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之谜——晋商兴衰的历史考察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之谜——晋商兴衰的历史考察

作者：韩毓海

来源：《文化纵横》 2009年第1期

韩毓海

山西是一个令人胸怀天下的所在，多少伟大的帝国王朝在这里升起又衰落。历史上的山西

也是非常富有的，有着很辉煌的商业传统，而近代以来，山西有一个衰落的过程。如果把晋商

的兴起与衰落放在1500年以后——亦即“世界经济”的形成时期来看，探讨一下其兴衰的历史原因，会给我们很多启示。

产生于长途贸易的晋商

近代以来的中国为什么没有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一个老旧的问题，原因主要是

中国没有产生西方式的资产阶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性质是不同的，

正如毛泽东曾说过的，中国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力量比较弱小。

但是另一方面，在19世纪初年，也就是鸦片战争前的1830年代，以中国南方广东的行商

和山西的晋商为例，却会发现这两地的商人几乎主宰了当时的世界贸易和商业活动，不但晋商

在蒙古、俄罗斯、欧洲和日本有很大的国际投资，而且广东行商还曾经投资于美国的铁路建设，无论外贸还是金融，他们都已具备了国际资产阶级的规模。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相反的问题：我们怎么看中国资产阶级“力量弱小”这个论断？即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毛泽东的上述论断呢？

理解这个论断的关键，首先在于我们怎么理解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这两个词。今天我们一

般把企业家、商人和资本家笼统地称为资产阶级，这是很不准确的。没有正确地区分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没有既区别又联系地解释他们产生的原因。

近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是长途贸易的产物，长途贸易是理解近代资产阶级产生的关键。而

区域性的、地方性的市场和贸易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从事这样的交换活动的人，一般来说也不

必是与生产活动截然分离的、独立的商人阶级，也不需要大量的、独立的商业资本，因而也不

能被称为近代意义上的商人阶级，只是一边生产，一边销售的商贩而已。

长途贸易就大不同了。长途贸易是指跨国的大宗贸易。这种贸易首先不是一般的生产者所

能够经营的，甚至也不是一般的国家所能承担的。因为所谓长途贸易，它不但要求一个国家有

生产大宗商品的资本和财力，而且还需要一部分人有巨大的财力、资本，先去把这些商品购买

下来，然后再转运到远方去出售，也就是说，需要他们为远方的消费者预先垫付生产成本和交

易成本。这就要求一个国家存在大于、起码是等于生产资本的商业资本，要求存在一个与生产

活动相分离的商人阶级，如此，长途跨国贸易方可能发生。

近代中国的行商和晋商，正是这样一个既与生产活动相分离，又可以通过大规模的长途贸

易把国内生产组织起来的商人阶级，并支持了大规模的海洋贸易和大陆贸易。晋商资本，首先

就是指从事跨国长途贸易的大商业资本。下面的数字可以说明问题：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中国对欧美的海上贸易赚取的白银为2282万两，到道光13年（1833年），每年海上对欧美的

贸易所赚取的白银都在2300万两之上。北方的恰克图贸易，按照俄罗斯方面的统计，1854年

两国间的贸易额是1968万卢布。当时南方的海洋贸易是由行商主导的，北方大陆上的长途贸易

则是由晋商主导的，从这些数字大概可以看出，当时南方从事海洋长途贸易的行商和北方的晋

商积累了多么雄厚的资本。

作为信用机构的山西票号

除了对于独立的商人阶级和商业资本的要求之外，长途贸易又必然要求并依赖信用资本的

发展——这是它另一个根本特征。因为长途贸易的贸易周期比较长，例如当时从欧洲到中国的

一个贸易周期差不多要三年时间，面临如此长的回款周期，就必然要提出相应的严格的信誉要求：生产商需要一个有信用的凭证，以保证它在三年后怎样才能从销售商、贸易商那里拿到货

款和利润。对于贸易商来说也一样，他也要向中间商和代理人提出类似的信用要求，例如对当

时的英国贸易商来说，他们并不是把货物运往广州直接销售，而是将货物交由他们的中国代理商——行商寄售或者代售，尤其当货物的价格行市不理想的时候，英国贸易商尤其喜欢这样做，即他们将货物交由行商处理，三年之后，凭着行商开具的信用证再来结算货款和利息。

所以说，长途贸易不但要求一个与生产资本相当的商业资本，而且它也必然要求一种规范、严格的信用资本的存在。从而，长途跨国贸易在催生一个商业资本的同时，必然地会催生相当

规模的信用机构的诞生。

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这样论述的：“大规模的和供应远地市场的生产，会把全部产品投入商业手里；但是，要一国的资本增加一倍，以便商业能够用自有的资本把全

国的产品买去并且卖掉，这是不可能的。在这里，信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信用的数量和生产

的价值量一起增长，信用的期限也会随着市场距离的增加延长。在这里是互相影响的。生产过

程的发展促使信用扩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活动的增长。”

马克思的论断很经典地说明了：信用经济和专业性的信用机构，乃是长途跨国贸易的必然

产物，这一论断也很好地解释了晋商是怎样的一种商人，他们为什么会从边关贸易商发展为长

途贸易商，并且最终发展为票号资本即信用资本。

马克思说，商业信用的“代表是汇票，是一种有一定支付期限的债券，是一种延期支付的

证书”，山西票号就是一种典型的经营商业信用的机构。

1823年前后，中国第一家成规模的票号“日升昌”，及其横跨北方共同市场的信用网络诞

生了。票号的诞生，标志着晋商由商人资本过渡到信用资本，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达到

历史上的顶峰。

在票号之前，中国第一家经营信用凭证的机构是“账局”，乾隆元年（1736年）开设于张

家口，也是山西人经营的。“账局”也是北方共同市场形成并逐步扩大的产物。张家口是明隆

庆年间兴起的市场，这当然是由于明代的边关贸易和白银经济的驱动，特别是到了清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订了《恰克图互市界约》，开通了北方中路贸易的商道，山西就处在这个

中路贸易的核心处。随后，北方大陆共同市场不断扩大，共同市场对信用的要求也不断扩大。1830年是北方中路贸易的最高峰，因为当时英法战争封锁了欧洲海路，所以欧洲与世界的贸易，只能经过恰克图这个北方中路贸易的通道来进行，恰克图贸易是当时世界贸易的核心，而张家

口这个地方，是以晋商为主的北方贸易商人接受国货和贩卖外货的枢纽。

被西方金融垄断所击溃的晋商

但是，尽管中国的信用机构诞生的并不比西方晚，尽管晋商拥有庞大的资本并经营着为跨

国长途贸易提供信用服务的网络，还是必须指出：票号资本并不是近代西方意义上的银行资本

和金融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