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与中国文化读书笔记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笔记
【篇一：士与中国文化读书笔记】
《士与中国文化》①读书笔记
序
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知”，认为他们是人类得基
本价值
（如理性、自由、平等等）的维护者。

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
本价值来批判
社会上的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

自序第2页
“知识分子”并不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
为专业
的人；同时还必须深切的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于世界上一切有
关公共厉害之
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
的私利之上的。

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实际上具有一种宗教承担的精神。

自序第2页
康德“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之上运用理性”，乃为近代知识分子的
精神。

自序第4页
古希腊哲学家是否与西方近代知识分子是一脉相承的？答曰：“否。

”古希腊
哲学家向往的是“静观的人生”（由希腊文“理性”翻译而来），即以
静观冥想为
人生的最高境界；他们虽重视理性，但他们的“理论理性”不屑用于
康德所谓的
“公共事务”上，也就是说他们冥想的理论并不是拿来解决现实世界
的问题。

而西方近代知识分子，他们向往的是“行动的人生”，即把他们所研
究出来的理
论拿来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旨在用实践来改变世界。

自序第5—6页
基督教教士与古希腊哲学家有什么不同？与近代知识分子又有什么
关系？
基督教是一种“救世”的宗教；它不但为西方文化树立了最高的道德
标准，而且
持此标准以转化全世界。

从积极的一方面看，它在中古文化史上的
贡献是无可否
认的。

基督教的教士之中有人教化了入侵的蛮族，有人驯服了君主
的专暴权力，
更有人发展了学术和教育。

显然和希腊的哲学家不同，他们做的正
是改变世界的
工作。

希腊哲学家并没有对奴隶制度提出怀疑，中古教士则明白的
宣称奴隶制度
是不道德的，因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因此，就文化和社会使命
而言，欧洲中
古的教士确具有“近代知识分子”的性格之一面。

但另一方面，基督
教又有严重
的反知识、轻理性的倾向；知识必须从属于信仰，理性也必须匍匐
于上帝的“启
示”之前。

这便和近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背道而驰了。

自序第6—8页
总而言之，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知识分子代表着一种现代精神。

和
基督教的
传统不同，他们的理想世界在人间不在天上；和希腊的传统也不同，他们所关怀①①余英时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的不但是如何解释世界，而且更是如何“改变世界”。

自序第7页
中国的“士”，就其重视知识而言近于古希腊的哲学家，但就其“仁
以为己
任”及“明道救世”的使命感而言他有兼备了一种基督教的宗教情操。

“士”是随着中国史个阶段的发展而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于世的。

“士”
在先
秦是“游士”，秦汉以后则为“士大夫”。

“士”的超越性是指超越了其社会属性，通常把士看作是中国文化传
统中的
一个未定项，即承认士有社会属性但并非为什会属性所完全决定而
完全不能超
越。

所以士可以是官僚，然而，他的功能并不尽限于官僚。

如汉代
的循吏在奉行
“三尺法”的时候固然是吏，而在推行教化时却已成为承担文化任务
的师了。

自序第8—9页
第一章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
士的起源：
关于士的起源的讨论，大多数近代学者都认为士最初是武士，经过
春秋、战
国时期的激烈的社会变动然后方转化为文士。

——第6页
士最初是最低级贵族，低位在大夫和庶人之间。

春秋战国时上层贵
族下降，
下层庶民上升，士阶层是上下流动的汇合场所，人数随之大增。

当
时农人可上升
为士。

这一阶层扩大，使得士不再是有职之人，从固定的封建关系
中游离出来，
进入一种“士无定主”的状态，这时出现了大批有学问有知识的士人，他们以“仕”
为专业，然而社会上没有固定的职位在等着他们。

士民的出现是中
国的知识阶层
兴起的一个最清楚的标志。

——第9-21页
从孔子到孟子这一个世纪之中，士阶层的发展最为惊人。

一方面士
已成为一
个最具影响力的社会集团，另一方面此集团本身又发生了学术的分化。

顾颉刚先生《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一文，言之最详。

关于士的论述，此书中
有这么一段话，节录如下：
儒家以孔子为宗主，今试就孔子家庭及其门弟子言之……足见其士
皆有勇，国有戎事则
奋身而起，不避危难，文、武人才初未尝界而为二也。

自孔子殁，门弟子辗转相传，渐倾向于内心之修养，而不以习武事为急，寖假而羞言戎
兵，寖假而惟尚外表。

……以与春秋之士较，画然自成一格局，是可以飐士之风之丕变矣。

……
——第7页
这两段文字细细读来确觉得与作者的观点有相矛盾之处。

前一段说“文、武
人才初未尝界而为二”是说当是的士乃是文、武兼备的，后一段文字也包含有士
初为文、武兼备的意思，只是后来渐不习武，专注于内心的修养，渐成文士。

这
就不能说明文士是由武士转化而来的。

所以此说有待进一步考证，关于文士之形
成，余先生在书的第26—33页企图从思想文化文化的角度作进一步的考证。

概
括而言大致有二：一、作为官方最高标准的礼乐的崩坏，为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
奠定了基础；二、政治环境的需要，促使许多人弃田圃而随文学。

知识分子阶层具体而言应指的是“文士”，这则材料道出“文士”形成于孔
子之后，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形成于孔子时代。

——第21-26页
春秋时期是古代贵族文化的最后同时也是最高阶段。

初秋战国的“礼崩乐坏”
是“百家争鸣”的前奏。

礼乐是章学诚认为的古代王官之学，也就是古代学术的
总汇。

礼崩乐坏，“道术为天下裂”这一过程即所谓“哲学的突破” 。

——第26页
所谓“突破”是指某一民族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与
历史上的处境发生了一种系统性、超越性和批判性的反省。

哲学的突破：在公元
前一千年之内，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四大古代文明，都曾先后各不相谋而
方式各异地经历了一个“哲学的突破”的阶段。

所谓“哲学的突破”即对构成人
类处境之宇宙的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所达到的层次之高，则
是从来都未曾有的。

与这种认识随而俱来的是对人类处境的本身及其基本意义有
了新的解释。

——第28页
中国的“哲学的突破”是针对古代诗、书、礼、乐所谓“王官之学”而来的。

孔子一方面承继传统，而另一方面则赋予诗、书、礼、乐以新的精神与意义。

就
后一方面言，孔子正是突破了王官之学的旧传统。

墨子最初也是习礼乐，后来成
为礼乐的批判者。

就其批判礼乐言，墨子的突破自然远较孔子为激烈。

哲学的突
破”与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有极密切的关系。

因为突破的结果是帕森思所谓的“文
化事务专家”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显著的集团。

他们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最
初型态。

——第29-30页
“哲学的突破”的影响：为古代知识阶层兴起的一大历史关键，文化系统从
此与社会系统分化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分化后的知识阶层主要成为新教义的创
建者和传衍者，而不是官方宗教的代表。

“哲学的突破”导致不同学派的并起，
因而复有正统与异端的分歧。

这三点都足以使我们对中国古代士阶层的发展在理
论上有进一步的了解。

——第31页
士与道：
儒家思想对于新兴的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很大的。

孔子认为“士志于道”，乃
是强调士的道德价值取向必须以道为最后的依据，即能超越他自己
个体的和群体
的厉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

——35页
先秦的士以“道”自任，受到时君的尊重主要也是由于他们所代表的“道”。

——45页
诸家论“道”都强调其历史性，即与以往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密切联系。

儒、墨在“王官之学”解体之后，极力要争取“道统”上的正宗地位，
他们
并不承认“道”是他们创建的，他们强调的“道”都是“法先王”而来的。

——46页
中国古代“道”的另一特征，为“人间性”，中国古代之“道”，比较能
够摆
脱宗教和宇宙论的纠缠。

中国没有古希腊那种追究宇宙起源的思辨
传统。

——48-49页
中国“道”的人间性的另一个特点，即强调人间秩序的安排。

——50页
养客和游士：
战国晚期，士人数激增，流品也日益复杂。

例子：平原君的门客是
分级别
的，冯驩和毛遂的故事。

——70-72页
秦汉以后，中国的知识阶层发生了一个最基本的变化，即从战国的
无根的游
士转变为具有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士大夫，这个变化特别表现在
两个方面：一
是士和宗族有了紧密的结合，称之为“士族化”；二是士和田产结下
了不解之缘，
称之为“地主化”或“恒产化”。

大一统帝国是不能容忍游士的过度活
动的。

——77页
第二章道统与正统之间
——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始形态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基本特征：
第一、构成条件不是阶级，而是其所代表的道。

第二，中国古代知
识分子
一开始就管的是恺撒的事；后世所谓“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等等观念都是从这里滥觞出来的。

第三，知识分子不但代表“道”，
而且相信“道”
比“势”更尊。

根据“道”的标准来批评政治。

第四，由于“道”缺乏具
体的形
式，知识分子只有通过个人的自爱、自重才能尊显他们所代表的“道”。

此外便
别无可靠的保证。

中国知识分子自始即注重个人的内心修养，这是
主要的原因之
一。

——107页
第三章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
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
总之，一方面中国的“道”以人间秩序为中心，直接与政治权威打交道；
另一方面，“道”又不具备任何客观的外在形式，“弘道”的担子完全
落到了知识
分子个人的身上。

在“势”的重大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只有转而走“内圣”一条
路，以自己的内在道德修养来做“道”的保证。

但是从历史的观点看，儒家的最
初与最后的向往都是在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上面。

不但《大学》的修、齐、治、
平明确地揭示了儒学的方向，《中庸》也同样说:“知所以修身，则知
所以治人；
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
——126页知识分子虽然自始便有重视“修身”的传统，绝不能因此
肯定他们都在精
神修养上有了真实的造诣。

事实上，世主也以此为取“士”的标准。

“修身”既
人于利禄之途就必然不免要流为虚伪。

——127页
第四章汉代循吏与文化的传播
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
中国文化有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分，即中国文化的雅和俗两个方面。

一方
面固然相互独立，另一方面也不断地相互交流。

所以大传统中的伟
大思想或优美
诗歌往往起于民间；而大传统既形成之后也通过种种管道再回到民间，并且在意
义上发生种种始料所不及的改变。

汉代以后大小传统逐渐分隔。

——137-139页
循吏的身份特殊功能：
儒教在汉代确居于主流的地位，但是儒教对汉代国家体制，尤其是
中央政府的
影响是比较表面的，法家的影响仍然是主要的。

对孔子和儒家而言，文化秩序是
第一义的，政治秩序是第二。

循吏兼“吏”与“师”的双重身分，这双
重身分可
以称之为“政统”与“道统”。

这两个传统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互相支援，一方面
又不断发生矛盾。

汉代的循吏恰好处在这两个传统的交叉点上。

——168页
第五章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
士的影响力的体现：
东汉政权的建立实以士族大姓为社会基础。

光武集团之所以能在群
雄并起的形
势下获得最后的胜利，除刘秀个人的身世，及其所处的客观环境较
为有利外，它
和士族大姓之间取得了更大的协调，显然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不
可否认，士
族在当时社会上确实起着主导的作用，大姓跟着士族走。

东汉这个
靠着士族大
姓的辅助而建立起来的政权，最后还是因为与士大夫阶层之间失去
了协调而归于
灭亡。

——285-286页
第六章汉晋之际士的群体自觉和个体自觉
中国宗教的入世转向：
【篇二：《士与中国文化》读书笔记】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笔记
《士与中国文化》这本书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关于士人在传统
中国地位与功能相关论述的基本范式。

余先生接续钱穆先生的衣钵，继而发扬光大之。

这本书不只是作为学术论文的典范，也有余先生
化不开的士人情怀与文化中国的情结在。

“士”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坚力量，对中华民族政治、文化等状况的
形成有着无可替代的贡献。

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这个阶层的内涵、外延以及禀赋都在发生着变迁，不仅仅与政治密不可分，对于意识
形态层面的文化影响更是深远。

《士与中国文化》较为全面权威地
为我们解剖了这些内容。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士”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
特殊的地位，从整体上看，“士”的形成及演变在中国历史上也确然
具有高度连续性的传统。

余英时先生在他的《士与中国文化》中说：“中国历史上的‘士’大致
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但两者之间又不尽相同。

” “我们如果
要追溯历史，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而且流风余韵至今未绝。

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
士是中国历史上起着重要作用的一个独特的阶级。

我们可以粗略地
说士是我国的知识分子。

可是这并不是士所包含的涵义。

以及士，
士大夫，士君子等一系列的称谓所代表的阶级群体，文化思想,都在
我国历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士文化。

士属于
知识分子阶层，而中国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阶层是一种政治力量。

士与知识分子是两个概念不完全相同，后者纯属于社会学的范畴，
是指社会知识与智慧的承担者；前者却兼有伦理学的上的意义，它
同时也是社会道德的承担者。

因为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
思想，所以传统文化中士的标准就是儒家的道德标准。

“仁”是儒家
的最高境界，所以达到了“仁”的境界的人，可成为“完人”，孔子把
它定为士的最高标准。

其实，士还有其一般标准，那就是“内圣外王”，自强独立。

这里面
包含了三个方面的意思：一是要严格地加强自身道德与文化修养，
即“内圣”；二是要有入世精神，为社会做贡献，即“外王”；三是在
精神上要独立，如“士可杀不可辱”等价值观长期以来被人们认同。

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阶层，是以士的准则存在的，虽然不是每
个知识分子都可成为士，但士是他们共同的追求。

士的标准与属性，决定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作为一支不可低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
台的。

黄宗羲把学校也列为政治机构，因为学校是知识分子集合的
地方，力量集中，便于进行政治活动，同时影响也更大。

中国的士，通过科举为仕的途径与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参与和深刻
影响了社会与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以此
构成了中国独特的士文化，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篇三：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著作简介：
《士与中国文化》集结了余英时先生十二篇历史研究的论文集，也
是共12章节，200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61100字。

由于是论文集，可能在逻辑上有不连贯的地方，但总体脉络还是十
分清晰。

研究知识分子比较著名的还有李泽厚李泽厚十年集和许纪
霖的《知识分子十讲》。

作者简介：
余英时，原籍安徽潜山，1 930 年生于天津。

1 950 年至1 955 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

1 956年至1 961
年就读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

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
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
讲座教授，现居美国。

余英时在中国内地比较广为人知的作品有
《士与中国文化》《中国知识分子论》等
余英时研究的重心是思想史,并且格外致力于从不同历史阶段的个案
出发寻求中国文化内在理路的连续性和价值的再发现,在当代海外学
者中,余英时是受中国传统史学影响较深的,他的论著呈现出一种文人
情怀和学者风范相结合的风貌,这种治学气质比较鲜明地体现在对知
识分子的研究和关注中,这也是他著作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士与中
国文化》彰显了这个特色。

作者在各历史阶段中选择了若干有关“士”的发展的中心论题，然后
对每一论题进行了比较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其目的是通过这一重点
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访谈时如是说（研究背景）：
“我开始对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发生深厚兴趣是在1940年代，当时
中国史观正处于一个反传统的模式。

中国整个过往被负面看待，即
便中国独特的发明，也在西方历史发展的对照之下，被诠释为偏离
普遍文明进步的正轨。

当时我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以及对自己的认同
感到完全迷惑，自然毋庸赘言。

”彼时的余先生，在世界和中国都对
中国传统质疑之时，开始研究这样一个主题，心中难免有不平之意吧？
本书由于时间问题，，我暂时并没有看完，但是都大概看了下每个
章节的内容，结合本书的导读和简本，我把本书分为6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士”一词的起源，本义，并告诉我们在古代早期“士”由低微的贵族，逐渐演变成庶民，以及“士农工商”四民社会格局的
奠定才最终赋予了“士”延续至今的本质含义。

第二部分，主要以汉代的循吏为切入点，阐述了代表着“士”的循吏
身上的双重身份，即治理政务的“吏”的身份，以及主动教化的“师”
的身份。

在这里，余先生告诉我们，其“师”的身份并不是中央要求
和规定的，而是一种自觉的现象，这里，我们必须引起重视，循吏
的自觉的教化，甚至更加认同“师”的身份，这都证明，士和中国文
化之间，有着一种
自然的承载关系。

第三部分，主要讲了魏晋时期的士人“自觉”和社会“自觉”的两个现象，来论证“礼”和“情”的一种对立统一，这时的士依附于士族社会，并且更加的重视着个性发展和人格精神独立自由。

第四部分是从唐宋到元明时期，儒学添加进了新的元素，并在道教
和禅宗影响下发生着变化，导致士志于道中的“道”逐渐由一种政治
上的功用转化为一种社会功用。

第五部分，着重介绍了明朝的士人与商人的关系，士而商，或者商
而士，四民社会的格局发生变化，以前最被轻视的“商”在此时跃居
到第二位，并在社会地位和价值上有了很大的突破。

第六部分，是对本书的一个总结。

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二章节，这里我主要讲下我看完第二章节后的感想。

第二章节作者通过对“道”与“势”两个重要的概念的讲解，以达
到对“士”的群体形象的探究。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希望用阶级来分
析文化现象，尤其用新兴地主阶级的观念来分析“士”的兴起。

而本
文却鲜明的提出“知识阶层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经济阶级，因此他
才能坚守‘思想上的信念’，这恰是孟子‘恒心’的现代诠释”，作者一再
强调“从道不从君”的理念。

如何来解释这一特殊群体存在的意义与结果呢？作者再次用传统经典中“思以其道易天下”的理想，与汤因比提出的“创造少数creative minority”概念，强调“道”的最终目的是改变现状，具有比政治更高的权威，而且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疏离于普遍阶级的“创造少数”
也确实可以做到了这一点。

而由于中国的“士”追求的是“人道”，因此他的实现没有确定的保障，因此更重视自爱自立自尊。

西方上帝的尊严可以通过教会制度来树立，但是中国“道”则悬在空中，以道自任的知识分子只有守住个人的尊严才能抗礼于“道。

” 在中国今日的社会背景下，这一观点也有其现实的意义，既是对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呼唤与对追名逐利之徒的含蓄批评；也是希望通过价值观的构筑，在广泛的社会层面上，以道的力量，或者说道德文化的教化，来实现长远的目标。

问题：
1.为何余先生没有在书里没有论述自隋唐以来对中国士阶层影响很深的科举制度，比如阶层的流动等…..
2. 现代的中国，我们时常会听到现在的中国人缺少的是信念，那么一直有着坚持“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理念，余先生也在书中写到从汉代以来，循吏，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有二个身份，，一个是治理政务的“吏”的身份，还有就是主动教化的“师”的身份。

从汉到清末一千多年，但是怎么就是在这个近代的短短时间内会渐渐的淡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