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学习和借鉴苏军的回顾与思考

军事历史2000年第4期
新中国建立初期,如何建立巩固的国防,建设一支正规化现代化的人民军队这一重大课题,被突出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及老一辈革命家,在我军建设的新阶段里,通过贯彻“以我为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学习和借鉴苏军经验,探索出了一条切合中国实际的建军路线,有效地促进了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今天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建设面向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化国防和军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需要与可能
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各国采取了敌视态度。

美国不仅不承认新中国,还对我国实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孤立等政策,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

此间,国民党还有100多万军队盘踞在华南、西南几省及台湾等沿海岛屿,负隅顽抗。

国民党溃退时,残留在大陆的200多万政治土匪、60多万特务和反动党团骨干等各类反革命分子,仍在进行破坏和捣乱,寄希望于帝国主义的干涉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妄图卷土重来,颠覆新生的政权。

1950年,美国借朝鲜内战之机纠集英、法等15个国家,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发动了侵朝战争,并入侵我国台湾,把战火烧到中国东北边境,严重威胁着新中国的安全。

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是为了保卫祖国,使新中国免受帝国主义的再度侵略,还是为了“使我们的国家正在为着实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而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得以顺利进行,都需要坚定不移地迅速加强国防建设,重新确立军队建设的方针,实现军队和国防建设的历史性转变,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正是为此,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我们将不但要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还要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加强现代化的陆军,并建设空军和海军,以巩固国防。

”1951年5月,毛泽东为南京军事学院题词:“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

”
“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新的历史阶段我军建军方针的最初表述。

后来,曾经使用过“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和“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等提法。

无论使用哪种提法,其基本含义是一样的,就是明确地把实现正规化现代化作为建国后我军建设的总目标和总任务,表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实现正规化现代化的决心
和信心。

可是,国民党逃离大陆时,留下来的是一个政治混乱、经济崩溃、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烂摊子。

长时间的战争破坏,国民党暴政的浩劫和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使原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千疮百孔,1949年与1936年相比,重工业下降了70%。

因此,按照当时国家的财力和科学技术状况,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军队建设的使命,将是困难重重。

这就是黄克诚所说的:“又要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军队,又要使国家机构费用(包括军队)不超过总支出的30%,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一个很大的难题。

”(1953年9月4日军委第41次例会工作人员记录)形势发展的要求和面临的矛盾、难题,决定着军队建设的发展除了依靠新中国的自身力量外,需要借鉴外国一些较为先进的经验、技术和装备,以壮大自己的国防力量。

鉴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只有社会主义的苏联,既表示同中国友好,又愿意帮助中国。

因此,党中央认为,一旦中国遭到新的攻击,只能从社会主义一边得到援助,新中国对苏联只能实行“一边倒”政策。

同苏联站在一起,这是当时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形势发展的必然产物。

当时,作为“一边倒”政策的体现,是1949年12月至1950年1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中长路、旅顺口海军基地、大连港交还中国等协定,苏联决定派各类专家帮助中国设计156个建设项目,低息贷款3亿美元。

这种支持和援助,不仅进一步密切了中苏关系,而且使我军在50年代学习和借鉴苏军经验成为可能。

毛泽东要求全军:“永远不要骄傲自满,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以利于在将来有把握地战胜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

”(毛泽东《转发萧向荣关于各军事部门与苏联顾问关系的总结的批语》)从此,学不学苏军经验,请不请和尊不尊重苏军顾问,被看作是一个政治态度问题,全军普遍展开了学习苏军经验的活动。

二、原则与内容
在学习和借鉴苏军经验的实践中,自始至终地经历了一个“学什么”和“怎样学”的争论过程。

也可以说,学习苏军经验应坚持的原则和适用于我军特点的内容,是在矛盾的争论中形成和确立的。

苏联军队和中国军队,在发展历史、传统和特点等许多方面,存有很大差异,他们的一些成形经验并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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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的回顾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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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适用于我军建设的实际。

但是,应聘的苏军顾问往往忽略这一点,他们总是认为自己的意见正确,非照办不可,出现了一些不可避免的矛盾。

因此,“怎样学”的问题一开始便突显出来。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确立战略方针问题。

建国后,我军奉行的是积极防御、后发制人的战略方针;苏军则强调武器的首次突击作用,奉行先发制人的战略方针。

这一点,苏军与我军有着根本的不同。

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

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进行突然袭击。

”4月下旬,彭德怀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汇报关于反侵略战争准备和作战计划时,曾提出,为了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突然袭击,武装力量统帅部机关必须首先解决战略方针问题。

4月底,毛泽东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重申,中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决不先发制人。

5月,彭德怀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华沙条约国会议前,毛泽东指示他绕道莫斯科,就共同反侵略战争问题与苏联交换意见。

5月21日,彭德怀在同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和国防部长朱可夫的会谈中,弄清了苏联已由“加强积极防御,防止敌人侵略”的战略方针,转换为火箭核战争,强调武器的首次突击作用,认为现代战争几分钟内就决定胜负,因此必须坚持先发制人的战略方针。

当彭德怀讲述了中国坚持积极防御、后发制人的战略方针后,会谈以各自保留意见而告结束。

通过访问波兰、苏联,彭德怀深深感到,这两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正是由于缺乏战略上积极防御的措施而遭受了严重损失,中国应吸取他们的教训,决不能在学习苏军经验中照搬其战略方针。

1959年3月,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时,突出地阐述了我军在战争初期必须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必须以积极防御为依据。

他还论证了提出这一方针的理论根据和基本内容。

这个报告经讨论通过,报请中央批准后,下发全军贯彻执行。

2、军兵种建设问题。

1952年,在周恩来主持下,由聂荣臻、粟裕具体编拟,彭德怀参加讨论,苏军顾问帮助,制定了一个五年军事建设计划。

当时,由于朝鲜战争的继续和苏军顾问的意见,计划中军兵种的发展规模定的都很大,要完成这个计划,需要一笔巨款。

1953年8月,国家根据上半年出现的财政赤字,向全国发出了紧缩开支的“紧急通知”,毛泽东提出,今后的军政费用不得超过国家财政支出的30%。

为此,彭德怀在军委例会上强调,五年军事建设计划是依据,中央“紧急通知”也是依据,都是必须达到的目标。

中国有中国的实际,苏联有苏联的实际,我们不能依据苏联的实际制订中国的计划。

依据中国的实际,就必须修改五年军事建设计划。

当时,毛泽东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分析,认为朝鲜战争重起的可能性虽然存在,但较大的可能是长期拖下去,停而不和或拖而后和。

在讨论修改军事建设计划时,聂荣臻认为,过去3年在前方打仗的情况下,我们为争取国家财政情况根本好转,硬是裁减260万人。

目前拥有480万军队,继续保持这样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并使之现代化,显然是非常不适宜的。

彭德怀提出,原定计划虽经中央批准,但要求过高,数量过大,鉴于国家的财政状况,必须予以精减。

一些领导人还列举了苏联在打败14个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结束后,把550万军队减为56万,裁减了90%;二战结束后,把1236万军队减为287万,裁减了四分之三。

通过这些事实说明,只要摸准国际气候,少保留些常备军,不会产生危险。

而另一些领导人则认为,中国与苏联不同,我军不仅要有足够的力量打败新的侵略战争,而且还要准备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在这种情况下,减少常备军数量,难以完成历史重任。

对此,彭德怀认为,常备军建设只是国防力量的一部分,国家常备军加上国防科学技术工业能力和国家的动员潜能,才是国防力量的全部。

因此,考虑军队平时建设,必须注意有利于国防工业的加强和国家动员潜能的积蓄。

他强调,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国家防御力量的物质基础,没有现代化的工业、交通、通讯等,就不会有现代化国防,也不会有真正的军队现代化。

当时,我国正在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亟待解决的是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综合提高国力。

这与苏军所处的情况是不同的,考虑军队建设规模不能脱离这个实际状况。

因此,军队的精减原则确定为:国家武装部队的总数应保持一个适当的数量,太少会削弱现实的防御力量,过多则会增加财政负担,影响经济建设的发展。

裁减步兵,意见一致。

但对于不扩大技术兵种,一些人表示难以理解,认为军队现代化主要表现在军种、兵种建设上。

尤其是在军兵种工作的苏军顾问,都依据苏军情况强烈要求扩大本兵种。

炮兵顾问强调,“炮兵是战争之神”;装甲兵顾问强调,“装甲兵是战场上主要的突击力量”;工程兵顾问强调,“工兵是战场上的开路先锋”;海军、空军顾问更加强调各自的重要。

作为老一辈革命家,深知技术军兵种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他们何尝不想扩大和发展,但在当时那种经济状况下,如按苏军那样去扩大,就必须向国外购买大量的武器装备。

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靠进口武器装备是无法实现现代化的。

经过论证,统一了认识,各特种兵保持原有数量,由苏军顾问帮助,在现有基础上巩固提高。

同时,考虑顾问的意见,选择重点进行建设。

但前提是减少国外订货,挤出钱来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

12月7日,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进一步明确,现代化军队建设中,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是训练部队,特别是训练干部。

过渡时期,我军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在现有基础上,有步骤地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军队。

3、国防工业建设问题。

军队现代化的内涵极其丰富,建立现代化的国防工业体系,发展军工生产,也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建国初期,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同世界头号工业大国的美军较量,需要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国内的兵工厂远不能满足需要。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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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曾派代表团从苏联购买了一批武器装备,但这是解决临时急需,毕竟不是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的根本出路。

朱德认为,现代化既买不来,也买不起。

我们国家底子薄,连年战争,百废待兴,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

因此,实现现代化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党中央和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办法,靠自己双手去发展军工生产,变过去的“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为现在的“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

1954年1月,贺龙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现代化军队的装备,必须依靠国家重工业建设,尤其是国防工业的建设来解决。

依靠外国订货只能解决临时问题,而不能解决长久问题。

”建国初期,我国的军事工业主要由国民党残留下来的兵工厂和解放区的兵工厂组成,数量少,设备陈旧、简陋,只能生产少量轻武器,检修重装备。

1957年10月,中苏签定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苏军专家带来了一批导弹技术资料和实物样品。

因此,一些人认为,我们有苏联援助,听苏联专家的,照着干就是了。

还有的主张进口整套工业设备和科研设备,不必费那么大的劲去搞自力更生。

针对这种情况,聂荣臻指出:“我们的技术人员应该向苏联专家学习,目的是为着锻炼自己的技术队伍,积累自力更生的经验。

”他强调,“自力更生的方针是中央批准的,即使有苏联的帮助也不能改变,这是永久性的方针”,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苏联的援助,并注意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

”
贺龙担任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时,根据国际形势和我军建设的需要,提出要建立一个独立完整的现代化的国防工业体系的宏伟蓝图。

他强调,建立国防工业体系,不能光依赖别人,要在靠自己、走自力更生道路的基础上学习和借鉴外国、外军的经验。

在这些方针、原则的指导和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到1959年,我国建成了一批重点军工厂,陆续仿制了苏式飞机、舰艇、坦克、火炮和各种轻武器,国防工业初具规模。

在这种情况下,贺龙进一步指出,仿制的目的是锻炼技术力量,积累经验。

一切依赖别人,只搞仿制,不积极培养自己的设计力量,不积极支持自己设计的产品的思想和做法,都是错误的。

在独立设计和试制过程中,失败和挫折是难免的,我们应给予积极帮助和支持,不能泼冷水。

从此,我国的国防工业开始走上了工厂、科研机构、学校三结合的发展道路。

4、战术和训练问题。

1955年以前,彭德怀经常强调,运用苏军经验解决我军实际问题,不要机械搬运,“我们不回避原则性的争端,他们(指苏军顾问)不了解的情况,一定要说通”(1953年6月5日,第28次军委例会记录)。

他主张,“在战术上,诸兵种合成战斗战术方面,都要百分之百的学习。

但有些问题是可以争论的,这样的争论,不是反苏”(1955年8月16日,彭德怀主持讨论作战方针和计划时的发言)。

彭德怀不仅自己在处理事务过程中不轻易采纳顾问的意见,而且对下边盲目听从顾问建议的现象予以批评。

1952年10月,军委第一次例会将部队军训时间定为60%,政治教育为20%,文化学习为20%。

对此,苏军顾问提意见,认为文化学习时间太长,没有必要。

彭德怀解释说,旧中国文化落后,文盲多,战士入伍后才能学文化,学了文化才能掌握军事技术;苏联和一些发达国家的新兵有文化,有的入伍前就会开汽车、拖拉机。

中国则不然,是军队把战士培训成司机和坦克手,然后复员到地方才能开汽车和拖拉机。

这是中国的实际,时间比例的确定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为了加强我国沿海防御,从苏联购进了几十个连的火炮,并按照苏军顾问的设计构筑了海岸炮阵地。

后来,彭德怀在巡视中发现,这些炮阵地的构筑,既不符合我军战术和临战需要,也不符合我国的军事实际。

阵地完全是露天的,对空毫无遮蔽;火炮位置设于最前沿,胸墙很薄;火炮之间的距离既近又直线排列,中间安放了弹药库。

只要有一枚凝固汽油弹或重磅炸弹落入阵地,全连火炮和弹药就有被毁的危险。

到了战时,在敌机轰炸和舰炮射击的情况下,不待发挥作用就可能被摧毁。

他认为,这种阵地设置,在苏联有强大的空军掩护,有大中型火炮组成的防御火力配系,或许是有用的。

但不走样地搬过来,不仅完全脱离了中国实际的战术原则,而且是很危险的。

对此,他不仅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而且报告毛泽东批准,予以纠正。

5、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

50年代,苏军顾问对我军的政治工作建设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1952年,我军为加速正规化进程,准备借鉴苏军实行义务兵役制、军官薪金制和军衔制。

当时,有的干部产生了模糊认识,认为军队搞正规化建设了,不必再强调党的绝对领导,苏军有现成的条令条例,拿过来照办就可以了。

还有的干部主张像苏军那样,取消政工干部,实行单一首长制。

甚至有的干部给总政治部写信,不同意《政治工作条例》征求意见稿中关于“党对军队的领导是通过各级党的组织、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进行的”等提法,认为这是贬低军事干部和军事机关的地位;实行单一首长制是“不久的将来要实现的原则和方向”。

因此,在1953年颁布的以苏军条令为蓝本的我军内务条令中,只承认营长、连长是营、连首长,教导员和指导员不是首长,在坦克连和坦克里没有指导员的位置。

罗荣桓不同意这种意见。

他对彭德怀说:“现在有些同志认为政治工作制度过时了,政治委员作用不大了,要学习苏联,搞一长制。

如果那样做,从井冈山时期就搞起来的政治工作传统不就丢掉了吗?”彭德怀觉得罗荣桓的意见很有道理,我军政治工作光荣传统是行之有效的,苏军没有,不能因学习苏军就把我们有用的东西丢掉了。

因此,在实行三大制度时,彭德怀增强了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持党委制、坚持政治工作制度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的决心。

1953年,彭德怀、聂荣臻、萧华在全军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强调了我军越是向正规化现代化前进,越要加强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党委制必须长期定下来,坚持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这是我军长久建设的重大保证。

会后,党中央决定由陈毅、罗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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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谭政主持修改《政治工作条例》,对我军政治工作的性质、任务、职责等作了明确规定。

其中关于“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一语,曾被删掉过,毛泽东审阅时,又亲笔加上了此语。

可是,在实践中机械搬用苏军经验,忽视我军光荣传统的现象,还时有发生。

为此,罗荣桓曾带病下部队调查,撰写文章,强调我军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几十年流血斗争取得的宝贵经验,完全适合中国实际和我军特点。

学习苏军,进行正规化建设,“不能违背也绝不应违背我军的建军原则”。

6、干部的任免权限问题。

总政治部和总干部部聘请的苏军顾问,对我军干部工作的管理问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促进了部队的正规化建设。

但对干部的任免权限,苏军顾问要求实行更大的集中,取消团一级的任免权。

对此,罗荣桓认为这不切合我军实际,中国军队的干部大都是从基层成长起来的,总干部部还不能掌握全军的干部情况,任免权不能过分集中。

他和赖传珠、徐立清等就此问题向顾问阐明中方理由,希望他们注意中国军队的实际和特点。

在顾问仍坚持己见的情况下,罗荣桓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立即表示同意罗荣桓的意见,并请周恩来在适当时机与苏军顾问谈一谈。

后来,类似问题多次发生。

罗荣桓认为,这不能完全责怪苏军顾问,他们学的就是那一套。

问题在我们应该按照毛泽东历来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学习苏军一定要结合我军实际,万万不可像十年内战时期犯“左”倾错误的同志那样,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

他指出:“不能认为人家一切东西都是好的。

可能有些东西在他们那里是好的,在我们的条件下就不一定适合。

我们今后不是在苏联领土上作战,苏联的某些东西搬过来就不行。

”“我们应当以我为主,在我们原来的基础上,接受苏联的先进经验。

”
三、经验与教训
50年代,我军在获得了全国胜利,客观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开始进到建军的高级阶段时,学习和借鉴苏军的成功经验,是正确的,完全必要的。

通过苏军顾问的帮助、指导,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我军学到了掌握较为现代化的军事装备和军事技术、军事指挥和军事管理等知识,基本上改变了我军的落后状态。

在建国后的50年代里,我军陆续地建立起空军、海军、装甲兵、工程兵、公安军、防空军等领导机关,加强了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领导。

同时,成立了各类军事院校,掀起了以文化教育为中心的学习热潮,制定和颁发了“三大条令”,实行了正规化建设所必需的“三大制度”,完成了由单一兵种到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发挥了应有的职能作用。

在学习和借鉴苏军经验的实践中,老一辈革命家坚持实事求是、“以我为主”的原则,根据中国实际和我军特点,着眼未来战争需要,进行“批判地学”,不搞“机械搬运”,敢于突破模式、框框;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不花钱买现代化,立足培养自己的技术队伍,积累自己的经验;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不搞“一长制”。

不仅学到了苏军的先进经验,促进了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而且在以往我军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新时期军队自我建设的新路子,积累了新经验。

为了发展自己,应该向外国外军学习,包括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先进经验。

但绝不能指望外国会把最先进的东西给中国,毫无保留地支持中国。

他们总是要保持领先地位,使你落后一代,甚至两代、三代,永远依附于他。

50年代,老一辈革命家在学习和借鉴苏军经验中所坚持的原则、方针和精神,不仅在当时起到了指导作用,而且经受了实践的考验。

当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带走图纸、停止供应设备和材料的时候,尽管给中国造成了严重损失,但由于我军坚持自力更生,以我为主,克服完全照搬等依赖思想,不仅没有使我们陷入完全失措的境地,反而得以从容处置,增加了实现正规化现代化的新动力。

特别是通过苏联这一卡一逼,使我们更加坚定了贯彻自力更生方针的决心和信心,更加坚信在学习中探索出的经验是正确的,非常宝贵。

在学习和借鉴苏军经验的实践中,也存在一些历史性的教训。

一是由于对苏军的各种经验缺乏全面的了解,缺乏辨别能力,在吸收有益经验的同时,也程度不同地搬用了某些不适合我国实际和我军特点的东西。

这种情况在院校教育、部队训练、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等方面都有表现。

这些表现,主要是个思想方法问题,既是一种缺点、教训,又有其一定的不可避免性。

二是在学习苏军经验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上,结合的不够,出现了某些不妥当的提法,有的同志甚至对我军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发生了一时的动摇。

这些问题,在1953年底召开的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进行了批评和纠正,没有形成全军性错误。

1956年,党中央下发了学习5个文件的通知,重申学习苏联是必要的,但“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方法去学习苏联经验”。

后来,军队和全国各条战线一样,开展了检查和纠正教条主义倾向。

由于林彪的“建议”,结果把克服思想和工作上缺点的“反教条主义”弄成了一场严重的“路线斗争”,言过其实地批判和错误处理了一批领导干部,使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遭受了一次重大挫折,教训是很深刻的。

1980年秋,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明确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

这一重要结论,不仅解放了一批干部,更重要的是对我军这段重要历史作出了正确评价。

作者:军事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编辑:魏碧海
主题词:〔五十年代〕军队建设学习苏军经验反教条主义
国防与军队建设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