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停中的面子问题

调停中的面子问题
在《敬而远之的空间感》一文中老猪已经提到过，中国人以“安”为最高的心理学原则，所以我们很不喜欢吵架、冲突、矛盾，即使是像我这种学西学的，牢记着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教条，但也仍不觉得课堂上挑战老师的权威对我认识真理有什么好处。

我有时候会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是不会跟老师较真，因为没有哪位中国老师喜欢钻牛角尖的学生，即使这种钻牛角尖的精神在西方很盛行，维特根斯坦可以说他的老师罗素根本看不懂他高深的理论，在中国，谁敢？
为什么老师不喜欢学生当众挑战自己呢？这就涉及到解读中国人的非常关键性的一个概念了，叫做面子、脸面。

“面子”虽然翻译成英语变成face，但是社会学家们认为，这样的翻译是无法传达中国文化的精神的，就像中国人所说的“道”一样让人头疼，我们认为道是不可言说的，但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面子也如此，这真是令人奇怪的事情。

面子是什么？有些社会学家认识这是权力，这个很有道理，但似乎仅仅解释为权力还不够。

现代人常常对面子有两种不同的误解，一种认为面子就是尊严、自尊，这是用西方概念来解读，当然不对，如果我们认为尊严就是esteem的话，那么，这就涉及到西方人的个体主义精神、自我意识等，当然跟面子风马牛不相干了；另一种认为面子就是虚荣，颇有秉承五四以来打倒孔家店的气派，但是那个全盘否
定传统文化的时
代已经过时了，我们下面会分析。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实例来说说，中国人是怎么在调停这件事上博弈的，换句话说，面子是如何在人际关系中起到“道”的作用的。

调停，就是甲乙方发生矛盾冲突，丙方想去平息这件事情，如果这件事闹大了，我们还常常用摆平，捻事之类的词语。

调停是非常高深的艺术，只要一着不慎，就变得吃力不讨好，或者被冠以“滥好人”的美誉，这就是调停人的尴尬。

宿舍有两位同学小笔和小台，一个用笔记本电脑，一个用台式机，月底交电费的时候，小台提出要平分电费，小笔则拿出他的笔记本电脑说明书，认为他的笔记本用电量小，不应该平分电费，于是两个人吵了起来。

这时候室友小吴（无电脑）听到争吵，赶忙过来，探听事情究竟，小笔理占优势，因为平分电费确实有点过分，于是小吴问小笔，怎么样的分法才算合理？小笔顿时无语，小台乘机说，小笔虽然笔记本用电量小，但几乎从早上开到晚上，而他虽然用台式机，却很有节制的开关。

双方相持不下，这时候小吴应该采取什么策略呢？
冲突的双方，一般都有一方相对理亏，但是他的提议有建设性，处于比较主动的一方，俗话说，恶人先告状，小台属于这一方；另一方则比较气壮，但是他仅仅是否定对方的提议而没有建设性，所以他们之间需要仲裁，小笔属于这一方。

在以前的时代，冲突的解决非常简单，就是找长辈、“乡里老大”来解决，以民俗为最高准则，大家都给人际关系等级中较高的人以面子（其实是冲突的双方沾了长辈的光，分到了长辈给的面子，有时候长辈还做出自我牺牲给与双方好处）。

这样事情的解决，长辈很有面子，理亏的一方不仅保住了面子，稍微收敛了一下自己的欲望，但仍有所得；气壮的一方也保住了面子，也稍微节制了一下自己的要求，仍有所得。

这就是“你好，我好，他好”的三赢局面。

这种找长辈的规则应用在官场上就是“官大一级压死人”，上级把下级的事情做了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在某部门做不通，中国人往往会越过这道屏障找这个部门上一级，因为中国的管理体制是自上而下的，而不是各级自治的，而在很多西方管理学家看来，责任分明，各管一级则比较简单合理，符合科学精神。

当然，官大也就意味着什么鸡毛蒜皮的事情都归你管，所以，在中国，精英是没有权力偷懒的，虽然他们有权力过于积极并有时候产生负面影响。

就像我以前本科在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想引进美国的管理方法，校长办公室对学生敞开，没想到竟然有因为自己的毕业论文没有通过而来哭诉的，校长只有很无奈地把这个设想取消掉，美国人肯定不会这么做，所以这个方法在中国行不通。

在老百姓看来，事必躬亲是领导的典范做法，所以，诸葛亮、周恩来这两位总理就是我们的楷模。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案例上来，小吴现在怎么办呢？他不可能找老师来解决这件事情，事儿太小了，但是他又不能袖手旁观，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对小笔和小台说：这样吧，我虽然没有电脑，但是偶尔也用过你们的电脑查过资料，你们两个商量一下，小
笔你算一下你应该出多少，然后你和小台都出这个数，剩下的我掏钱。

这时候小台觉得挺不好意思了，说，你才用了一次，哪好意思让你掏钱啊，这样吧，我们俩好好商量，你就甭管这事了。

小笔也赶紧插话：是啊，你忙你的吧，我们会处理好的。

这样，三个人都很有面子的情况下，小笔和小台开始比较理性地计算得失，最后达成一个妥协，中国人说，有话好好说，就是意味着，双方很有面子的时候，都是很讲理的，任何事情都是很好解决的。

但是如果没有面子，就会“无脸输过死”（汕头俗语，但没有听说过“无理输过死”的），任何事情都跟你针锋相对，因为中国人有阴阳辩证法，什么都可以跟你抬杠。

你可能会问我，那如果小台和小笔都认为小吴也应该掏钱，那怎么办？没错，如果小吴并没有掏钱的打算，那么，当小笔和小台认为小吴也应该加入时，小吴就露馅了，而从此小吴的话就没有任何权威性，没有人愿意听了。

在中国人看来，说话就意味着行动，没有行动为保证的言语是没有力量的（所以，如果听说一个朋友生病了，你问：“好点了没？”，你要想清楚了，如果对方说：“不是很好”的时候，你是应该准备点补品去看他呢，还是领他去医院，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话，那么你的问候会给人一种安全感，即使你什么也没做，因为别人会认为你不仅好心好意，而且能够依赖。

但如果别人说出“挺难受”的时候，你仅仅是安慰几句，那么，别人不仅不会领情，还觉得你的问候纯属多余，甚至觉得你的关心其实是一种八卦）。

所以，小吴虽然这次吃了点小亏，却可以赢得一种社会心理上的优势，而我们周围的老大们、头头们，就是靠这种吃亏是福的心态成长为树根的。

我本科的室友就是这样的人，他买的东西从来就不像是他的似的，有时候把东西一放下一走开就被我们给瓜分了，几乎从来不计较个人的利益，所以后来他创办的中国农业大学登山社的会员们都很尊敬他，称他为“老大”，而且以他的名字的最后一个字作为社名：“峰”云登山社。

汕头人所说的“吃大赔小”的豪爽气派，也是如此。

如果你硬要跟我较真，说小吴根本就不愿意掏钱，他又正好遇到这件事怎么办？很简单，熟视无睹就行了，没有本事调什么停，一进入不可自拔，如果没有掏钱的动机，我们称之为伪善，如果没有掏钱的能力，我们称之为滥好人，这都是非常要命的。

还有，上面所说的都是建立在中国人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基础上的（就像博弈论是必须建立在理性基础上一样，中国人的博弈假设也必须建立在“道”之上），如果小笔和小台刚好都是不讲理的人，死要面子，那么这种情况下小吴也不应该去调停，因为没理可讲怎么调停法，如果双方冲突到打架，危害到其他人了，那就应该动员其他同学以暴力制止他们（当然不是反攻击），而不是力劝了，但一般来说，中国人都讲面子，完全不要面子的人很少，而面子其实就与理交织在一起。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模型，但是却浓缩了中国人矛盾冲突的最基本的形式。

面子在这种冲突中起到一个引导性的作用，它既是使中国人
冲突的动因（当然，因为我们已经假设了矛盾的存在，所以面子如何成为导火索并没有说），但也是使中国人重新冷静下来的药剂，所以，说面子是虚荣实在是很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表现。

在冲突中，首先要处理好面子的问题，使双方达到一种讲平静的状态，创造一种双方讲道理的氛围。

冲突的双方由于顾及到自己的面子，所以在有第三者在场的时候，会本能地捍卫自己的面子（有的人这时候就说是捍卫自己的尊严，我们可以理解为面子），这时候冲突反而会升级，因此，没有调停的动机或者本事的人最好不要参与，因为他往往成为导火索，所以说，好人做坏事就变成滥好人，伪善则变成小人。

如果第三者在社会地位或者社会心理等级上（就是他说话别人会听，德高望重之类的）高于冲突的双方，那么他的言语将会平息双方的怨气（或者他在场的时候冲突的双方只敢暗斗不敢明争，那样他们的冲突就不会升级，升级的冲突总有浮出水面的时候，所以汕头有句俗话说：理光唔理暗，就是说没有浮出水面的冲突不要去管，但是一旦浮出水面就一定要控制住，这才是大智慧），换句话说，他的面子大，所以分给冲突的双方，双方都得到了面子，就可以不为面子而争斗；如果调停人并没有心理优势，那么他就要以行动为支撑来创造这种心理优势，以利益上的亏来换取心理上的优势（这叫做顾全大局，我们现在常常认为忍辱负重就是顾全大局的一种表现，其实不对，忍辱负重也许什么也没有解决，反而被人看扁，变成东郭先生，而顾全大局则是以退为进，看似被动其实主动的去化解问题
，就像蔺相如的故事一样），通过这样的方式使自己的面子资源赠与冲突的双方，这样也能使双方冷静下来。

所以，在调停这件事上，我们看到，面子其实是中国人际博弈中的一种可分的资源，它通过社会心理优势的方式表现出实质的利害关系，调节着冲突的双方的情绪：当有面子的时候，中国人心同此理，没有面子的时候，中国人就蛮不讲理，所以，逻辑上，理在面子之前；形式上，面子在理之先。

我们常常会发现有些人为了一点点的钱而大喊大叫，我们会嘲笑说，不就那么一点钱吗？他会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是面子的问题。

我们就会想：真是死要面子。

其实，中国人既不是为道理而活，也不是为利益而活，而是把道理和利益融入了面子这样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之中，以道理的形式表现出自己的实质利益关系而已，而这就是面子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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