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者的社会责任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一文的看法——与何怀远先生商榷

对《学者的社会责任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一文的看法——与何怀远先生商榷作者：石冀平文章发于：乌有之乡点击数：389 更新时间：2011-3-10何先生的《学者的社会责任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0期）一文的主旨是对《中国不高兴》、《C型包围》和《中国梦》三本书的批评。

笔者虽然也不完全认同这三本书的一些观点和提法，但是读毕何先生的文章后，还是认为有必要就何先生的文章做一些商榷。

首先，何先生的文章并不是与三本书的作者商榷，估计这些作者也不看《马克思主义研究》这样的专业研究性刊物。

因此该文的主要功用应是消除这三本书对读者产生的由何先生认定的不良影响。

那么这种文章就应当让读者看得懂，要有的放矢，逻辑上要自洽。

其次，何先生的文章作为体制内重点课题的成果，为体制辩诬无可厚非完全可以理解，但既然是学术性课题，就要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

再次，何先生的文章以马克思主义立场相标榜，但文章中的一些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立场相悖，有些甚至与基本的社会认知和良知相悖。

由于何先生的文章分为几部分，笔者以下的商榷也依此而行。

一、对“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忧患意识？”的商榷何先生在文章的这一部分首先批评了《C型包围》一书中关于“中国当前的安全形势如同晚清时的中国，非但缺少朋友，而且被狼群围困，狼烟四起”的判断。

何先生是如何批评的呢？何先生说在书的作者看来：“中国近百年来，一直和世界上几个大国进行着‘生死纠缠’，一百年前的清朝是和英国及其代表的欧洲纠缠；六十年前是民国与日本纠缠；三十年前新中国与苏联纠缠；最近三十年又和美国进行纠缠。

‘这种地位让中国受尽欺凌和暗算。

时至今日，这种局面仍然未有根本的改观’”。

随后，何先生对此论提出批评，在这一大段批评中，有如下问题值得商榷：首先，何先生说：“只要是自己办国防，就谁都会防，既‘防人之心不可无’，区别只在于重点防谁。

确定防谁的依据不完全是谁强谁弱，关键是国家之间有无矛盾、多少矛盾以及矛盾的性质。

在这个意义上，每个国家都被其他国家所包围，可能是C型包围，也可能是O型包围，由于地球是圆的，严格说来，都是O型包围”。

何先生认为从国家间矛盾意义上讲，“每个国家都被其他国家所包围”。

这是把矛盾概念混同于包围概念。

从国际地缘政治上讲，包围是一种敌对性概念，而矛盾则分为敌对性与非敌对性。

因此不能说由于国家间有矛盾而且“地球是圆的”，每个国家就“都被其他国家所包围”，并且还“都是O型包围”。

从何先生前面所引的《C型包围》一书的表述看，这种包围显然指的是敌对性矛盾，而且是特有所指。

何先生如果不同意这种判断，就应当拿出论据证明不存在针对中国的敌对性矛盾，特别是要证明当今最大的帝国主义势力（虽然一再声称在意识形态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现今连“帝国主义”的概念都不愿用，而用霸权主义代之，这倒真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问题）在亚太地区，特别是在中国周边地区的战略布局对中国不具有敌对性，这样的论证才有针对性。

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格局是具体的现实的，对它们的判断要以实证分析为基本论证路向，靠扯什么“地球是园的”来做论据不符合学术规范，也毫无意义。

在另一批评段落中谈到战争的可能性时，何先生说：“国家发动战争一般是要有胜算把握的，同时也要权衡利弊得失，如果没有胜算把握或弊大于利，得不偿失，理性的领导者是不会轻举妄动的”。

世界战争史上发动战争，尤其是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的决策者，在他们发动战争时一般都认为有胜算把握或得大于失，罕有判断战必败并且失大于得还发动战争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是经过所谓“理性”判断的。

希特勒发动战争是不是如此？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不是如此（当时他们认为很快就可征服中国）？美国发动越南战争是不是如此（当时美国称越南是光着屁股的四等小国，美国必胜）？结果这些战争既未打胜又得不偿失。

这就是说所谓“理性”判断是会出错的。

因此将和平的希望建立在领导者的所谓“理性”判断上是极不靠谱的，他们有时恰恰会“轻举妄动”，历史不是一再证明这一点吗？何先生作为军人更不应当将和平寄托于“理性领导者是不会轻举妄动”上。

因为任何国家的军队建设都要假定外部决策者的所谓“理性”是不确定的，既要准备应对非“理性”的战争狂躁，也要准备应对“理性”判断出错。

何先生在此段中还批评了《C型包围》一书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朋友”的看法。

这一看法是有些偏颇，但何先生的辩驳似乎也不到位。

讨论这个问题首先应当给什么是“真正的朋友”一个定义，这是讨论问题的前提。

可是何先生并没有给出这个定义，并且也没有说明该书作者是否给出定义。

那么如果两者对“真正的朋友”的概念有完全不同的理解，那么这种辩驳就没意义了。

如果按中国的道德传统，将“真正的朋友”理解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永不破裂”。

那么按现实国际关系中公认的“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的认知，中国有没有“真正的朋友”还真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我们曾经有多少“牢不可破的友谊”破裂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真正的朋友”的含义是什么。

至于何先生拿出我国与“东盟十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四国”等国的关系证明我们有真正的朋友，也不准确。

我国与上述国际组织和各国的关系实际属于正常的国家关系，或者是某些共同的利益关系。

它与“真正的朋友”的关系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所以，何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辩驳不太到位，难以完全令人接受。

何先生在该部分的第三点中，概括了三本书作者认为的最大的危险来自四点内部原因：一是中国人不行；二是中国军队不行；三是经济结构不行；四是意识形态不行。

随后何先生提出了三点商榷，在第三点商榷中何先生认为：“我们要居安思危，但不能杞人忧天。

三本书的作者都表现了很强的忧患意识和居安思危的思维路向，但是，居安思危本是一种健全的忧患意识，它在常态下看到矛盾和问题，甚至危险和危机，目的是让人们有备无患。

但是，‘居安’要清醒，‘思危’同样也要清醒，思危的清醒在于：思危要有度，思危要客观，居安思危要看到‘安’和‘危’两个方面，因为有‘安’这一前提条件，思危、言危就要以不动摇、不瓦解人们对现实和未来的基本信心为度，如果居安思危‘思’到杞人忧天、人心惶恐，则‘忧患’就变成‘涣散’行为”。

何先生这种商榷建立在对三本书的作者们的原意的误读基础上，从而失去了商榷的意义。

因为从何先生大段引用的以上四点原因的具体内容（由于篇幅过大，笔者没有引用。

读者可看何先生的原文）来看，书的作者们并不认同居安思危，而是认为现在无“安”可居，完全处于危险状态。

而何先生则认为现在“有‘安’这一前提条件”。

所以，何先生的商榷如果要具有针对性的意义，就应当直面作者们所认定的各种现象，拿出论据来论证这些现象不存在，或不构成危险状态，从而证明我们现在有“安”可居。

例如，书的作者们认为：“我们现在几乎所有的核心产业都是‘空心产业’”。

那么何先生应当拿出论据证明情况不是这样，这才符合国家级学术课题应有的学术规范，也才有针对性和说服力。

但何先生没有这样做，我想也不可能做到。

因为目前中国28大产业部门中有21个部门为外资执牛耳，中国产业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低端，从而几亿条裤子换一架飞机等现象，是官方都承认的事实。

又如在精英问题上，书的作者们认为：“‘精英已经腐朽’，经济精英，除了名车就是豪宅，有点钱就泡妞泡赌场；政治精英在升官图上马走日象飞田，成天测量上级领导黑白眼珠的比例；知识精英左手抱官右手抱钱，嘴里喋喋不休，谁都不知道他说什么”。

在任何社会中，精英都是社会导向群体，是国之栋梁。

如果精英真是普遍如此，国家焉能有“安”可居?可这到底是不是普遍现象，何先生并没有直接表达自己的看法，但从何先生认为有“安”可居来判断，何先生应当认为这不是普遍现象，可这又似乎与普遍的社会感知相悖。

那么作为学术研究，就要拿出实证性的研究结果来证明，不能凭个人的自我感知来判断。

当然，这些书的作者们也没有拿出实证研究结果证明那是普遍现象，但是他们的书不是学术著作。

而何先生的文章则是国家级学术研究项目，要求应当不一样，要有国家级课题应有的学术风范和规范，不能无据而论，更不能无据而断。

再如，在意识形态方面，书的作者们“普遍认为是思想上层建筑出了问题”。

他们认为这表现在“主流舆论和自由知识分子”对洋人的奴性心态。

而“意识形态上的问题与文化的管理者有关，今天的思想文化管理群体，比例越来越大的是所谓‘技术官僚’。

技术官僚的特点是理性、事务主义，自己没有意识形态，没有立场，没有激情，所以他们管不了”。

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问题关乎社会主义国家之安危，这已为苏东剧变所证明。

这方面出了问题岂会有“安”可居?从何先生对书中的这种看法不以为然来判断，何先生显然认为目前这方面也是处于有“安”可居的状态，但同样未加证明。

笔者不揣冒昧，举出一些案例和现象给何先生有“安”可居的判断添一些“彩头”。

数年前，一家以全国青年为主要对象的主流报纸用整版篇幅刊登一位自由知识分子的文章，该文以学术为幌子公然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侵略者辩护，认为中国挨打是自找的，是因为不遵守所谓国际规则所致。

这类东西连解放前国民党的三青团报纸都不可能用，现今居然登在共青团的主流报纸上。

而且登载该文的这个报刊专栏，一直以只刊载自由主义的思想文化作品而闻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从来不登。

再有，属党报系统的某南方报系，多年来已成为国内外公认的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宣传阵地，以至于西方大国的领袖都专门接受它的专访。

专访内容无法刊载，该报居然祭出当年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对付国民党检查机构的招数，给报纸开了“天窗”。

又如以代表数万名老干部自居的某刊物，长期以揭露所谓毛泽东同志和共产党的阴暗面为己任（顺便问一下何先生，他们这种行为算不算“涣散”行为？），最后公然提出违宪的民主社会主义主张，要求改旗换帜。

这些都是公开的众所周知的案例。

还有相当一些有影响的文化类刊物，长期以随笔，读书笔记等文体形式表达自由主义取向，不断揶揄所谓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矛头所指已是路人皆知。

唯一被允许在内地落地的某境外电视台，和被允许在大陆发行的某境外刊物，长期以来鼓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虽然他们标榜“为全球华人提供独立意见”，实际上只允许自由主义一种意见出镜和刊出，它们已俨然成为自由主义的宣传阵地。

再从具有高度意识形态意蕴的一些学术领域的现象来看，起码在经济学，法学和政治学三大领域中，西学已成无可争议的主流。

何先生的课题是“意识形态新变化对策研究”，这些情况应当知道吧？这说明当今的思想文化管理群体具有什么样的作为？再讲一个笔者亲历的小案例：笔者是大学政治理论课教师，该课有所谓社会实践环节。

最近有关部门在这个环节上搞了个“创新”，将学生的阅读、观影视、演小品都算作社会实践（实际上与政治理论课挂钩的社会实践是有特定含义的，这样做是角色混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