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凉而无奈：浅析张爱玲笔下的“女结婚员”形象

苍凉而无奈：浅析张爱玲笔下的“女结婚员”形象
罗良金;徐静
【摘要】Zhang Ai-1ing＇s feminine writing is an important harvest fi＇om outside dominant literature. From the feminist perspective, she reexamined women and exposed women＇s mental illness, feminine complex, and feminine sin,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feminine literary. After analyzing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women married to men＂,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feminine writing by Zhang Ai-ling, accordingly further highlighting its significance.%张爱玲
的女性写作是主流文学之外的重要收获，她站在女性的角度对女性进行自审。

对女性心理痼疾、女性心狱、女性原罪意识的揭示，在女性文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她从两性、婚姻的角度切入，塑造了刊比“女结婚员”的形象。

透过“女结婚员”的生存状态的分析，能更加深入地理解张爱玲的女性写作，从而进一步突显张爱玲女性写作的意义。

【期刊名称】《遵义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1(013)006
【总页数】4页(P52-55)
【关键词】张爱玲;女结婚员;女性写作;男权中心;女奴意识
【作者】罗良金;徐静
【作者单位】遵义师范学院中文系,贵州遵义563002;遵义师范学院中文系,贵州遵
义56300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042
在张爱玲小说的苍凉世界中,女性形象是她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

作为一位女作家,她总是热切地关注女性的悲苦,在其作品中描绘了一大批生活于沦陷孤岛上海的乱世背景下,在社会的夹缝中为了生存而作出了各种努力和挣扎,却始终逃不脱悲剧命运的平凡而又普通的女性形象。

在中国几千年“男权中心”的传统意识中,女性的地位是极低的,她们已经被抹杀了作为“人”的地位,沦为男性的工具和附属物。

传宗接代、相夫教子,这是她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妇为夫贵、女为内助,这是社会对她们提出的标准。

生活在男权社会中的女性,必须按照这样的社会标准角色来塑造自己,以求得生存的权利,达到自我价值（社会对自我的认同）的实现。

而婚姻这一古老而稳妥的职业,往往成为女性自我实现的唯一方式和目标。

张爱玲是了解女性的生存处境的,尤其是她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女性,因此她描绘了一批“女结婚员”[1]形象,透过“女结婚员”的苍凉的生存状态,作者揭露了封建宗法家长制度对女性的戕害,通过对“女结婚员”内心的审视与解构,作者也洞开了女性自身的心理痼疾,从人性的深度揭示了女性之所以成为男性女奴的内在原因。

一
张爱玲笔下的“女结婚员”可分为两类,本文拟从她们的生存状态入手,透过其生存状态探讨造成女性悲剧命运、苍凉人生的原因,并试图阐释其在女性写作中的地位和意义。

第一类是旧式“女结婚员”。

其典型代表有《留情》中的敦凤、《连环套》中的霓喜、《金锁记》中的曹七巧。

这一类“女结婚员”的特点是：她们都是旧式传统女
性,没有接受过很好的教育,在婚姻中不能自主,婚姻对她们来说,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方式和目标,或者是更低层次的求得饮食的生存,已成为一种权衡利弊的交易。

因此,这样的婚姻目的也造就了她们的功利性和世俗化色彩。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可以说是作者诠释女性悲剧的最好例证。

作者将笔触深入到人性深处,从而将女性悲剧命运演绎到了极致。

曹七巧是麻油店老板的女儿,出身寒微,哥哥为了攀上大户人家,为了自己的私利,将她卖给了高门大户的姜家患骨痨的二少爷做偏房。

虽然苦闷,但是为了生存,她也顺从了。

然而,长期在婚姻、黄金欲、情欲这三重枷锁压抑下,她变得疯狂、变态,母性被泯灭,人性被扭曲。

长期压抑的欲望使她怪戾地毁坏儿女的婚姻幸福,用她带了三十年的黄金的枷劈杀了好几个人,没死的也送掉了半条命。

这样的人生悲剧谁又能简单地将它归咎于单纯的社会或个人的悲剧呢？
第二类是新式“女结婚员”。

她们的特点很明显：是“五四运动”后成长起来的新女性,接受过新式教育,有知识。

然而虽然外表被洋化了,骨子里却是旧的,在深层的思想意识里,传统观念仍然支配、主宰着她们的情感、心理和行动,她们仍然落入职业婚姻的旧窠。

这一类的代表有《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白玫瑰与红玫瑰》中的孟烟鹂、《花凋》里的郑川嫦、《心经》里的段绫卿、《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愫细。

她们有的工于心计,将所学知识都用在了与男人的调情与周旋上,就是为了套住生命中的某个男人,以保障自己的物质生活,求得生存的需要。

曾是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白流苏,离婚后流落娘家,被穷酸的兄嫂及自己的一无所能逼得无立足之地,凭借自己残存的28岁青春及一点女性的技巧和赌徒的胆量,和华侨富商范柳原展开了一场恋爱游戏。

幸而香港的沦陷成全了她,在这场并无胜算的婚姻游戏中,白流苏赢了,为自己找到了一张长期饭票,得到了一纸婚书的合法妻子的地位。

她们有的天真纯情、善良有爱心,对生活充满了热爱与希望,结果却被人世的无情与黑暗所吞噬,只留下遗
憾的人生或是悲剧的人生。

如愫细,从小生活在封闭的淑女式教育的家庭里,命运安排,她只能是当一个“女结婚员”,正是由于她对两性关系的单纯无知,才导致在新婚之夜闹出一幕幕悲剧：把正常的两性行为当作反常的禽兽行为,逼得自己的丈夫发了疯,走上自杀的绝路。

然而追根溯源,我们看到的是封建宗法家长制对女性正常人性的迫害。

郑川嫦也是生活在封建宗法家长制下的女性,“为门第所限,郑家的女儿不能当女店员、女打字员,做个‘女结婚员’是她们唯一的出路。

”[1]因此,她一下地就进了“新娘学校”,但是她的梦想是等着父亲有钱了送自己上大学。

然而她还没有等到梦想实现的那一天,无情的病魔就夺去了她宝贵的生命。

自私冷漠的父母也让她失去了对生活、对生命的热爱,失去了与病魔抗争的信念,除了向世界遗憾地投望一眼之外,她连抓住世界的念头都没有。

面对本能治好的病,父亲怕花钱而叫苦不迭,而冷漠自私的母亲为了怕给女儿治病而暴露了自己的私房钱,便忍心看着女儿渐渐地死去。

这便是张爱玲作品中的一种生存状态：人间无爱,有的只是一份错位的、失落的、永不现实的病态情欢。

人间无爱,这是她对人世对社会的基本看法。

正是这份悲凉,使她固执地描写着变态人生、无情婚姻、悲剧人生。

在她笔下,血浓于水的亲情被还原为普通的人与人的关系,揭开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让我们看到的是冷漠、自私、虚伪的本质,亲情爱情都已被物化。

如果说作者对愫细、郑川嫦的悲剧的态度是哀其不幸的话,那么,对孟烟鹂与段绫卿就应该是怒其不争了。

孟烟鹂、段绫卿都是典型的新式女性,受过新式教育,尽管如此,外表洋化了,但是骨子里却是旧的。

《心经》里的段绫卿,是受着大学教育的女学生,由于家庭的压力,便轻率地宣布：“任何人……当然这‘人’字是代表某一阶级与年龄的未婚者……在这个范围内,我是人尽可夫的。

”[2]而最终选择的却是自己同学的父亲。

孟烟鹂也是一个“五四”之后的大学生,然而她对自己的婚姻也没有自己的看法,她只知道在家里相夫教子、操持家务,而没有自我,尽管她文静、内敛、
贤惠,但是丈夫却对她感到乏味。

对于丈夫在外面胡作非为,她也只是沉默,即便是被道貌岸然的丈夫气得终日抑郁而导致便秘的时候,她也只是盲目地顺从丈夫。

在她的世界观里,大抵女人就应该是如此的吧。

她之所以容忍她的丈夫,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而这意愿的目的是：维持一个家。

她只是千方百计想保住生命中的这个男人。

为什么要维持一个家？她可能没有想过,她想过的可能只是惘惘的威胁：假如没有了家,她将何以为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尽管烟鹂已经接受了相对文明的西式教育,但这些教育也没有使她的观念有多大的改变,她的骨子里仍是旧的,仍然寄居着女奴时代的魂灵。

尽管这些“女结婚员”性格迥异、身份不一、教养不一,或是豪门千金、望族闺秀以及出身贫寒的小家碧玉,或是封建传统女性、“五四”新女性,但是她们都有一个自觉或不自觉的共同目标——做一个“女结婚员”,以求得饮食的生存,改变目前的生存困境。

旧式“女结婚员”在婚姻中不能自主,她们在婚姻上带有盲目性,并且她们的婚姻大都是一种没有爱情的婚姻,这是张爱玲对传统浪漫爱情神话的消解,这是一种无爱的性爱。

新式“女结婚员”虽然有知识文化,但是所受的教育也只是为了在择偶的时候能够多一只筹码,她们的婚姻往往带有很强的功利性。

这就是她们的生存状态：苍凉而无奈。

为了生存她们都做出了自己艰辛的努力和挣扎,无奈还是逃不出悲剧的命运,改变不了苍凉的生存状态,无法给自己的人生划上完满的句号。

正如作者所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这些“女结婚员”们,在苍凉的底座上,即使生命中爬满了蚤子也得顽强地活下去。

二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会让这些“女结婚员”连一个简单而平凡的生存目标都不能实现,而终要化为泡影甚至断送生命呢？透过文本的表层,我们可以看出,张爱玲是从内外两个方面揭示出“女结婚员”生存之艰、命运之悲的原因的。

一是外部原因,即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

张爱玲小说的基本主题是：揭示在不
可避免的时代沉落中,人的生存状态。

因此她展示给我们的便是一个沦落为孤岛时
期的背景舞台——上海。

这时期的时代特征是：社会动荡、战乱频繁、风雨飘摇,
即乱世。

而这舞台上的人物便是在这时代沉落的乱世中自我封闭起来的普通平凡的小人物、小市民、日常女人,乱世给人们带来了动荡与不安,尤其使得那些乱世佳人
们需要一份感情的依靠,但同时她们又感到即使爱情也无法使未来光明。

张爱玲在
散文《烬余录》里对这种情感反映做了充分的表达：“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
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街道,可是漫天的火光中也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在一瞥即逝的店铺橱窗里寻找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

”“时代是仓促的,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3]在这种时代中,对人生、生命、情感的不确定感使得人们总要抓住切实的东西。

因此,女性只有在自己封闭而
怪异的小天地中寻找暂时的安宁,只能牢牢地抓住婚姻这根救命绳,以替自己作一个
安稳的打算。

在这种乱世中,爱是奢侈的,也是虚幻的,只有婚姻这个最安全的避难所才具有一点现实感。

张爱玲认为,造成女性生存状态的苍凉是千百年来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社会传统和
封建宗法家长制造成的。

她认为：“女人因为体力不济,屈服在男子的拳头下,几千
年来始终受支配,因为适应环境,养成了所谓妾妇之道。

女子的劣根性是男子一手造
成的,男子还抱怨什么？”[4]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程中,形成了一套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传统,在这种背景下,女性既无经济地位,也无社会地位。

“婚姻是女性结合于社会的唯一手段,如果没有人娶她们,从社会角度看,她们就等于废品；从个人角度来看,她们作为依附物结合于父亲或兄弟所支配的家庭,只能被一些男性作主嫁给
另一些男性,婚姻是女人获得供养的唯一方式,也是证明其生存正当性的唯一理由。

”[5]但是,传统婚姻给予女性的只不过是伦理上的地位,并没有人性的自由舒展,并且还抹杀了女性本质的生命欲求。

张爱玲描写了一批为男性而生存的女性,在父
权制社会中,她们只能选择缄默,没有属于自己的生命。

在封建制家庭中,她们卑贱地沦为“第二性”,被父权意志剥离与重塑,使她们成为空白,没有自己的声音,没有自己的故事。

张爱玲还透过这些女性生活的环境,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深入挖掘出潜藏于人性深处
的种种弱点,向我们还原了一副荒凉世界的人性的本来面目：自私、冷漠、无情、
功利、金钱、变态……原本血浓于水的亲情被消解为普通的人与人的关系,婚姻也成为人们权衡利弊的交易。

人性是扭曲的,爱情、亲情都被扭曲的人性所物化、吞噬,
张爱玲奉献的是一首关于文明与人性的哀歌！
在这里,张爱玲是在告诉我们,女性要想获得自身的解放,首先必须实现政治经济的解放,即争取到政治的平等、经济的独立,获得外界社会的认同。

这与当时以丁玲、庐
隐等为代表的“女性中心意识”主流女性文学是一致的。

然而,实现政治平等、经济独立也仅仅是女性最终解放的一个重要手段或前提而已。

“女性要从社会、历史限定的必然王国中走向心身畅达、独立平等的自由王国,必
须充分全面地发挥女性潜在的能力和智力。

达到这一自由王国,必须实现两个前提
条件：其一是政治、经济层面的社会解放；其二是意识深层的思想解放。

”[6]
二是内部原因。

张爱玲真正的成就在于,她揭示了女性之所以成为男性女奴的内在
原因。

即她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对女性意识中传统意识的心理扭曲充分展露,以其笃
实的笔力洞开了一个女人何以成为女奴的内心世界,打开了女性的心狱。

即女性本
身对男权社会的依赖性,对自身价值的不确定。

她认为：“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
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但是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可见得单怪别人是不行
的。

”[4]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张爱玲以她女性的直觉体验和失落者的心态冷静地观察着这些世俗男女的生活,从而刻画了一批
深陷心狱中而不能自拔的生生世世为男人哭泣,为男人欢喜的女性群像,以此来揭示：
女人的悲剧,在于她们太依赖男人,一旦失去了男人,便好像失去了依伴和生活的目标。

在现实生活中,她们找不到安放自我的所在,只得依附于男性,沦为“第二性”,这种依附意识已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也是一种原罪意识。

她们内心积淀了封建传统文化
中的落后因子,绝大多数的女性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上精神地位的低下,一直习
以为常地满足于物质地位一点点提高,却忍受着人格的不平等,谁也没有意识到不对,这是女性自身苍白麻木的精神重负,她们带着这种原罪意识过着非人性、非女性的
女奴生活。

这是张爱玲站在女性角度的自审：女性若不能在深层意识上自我解放自己,恐怕任何社会的解放也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也不能改变他们苍凉的人生
状态。

通过对女性心理的展露,张爱玲充分挖掘出女性自身积淀阴暗的心理痼疾——自私、虚荣、矫情……在张爱玲笔下,女性既是受欺凌和残害的对象,也可以是欺凌和残害
别人的主体。

曹七巧在这方面是个典型。

一方面,她是受虐者,是封建婚姻制度及父
系宗法制度的受害者,但她并没有看到父权社会对自己、对女性的残害,反而不自觉
地担当起了父权的代言人,用行使夫权的权利来破坏了儿女的幸福与婚姻,又使她成
为一个施虐狂,用近乎自虐的发泄来平衡灵魂深处的骚动不安。

别人葬送了她,她也
葬送了别人,她被别人吃,同样她也吃别人。

这是一种人性惨烈的异化。

张爱玲认为：人性“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

人类的文明努力想要
跳出单纯的兽性的生活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事实是如此。

”[3]
张爱玲对人的看法悲观而无奈。

三
“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了现代女性“人”的觉醒和女性意识的觉醒,张爱玲的女
性书写在女性写作中具有相当重要的现代意义。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下,许多女性写作都表现的是女性在自身解放中的前
进性、革命性的人生飞扬的一面。

在丁玲、冰心、庐隐等女作家的笔下,塑造的多
是从旧式封建牢笼里挣脱出来的新女性形象,她们或追求婚姻自主,或崇尚爱情至上,或加入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中,非常鲜明地反映了那个如火如荼时代的特征。

而张爱玲是喜欢人生安稳的一面的,她认为安稳的人生是永恒的人性,也是文学表现的永恒的主题,而飞扬的人生却是短暂的。

“好的作品,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

”[7]她认定“饮食男女”是人生素朴的底子,有着永恒的意味。

因此,张爱玲从人生安稳的一面通过婚姻、两性关系这个角度,对女性问题进行思考,通过“女结婚员”这类女性形象的生存状态的描绘,还原了女性在社会夹缝中的艰难处境,从社会的、历史的角度,对女性的命运进行探寻和思考。

从这个角度来说,张爱玲对安稳人生、对饮食男女的书写,尽管它不是现实生活和时代的最主要和最关键的部分,但它们是构成时代风潮的灰色的主要背景。

可以说,没有这些灰色的人生背景,便聚焦不成带有亮色的生活主流和时代风云。

张爱玲从女性生理心理的角度出发,对女性进行了自我审视,着力刻画了现实的缺憾怎样激发出了一个女人内心的阴暗面,从而揭示了女性自身的种种心理痼疾,描摹出黑夜里女性生活真实残酷的画面,为女性文学掀开了女性心理满目疮痍的一页。

无论是对女奴群像的描绘,还是对女性心狱、原罪意识的揭示,这些都是她从女性体验的角度,而并非从男性社会的价值标准,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并把它上升到人性的高度,提出了对女性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无论是在妇女解放还是在女性写作中,都具有重要意义。

可以说,张爱玲是第一个对女性的女奴意识、原罪意识作出系列展示的作家,也是唯一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女性自身是阻碍自己发展的主要因素的女作家,张爱玲让她笔下的女奴众生相向即将到来的新时代作了一次沉重的谢幕,为那个沉闷、腐朽、悲凉的旧时代划上了一个句号。

参考文献:
[1] 张爱玲.花凋[A].于青,金宏达.张爱玲文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
社,1996.137,137.
[2] 张爱玲.心经[A].于青,金宏达.张爱玲文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76.
[3] 张爱玲.烬余录[A].于青,金宏达.张爱玲文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
社,1996.63,62.
[4] 张爱玲.谈女人[A].于青,金宏达.张爱玲文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
社,1996.68,68.
[5] 西蒙娜·德·波伏娃.结了婚的女人[A].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454.
[6] 于青,王芳.黑夜的潜流——女性文学新论[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
社,2003.71.
[7]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A].金宏达.张爱玲文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