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名人身后事

文化名人身后事
作者：智效民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2013年第12期
最近，有关钱钟书手稿和书信拍卖的新闻成为社会的一大热点，这让我想起了梁启超的身后事。

据《梁启超年谱长编》前言介绍，梁先生去世以后，他的亲属和朋友们为了纪念这位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给后人研究评论提供基本资料”，决定办两件大事：一是编辑《饮冰室合集》，由林志钧负责；二是编一部梁氏年谱，由丁文江负责。

随后，他们通过写信和登报等方式公开征集梁启超信札和诗、词、文、电的抄件、复印件，并诚恳表示原件应该由收藏者保存。

因为做法得当，所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收集到梁启超信札近万件。

这成为编纂年谱的基本资料。

书信和日记是很私密的个人文件，因此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难道梁氏亲属就不怕暴露其中的个人隐私吗？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看法是：第一，既然你是一位文化名人，那么你在享受喜爱与崇敬的同时，也应该接受批评和挑剔。

须知名誉度和透明度应该成正比，否则就不合逻辑。

第二，文化名人的书信、日记等第一手资料，对于追寻历史真相、提升民族的文化水平至关重要。

把文化名人的日记、书信等遗产公开，既是对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尊重，也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说到这里，还需要对“拍卖”一词有所澄清。

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商业活动，“拍卖”也经历了从不理解、被排斥到广泛接受、大行其道的过程。

我注意到：在1979年版《辞海》中，曾经把“拍卖”解释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买卖方式”；后来人们又认为“拍卖”不过是处理剩余商品，与甩卖、贱卖没有两样，这种认识至今还被商家使用；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对“拍卖”给出的定义是“以公开竞价的方式，将特定的物品或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者的买卖方式”。

因此，我们对于钱钟书文稿的“拍卖”，应该抱一种平和的态度。

另外，钱钟书先生是一个风趣幽默、比较自我的人，因此他对文化圈多有苛评。

这些评论也许未必公正，但是却能反映他的个性特征。

如果把这些东西以个人隐私的名义藏于密室，恐怕对全面认识钱先生有害无益。

再说，与公开言论相比，私人书信更能反映一个人的思想观点和政治倾向，这对于研究钱钟书以及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至关重要。

因此，文化名人的日记和信札中包含的资料价值和研究价值，要远远大于商业价值。

在这方面，梁启超家属的作法非常值得借鉴。

《梁启超年谱长编》的撰稿人之一赵丰田说：当年他们收集到大量的梁氏书信以后，发现其中“不少资料对孙中山先生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许多诬蔑之词”，但是基于对历史和谱主负责任的态度，他们在“修订时均保持原貌，未予删节，借以反映梁启超这派人物的历史面目。

”（见该书前言第5页）
近年来，涉及文化名人遗产的纠纷层出不穷。

为此有人对簿公堂，致使家庭失和；有人闹到墓地，让逝者不能安息。

之所以如此，无非是为了一个“钱”字。

文化名人的遗产，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物质遗产”，比如房子、票子、存款、股票之类；另一种不妨借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比如日记、书信、手稿、字画之类。

因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不乏“稀世珍宝”，再加上如今有“盛世收藏”的说法，这就让不少人产生“只要据为己有就能一夜暴富”的想法。

这恐怕就是如今文化名人遗产纠纷不断的基本原因。

文化名人本来是知书达理的社会精英，但如今却遭遇斯文扫地的尴尬。

所以人们在感叹世道浇漓、人心不古的同时，也对所谓“盛世收藏”提出质疑。

有人甚至说：这哪里是盛世收藏？简直是浮世乱象！
这种浮世乱象也是“拼爹”的一种表现。

这些年，我们目睹了发生在官二代和富二代身上千奇百怪的拼爹丑态，到如今又看到文二代也为了金钱撕破脸面。

不同的是，官二代、富二代们往往是他爹在位和在世的时候，就表演得淋漓尽致；而那些觊觎遗产的文二代们，则要等到老爹去世以后才有机会。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和“富贵传家，不过三代”等说法。

如今层出不穷的文化名人遗产纠纷，却演绎了一幕又一幕“文化传家，二世而亡”的悲剧。

这难道不是对所谓文化名人及其时代的最大讽刺？
（作者为近代史学者，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