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魏晋玄学论文

浅谈魏晋玄学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长期分裂的动荡时期，处在当时的文人们思想各异,而受那时的思潮影响,玄学成为了一道文人之风。

魏晋玄学是继两汉经学之后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发展阶段和一种意识形态,与两汉经学相比,它提出并探讨了天地万物之间存在的“有”、“无”、“独化”等本原、本体类问题,以正始玄学、竹林玄学、元康玄学和江左玄学的思想为代表,较为全面的发掘和彰显了玄学思想的哲学意蕴及其思辨性,对当时及后世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产生发展影响现实意义题纲:一魏晋玄学的产生:时代背景代表作二魏晋玄学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主体思想三魏晋玄学的影响:近代评论的转变创作形式四魏晋玄学的现实意义:玄学中人对学儒精神的认识现实意义魏晋玄学的产生玄学的产生是三国、两晋时期兴起的、以综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学说为主的哲学思潮,故通常也称之为“魏晋玄学”。

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

汉末随著儒家经学的衰微,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另一个原因就是魏初正始年间的改制运动,倡自何晏,夏侯玄.作为一种新思潮的魏晋玄学,它吸收道家精神形态,所讨论的问题,是从《周易》,《老子》,《庄子》三本经典而来.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究极宇宙人生的哲理,即『本末有无』的问题,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其发展并非要取代儒家,而是要调和儒道,使儒道兼容。

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分裂﹐社会危机日益尖锐,名教理论开始破产。

到了党锢之祸发生后，传统的价值体系也开始崩溃，“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人们开始崇尚贵生、避世。

在思想价值体系崩溃的同时，士族社会开始形成,而在士族知识分子之间，一种相对平等的社会关系也开始行成。

在这个阶层平面，它要求在学术上平等交谈，自由聚会；在思维方法上尊重理性；在人性论上要求“自然”；在政治上要求君主“无为”。

这些变化是“魏晋玄学”和“魏晋风度”赖以产生的社会背景。

建安时期，产生于建安游宴的魏晋清谈更是玄学产生的摇篮。

魏晋清谈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求理，二是娱乐，而平等原则贯穿其中。

当时清谈的论题主要有圣人问题、德治与法治、人才标准、君父先后等，破除了天命论，认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君主无为而无不为。

这些都对魏晋玄学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人物品评是汉魏之际士人社会最重要的学术活动，其中刘劭的《人物志》是研究魏晋玄学形成的重要资料。

它从人才角度发展了黄老道家的“因循”政治哲学，为道家与儒、法、术各家的思想融合，提供了理论途径，对魏晋玄学产生了直接影响。

魏晋玄学政治学说的核心论点是“因循”时代需要，灵活运用儒、法、术治国，表现为圣人无为，各种人才各尽其能的特点。

玄学的名称最早见于《晋书·陆云传》﹐谓“云(陆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

”魏晋之际﹐玄学一词并未广泛流行﹐其含义是指立言与行事两个方面﹐并多以立言玄妙﹐行事雅远为玄远旷达。

“玄远”﹐指远离具体事物﹐专门讨论“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

因此﹐浮虚﹑玄虚﹑玄远之学可通称之为玄学。

魏晋玄学的发展玄学的发展经历了不同阶段。

它可被分为四个阶段：以何晏（公元190－249年）、王弼（公元226－249年）为代表的正始玄学（公元240－249年）；以嵇康（公元223－262年）、阮籍（公元210－263年）为代表的竹林玄学（公元255－262年）；以裴頠（公元263－300年）、郭象（公元253－312年）为代表的元康玄学（公元291年前后）；以张湛、韩康伯为代表的江左玄学（公元317年前后）。

此外，东晋时期佛教兴盛，玄学与佛教相互吸收发展，僧肇等便是这一时期玄学代表。

正始时期的玄学家可以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尤以王弼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最大。

正始名士形成与魏明帝太和时期，被称之为“四聪八达”，主要人物有何晏、夏侯玄、诸葛诞、荀粲、裴徽等。

曹芳登基第二年，改年号为正始（公元240－249年），“四聪八达”分子纷纷掌权，史称“正始名士”，影响了年青一代的思想。

之后又有王弼、钟会等少年思想家总结并升华了早期正式名士的思想成果，奠定了早期玄学的理论基础。

正始时期问题的讨论演进到玄学本体论的范围。

时人注重《老子》﹑《庄子》和《周易》﹐也称之为“三玄”﹐是魏晋玄学家最喜谈论的著作。

它们皆以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就一些哲学问题析理﹐反复辩论﹐称之为“清谈”﹐这是玄学发展的独特方式。

竹林玄学(约255～262年)以嵇康﹑阮籍等竹林名士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二阶段。

在哲学上嵇﹑阮与向秀（约公元227－280年）利用了王弼体系的内在矛盾分别发展了王弼“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的思想﹐使正始时期的玄学向两个方面发展。

他们认为“自然”乃是宇宙本来的状态﹐是一个有规律的和谐的统一整体﹐其中没有任何矛盾冲突。

而人类社会又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本应是一个无利害冲突的和谐整体。

他们认为名教破坏了这种和谐状态﹐因此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

对司马氏集团以名教掩饰政治上的残酷、腐败极为不满﹐否认自然与名教一致。

而向秀与嵇﹑阮相反﹐他认为自然与名教不相矛盾﹐用“称情”﹑“得性”解释“自然”﹐提出“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的主张﹐成为玄学发展中从王弼的贵无向裴﹑郭象的崇有过渡的中间环节。

元康玄学(约263～316年)以裴頠、郭象为代表﹐构成玄学发展的第三阶段。

这一时期﹐玄学仍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嵇﹑阮“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由贵无派发展到极端﹐使当时一些名士如阮瞻﹑王澄﹑谢鲲等人﹐继承嵇﹑阮思想中颓废的一面﹐嗜酒极欲﹐追求表面形迹上的放达。

这种放浪形骸的拙劣模仿完全窒息了玄学贵无派在思想上的创造力﹐使它走向没落。

二是沿着向秀的思想发展为裴和郭象的崇有论哲学。

当时,裴頠作的《崇有论》﹐指斥时弊﹐批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风气﹐重新肯定名教的作用,从而完成了从贵无向崇有的过渡。

而郭象进一步发展了裴頠的崇有论思想﹐提出“无不能生有”﹑“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等新的命题﹐并在万物“自生”说的基础上提出“独化”的概念。

在此基础上，郭象提出圣人处于“与物冥”的状态，即与外物没有差别，故能实现无待的逍遥。

而凡人只要适其“性分”，也可达有待逍遥。

江左玄学以张湛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

这时司马氏政权南迁﹐社会矛盾尖锐复杂﹐进一步导致思想上的空虚。

因此超生死﹑得解脱的问题便成为玄学的中心内容。

张湛注《列子》﹐综合崇有﹑贵无学说﹐提出“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的思想﹐主张采取“肆情任性”的纵欲主义人生观﹐把玄学引入了绝境。

这在政治上反映了门阀士族的没落。

而继东晋以后﹐玄佛合流﹐般若学各宗大都以玄学语言解释佛经。

因此﹐讨论非有非无的佛学取代了讨论本末有无的玄学﹐中国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以玄学发展的四个阶段来看，何晏、王弼强调“自然”与“名教”的联系；嵇康、阮籍起初沉沦于“自然”与“名教”的对立，最终又认为只要顺应人的无知、无欲、无情感、无好恶的潜意识或无意识去做，便能实现仁义道德；向秀、郭象则论证了任自然本性之所以能够实现名教的根据，强调了“自然”与“名的统一。

可以说魏晋时期的经学衰微，玄学繁兴,为玄学名士们禀承老、庄余韵，蔑弃儒家礼度，开启了一代玄风。

魏晋玄学的影响近年来，史学界，文学界乃至文艺界的不少学者开始改变对魏晋玄学持否定态度的传统看法，较为实事求是地给予以客观地评价，这是可喜的现象。

客观的说，玄学作为一种哲学体系魏晋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它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封建糟粕，但是也不乏可贵之处。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玄学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创作形式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种影响往往不是直接的而是中介性的，玄言清谈是其间的主要中介。

其中玄言诗就是一个很好的代表,但由于这些诗歌力求表达玄学要义和佛理，托意高远，超脱现实，缺乏艺术形象性，枯燥乏味，历代文学批评都摈弃玄言诗，因此玄言诗很少流传后世。

而近年来，学界更重视从文学思想的角度，从文学演变的自身规律方面去客观地评价玄言诗，而不是简单地否定。

除此之外，玄学也对六朝其他艺术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例如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提出了乐声不包含哀乐之情的奇怪结构，虽然它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但在审美本体论和美的分类方面都给予我们很大的启示。

魏晋玄学的现实意义虽然很多人认为玄学中人对儒家思想的精神实质的认可并没有改变，但我认为也不是没有任何变化。

正如之前所说，玄学是在大一统政权崩坏的情况下产生的，因此，对大一统政权的失望，使这些魏晋名士由关注国家社稷更多的转向了关注自身，转向了追求个性自由与个性解放。

可以说，这种追求精神自由和独立人格的思潮对后世的影响，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人格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站在现在的角度来看待魏晋玄学，主要是看它对现代生活的启示。

在现今这个浮躁的社会中，有着太多的虚伪做作，不断追求着各种功名利禄，有时候，真该让自己的心静下来，问问自己的内心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拥有一份洒脱的心情，才不至于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迷失自我。

但是，我们要学习的是他们这样一种洒脱的心态，而不是他们那些生活实践本身，特别是追求享乐乃至纵欲的行为，更不是我们所应汲取的。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在现代的社会中，独立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而具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知识分子，在当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是社会所欠缺的。

作为我们现代人来讲，将“内圣外王”作为一种人生的境界，未尝不是值得称许的。

现在的社会毕竟不比当时，不存在什么与统治阶级对抗与否的问题，消极避世也是不可取的。

出与入，掌握这中间的平衡很重要，而“内圣外王”为此提供了一个不错的选择，尽管要真正做到很难。

站在现代的视角谈玄学，我们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虽说这是一句套话，但却也是一句大实话。

毕竟时过境迁，玄学产生的社会环境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它的那些过于消极避世的思想，那些任情纵欲的行为，是应该抛弃的。

但是，他们那种对内心精神自由的追求，那种对独立人格的向往，是我们民族所欠缺的，也是值得我们永远发扬广大的！参考来源:康中乾(作者)《魏晋玄学》(平装版)2008年9月1日知网百度文库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