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北魏孝文帝改革

历史故事-北魏孝⽂帝改⾰
由于北魏实⾏⼦贵母死制度，拓跋宏在被⽴为太⼦时，⽣母即被赐死，由祖母冯太后抚养成⼈。

拓跋宏即位时年纪太⼩，由祖母冯太后执政，对鲜卑⼈建⽴的北魏朝廷进⾏了⼀系列中央集权化的改⾰，孝⽂帝便受此影响。

那接下来就让⼩编给⼤家讲⼀讲北魏孝⽂帝改⾰的历史故事吧。

北魏孝⽂帝改⾰
征服者总是为被征服者的较⾼⽂明和⽂化所征服北魏统⼀北⽅后，民族⽭盾和阶级⽭盾仍然尖锐，北魏统治集团与各族⼈民的阶级⽭盾上升为主要⽭盾。

青、齐、洛、豫、冀、秦、雍、徐、兖等州相继发⽣起义，北⽅边镇⼀带反抗逃亡频繁。

北魏统治集团与汉族地⽅豪强的⽭盾、北魏统治集团内部，封建中央集权与旧部落显贵的⽭盾也⼗分尖锐。

要解决这些⽭盾必须进⾏政治、经济、⽂化全⾯地深⼊地改⾰。

孝⽂帝就承担并且实施了这样的改⾰。

迁都洛阳
洛阳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和军事重镇。

洛阳在东汉时已经成为⾸都及中原最⼤的商业中⼼。

东汉末年，洛阳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后，从河北等地迁居民数万以充实洛阳，并在汉宫的基础上重新建筑洛阳宫城和外城。

随着北⽅地区的逐步统⼀，洛阳的经济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洛阳城中的丝织业、制盐业、冶铁业⽐较发达，商业已逐渐兴盛。

全城有三个主要市场：⾦市、马市和⽺市。

西晋统⼀后，以洛阳为国都，⼈⼝有了显着增加，并成为全国贸易中⼼，全国各地的珍贵商品在洛阳市场上都有出售，从绢布、粮⾷、药材、器⽫到⽣产⼯具，应有尽有。

西晋⼋王之乱，使洛阳腹地经济受到很⼤破坏，公元310年，匈奴刘曜攻破洛阳，纵兵劫掠，洛阳再次毁于战⽕。

永嘉之乱后，⼗六国⼀百余年间，⼏成废墟。

魏孝⽂帝是⼀个政治上有作为的⼈，他认为要巩固魏朝的统治，⼀定要吸收中原的⽂化，改⾰⼀些落后的风俗。

为了这个，他决⼼把国都从平城(今⼭西⼤同市东北)迁到洛阳。

他怕⼤⾂们反对迁都的主张，先提出要⼤规模进攻南齐。

有⼀次上朝，他把这个打算提了出来，⼤⾂纷纷反对，最激烈的是任城王拓跋澄。

孝⽂帝发⽕说：“国家是我的国家，你想阻挠我⽤兵吗?”拓跋澄反驳说：“国家虽然是陛下的，但我是国家的⼤⾂，明知⽤兵危险，哪能不讲。

”孝⽂帝想了⼀下，就宣布退朝，回到宫⾥，再单独召见拓跋澄，跟他说：“⽼实告诉你，刚才我向你发⽕，是为了吓唬⼤家。

我真正的意思是觉得平城是个⽤武的地⽅，不适宜改⾰政治。

现在我要移风易俗，⾮得迁都不⾏。

这回我出兵伐齐，实际上是想借这个机会，带领⽂武官员迁都中原，你看怎⼳样?”
拓跋澄恍然⼤悟，马上同意魏孝⽂帝的主张。

公元493年，魏孝⽂帝亲⾃率领步兵骑兵三⼗多万南下，从平城出发，到了洛阳。

正好碰到秋⾬连绵，⾜⾜下了⼀个⽉，到处道路泥泞，⾏军发⽣困难。

但是孝⽂帝仍旧戴盔披甲骑马出城，下令继续进军。

⼤⾂们本来不想出兵伐齐，趁着这场⼤⾬，⼜出来阻拦。

孝⽂帝严肃地说：“这次我们兴师动众，如果半途⽽废，岂不是给后代⼈笑话。

如果不能南进，就把国都迁到这⾥。

诸位认为怎⼳样?”
⼤家听了，⾯⾯相觑，没有说话。

孝⽂帝说：“不能犹豫不决了。

同意迁都的往左边站，不同意的站在右边。

”⼀个贵族说：“只要陛下同意停⽌南伐，那⼳迁都洛阳，我们也愿意。

”许多⽂武官员虽然不赞成迁都，但是听说可以停⽌南伐，也都只好表⽰拥护迁都了。

孝⽂帝把洛阳⼀头安排好了，⼜派任城王拓跋澄回到平城去，向那⾥的王公贵族，宣传迁都的好处。

后来，他⼜亲⾃到平城，召集贵族⽼⾂，讨论迁都的事。

平城的贵族中反对的还不少。

他们搬出⼀条条理由，都被孝⽂帝驳倒了。

最后，那些⼈实在讲不出道理来，只好说：“迁都是⼤事，到底是凶是吉，还是⼘个卦吧。

”孝⽂帝说：“⼘卦是为了解决疑难不决的事。

迁都的事，已经没有疑问，还⼘什⼳。

要治理天下的，应该以四海为家，今天⾛南，明天闯北，哪有固定不变的道理。

再说我们上代也迁过⼏次都，为什⼳我就不能迁呢?”贵族⼤⾂被驳得哑⼝⽆⾔，迁都洛阳的事，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孝⽂帝把国都迁到洛阳以后，决定进⼀步改⾰旧的风俗习惯。

有⼀次，他跟⼤⾂们⼀起议论朝政。

他说：“你们看是移风易俗好，还是因循守旧好?”咸阳王拓跋禧说：“当然是移风易俗好。

”孝⽂帝说：“那⼳我要宣布改⾰，⼤家可不能违背。

”接着，孝⽂帝就宣布⼏条法令：改说汉语，三⼗岁以上的⼈改⼝⽐较困难，可以暂缓，三⼗岁以下、现在朝廷做官的，⼀律要改说汉语，违反这⼀条就降职或者撤职;规定官民改穿汉⼈的服装;⿎励鲜卑⼈跟汉族的⼠族通婚，改⽤汉⼈的姓。

北魏皇室本来姓拓跋，从那时候开始改姓为元。

魏孝⽂帝名元宏，就是⽤了汉⼈的姓。

魏孝⽂帝⼤⼑阔斧的改⾰，使北魏政治、经济有了较⼤的发展，也进⼀步促进了鲜卑族和汉族的融合。

孝⽂帝迁都洛阳以后，即开始第⼆期改⾰，改⾰的重点是改变鲜卑族内迁者原有的⽣活习俗，促进鲜卑族积极接受汉⽂化。

改⾰的主要内容有以下⼏⽅⾯：⼀·易鲜卑服装为汉服。

太和⼗九年(495年)⼗⼆⽉甲⼦，孝⽂帝在光极堂会见群⾂时，「班赐冠服」，这是易鲜卑官服为汉官服的具体执⾏措施。

⼆·规定官员在朝廷上使⽤汉语，禁⽤鲜卑语，并称鲜卑语为「北语」，汉语为「正⾳」。

孝⽂帝⽈：「今欲断诸北语，⼀从正⾳。

」三⼗岁以上的鲜卑官吏，在朝廷上要逐步改说汉语，三⼗岁以下的鲜卑官吏在朝廷上则要⽴即改说汉语。

如有故意说鲜卑语者，降爵罢官。

三·迁往洛阳的鲜卑⼈，要以洛阳为籍贯，死后不得归葬平城。

四·改鲜卑贵族原有的姓⽒为汉姓，并定门第等级。

所改之汉姓，以⾳近于原鲜卑姓者为准。

如拓跋⽒为⾸姓，改姓元⽒，是最⾼的门第等级;另丘穆陵⽒改姓穆⽒，步六孤⽒改姓陆⽒，贺赖⽒改姓贺⽒，独孤⽒改姓刘⽒，贺楼⽒改姓楼⽒，勿忸于⽒改为于⽒，纥奚⽒改姓嵇⽒，尉迟⽒改姓尉⽒。

这⼋姓贵族的社会地位，相等同于北⽅最⾼门第崔、卢、郑、王四姓。

其它等级稍低⼀些的鲜卑贵族姓⽒亦改为汉姓，其等第与汉族⼀般⼠族相当。

此外，孝⽂帝还积极⿎励鲜卑的皇族和贵族与汉族⼠族通婚，藉以建⽴政治联姻，由是加强汉族与鲜卑族的民族融和。

改易风俗与民族融合
班俸制代替断禄制。

北魏官吏原⽆俸禄，中央官吏按等级得到战争中获得的财物、⾪户。

地⽅官吏只要上缴额定的租调，就可以任意搜括、贪污，旧制户调：帛⼆匹、絮⼆⽄、丝⼀⽄、⾕⼆⼗⽯。

有的州县只产⿇布，因此，⼜令每户出帛⼀匹⼆丈，存放州库，作为官府委托商⼈调换布帛之⽤。

有的商⼈籍此渔利。

公元484年魏孝⽂帝下诏：“始班俸禄，罢诸商⼈，以蕳民事，户增调帛三匹，⾕⼆斛九⽃，以为官司之禄。

均预调为⼆匹之赋，即兼商⽤。

……禄⾏之后赃满⼀匹者死。

”公元485年颁布均⽥令中规定：“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刺史⼗五顷，太守⼗顷，治中别驾各⼋顷，县令、郡丞六顷。

更代相付。

卖者坐如律。

”使开国以来形成的贪污之风有所收敛。

以三长制代替宗主督护制。

西晋末由于北⽅长期战乱，基层⾏政机构⽡解，出现以宗法关系为纽带，集军事、政治、经济为⼀体的坞堡。

坞堡主管辖着前来依附的中⼩地主，众多的农民，部曲佃客。

北魏初实⾏坞堡主任宗主督护制，所以民多隐冒，五⼗、三⼗家⽅为⼀户。

公元486年开始实⾏三长制，五家⽴⼀邻长，五邻⽴⼀⾥长，五⾥⽴⼀党长。

负责督察户⼝，催督租赋，征发徭役和兵役，推⾏均⽥令，从⽽健全了县以下基层⾏政机构。

使国家从中央到基层的⾏政体制得以完善。

实⾏均⽥制。

北魏时由于豪强地主占有⼤量⼟地，⽽很多农民⼜得不到⼟地，农民或转⼊私门，成为豪强地主的隐户，或亡聚⼭泽起义反抗。

隐户增多，使国家税、赋减少。

农民的反抗，动摇着国家的统治，为了缓和这⼀社会⽭盾，公元485年孝⽂帝颁布了均⽥令：“诸男夫⼗五以上，受露⽥四⼗亩，妇⼈⼆⼗亩，奴婢依良。

丁⽜⼀头受⽥三⼗亩。

限四⽜。

所授之⽥率倍之，三易之⽥再倍之，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均⽥令是北魏初期在旧都平城实⾏的计⼝授⽥、畿内课⽥制度的进⼀步发展和在全国范围内推⼴。

均⽥令并没有触动封建地主⼟地所有制，其实质是在保障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阶级利益的前提下，束缚农民于⼟地，强迫他们垦种⼟地，以增加封建国家的租调收⼊和徭役来源。

均⽥令以法律形式肯定了⾃耕农民对所耕⼟地的占有，⼀些⽆地或少地的农民也多少得到了⼀些荒⽥。

从⽽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产的发展。

北魏在实⾏三长制的同时，还颁了新的租调制，规定⼀夫⼀妇每年出帛⼀匹，粟⼆⽯;15岁以上未婚的男⼥14⼈，从事耕织的奴婢8⼈，耕⽜20头，其租调与⼀夫⼀妇数量相同。

由于以⼀夫⼀妇为征收单位，这在⼀定程度上限制了宗主的营私舞弊，⼀般农户的负担略有减轻。

流散的农民被强制定居，许多荫户户⼝脱离了宗主豪强。

国家纳税户⼝及租调收⼊增加了。

北魏孝⽂帝的改⾰对于中国统⼀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鲜卑祖作为⼀个民族虽然不存在了，但是已经和汉族融为⼀体，只不过改变了⼀个名称⽽已。

从长远历史观点看来：这段史迹只是北魏拓跋民族在中国活动的尾声，公元220年秦汉之“第⼀帝国”崩溃⽽隋唐宋之“第⼆帝国”尚未兴起时，这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再度统⼀做了⼀段基本的⼯作。

⽽且在微妙的阶段内，⼜由⼀位有神秘性的⼥⼈作主。

可见得历史的演进，有时令⼈莫测⾼深。

只是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也不是当时⼈所能亲⾝预测。

还待千百年后，由我们把⼀些表⾯看来不相关的事迹前后联贯，才得剀切。

汉亡之后369年，中国⽆法统⼀。

当⽇⼈⼝总是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的移动，汉⼈的多数民族，不能与这⾃然所主持的⼒量抗衡。

北⽅的少数民族虽擅长骑兵战术，却⽆法越渡淮⽔及汉⽔等处的⽔泽地区。

并且游牧民族的⽣活⽅式也不能作为统⼀中国的表率。

秦汉型的⼤帝国以官僚机构统治⼤量⼩⾃耕农，但分裂期间汉⼈的巨家⼤室和夷狄的酋领都⾃起炉灶，妨碍政府向全民征兵抽税的职权。

加上各民族语⾔之不同，更造成了统⼀的障碍。

拓跋⽒打破了这种僵局。

他们之所以能如此，不是⽂化程度⾼，⽽是由于⼈⽂条件简单，可以从最基本的事业着⼿，并能以原始作风来解决问题，所以不期然的做了中国再统⼀的⼯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