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林斯的科学争论研究评述

实际上英国科学知识社会学界很早就介入到争论研究中了。

以巴恩斯和布鲁尔为首的爱丁堡学派就曾通过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英国统计学的争论、19 世纪爱丁堡颅相学的争论、17世纪微粒哲学在英国的兴起及同亚里士多德活力派哲学的争论以及20 世纪量子力学实验检验的争论和高能物理学家之间的争论等建立其“利益模式”。

而巴斯学派的争论研究所提出的相对主义经验纲领作为一条亚纲领来讲，对于争论研究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它代表了库恩之后科学知识社会学在英国的研究进路，更加直接地反映了强纲领的思想路线，影响更加直接。

研究意义柯林斯认为正是争论研究打开了科学的“黑箱”，剥去了科学知识起作用的神秘外衣。

早期的知识社会学及默顿的科学社会学将科学作黑箱化处理，认为科学社会学研究最好不要进入到科学内部，因为即使打开了这个黑箱也并不会有什么收获。

认为科学知识的社会起源与其内容并无关联。

爱丁堡学派的利益模式主要侧重对影响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因素做经验分析，例如研究科学知识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社会变量间的关系。

但却并没有回答在什么时候、让社会因素如何进入到知识客体当中去。

科学争论研究揭示了科学性质以及科学研究是如何进行的。

在科学争论的过程中，争论各方会发现那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规则因为新的发现而受到怀疑，因而产生的结果不再是理所当然、毫无疑义的了。

通过争论中的科学家，研究者可以亲眼目睹知识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

研究进路在认识论上柯林斯发展了库恩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作为自己研究的准则。

20 世纪70 年代初，他认为自己是一名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者。

在1981 年之后，他意识到无法证明认识论的相对主义而转向了方法论意义上的相对主义。

在他看来，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epistemological relativism）意味着一个社会集团（social group）对知识的判定方法是与其他集团的方法一样好的，在它们之间做出判断并没有什么外在优势。

我们所了解到的观点都出自于社会集团。

本体论意义上的相对主义（ontological relativism）认为在社会集团里，实在本身就有差别。

他把认识论及本体论意义上的相对主义统称为“哲学的相对主义”。

方法论意义上的相对主义（methodological relativism）是说，不存在知识的实在性或判定。

方法论意义上的相对主义是社会学———科学家研究者的一种思想态度。

对于所研究的集团来说，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在行动时都应该相信“现实的信念并不是由现实本身引发的”。

我们并不应该相信现有的对自然世界的说明，因为它们是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方法制造出来的。

他假设每种行为无论对错几乎都是有理性的。

在他的争论研究中，始终贯彻着或体现着他的相对主义经验纲领，即EPOR（empirical programme of realtivism）。

简单说来相对主义经验纲领就是对“相对主义”的自然科学作“经验主义”的社会解释。

有时也被他称为“狭义相对论”（special realtivism），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或三个步骤：第一步是确立解释柔性（flexibility）的经验结果，即寻找科学发现的适当解释。

因为对于科学发现来说，不同的科学家有不同的实验结果，因而做出了不同的科学解释。

在共同体赋予它内涵之前，严格意义上讲“结果”并不能称其为“结果”。

如果没人对它做出回应的话，在社会空间里就会形成一个淹没科学的巨大黑洞。

有些论文直接伸入到了黑洞的内部，有些则以难题的方式回避了，有些论文因为所产生的时间和场所的问题也没有触及。

科学家希望建立标新立异的科学理念，能够找到令人兴奋的理论之“坝”，从而放开了支持体系的理论之“石”。

（但是因为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及实验者的回归（experimenters’regress）的存在，坝通常都是很脆弱的。

）只有通过社会构造，科学争论的“逻辑”才能得到支持。

几乎没有科学家真正深入观察过争论过程中的其他观点———都是协定。

协定是一种社会物，不同的共同体有不同的协定。

一个共同体有一种科学方法，有的方法幸存下来，有的则消逝了，这样就打开了科学史。

历史是由原因引导未来的，有些原因来自于争论中心的实验者及理论家，有些则来源于共同体中研究更深入的行动者。

这就到了EPOR 的第二阶段。

第二步是结束争论（closure）。

检验争论的细节，审查科学家是如何结束争论的，柯林斯称其为“校准”（calibration）。

这个过程本身是一个循环过程，即实验者的回归过程。

实验者的回归的概念，最早见于《改变秩序》一书。

这是一个悖论，来源于希望用复制实验来检验实验。

既然实验是一种技能实践的问题，就永远无法知道第二次实验是不是够好，能不能算作是对第一次实验结果的一种核实。

这就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检验来测试第二次实验的质量，就形成了“检验的检验”、“检验的检验的检验”⋯⋯形成一个回归过程。

但是仅通过复制实验是很难解决科学争论的。

因为当一位科学家的论文被消极的复制之后，他会辩解说是第二个实验的执行有问题。

之所以认可这种观点是因为实验是一种技术性的实践过程，除了得到正确的结果之外，没有什么捷径。

但是在争论过程中，“正确的结果”概念本身就是一个争论的焦点。

解释的柔性及其推论，是在科学按其规律发展时做出判定的。

而在判定的空白处，科学遏制了自己的潜力。

填补漏洞的任务阻挡了继续前进的道路，当前进的道路被阻塞时资金机构的角色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一方面科学本质上是开拓型的行为，单个英雄可以勇敢地和最有权力的权威相抗争；另一方面它却只能在社会控制的空白处发挥力量。

EPOR 的第二阶段主要是探寻社会控制的实施方法。

第三步是结束争论后的社会影响。

探究结束争论的社会机制、社会共同体同更广泛的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

最明显的案例是韦伯为了维持自己实验的信用度，获得LIGO 的资金支持。

柯林斯对于相对主义经验纲领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前两阶段。

相对主义经验纲领EPOR，不是从宏观上关注科学家和科学家所受的外部因素的影响，而是从微观细节入手注重的是科学家究竟在干什么。

认为改变知识就是改变秩序，用参与科学实践的视角代替哲学家或社会学家对知识增长的回溯（retrospective）说明。

作为巴斯学派的研究进路，相对主义经验纲领的影响十分广泛。

研究属性柯林斯的思想主要是来自于他的田野调查（field work）及田野旅行（field trip），关注的是所研究的实践。

研究是基于参与讨论会、委员会议，对场点的访问，有记录及无记录的非正式讨论，有记录及无记录的会面、电话、交换电子邮件及对文档的审查。

认为社会学家的科学理论和科学信念应该建立在经验证据的基础上，把知识作为案例进行研究。

这是继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之后在科学社会学实践中的一次重大转折。

柯林斯的田野调查最早始于70 年代，内容涉及建造TEA激光器、探测引力波及灵学试验。

从“真科学”与“伪科学”的划分角度上讲，选取灵学试验作为研究的案例使他受到了许多批评及怀疑。

但是柯林斯认为从相对主义的立场上来讲，确定知识的分析方法不能受到判断真假标准的束缚。

之所以选取这几个实验作为研究案例，是因为他们对应着库恩所提到的科学革命的“革命”阶段、“超常”阶段、“常态”阶段。

在革命阶段里，科学的整个概念结构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普遍变化；在超常阶段里当所提供的陈述与盛行的传统不一致时也就产生了一些小规模的争论；暴风骤雨过后剩下的就是“常态”阶段了，实际上几乎所有的科学都是在这个阶段完成的。

柯林斯的研究选取了其中的两种，即“常态”阶段（TEA 激光器）和“超常”阶段（引力波和灵学）。

引力波研究在柯林斯的争论研究中最具代表性，最能体现他的争论研究观点的就是他对探测引力波案例的研究。

最早他进行引力波研究是为了考察花费上千万建造的设备是如何化为泡影的，以此作为他博士论文的论题。

引力波的物理研究开始于20 世纪60 年代后期，最早是马里兰大学（Maryland University）的乔治·韦伯声称，他用一个巨大的棒（大约重一吨左右）悬挂在一个真空箱内，将其与所有已知的作用力隔绝。

将棒上的余振与置于几百甚至上千米远的另一个相似棒的振动作比较。

如果两个棒同时振动，就证明了引力波的存在。

韦伯可称得上是这项研究的先驱者。

但是问题在于通过计算，似乎韦伯测到的引力波值太大了。

根据理论，应该是检测不到的。

而且应该是多半年才会振动一次，而韦伯则是几天就能测到一次。

有许多小组都尝试着重复韦伯的实验，但最终他们认为韦伯的结果是错误的。

然而韦伯却并没有终止他的实验，并继续与这些科学家们进行争论。

第二代引力波探测器与韦伯的设计基本相似，但是要冷却到液氮温度（liquid helium temperature）。

同样，什么也没测到。

一方面是美国路易斯安那大学LSU(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一方面是意大利的弗拉斯卡蒂（Frascati）和澳大利亚的佩斯（Perth）就怎样解释引力波数据发生了争论。

第三代探测器使用了一种不同的技术称作干涉仪技术（interfermetry）。

近年来，在探测引力波的领域中主要应用的是干涉仪。

这种技术在探测引力波方面更加敏锐，不仅能够观测到引力波的能量而且能够观察到引力脉冲的形态。

不过这种技术非常昂贵，例如美国的引力波项目，激光干涉仪式引力波观测台LIGO（the Laser Interferometer Gravitational Wave Observatory）就花费了3 亿多美元。

现在，引力波科学家们还在不断发表关于他们探测到引力波的声明，但是他们却无法得到更广泛的社会共同体的认可，大多数的包括韦伯的声明，都几乎被人遗忘了。

柯林斯通过对引力波的社会学研究，检验了科学知识的制造方式，并解释了在共同体中被遗忘的东西是如何起作用的。

在这个案例中物理学的通用模式被称为“规范的模式”，是与世俗模式相对立的科学理念。

通常我们把科学当成是神圣的，甚至作为了一种信仰。

而柯林斯则把科学描写成是一种世俗物，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对通用的物理学模式的一种“不恭敬”。

因为在他看来，问题不在于科学是否符合“规范的模式”，而在于“规范的模式”本身就是错误的。

人们所做的事情没有什么是神圣的，都是世俗的。

而更讽刺的是我们的世俗行为却要尽量表现得神圣。

也许会有人认为他的这种想法很危险，但是正相反，他的目的在于希望通过对科学合理的“期待”来保护科学。

在此，引力波研究就提供了一个英勇的且具有示范性的通道。

从对引力波案例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在韦伯与他的反对者的争论中，科学社会共同体的内部存在一个由挑起和解决争论的科学家盟友和敌人组成的“核心层”，争论实质上就是“核心层”（core set）之间的谈判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