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文化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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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文化宣言
在中华民族争取实现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中,知识分子从文化层面做了艰辛的努力,王新命等人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现代新儒家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许嘉璐等人的《甲申文化宣言》等,是其典型表现。
三个“宣言”的精神实质和基本价值指向,是力图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而促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挺立中华民族精神。
三个“宣言”关涉的相同问题是:中西文化的关系、民族自信力、文化的民族性、吸纳西方优秀文化、民族振兴、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构建。
三个“宣言”对于我们文化建设的启迪是:现代化不是西化;现代化不是物化;建设现代化的中国,应当挺立民族精神层面的自我,坚持文化建设的主体性;建设现代化国家,应当注意文化的民族性特质。
坚持中国特色。
(共10页)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本质上是中华文化的复兴,也就是如何建设成有中国特色的本位文化。
“五四”以来中国三次文化宣言《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甲申文化宣言》,其显主题是中国学者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认识问题。
隐主题是中国本位文化的建...
《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王新命等10位教授发表于1935年1月10日
一、没有了中国
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
中国在对面不见人形的浓雾中,在万象蜷伏的严寒中:没有光,也没有热。
为着寻觅光与热,中国人正在苦闷,正在摸索,正在挣扎。
有的虽拼命钻进古人的坟墓,想向骷髅分一点余光,乞一点余热;有的抱着欧美传教师的脚,希望传教师放下一根超度众生的绳,把他们吊上光明温暖的天堂;但骷髅是把他们从黑暗的边缘带到黑暗的深渊,从萧瑟的晚秋导入凛冽的寒冬;传教师是把他们悬在半空中,使他们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虚无境界中漂泊流浪,憧憬摸索,结果是同一的失望。
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
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得中国人。
所有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
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日本的画家常常说:“西洋人虽嫌日本画的色彩过于强烈,但若日本画没有那种刺目的强烈色彩,那里还成为日本画!”我们在文化建设上,也需要有这样的认识。
要从事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必须用批评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检阅过去的中国,把握现在的中国,建设将来的中国。
我们应在这三方面尽其最大努力。
二、一个总清算
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曾占过很重要的位置。
从太古直到秦汉之际,都在上进的过程中。
春秋战国形成了我们的希腊罗马时代,那真是中国文化大放异彩的隆盛期。
但汉代以后,中国文化就停
顿了。
宋明虽然还有一个新的发展,综合了固有的儒、道和外来的佛学,然而并未超出过去文化的范围,究竟是因袭的东西。
直到鸦片战争才发生了很大的质的变动。
巨舰大炮带来了西方文化的消息,带来了威胁中国步入新时代的警告,于是古老的文化起了动摇,我们乃从因袭的睡梦中醒觉了。
随着这种醒觉而发生的,便是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
曾李的洋务运动只知道“坚甲利兵”和“声光化电”的重要,完全是技艺的模仿。
康梁的维新运动在于变法自强,不过是政治的抄袭。
这都可以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见解,随在当时也自有其除旧布新之历史的使命,然毕竟是皮毛的和改良的办法,不能满足当时的要求,于是有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
他以把中国固有的“从根救起来”,把人家现有的“迎头赶上去”为前提,主张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作彻底的改造。
民国四五年之交,整个的中国陷在革命顿挫、内部危机四伏、外患侵入不已的苦闷中,一般人以为政治不足以救国,需要文化的手段,于是就发生了以解放思想束缚为中心的五四文化运动。
经过这个运动,中国人的思想遂为之一变。
新的觉醒要求新的活动,引导辛亥革命的中华革命党遂应时改组,政治运动大为展开。
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声浪遍于全国。
由此形成了一个伟大的国民革命。
其间虽有种种波折,但经过了这几年的努力,中国的政治改造终于达到了相当的成功。
这时的当前问题在建设国家。
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建设既已开始,文化建设亦当着手,而且更为迫切。
但将如何建设中国的文化,确是一个急待讨论的问题。
有人以为中国该复古,但古代的中国已成历史。
历史不能重演,也不需要重演;有人以为中国应完全模仿英美,英美固有英美的特长,但地非英美的中国应有其独特的意识形态,并且中国现在是在农业的封建的社会和工业的社会交嬗的时期,和已完全进到工业时代的英美,自有其不同的情形;所以我们决不能赞成完全模仿英美。
除却主张模仿英美的以外,还有两派:一派主张模仿苏俄,一派主张模仿意、德。
但其错误和主张模仿英美的人完全相同,都是轻视了中国空间时间的特殊性。
目前各种不同的主张正在竞走,中国已成了各种不同主张的血战之场;而透过各种不同主张的各种国际文化侵略的魔手,也正在暗中活跃,各欲争取最后的胜利。
我们难道能让他们去混战么?
三、我们怎么办?
不,我们不能任其自然推移,我们要求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在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应有这样的认识:
1、中国是中国,不是任何一个地域,因而有它自己的特殊性。
同时,中国是现在的中国,不是过去的中国,自有其一定的时代性。
所以我们特别注意于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
2、徒然赞美古代的中国制度思想,是无用的;徒然诅咒古代的中国制度思想,也一样无用;必须把过去的一切,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其可赞美的良好制度伟大思想,当竭力
为之发扬光大,以贡献于全世界;而可诅咒的不良制度卑劣思想,则当淘汰务尽,无所吝惜。
3、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应该的,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
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
4、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创造,是迎头赶上去的创造;其创造目的是使在文化领域中因失去特征而没落的中国和中国人,不仅能与别国和别国人并驾齐驱于文化的领域,并且对于世界的文化能有最珍贵的贡献。
5、我们在文化上建设中国,并不是抛弃大同的理想,是先建设中国,成为一整个健全的单位,在促进世界大同上能有充分的力。
要而言之,中国是既要有自我的认识,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有不闭关自守的度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决心。
这认识才算得深切的认识。
循着这认识前进,那我们的文化建设就应是:
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未来。
不守旧,是淘汰旧文化,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努力开拓出新的道路。
不盲从,是取长舍短,择善而从,在从善如流之中,仍不昧其自我的认识。
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判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未来,是要清算从前的错误,供给目前的需要,确定将来的方针,用文化的手段产生有光有热的中国,使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能恢复过去的光荣,重新占着重要的位置,成为促进世界大同的一支最劲最强的生力军。
王新命何炳松武堉干孙寒冰黄文山
陶希圣章益陈高傭樊仲云萨孟武
民国二十四年一月十日
━━原载《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转载于《原道》第九辑(暨《新原道》第二辑),大象出版社(郑州)2004年版。
(《东方杂志
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等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宣言》说,中国在文化的领域里消失了。
中国政治形态、社会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其特征。
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已经渐渐不能算得是中国人了。
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在世界里面已经“没有了中国,没有了中国人”。
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与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必须用批评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检阅过去的中国,把握现在的中国,建设将来的中国。
一、当对中国文化做历史估计
《宣言》有其独自的中国文化进化观。
其中说:从太古到秦汉,中国文化处于上进的阶段,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文化大放光彩的时代。
但到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化就停顿了下来。
宋明虽然还有一个新发展,综合了固有的儒、道与外来的佛学,但并没有超出过去的范围,主要还是因袭的
东西。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发生质的变化,西方文化进来,中国文化从睡梦中觉醒。
表现这种觉醒的是洋务运动,又有康有为与梁启超的变法。
宣言对洋务运动持批评态度,说曾国藩与李鸿章发起的这场运动,其实还是技艺的模仿。
评判戊戌变法则说其是政治上的抄袭,仅做皮毛的改良,一概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出于如此的局面才有辛亥革命的爆发。
不过《宣言》也认为中国文化到近代出现了危机。
《宣言》作者开出的药方是“文化的手段”救中国。
作者说:中国的革命遇到了挫折,内部危机四伏,外患侵入不已,由此感到单是政治不能救中国,还要有“文化的手段”,于是就发生了以解放思想为中心的“五四文化运动”。
这个运动使人的思想“为之一变”,促成了一个伟大的国民运动,其间虽有种种的波折,但“中国的政治改造终于达到了相当的成功。
”[1]既然中国政治已经有了初步的起色,“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建设既已开始”,“文化建设工作亦当着手,而且更为迫切。
”[2]
《宣言》反对复古,也反对崇外:“有人以为中国该复古;但古代的中国已成历史,历史不能重演,也不需要重演。
”“有人以为中国应完全模仿英、美,英美固有英美的特长”,但中国应有其独特的意识形态;“并且中国现在是农业的封建的社会和工业的社会交嬗的时期,和已完全进到工业社会的英、美,自有其不同的情形”,要注重中国的“空间、时间的特殊性。
”
为此,《宣言》提出有关文化建设的五个认识:
其一,中国是中国的,有其自己的特殊性。
同时中国是现在的中国,自有一定的时代性。
要“特别注意于此时、此地的需要”。
所谓中国的本位文化,这个“本位”是什么呢?回答是“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
”本位就是“此时此地”,就是“中国的”与“本土的”。
其二,徒然地去赞美中国古代的制度文化是无益的,徒然地去漫骂与诅咒中国的制度与思想也是无济于事的。
“必须把过去的一切,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其可赞美的良好制度、伟大的思想,当竭力为之发扬光大,以贡献于世界;而可诅咒的不良制度、卑劣思想,则当淘汰务尽,无所吝惜。
”[3]
其三,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的,是应该的。
但是在吸收的过程中要选择,吸收其所当吸收者,拒绝所不当吸收者。
文章坚决反对“全盘西化”的思想:对西方文化“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
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
”[4]
其四,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创造,是迎头赶上去的创造。
其创造的目的是恢复中国的文化特征。
这个特征在当前已经失去了,将失去的寻回来是本位的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如果找回来了,并且发展起来了,“中国与中国人,不仅能与别国人并驾齐驱于文化的领域,并且对于世界的文化能有最珍贵的贡献。
”[5]
其五,在文化上建设中国,并不是抛弃大同的理想,是首先将中国建设成为“一整个健全的单位”,“在促进世界大同上能有充分的力。
”
要而言之,中国既要有自我的认识,又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有不闭关自守的度量,又要有不盲目模仿的决心。
文章说这种认识才是对中国文化建设的“深切的认识”。
《宣言》还说,不守旧是淘汰旧文化,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努力开拓出新的道路。
不盲从是取长补短,择善而从。
在从善如流的态度中,保持对本位文化的自信,“仍不昧其自我的认识”。
文章强调要有科学的态度,以科学的态度去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
清算过去的错误是供给目前的需要,确定将来的方针。
“用文化的手段产生有光有热的中国,使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能恢复过去的光荣,重新占着重要的位置,成为促进世界大同的一支最劲最强的生力军。
”[6]
二、“反动空气”——胡适对《宣言》的定义
胡适于1935年3月31日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可以说是对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的直接批评。
胡适说,十教授在他们的宣言里,曾表示不满意于洋务与维新时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见解。
“但这是很可惊异的”,“因为他们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正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
式的化装出现。
”[7]胡评论戊戌变法失败的文化原因说,他们的失败,只是因为他们的主张里,所含的保守的部分要胜过破坏的成分,只是因为他们太舍不得那个“中国本位”。
就是这个原因他们的维新政纲到后来是失败了。
[8]
胡表示忧虑,辛亥革命是维新派所不敢要求的,因为推翻帝制,建立民主,理所当然就要“毁了那个…中国本位‟”。
然而在辛亥大革命以后,“…中国本位‟依然存在”。
[9]胡说,“何健陈济棠戴传贤诸公的复古心肠当然是要维持那个…中国本位‟。
萨孟武何炳松诸公的文化建设宣言也只是要维持那个…中国本位‟。
何健陈济棠诸公也不是盲目的全盘复古:他们购买飞机大炮,当然也会挑选1935年的最新模特儿;不过他们要用2500年前的圣经贤传来教人做人罢了。
”[10] 胡将“文化复古”说成是一种“反动空气”。
他认为《宣言》的作者虽然强调“不守旧”,但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有着保守的心理在作怪。
《宣言》也正是今日一般“反动空气”的一种时髦的表现。
只是他们的保守心理是托庇在折中与调和的烟幕弹之下。
因此,《宣言》作者最大的错误是不认识文化变动的性质。
胡适的观点可具体整理如下:
第一,文化本身是保守的。
凡是一种文化既成为民族的文化,自然有其绝大的保守性。
第二,凡两种不同文化接触时,人们可以通过比较与直觉,选择取舍,如钟表的传入与武器的引进等。
思想与文化属深层文化,是最不容易被摧毁的,所花的力量必须最大。
第三,在整个文化变动之中,"没有一种完全可靠的标准可以用来指导整个文化的各方面的选择去取。
"[11]"政府无论如何圣明,终是不配做文化的裁判官的,因为文化的淘汰选择是没有'科学方法'能做标准的。
"
第四,"文化各方面的激烈变动,终有一个大限度,就是终不能根本扫灭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
所谓本位就是"固有环境与历史之下所造成的生活习惯"。
"简单说来,就是那无数无数的人民。
""那才是文化的'本位',那个'本位'是没有毁灭的危险的。
"他说不管制度是如何的变,物质生活是如何的变,思想学术是如何的变,"日本人还是日本人,中国人还是中国人。
"总之"中国本位"是"不必劳十教授们的焦虑的"
胡在文章结尾时带总结意味说:我的愚见是,中国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太大。
一切肯望前看的人们,应该“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以此“打掉一点我们老文化的惰性与暮气。
”
不过胡还是退了一步,“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
”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面真有着无价之宝,是受得起外来文化的冲击与洗涤的。
此后中国的“老文化”,将“会因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辉光大的。
”
胡说现在大谈“文化的创造”为时过早,“总之在这个我们还只仅仅接受这个世界文化的一点皮毛的时候,侈谈…创造‟固是大言不惭”,而大谈文化折中“也是适足为顽固势力添一种时髦的烟幕弹。
”[12]
三、陈序经本与胡适站在一个立场上
陈序经,广东文昌人,留学美国后,曾经担任岭南大学教授,中山大学与协和大学讲师。
又为南开大学教授,西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院长等职务。
他的《中国文化之出路》对中国文化的未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文化之出路》[13]发表时间较之《宣言》早,但其实中国文化背景相同,所以在论述《宣言》时,提及陈序经的观点也不属赘言。
他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中说:今天的中国文化正在经历一场大选择,在找着出路。
出路有三条摆在中国人的面前,由此中国文化界也分成三派:其一是主张保持中国固有的文化,其二是提倡调和的办法,其三是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西洋派。
陈序经明确主张中国文化的彻底西化,他认为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允许中国走第一与第二条道路,唯一可行的道路的第三条道路:全盘西化。
当今世界的趋势既不允许复返回古代的道路也不允许应用调和折中的的方法。
第一与第二条
道路的缺点是,前者昧于是文化发展的道理,后者昧于文化一致与和谐的真义。
前者误以为环境与时代不变,所以圣人立法可以用诸万世,而施诸万世。
而后者的认识错误在于以为文化的全部好象是一所旧房子,可以拆散它,看看那块石块可以利用,那个木料可以保留,其实文化是完整的,是不可以拆卸与分解的。
[14]
他说之所以主张全盘吸收西方的文化还出于以下两个理由,第一是西方文化的确比我们的文化来得进步,第二是西方文化无论我们喜欢与不喜欢,毕竟是现在世界的趋势。
他认定:从发展上看,在艺术、在宗教以及军事文化、教育、哲学、文学等各方面西方都比中国好。
从理论上说,西洋文化是世界的趋势,是现代的趋势。
在西方文化中可以找到中国文化的好处,在中国文化中却找不到西洋文化的好处。
在精神方面孔子的道德并不比柏拉图好。
民治与科学,中国都没有,都需要从西方引进。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中国的一切的政制已经是西洋化了,就是大家所穿的衣服也已经全面的西方化。
西洋文化由许多不同的文化组成,即使西方中世纪的文化也较中国好。
希伯来文化,罗马文化和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的原形态,它们一直在变化与发展中,直至现代西方文化臻于其最美妙的高峰。
然而中国文化从其发生起,就不如西方,且到汉朝,已自动出现了停滞。
他反驳一些人说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生命,文化亡,民族必也随之而亡。
他认为此说是不准确的。
文化是由人类创造的,过去的文化只是前人努力的结果。
现代与将来的文化正要靠我们去创造。
文化的本身是整个人类的共同的创造,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专用与专利品。
试看日本的情况,他们尽量采用西方文化,结果一变为世界强国。
他们祖宗的文化也随之光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
他说西方人研究中国的文化只是为研究而研究,并不是要学习我们。
有一些人以为若不发展自己的文化生怕中国将来在世界上要没有位置了,这是过于的担心,因为中国的历史是如此的悠久,世界是无法将中国忽略的。
他说现在社会上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在西方有的只是“军国主义与与金力”,它们的精神空泛,已平添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要将这个罪恶彻底地丢弃的时候了。
他说这种思想是“一种心理变态”,“所谓近代军国主义与金力主要都是和赛先生有了密切的关系”,其两者不外是西洋文化的“各方面之二方面”。
“军先生和金先生”是“赛先生”(科学)制造出来的。
军国主义与金力主义固然是不好的东西,然而“因为了世界各国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的猖獗,我们愈要有军国与金力主义去防备他”。
如果因为德先生与赛先生也居然造出来不少的罪恶,我们去反对,那么我们只好重新回到孔子之道,我们的民族与国家依然是贫困落后,这显然是行不通的。
我们“要享受赛先生的利益,应当要受赛先生发脾气时所给我们的亏。
”
以上是在中国文化建设问题上的三种态度。
《宣言》是一个态度,胡适是一个态度,陈序经又是一个态度,其实后两者的态度是一致的,只不过胡适并不直说“全盘西化”,倒是陈把话说白了。
注释:
[1]《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释中国》第2880页。
[2]《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同上书第2880页。
[3]同上书第2881页。
[4]同上书第2881页。
[5]同上书第2882页。
[6]《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第2882页。
[7]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独立评论》,145号。
[8]同上
[9]同上
[10]同上
[11]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12]同上
[13]《中国文化之出路》--民廿二年十二月廿九日晚在中山大礼堂讲词撮略。
原载《民国日报》,1934年1月15日。
[14]陈序经:《中国文化之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