题我想从两个角度来谈一谈中国民法的现代化问题,一个是民法典的立法体例问题,一个是民法典现代化的判断标准及条件。
所以,这里是在形式意义上使用民法这个概念,即形式意义的民法。
首先是民法典立法体例的现代化问题,这也是民法现代化的判断标准问题。
大陆法系崇尚法典法,此一传统肇始于罗马法。
而大陆法系国家编民法典都有一模式或范本选择问题,特别是自从有了第一个较完备的民法典-《法国民法典》,此后各国的民法典编纂似乎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有关的论争也由此开始。
当初德国民法典制定、日本民法典制定都如此。
到底需不需要制定统一的民法典。
从各国的论争情况来看,首先遇到的并不是采取哪一范本或模式,好范本的孰优孰劣问题,而是到底要不要制定民法典。
德国民法典制定时,蒂堡与萨维尼之间的论战主要就是要不要在德国制定统一民法典,蒂堡力主制定民法典,并极力推崇法国民法典,而萨维尼反对制定民法典,强调私法是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的反映,不能凝固于机械的法条之上;纽约民法典制定时,菲尔德与肯德之间也引发了类似的论战。
当然萨维尼并不是反对私法法典化的,他主要是强调当时德国尚不具备起草和制定统一私法典的条件,法学家尚担当不起这一历史重任。
日本民法典制定时也产生过论争,但焦点主要是法典的施行时间,由此产生了延期派与施行派之争,当然根源还是对法典体例与内容的不同看法导致的,特别是涉及到亲属法和继承法部分。
90年代很多国家修订或制定民法典时同样遇到了模式选择问题,像荷兰民法典、俄罗斯民法典、越南民法典。
我们现在的情况与上述论争有些类似,所以徐国栋教授把它称为世界民法典编纂史上的第四大论战。
我们的论战中同样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要不要制定民法典。
现在给人的感觉好象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学者已经达成了共识,现在争论的只是采取哪种模式的问题,是罗马式还是潘德克吞式,其实不然,至少从梁慧星教授所披露的情况来看,有的学者主张松散式或邦联式,在我看来就是不主张制定民法典的,是反对私法法典化的,充其量是法律汇编,而不是法典编纂。
我国民法典制定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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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民法典 制定应 遵循 的理念——对论 战中异议 的辨析 由裁量权。 第二 , 制定 民法典把原本纷繁复杂的民事单行立法按照一 各个 论战者在 阐述 自己的民法典 的结构 时都有着 自己的理 论依 定体例编纂在一起 ,不仅可 以解决原来法律之间相互矛盾冲突的问 据 。 如梁彗星教授立足于对 中国现 实的把 握、 徐国栋 教授 则高举人 文 题, 而且可 以便于 民众查 阅学 习, 原本 出现 民事纠纷需要查阅各 种法 主义 的大旗立足将人身关系放在财产关系之前规定 , 很显然作者更注 律文件 , 民法典颁布 以后 , 在 可能可 以仅仅通过查阅民法典来解 决。
二 、 法 典 的 内容 和 体 例 民 重 民法 典 的逻 辑 性 的分 析 。 I从 国情 出发 我 们 既 不 应 回 归 罗 马 也 不 应 照 搬 德 国 .
我们要制定的民法典 , 应当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 向2 世纪 面 1 的、 科学而有先进的的民法典, 这就要求在民法典的内容和体例方面, 注意 以下几点 : 首先 , 是立法精神 的确定 。立法精神是整部民法典的 精 神 支 柱 , 进 行 法 解 释 的基 础 点 , 各 种 情 形 下 价 值 判 断 赖 以 进 行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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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民法典制定之思考
王 莎
摘 要 19 年 3月- 98 &Nz  ̄常委会 委托相 关 专家起草 民法, - 在这 七年 的时 间里 , 起草 专 家 自然是 倾 注 了 巨大 的心血 。 各位 本文从 民法典 的制 定过 程 中的相 关论 战 的观 点 出发 就有 关 问题 阐述 了相 关见解 。
取消或大幅度修改《民法总则》第2条之思考——以助益我国未来《民法典》之完善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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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或大幅度修改《民法总则》第2条之思考——以助益我国未来《民法典》之完善为视角胡雪梅【摘要】《民法总则》第2条“两个调整对象”的规定意在高度概括民法的任务,但从世界范围看,大部分国家或地区的民法典均无此内容.实证性分析民法的各组成部分的具体内容可以发现,民法的任务包括:确立性任务、赋权性任务、护权性任务三大方面,远非“两个调整对象”所能涵盖,比较法考察的结果也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故建议我国未来《民法典》取消《民法总则》第2条的内容,使我国立法在民法的任务问题上持开放性态度,从而既避免因规定不全面或不准确所造成的立法缺漏,也使整个民法体系在该问题上能更有弹性地应因时代变化.如立法机关不考虑上述意见,则建议我国立法机关大幅度修改《民法总则》第2条,使我国未来《民法典》对民法的任务的概括尽可能既全面又精炼,具体修改建议如下:“民事法律确认民事主体的种类及法律地位,赋予与确认民事主体能够享有的民事权利的种类与内容及其客体,并规定民事权利的实现及保护的方式,在此基础上,调整民事主体间的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期刊名称】《上海政法学院学报》【年(卷),期】2017(032)003【总页数】7页(P9-15)【关键词】民法总则;民法的任务;确立性任务;赋权性任务;护权性任务【作者】胡雪梅【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F51作者:胡雪梅,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海峡两岸法学研究中心主任。
2017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后简称《民法总则》),这是我国法治建设事业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更是我国民事立法进程中的里程碑。
因为,这标志着我国民法典编纂的第一步工作已经顺利完成,为新中国第一部《民法典》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根据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安排,《民法总则》通过后,将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后简称《民法典》)各分编的编纂工作,拟在2020年完成新中国第一部《民法典》的制定,为助益我国未来《民法典》之完善,诸多民法学者在高度赞扬《民法总则》诞生的历史意义,以及诸多制度创新和有益特色、亮点的同时,也畅所欲言,对《民法总则》仍可改进之处各抒己见。
两种体例编排与民法典的精神气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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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找律师就到中顾法律网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两种体例编排与民法典的精神气质(二)谢鸿飞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三两种体例编排与民法典的精神气质(一)有没有物文主义的民法典?徐国栋先生认为,德国民法典以及梁慧星先生设计的民法典草案都是物文主义的民法典,“人”在这样的民法典里面是隐而不彰的,“物”被上升到第一位。
在民法典中,的确存在着人与物的二元对立,但是,我认为,任何民法都是人文主义的法,不可能是物文主义的法。
对这一问题,我准备从两方面论述。
一是从民法典与世俗化的关系维度,因为人文主义最初的意义就是以人而不是以神为世界的中心。
二是从民法的特征方面进行论述。
这两方面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世俗化运动的一个逻辑和历史结果就是人的主体地位的张扬,这种主体性在民法中是否得到充分表现是判断民法人文主义属性的一个有力证据。
(一)民法典调整的是世俗关系,符合人文主义的基本特征尽管对人文主义的界定历来都是众说纷纭,但一般认为,它是文艺复兴后兴起的一种思潮。
文艺复兴继承了古希腊最吸引人的思想之上网找律师就到中顾法律网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一,即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
尽管在古希腊神话中,存在着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但是这些神与希伯莱宗教传统中的神有着天壤之别。
希腊的神祉与人一样,受着情欲(Eros)的煎熬,在道德上都是成问题的,绝不比人高明多少。
所以罗素说,在一些诗歌里,这些神祉是以伏尔泰式的不敬处理的。
而且这些神祉也受冥冥中的“运命”、“定数”和“必然”支配,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
所以,赫拉克利特说,整个宇宙都是由隐蔽的逻各斯或命运支配的。
而在希伯莱传统中,神的两大属性是,无所不能和无所不爱,人的命运是由神决定的。
正因为此,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才可能回到古希腊,寻找“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借用马克斯•舍勒语)。
在漫长的中世纪后,文艺复兴斩断了人与神的勾连,人从“上帝之城”(奥古斯丁语)中重新回到了真正的日常生活,就象西塞罗评价苏格拉底时说,苏氏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了地上一样。
我国不适合制定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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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不适合制定民法典作者:高帅来源:《商场现代化》2012年第02期[摘要]2002年人大常委会做了这样一个宣示:未来要定民法典,计划10年。
此言一出,民法学者们也忙碌了起来,纷纷建言献策。
其实民法典的制定需要在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条件的“许可”下才能顺利出产并茁壮成长,虽外表体系是人为的制定,但其内部产生更表现为一种自然性。
从我国目前现状分析:民法理论准备方面尚还欠缺,政治与经济上不民主成分依然很大,个人主义观念淡薄。
其与制定民法典所需的特殊条件还有一定距离。
然而,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很迅速,均处于不稳定时期。
民事单行法具有天然的内容上的完整性与体系上的灵活性的优点,则更适合调整我国目前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现状。
[关键词]民法典民主民事单行法大陆法系各国都以法典编纂作为法律统一和法制建设完成的标志。
我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之一,当然也不例外。
近年来,许多学者就不断呼吁和企盼我国制定和颁布民法典,并扬言要使我国的民法典成为总结20世纪,领导下一个世纪的法典。
在哲学中有句很通俗的话“一切从实际出发”,不知道学者们提出制定民法典的目的究竟是为了造福全国人民还是仅仅是为了追求“规律”,或是以此证明“实力”与其它国家的民法典一比高下?但笔者认为从我国实际情况看根本不适合制定或者至少现在完全不适合制定民法典。
究其原因,至少有以下几点可以说明之:一、存在的争议较大我国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一直都存在很大的争议,学者们对此也争论不休。
1.要不要制定民法典以江平教授、魏耀荣先生为代表的,认为我们已经有了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继承法、婚姻法、物权法,把它们汇编在一起,也就成了中国民法典,无须按照严格的逻辑关系,也无须要求完整的体系,各部分相对独立,相互之间构成松散式的、联邦式的关系。
这一主张的本质是不再坚持大陆法系法典所固有的逻辑性和体系性,即无须再另行制定民法典。
所有权的类型化与平等保护原则的结合(一)

所有权的类型化与平等保护原则的结合(一)〔摘要〕在我国物权法制定中,关于所有权分类及该编的结构设计问题尚有不同意见。
本文对各种主张进行了评价,并出于对我国的国情的分析和立法技术的考量,认为应当采用所有权的类型化与平等保护原则相结合的立法方案;目前的物权法草案二次审议稿所有权编的结构设计和内容之规定有了重大改进,整体上值得肯定,但仍有若干值得完善之处。
〔关键词〕物权法,物权,所有权所有权乃“万权之源”,是最为典型、最基本的物权。
所有权既是物权的原型和产生他物权的基础,也是其他一切权利和权力的源泉;所有权制度不仅是一个国家经济体制的法的基石,而且也是社会整体发展与个人人格健全的必要基础。
1]作为调整财产归属、财产利用及财产处分关系的物权法,无疑应对所有权进行清晰、明确、完整的规定。
但在我国物权法制定中,对于所有权的类别划分及该编章的结构设计问题,在理论上和立法方案中尚有分歧。
本文拟对我国物权法所有权编的基本结构设计问题谈谈个人认识,冀有助物权法草案中相关制度和规定的完善。
一、物权立法方案中所有权部分结构设计之意见分歧在我国物权立法中已有的几个学者建议稿和立法草案中,在所有权部分的整体结构设计上的差异,主要源于对所有权的类型划分问题存在不同意见。
大致可以将其概括为以下两种模式。
(一)以不动产所有权和动产所有权之分类为基础的立法方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梁慧星教授主持拟定的物权法草案建议稿(以下简称为“梁稿”)中,参酌了多数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传统,以所有权的客体之不同为标准将所有权分为不动产所有权和动产所有权两大类,然后在此基础上再作细分,并以此分类作为所有权一章结构设计的基础。
其在整体精神上贯彻的是“合法财产一体保护的原则”。
2] 梁稿中的所有权一章分为六节。
第一节为“一般规定”,该节共计26个条文,规定了所有权的定义、矿产资源、公有物和公用物、宗教财产等事项(第61~64条),并着重对取得时效制度作了系统规定(第65~86条);第二节为“土地所有权”,计3个条文,分别规定了国有土地所有权、集体所有土地的所有权、土地所有权的效力范围;第三节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计24个条文;第四节为“不动产相邻关系”,计31个条文;第五节为“动产所有权”,共计32个条文,依动产所有权取得方式的不同而分为六目,依次是“善意取得”、“先占”、“拾得遗失物”、“发现埋藏物”、“添附”、“货币与有价证券所有权”;第六节为“共有”,计19个条文。
民法典修订的百年历程与当前中国民法典的制定(章正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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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修订的百年历程与当前中国民法典的制定章正璋苏州大学法学院讲师上传时间:2007-3-14关键词: 民法典修订内容提要: 文章回顾了中国修订民法典的百年历程,总结了其中的成败得失,认为当前中国已具备再次修订民法典的条件;并就与此有关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就民法典修订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展开了分析探讨,希望对当前的立法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中国法律,源远流长。
中国法系,亦有其崇高之历史地位,除行之于本国外,对于日本、高丽、琉球、越南、暹罗、缅甸等东亚国家,均有极大之影响。
”(注:徐道邻:《唐律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7页。
)但是,“中国法系虽有其历史地位,但以辅翼礼教,维持纪纲为其主旨,以确保国家统治权为目的,对于私人间之权利义务关系,认与公益无涉,遂视为细故,致我国历代法典,对于近代民法典中所规定的事项,规定甚少。
”(注: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第4页。
)而另一方面,“民法为规定人民社会生活各种行为之准则,亦为决定法律关系当事人间权利义务之准绳,对于人民生活之改进及社会秩序之维持,以及国家民族之生存发展,均有极大之影响。
其在民主法治国家之重要性,仅次于为国家根本大法之宪法,因宪法乃立国之根本,民法乃社会建设之蓝图故也。
”(注:杨与龄:《民法之制定与民法之评价》,《法学论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3年版,第278页,第280页,第283页。
)此种重刑轻民兼民刑不分的立法,不能适应近代以来社会生活及经济建设之需要,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便产生民法典修订之议。
一、清朝政府与中国民法典的修订1.修订原因。
各国修订民法典,莫不有其特殊的政治社会背景。
清朝政府修订民法典,其原因在于:一方面,“鸦片战争的失败,刺激了中国救亡图强运动的掀起,特别是甲午战败,一些有识之士鉴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懂得了救亡图强不能仅靠引进西方技术,更重要的是必须实行政治、法律、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变革”(注:叶孝信:《中国民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01页,第608页,第615页。
论我国民法典私权保护对象的扩展——从“民事权利”到“私法权益”

收稿 日期 :0 2— 2—1 21 0 6
基金项目: 本文是教育 部人 文社 会科 学研 究规 划基 金项 目“ 国民法 典 中私权 一体 化 与三元 结构 的立 法设 计 ”( 目编 号 : 我 项 1Y A 2 0 8 和教育 部 人 文社 会 科 学 重 点 研 究 基地 年重 大 招 标 项 目“ 国 民法 典 中 私权 保 护 制度 的立 法设 计 ”( 目编 号 : 1 J 80 3 ) 我 项 0 JD 2 00) 9J 8 0 1 以及吉林大学创新 团队建设项 目“ 权利本位 与中国民法法典化” 的阶段性成果 。 作者简介 -. 1李建华 (9 7 16 一 ) 男 , , 回族 , 河南柘 城人 , 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 博士生 导师 , 法学博士 , 吉林 大学法学院教 授 , 主要
一
、
传 统 民法典 的保 护对 象及其 立法 价值 : 民事权 利为本 位 的考察 以
从立 法 的角度 看 , 民法典 保护 对象 属于立 法 目的范 畴 。立 法者 对法 律规 范 的制定包 含着 对政 治 、 经 济 和社会 生 活各领 域 自由和 秩序 的追求 。一 方面 , 立法 目的体 现 在具 体 的法 律 规 则之 中 。立 法 者 在立 法 目的的指 导下设 计 规则和 建构制 度 , 通过 具体规 则 方 面 , 在立法 技术 上 , 法者 的意 图会通 过 “ 立 立法 目的 ” 的条 款在 法 律文 本 中开 宗 明义 地表 达 出来 。
研究 方向为中国民法学、 知识产权法 ;. 2 王国柱( 9 1 18 一
要从 事民法 总论 、 知识产权法研究 。
10 4
)男 , , 吉林榆树人 , 青岛科技 大学法学 院讲师 , 吉林大 学法学院博士研 究生 , 主
人本身能否成为权利的客体

人本身能否成为权利的客体?<center>蚕桑地主人、于飞、zhfuju、willing、抛砖引玉、徐国栋、法痴<br>发表于[民法典论坛]</center> 人本身能否成为权利的客体?【蚕桑地主人】 2002-11-7 9:58:09对于人本身能否成为权利客体,学界争论较大。
在我国大陆的法理学界就存在两派截然相反的意见。
一派认为:“在各种法律关系中,人只能是主体,不能是客体。
”而另一派则认为:“人作为特定意义上的物质存在,成为法律关系主体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中介,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一定意义上是必然的。
”与法理学界的激烈争论相比,我国民法学界则平静的多,学者们几乎不讨论人是否能成为权利客体的问题,通说认为人不能成为权利的客体。
徐国栋教授组织起草的绿色民法典草案的第22条规定“永远禁止把作为一个整体的人当作物。
”实际上是认为人不能成为权利的客体。
而梁慧星教授草案的第95条“自然人的器官、血液、骨髓、组织、精子、卵子等,以不违背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为限,可以成为民事权利的客体。
”如果对这个条文作反面解释,实际上还是规定了作为整体的人不能是客体。
但是传统大陆法系却有民法学者认为人是可以作为权利客体的,例如日本的四和宫夫就认为“在人格权,其客体是权利人本身;在亲权、债权、社员权中,其客体是他人。
”而且有为数不少的台湾学者持同样观点。
那么我想请教诸位:1、人能否成为权利的客体;2、亲权、债权、社员权的客体是什么?3、人格权的客体究竟是人本身,还是其人格(徐国栋教授民法典草案第4条规定:人格和身份构成人身关系的客体),或者您认为两者都不是。
希望诸位发表高见。
【于飞】 2002-11-8 0:06:41人类本身就具有两重性,即自然属性(作为客体的人)和社会属性(作为主体的人)。
人类仅仅是千万种生物之一,我们和其他生物一样,终究要受到自然界的制约。
人为何就不能成为权利的客体呢?【zhfuju】 2002-11-8 10:30:41民法中的人身权由人格权和身份权组成,我认为人格权是基于人身而存在的,但是她是高于人自身的,是由社会其他的主体的依托下给予表现的权利。
从身份到理性--现代民法中的行为能力制度沿革考(徐国栋)

从身份到理性--现代民法中的行为能力制度沿革考徐国栋厦门大学教授上传时间:2008-1-24关键词: 智力行为能力/体力行为能力/意志/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内容提要: 现代民法中的行为能力制度是现代民法中的理性主义精神的集中表现,分别负载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
罗马法以阶级主义和关系主义的身份为本位的人法制度,与现代民法具有不同的本质。
近代法学家格老秀斯和普芬道夫的工作奠定了现代行为能力制度的智力、意志基础,但忽略了体力的行为能力要素。
新的行为能力理论应以智力、意志和体力三者作为行为能力的要素,为此应区分智力行为能力和体力行为能力两个范畴。
现代民法中,存在包括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有人主张还包括劳动能力、责任能力、意思能力)的统一的能力制度;而在罗马法中,只有相当于现代权利能力制度的人格制度以及关于行为能力的零散规定,我族中心主义和阶级主义的人格制度处于核心地位,行为能力制度处于末微地位,甚至未形成行为能力的概念。
在现代民法的人法中,行为能力制度处于核心地位,并从中发展出劳动能力、责任能力、意思能力制度,是最见现代民法之理性主义精神的制度;权利能力制度则处于相对虚化和“逸出”的地位,成为表征平等性的一个单纯符号并转化为奖惩工具。
由于上述差别,罗马法的人法以作为人格之构成要素的身份为基础;现代民法的人法以理性为基础。
从罗马人法到现代民法的人法,从身份到理性,这一转变是如何完成的,完成后有何发展或变革,为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一、罗马法的以身份为本位的人法在罗马法中,理性并非彰显的因素。
但影响罗马法的希腊哲学却并不忽视理性。
苏格拉底(Socrate ,公元前469 - 公元前399)提出了灵魂的本质是理性的观点,成为西方理性主义第一人。
[1]沿袭这条思想路线,柏拉图(Plato ,公元前427 - 公元前347)区分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前者是“纯粹智力的技艺”,用康德的话来说是涉及到认识外在世界的东西(自然律);后者是“实用的技艺”,用康德的话来说是涉及到控制人的行为的善恶两种倾向的东西(道德律)。
法律硕士民法教学大纲doc-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

法律硕士《民法学》课程教学大纲课程名称:民法学英文名称: Civil Law学时: 72教学方式:课堂讲授+讨论考试方式:闭卷考试法律硕士《民法学》课程内容简介与课程教学目标:针对法律硕士研究生的知识结构特点,入学前通过具体工作实践经验的积累和对法学基本理论的自学已掌握了一定的法学基础知识,但其专业知识不系统、不全面,基础不扎实。
因此,法律硕士研究生必修课的课程教学应当包含本课程的基本知识点、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除了应当讲授基本知识外,还应该有适合于提高学生法律素养和实践能力的内容。
强调课程教学的实践性,通过强化案例教学等方式,着力培养法律硕士研究生的实践能力。
《民法学》为法律硕士研究生的必修课程,民法学属于理论性与实践性都十分强的一门课程。
该课程包括的主要内容有:民法总论、物权法、债法总则、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制度。
本课程是在学习和掌握一般民法原理的基础之上,对民法核心理论的进一步深入。
一方面,本课程不涉及民法的全部领域,只是以专题的形式探讨民法的核心内容;另一方面,本课程对相关专题的探讨比较深入,对学习的要求更高,带有一定的研讨性质。
针对本门课程内容丰富,授课课时少的特点,我们拟采用专题讲授的方式设计本课程的教学内容。
在教学方式上更多地采用案例教学的方法。
由于民法学是在具体的经济交往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学科,实践性很强,与司法实践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在全面、系统和准确地阐述民法学原理的同时,要配合以实际中民法的案例特别是我国的案例,做到通俗易懂。
教学形式采用以教师讲授为基础,学生课后阅读为辅,并结合多媒体等多种教学方式。
本课程的教学指导思想是:通过有关教学活动的进行,使学生充分了解和掌握民法学理论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基本体系,熟悉民法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制度,确立民法的法律意识,理解民法制度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作用,全面了解课程的体系、结构,对民法学形成一个整体的认识。
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基本思路和立法体例

2016年第3期法治研究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基本思路和立法体例于海涌* 摘 要:中国民法典的编纂工作已经提上日程,笔者认为采用九编制的立法体例比较符合当下的国情。
在编纂过程中,要尊重法律共同体已经达成的广泛共识;对于民事单行法,如果实施中发现明显错误和矛盾的,及时删除、修订、增补;对司法解释要进行甄别,选取闪光点。
要坚持“先人身、后财产”、“先权利、后救济”等原则。
关键词:民法典 编纂 思路 体例*作者简介:于海涌,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民法典的编纂工作目前已经提上了日程,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中国民法典的编纂纳入第一类立法项目,编纂工作已经全面启动。
毫无疑问,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中国民法典编纂将成为我国规模宏大、影响深远、备受关注的重大立法活动。
民法典的编纂既是国家立法中前沿性的重大理论问题,又是战略性的重大现实问题。
中国民法典是否可以展示中国的立法水平,固然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继承问题,更是对法学理论、民法制度和立法方法进行创新的发展问题。
以下是笔者对中国民法典编纂中关于基本思路和立法体例的思考。
一、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基本思路(一)关于《民法通则》和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的安排《民法通则》颁布于1986年,全文只有156条,在司法适用中常常让人感觉捉襟见肘、挂一漏万,但这30年来《民法通则》在我国一直处于民事基本法的重要地位,立法者、法官、民法学者在这30年的时间里已经在司法实践和学术研究中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因此应当充分尊重法律共同体已经形成的私法文化传统。
2002年全国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出台比较仓促,其立法体例、制度安排甚至语言风格确实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一直以来也饱受学术界的尖锐批评,但笔者认为这个民法典草案毕竟是我国第一部正式的立法草案,其中仍有不少有益的成果可以在民法典编纂时予以借鉴。
简言之,中国民法典应当借鉴《民法通则》和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的有益成果,尊重法律共同体已经达成的广泛共识。
卓见徐国栋:民法典分则要按“人前物后”编排顺序

卓见徐国栋:民法典分则要按“⼈前物后”编排顺序2018年12⽉20⽇下午,厦门⼤学罗马法研究所所长徐国栋教授做客中央财经⼤学法学院“法治中国论坛”,在学术会堂202报告厅作主题为“中国民法典贯彻⼈前物后逻辑的最后⼀⾥路——分则诸编的排序问题”的学术讲座。
中央财经⼤学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陈华彬教授主持,院长尹飞教授出席,曾筱清教授、许冰梅副教授、张琪副教授、曹晓燕副教授、艾茜副教授、朱晓峰副教授、武腾副教授、安新宇博⼠、殷秋实博⼠、徐建刚博⼠、王道发博⼠,以及校内外本科⽣、研究⽣200余⼈到场聆听。
徐国栋教授认为,民法包括“⼈法”和“物法”。
⼴义的“⼈法”包括主体法(⾃然⼈法、法⼈法、⾮法⼈组织法)和亲属法,狭义的“⼈法”只包括主体法。
我国创⽴⼈格权独⽴成编的体制后,⼜形成了“新⼈法”,即⼈格权法。
“物法”包括物权法、债法。
在盖尤斯创⽴的法学阶梯体系中,物法还包括继承法。
他认为,继承法应该是兼含“⼈法”因素和“物法”因素的制度规范。
世界上的民法典⼤致分为“⼈物兼包”的和“⼈物两别”两种类型,“⼈物兼包”的民法典既规定⼈⾝法,也规定财产法;“⼈物两别”的民法典只规定狭义的⼈法,另外规定物法,把亲属法排除在外。
我国⽴法⽬前属于“⼈物兼包”的类型。
徐国栋教授认为,“⼈物兼包”的民法典⼜分为两类,⼀是按照“⼈前物后”顺序编排,⼆是按照“物前⼈后”顺序编排。
⼤部分民法典都采⽤“⼈前物后”顺序,在这个框架内,⼜有两种⼦类型。
第⼀种⼦类型把继承法看作⼈⾝法与财产法之间的中介法,把它安排在⼈法和物法之间。
第⼆种⼦类型把继承看作是所有权的死因变动,把它安排在物法中。
采⽤“物前⼈后”的民法典的典型例⼦是《德国民法典》。
这种模式就是所谓的潘德克吞体系。
遵循德国民法典模式的还有⽇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
在这⼀体系中,总则中包含了主体法,处在法典的开头,说这种体例“物前⼈后”,并不⼗分严格,主要是指它把亲属法和继承法排在财产法之后。
读徐国栋老师《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以诚实信用原则的法理分析为中心》有感

试从法理角度对诚实信用原则进行深刻剖析------读徐国栋老师《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以诚实信用原则的法理分析为中心》有感李铮2011年5月1日所谓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活动中形成的道德准则。
它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所谓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活动中形成的道德准则。
它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
诚实信用原则为一切市场参加者树立了一个“诚实商人”的道德标准,隐约地反映了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要求。
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近现代各国民法典都对诚实信用原则从不同角度加以了规定,各国学者亦对其从不同角度加以深入研究,其适用范围逐步扩大,不仅适用于契约的订立、债的履行,更及至一切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履行的领域。
徐国栋老师在本书中提出了“诚实信用原则几乎是大陆法系民法中唯一基本原则”的论点。
个人认为诚实信用原则的本质特征在于其是善良公平的道德观念的法律化。
诚实信用原则首先是一道德规则,是道德对人的要求。
而这一道德以善良和公平为内涵,其希冀人们通过对其的遵守来实现社会个体间,以及社会个体与社会整体间的利益平衡。
但由于道德约束力的微弱,加之法律其本身滞后性与社会前进性、其概括性与社会生活的多样性的矛盾的突现,使得一方面需要将诚实信用原则上升为法律规则来加强其约束力,而另一方面需要在法律中引入道德规则来增强法律的应变性。
因此诚实信用原则便顺其自然的被引入到法律中,实现了道德观念的法律化。
最近,我读了徐国栋老师著的《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以诚实信用原则的法理分析为中心》一书,进一步加深了对民法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克服成文法局限性的工具以及在法的结构(也就是功能模式)中的作用的理解和认识,现就以下方面的问题提出个人的一些想法与体会:一、民法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与类似法律现象的关系问题作为道德的诚实信用原则是直接作为道德规范的,要求人具有诚实的品德和信守自己的承诺,它是道德对人的无条件的命令。
论民法典中人法与物法的顺序及其逻辑-中国法学网

论人法与物法的两种编排体例——兼求教于徐国栋先生*谢鸿飞**世界上还没有过任何终结了的东西,世界的最后结论和关于世界的最后结论,还没有说出来;世界是敞开着的,是自由的;一切都在前头,而且永远在前头。
——巴赫金1目次一问题二物法与人法的两种编排体例及其逻辑三两种编排体例与民法典的精神气质(一) 有没有“物文主义”的民法典四两种编排体例与民法典的精神气质(二)“新人文主义”民法典的可能性及其限度五人法/物法与财产权/人格权:兼论“民法规范都是人法”六中间结论:兼分析物法前置的原因七两种编排体例与总则的关系:兼论人法编是否应独立结语一问题梁慧星先生将当前起草民法典的各种思路概括为三种:一是“现实主义”的,即从中*徐国栋先生纠正了本文中的一些错讹,特此致谢。
在此,我也对徐先生的宽容深表敬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99级博士生(100102)。
E-mail:*****************1巴赫金:“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载《巴赫金全集》,第5卷(诗学与访谈),白春仁、顾亚铃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21页。
原文有着重号。
国实际出发,借鉴德国民法典的思路;二是“理想主义”的,目前专指徐国栋先生的思路;三是“浪漫主义”的,是指主张“松散式、邦联式”民法典的思路。
2本文不拟评价这些思路在当下中国的妥当性,这也超过了我的能力。
徐国栋先生最近写了一篇长文,论证他的理想主义民法典的合理性。
文章游刃于理性和情感之间,法度谨严,灵气逼人。
我感兴趣的是徐国栋先生提出的这样一个观点:民法典中人法与物法的编排顺序会从根本上影响民法典的“精神气质”(ethos)。
徐先生认为,他的理想主义思路是人文主义的,而现实主义的思路是“物文主义”的。
而且,这种人文主义有别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启蒙运动以来的传统人文主义(文中称为“旧人文主义”)。
其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新人文主义的民法典高扬人文主义旗帜,凸显“人”在民法典中的重要性,而“物文主义”的民法典则过于强调财产价值的重要性,因此遮蔽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也使得民法典丧失了应有的人文关怀。
边沁法典编纂思想与实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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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沁的法典编纂思想与实践(下)——以其《民法典原理》为中心徐国栋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关键词: 法典编纂/民法典/物文主义/权利义务对位法/部门法内容提要: 本文首先介绍了边沁的法典编纂思想的产生条件、内容和影响,然后从一般到具体,分析了边沁的《民法典原理》的基本内容和结构,概括出它的两大特点:物文主义与权利义务对位法,继而分析了边沁的这些主张的局限和影响,尤其是对当代中国的影响。
二、边沁的《民法典原理》的基本内容和结构如前所述,《民法典原理》属于《完整法典概论》一书的第二部分。
全部分分为三编。
第一编,民法的目的;第二编,财产的分配;第三编,与几种私法地位相关的权利和义务。
第一编的第一章是论权利与义务。
边沁在本章给权利义务下定义并把自由作为两者的基础。
在他看来,权利本身是一种利益,它给其享有者带来好处;义务是职责,对于必须履行它的人来讲是负担 [1]。
权利和义务的基础是自由,因为权利是对自由的扩张,义务是对自由的限制。
政府拥有限制自由的权力,但不得滥用之。
根据功利主义的原则,只有为最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最大利益才能为此等限制。
第二章是民法的各种目标。
边沁认为有如下四个目标:生计、富裕、平等、安全。
生计是基本的生存条件;富裕是对生计的超越;平等是社会成员有同样的机会达成自己愿望的目标;安全是财产的保障。
民法要提供生计;确保富裕; 有助于公平;维持安全。
边沁在这里走进了民法的基本原则或价值论。
在边沁之前,似乎无人对民法的价值做过如此的抽象。
第三章是这些目标的关系。
边沁认为民法的四大目标的重要性并非同一,生计和安全为其中的最重要者,在它们与其他目标发生冲突时,后者要让位于它们;在不危害安全的情况下才可以讲平等。
实际上,生计关乎贫者,安全关乎富者,把生计和安全都列为优先,隐含着平等的因子。
第四章是关于生计的法律。
边沁认为没有任何法律是直接关于生计的,法律所能做的,是提供奖惩影响人们自我提供生计。
通过在人们劳动时提供保护,通过使人们确信他们劳动的果实能为自己享用,法律间接地提供生计 [2]。
关于国外民法典的立法程序考

国外民法典的立法程序考究徐国栋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得知我国最高立法机关已决定在今年年底起草出民法典草案并交人大常委会讨论,作为一个民法学者,一方面非常欣慰,另一方面又有所忧虑。
为了后者的原因,特将自己对域外民法典制定程序方面的研究写出来,以备专家参考。
起草一部民法典需要什么手续,让我们看4个国家的例子法国民法典的制定由4个环节构成:1.政府指定4名实务人士起草草案;2.参事院的立法局对草案文本进行加工,不完善的文本悉数被退回该局。
以上为“正方”进行的工作;3.法案评议委员会对草案进行质疑,这是“反方”进行的工作。
民法典在这样的对抗中达到完善;4.立法会议在不能修改草案的情况下对法案进行一揽子投票,因为民法典所涉事项技术性强,条文彼此间钩心斗角,牵一发动全身,如果就其细节进行讨论,很难达到专业化水平并拖延立法进度,甚至“杀”掉某些好的条文。
得知我国最高立法机关已决定在今年年底起草出民法典草案并交人大常委会讨论,作为一个民法学者,一方面非常欣慰,另一方面又有所忧虑。
为了后者的原因,特将自己对域外民法典制定程序方面的研究写出来,以备专家参考。
起草一部民法典需要什么手续,让我们看4个国家的例子法国民法典的制定由4个环节构成:1.政府指定4名实务人士起草草案;2.参事院的立法局对草案文本进行加工,不完善的文本悉数被退回该局。
以上为“正方”进行的工作;3.法案评议委员会对草案进行质疑,这是“反方”进行的工作。
民法典在这样的对抗中达到完善;4.立法会议在不能修改草案的情况下对法案进行一揽子投票,因为民法典所涉事项技术性强,条文彼此间钩心斗角,牵一发动全身,如果就其细节进行讨论,很难达到专业化水平并拖延立法进度,甚至“杀”掉某些好的条文。
德国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与法国民法典相似,但增加了事先编订“民法典词目索引”的准备工作,以保证每个术语在民法典中都在同样的意义上被使用,O·格拉登维兹进行了这一工作,此为环节一。
质疑“新人文主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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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找律师就到中顾法律网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质疑“新人文主义”(下)张谷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三徐国栋先生认为,他的方案与梁慧星先生的方案,更重要的是实质上的差别。
这种实质上的差别,据称是两种方案的哲学基础、思想基础的差别:梁先生受德国民法典宏观物文主义,或称半个物文主义之影响,透露出浓烈的物文主义气息;而徐先生的方案受法国民法典人文主义之影响,回到法国民法典而又超越法国民法典,是新人文主义的。
此处的“文”作“中心”解,则物文主义是以物为世界中心的观点;神文主义是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人文主义,不过强调人是世界的中心。
而新人文主义与旧人文主义的区别有二:1。
认识论上的区别。
后者对人类认识能力充满狂信,前者对人类认识能力则抱持有所知、有所不知的评价,基于此要求民法典保持开放性结构,赋予法官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以发展法律;2。
对人的地位认识不同。
后者以人为世界唯一的中心,强调征服自然,是乐观取向;前者以人与环境、其他生灵为伙伴关系,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
而且新人文主义吸收了绿色主义,追求人与资源的平衡关系,并主张未来民法典就把“节约资上网找律师就到中顾法律网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源,保护环境”当作基本原则和所有权的义务加以规定,一切其他规定中也要体现这一原则。
我想指出的是,徐文所谓的“实质”,与上述的“法典的内部系统”不尽相同,前者在徐文中指民法典的哲学基础,即笛卡尔式的主、客观世界的二元论,实际上是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二元论。
后者学理上通常指民法的所有基本原则和思想,如,承认人和人格权、契约自由、赋予法人人格等等,它们不象自然法那样能永恒和普遍地有效,而只能在特定时间空间中才有效。
它们是一些当下赋予民法内容一定意义的、具有法律性质的价值取向和标准。
它们为具体的规定所接受、发挥,并赋予规定一定的意义及功能,支撑起民法的骨骼,使民法规定不致成为杂乱无章、缺乏相互关联的单行规定,使民法规定除了在形式上有秩序外,在实质上也有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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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民法典起草思路徐国栋嘉宾:董安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支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师)梅夏英(武汉大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主持人:程啸(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学博士研究生)尹飞(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学博士研究生)尹:大家好,今天是本学年“民商法前沿”系列论坛的第十讲,“民商法前沿”系列论坛是由我们民商事法律研究中心和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共同举办的,旨在活跃我院民商法学的学术气氛,推动民商法理论研究的深入。
每次演讲的内容都将安排专人整理,在征得演讲人同意之后在“中国民商法网”()上发布。
今天的讲座我邀请程啸博士和我共同主持。
大家知道,我国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已经正式提上日程,对民法典的体系问题,学者之间有较大分歧。
去年的这个时间,梁慧星教授应邀参加本论坛时提出了民法典起草的三条思路。
今年年初,王利明老师也在本论坛就民法典的体系问题发表了演讲。
而徐国栋教授则对民法典的体系独辟蹊径,提出了自己新人文主义民法典的看法,从而以本论坛为舞台形成了我国民法典起草的大论争。
今天我们十分荣幸的邀请到了论争的另一方——厦门大学的徐国栋老师给我们演讲,题目是《两种民法典起草思路——新人文主义对物文主义》。
同时今天还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董安生教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杨支柱老师和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梅夏英老师作为嘉宾出席今天的论坛。
程:今天晚上的程序安排是先请徐老师给我们做演讲,然后由董安生老师、杨支柱老师和梅夏英老师进行评议,接着由徐老师做一个回应,最后留出一段时间给大家自由交流提问。
下面我们请徐老师做精彩演讲。
徐国栋老师:非常感谢民商法中心的领导、专家邀请我来做这个学术报告,因为这里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地方,在这里听的人不足200人,但是过几天可能天下的网民就会来看,所以这个讲座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能够让我在这里讲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也让我感到人大一种宽大的胸怀,因为在治学方面,坦率的讲,我的一些观点和人大的一个学派是有一些不一致的,但是人大学派并不因为这一点而排斥我,所以能够让我在这里发表我的一些可能与各位老师不一致的观点,这是有度量的,所以我表示非常的感谢。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两种民法典起草思路——人文主义对物文主义,这个题目的源起也来自这里的讲座。
梁慧星教授在《中外法学》2001年第l期发表了“当前关于民法典编纂的三条思路”一文,是梁老师在今年年初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讲学,详细介绍了“松散式”、“理想式”和“现实式”三种起草中国民法典的思路,我的一些想法很荣幸地被当作“理想主义思路”的设计方案得到介绍,这对宣传我的观点起了重大作用,我十分感谢。
其中有些意见和我的不同,所以我就有感而发,在今年4月山东大学邀请我讲学,我就写了这么一篇文章,在这里我把这篇文章给大家介绍一些,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尽情的批评。
一、是三种思路还是两种思路?这是对我们的讨论对象进行理清。
梁老师介绍的三种起草思路,其中的“松散式、邦联式”就是要学英美法,不要搞另起炉灶的民法典。
“松散式”就是主张不要搞民法典,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民事法律体系,有民法通则、合同法、婚姻法、继承法,还有知识产权的三个条例等等,就可以了,把它们归并在一起就是一个松散式的、邦联的民法。
这是第一条思路。
第二条思路就是我的一些想法,要进行法典编纂,基本的设想就是对民法典的设计实行“两编制”。
第一编是人身关系法,第二编是财产关系法。
另外在人身关系法下面设4个分编:自然人法、法人法、亲属法、继承法。
在财产关系法下面设:物权法、知识产权法、债法总论、债法各论。
在两编之外还有一个续编,在里面规定民法的一般问题,相当于一个小的总则,此外还有一个附编,是关于国际私法的规则。
梁老师把这个思路叫做“理想式”,其原因是在体系上追求一种对称,一种美;但是不考虑实际操作,对以前的法律体系打乱也比较多。
第三种就是“现实式”。
就是利用中国现有的法律资源来制订民法典。
现有的法律资源包括以下两项内容:第一就是我们现有的民事立法,相对的比较成了体系的,第二个就是我国从清末以来继受的的德国的法律概念体系,以这些东西为基础来制订我国的民法典。
那么这三种思路到底存不存在?我个人认为不存在所谓“三种思路”的问题,只存在两种思路的我问题。
为什么呢?因为“松散式”实际上不是民法典思路,而是反民法典思路,这种主张就是不要搞民法典,而是一种法律汇编。
在英文和其他一些语言中里有2个词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又是不同的,一个是“consolidation”,另一个是“codification”。
“consolidation”就是把一些既有的东西不加根本改造的汇编在一起;而法典编纂是在审查某一法律部门现行的全部法律规范的基础上制定一个新的涵盖该法律部门的系统、完整的规范性文件,要把过时和错误的内容统统废除,并增加新的内容,这是对法律的扬弃,把过去合理的东西保留,还可以做一些补充,它属于立法活动。
按照法理学的解释,根据“法津汇编”与“法典编纂”的区别,我认为“松散式”一种法律汇编的思路,只有“理想式”和“现实式”才是法典编纂的思路。
所以在当前的中国不存在三条思路的问题,而只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思路。
松散式思路怎么看待,我个人认为是懒汉的主张。
因为这样搞起来比较省事,不用殚精竭虑,掉头发,衣带渐宽,很快就可以搞一部民法典,管他是不是民法典,帖上标签就可以了。
这是一种懒汉式的主张,不能采纳。
另外这种观点也是基于对英美法的一种不正确的判断,在我看来,如果此论的主张者真正地了解了美国法,就不会如此主张,因为美国在本世纪以来一直在大搞法典法,柯宾和威利斯顿各自的《论合同》就是其某种意义上的合同法典,如果了解了这些具有学说权威的书,就会看到美国式的这种法典比大陆法系的法典更严密,更具有可操作性。
我参加了柯宾的《论合同》的翻译,我被其中的理论所折服,很详细,比大陆法的要好,完全是一种地道的法律。
第二个例子是美国的各种法律《重述》是不拆不扣的学者搞的法典;统一商法典则不必让我提醒众人就知道它是法典了。
所以那种松散式的法典编纂即使是在英美法也是很难找到对应物的。
二、剩下的两种思路有何区别?那么,剩下的两种思路的区别何在?我认为它们有两个区别。
第一个是形式上的区别,梁老师将自己的民法典结构设计思想概括为现实主义,这是有道理的。
从梁老师的文章可知,现实主义指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制定民法典的主张,这些资源是:其一,我国现有的民事立法,如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等;其二,德国法律传统的资源,德国式的概念体系和权利体系。
这种现实性第一个就是利用现有资源,避免另起炉灶的资源浪费,第二个是梁老师的主张不是一种纯粹的法典编纂,也不是一种纯粹的法律汇编。
我认为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中庸之道。
按照梁老师的设想,合同法可以基本不动的纳入新的民法典。
按照他的思路,新的法典是一部分一部分的搞,在合同法之后就推出了物权法草案。
将来要制订民法典,这些新的内容可能就没有大的改动,就直接进去了。
还有婚姻法的修改也是和民法典联系起来的。
这样可以避免过大的震荡,比较容易的制订民法典。
由于已有的资源为大家所熟悉,各级法院也好接受。
梁老师将我的相应思想概括为理想主义,这也是有道理的。
这种理想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就是表现在我坚持法典编纂的特性。
既然我们要制订民法典,那么我们就要遵循法典编纂的一般规则。
把过去的东西统统作废,提炼出一些内容,然后采纳新的东西跟过去的东西进行协调,这就是法典编纂的真谛。
这样做工作量很大,但是我们会在这番工作之后获得民法典全新的形象,希望中国民法典在世界民法典之林中获得比较高的评分。
我所称的理想主义,指最大化地利用法典编纂的立法性充分改造我国民事立法的结构和思想基础,与法律汇编拉开距离,实现我国民事立法的现代化。
为何如此主张?理由有四:其一,遵循继受法国家制定民法典的普遍规律。
世界上国家在民法上分为两种,一种是固有法国家,一种就是继受法国家,民法不是他们的固有的,而是从外面舶来的。
继受法国家有什么规律呢?我们不妨考察一下其他国家,象韩国、泰国、日本、台湾和我们中国的清朝,都是这样的国家。
我们观察一下它们的历史,可以发现:这些国家如果要谈可操作性、可实践性,那么它们的民法典就根本制订不了。
继受法律,无非是引进外来的好制度对本国的不合理现实进行改造。
所以继受法只有在外来的东西与本国的现实发生激烈冲突的情况下才可以继受。
如果本国的东西好,那么我们还继受什么西洋法呢?这就决定了继受法国家的命运就是这样的,她制订出来的民法典可能是一个难以操作的民法典,甚至有50%以上的条文不能兑现。
它往往起一个宣言的作用,表明当前领导人一种改革的决心,或者起一种证明的作用,让那些要进入这个国家的人相信,这个国家的法律也和西方的差不多了,不必担心要被砍头,斩首,必须经过很长时间的磨和才能成为一种实际的法。
我们看到王泽鉴先生在纪念台湾民法实施50年的时候写的文章,他讲的非常的恳切,在国民党占据大陆的时期,民国民法只是在铁路交通线沿线生效,到了台湾之后,由于日本占据台湾50年,日本民法典和台湾民法典是同源的,日本在那里留下了一些比较好的制度,象不动产登记制度,使得这个民法典的适用获得了比较好的条件,所以到了台湾之后才获得了比较多的兑现。
我们看看川岛武宜的研究,日本民法典到现在还有好多没有被落实的。
这个规律我想还找不出反证来,因为我们中国也是继受法国家,那么我们就不能过分的强调民法的现实性,不可避免的要制订一部比较理想的法典,启发于上而得中;如果启发于中,则只能得下了。
这是第一种理由。
其二,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光荣。
(笑)。
说老实话,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你们觉得好笑,我可是一点也不觉得好笑,我们APEC会议开的很成功,也花了很多的钱,那是为什么?是要炫耀国力,不炫耀能行吗?该炫耀的还是要炫耀。
这回申奥成功也是国力的表现。
你想想,非洲没有一个国家办过奥运会,亚洲只有日本韩国办过,中国没有办,就没有进入那个富国俱乐部,办了以后就是一个标志,就进入了俱乐部了。
说话才会有分量,不然的话说话就是干喊。
在这个方面制订民法典是一个很大的工程,象申奥一样,象办APEC一样,也是一个炫耀国家国力的机会。
严格的说来是炫耀我们知识分子的机会,这个方面的国力是靠我们法学知识分子来代表的。
在条件上,首先改革20多年来,我们在民法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在这个方面人民大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必须承认的,一个好的民法典总是建立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有很好的理论资源。
第二就是我们中国正处在第三次法典编纂运动的洪流中,中华民族正好可以一显身手,向世界奉献一部值得称道的民法典。
在人类历史上总共有3次法典编纂运动,第一次是优士丁尼,发生在公元6世纪,成果是《国法大全》;第二次发生在18、19世纪,产生了现在我们还深受影响的民法典,象德国、瑞士、法国的民法典;第三次法典编纂运动正在进行,从70年代开始,到现在还没有结束,主要是和冷战的结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