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民贫富相须与保富救荒：中国传统社会后期贫富观的新趋向

张建民贫富相须与保富救荒：中国传统社会后期贫富观的新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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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恤贫和安富乃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命题之一，约自宋代开始，知识界对贫富关系的认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强调贫富或业佃之间的产力相须、相互依存关系，重视富户在国家无力顾及的情况下在济贫、救荒等领域的重要作用，将富民作为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力量加以肯定，倡导保护富户、利用富户力量以更有效地展开救灾恤贫，反对国家过多直接、强行干预贫富经济关系等，这显然有别于此前强调均平、抑富右贫的取向。思想认识的变化无疑基于客观社会存在，同时又表现出显著的中庸——保富与恤贫二者兼顾的倾向，并不绝对顾此失彼。

【关键词】：恤贫安富救荒

调控贫富关系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控制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周礼》等重要典籍将“恤贫”和“安富”并列为国家“保息六政”的两项基本内容，后世贤哲更有诸多阐发。然贫和富二者在这一命题中的序之先后或位之轻重却不确定，各有理解且多说并存。大体自宋代始，此前较为突出的均平、抑富右贫倾向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特别是在遭遇饥荒的情况下，富户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被彰显，如何有效、充分发挥富户救荒的作用及其与国家荒政间的关联等问题，受到朝野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议论、思考所及，不仅针对救荒，而且涉及济贫，并进一步触及社会变革及社会控制层面的问题，体现出一些不同于前代的特征。

一.

从抑富右贫到保富救荒

宋代众多思想家及朝野人士对贫富问题有过思考、论述，其中以李觏、司马光、王安石、朱熹、叶适、真德秀、欧阳守道、程珌等人的论述较为系统、深刻。

较早且系统论述贫富关系及饥荒期富户救济贫户的是朱熹（1130—1200）。他认为：“乡村小民，其间多是无田之家，须就田主讨田耕作，每至耕种耘田时节，又就田主先借谷米，及至终冬成熟，方始一并填还。佃户既赖田主给佃先借以养活家口，田主亦借佃客耕田纳租以供赡家计，二者相须方能存立。今仰人户递相告戒：佃户不可侵犯田主，田主不可挠虐佃户。”在二者相须这个前提下，遇到灾荒之时，富户有责任救济贫户，贫户则应尽义务各守本分。其具体项目主要有三：一是上户有力之家，必须存恤接济本家地客，务令足食，免致流移；二是接济佃火之外的余米，还应该发扬“公平广大仁爱之心”，平价粜给贫民；三是贫民下户既然平日仰给于上户，凶荒之时又要依赖上户或有力之家救济，那么，就必须各依本分，不得妄行需索、聚众闹事。虽然他倡导这样做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富户着想，因为劳动力流移、田地抛荒、贫民因饥饿而发生抢劫等，均对富户不利。不过，联系朱熹的其他论述及其在地方所行相关措施，不难看出其抑富，尤其抑奸豪的倾向。黄榦在为朱熹写的行状中写道：“先生视民如伤，至奸豪侵扰细民、挠法害政者，惩之不少贷。由是豪强敛戢，里闾安靖。”著名的社仓法创制之初，亦是以辍有余而济不足为主要目的的。

朱熹

朱熹之说所强调的贫富相须和富户的责任，无疑有一定的代表性。贫富或业佃相须相存也成为此后许多学者讨论贫富关系的基本前提。问题在于现实社会中的贫户和富户并不是势均力敌的，更不是完全平等的。贫户渐多且势弱力薄乃一般情况下的基本社会状态，至于贫困者声势强大情况出现，则已是社会动荡的非常之时，这也正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抑富右贫思想倾向产生的基础之一。那么，有没有新的或其他的调控二者关系、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或思路？比如富人、富户在社会中居于什么地位、起什么社会作用？右贫、济贫是否一定要抑富甚至疾富、破富？国家在其间应该是何态度、采取何举措？

明确肯定富人重要的社会地位和积极作用，尤其在饥荒救助、贫困接济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是宋代贫富关系论体现出的新的基本倾向。

这种认识的前提之一与朱熹有共同之处，即穷人与富人两者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关键在于落脚点不同。质言之，对富户地位、作用的强调甚于贫户，更甚过以前。其中李觏（1009—1059）是宋代著名思想家中对土地私有制、土地兼并问题认识较为深刻者，亦是较早为富民社会作用做辩护者，他认为民富而后可教，且一般富户之富乃勤奋俭苦积累而来，因此，没有理由疾恶富户。“疾恶之则任之重，求之多；劳必于是，费必于是；富者几何，其不黜而贫也。使天下皆贫，则为之君者利不利乎？”其说显然寓有肯定富户作用之意。进一步全面乃至高度肯定富户在国家政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作用的是叶适（1150—1223），他的观点明确且论说具体。叶氏云：

小民之无田者，假田于富人；得田而无以为耕，借资于富人；岁时有急，求于富人；其甚者，庸作、奴婢归于富人；游手、末作、俳优、伎艺，传食于富人；而又上当官输，杂出无数，吏常有非时之责,无以应上命，常取具于富人。然则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赖也。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

在叶氏眼中，富户的作用几乎无所不在，既为天子养小民，又为天下养天子，可谓全天下的衣食父母。既然如此，富人为谋利取财，怎么做也不算过分。

与叶适同为南宋功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陈亮（1143—1194），尽管没有太多直接论述，然其关心富户利益，强调富户对于国家财赋及国家安全的重要作用、富民应该受到保护的思想倾向却非常显著。另一著名思想家真德秀（1178—1235）的观点与叶适基本一致，其要点是富户乃贫民依恃之一，若富民不能自存，贫民生计将更加窘迫。

富户在社会中占据如此重要地位，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自然应该加以保护，保护富人的财富和合法权益，同时提高富人济贫救荒的积极性，而不是相反。这样，富户才能有热情、有条件、有能力济贫救荒。而官府抑兼并、禁私债等有针对性地压制富人、扶持贫弱的做法自然是荒谬无理之举了。叶氏在《民事下》接着指出：

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贫弱者，意则善矣。此可随时施

之于其所治耳，非上之所恃以为治也……夫人主既未能自养小民，而吏先以破坏富人为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为治者也。

他认为，应罢儒者复井田之学，损俗吏抑制富人之意，因时施智，观世立法。“不然，古井田终不可行，今之制度又不复立，虚谈相眩，上下乖忤，俗吏以卑为实，儒者以高为名，天下何从而治哉。”叶氏之说颇具深意，重点在于正视现实，顺应时代变迁。他抓住“井田之制不可复”这个所有问题的关键所在，明确倡导观世立法、因时建制之政治主张，并在此原则下理解、调控贫富关系，其积极意义显然不可忽视。

对于真德秀所云当时存在的地方官有意剥夺富家大户之类的行为，不少人表示了担忧或反对。较有代表性的是蔡戡，他提出：“夫单产贫民固在矜恤，富家大室犹欲全安之者，盖君民相通，富藏于民故也……富家大室一丽于法，喜动颜色，如得奇货。词所连染，追逮系累；搜摘隐微，强伏其罪；轻者出金以赎，动辄千缗；重者诋以深文，籍其资产；或幸免于戾，不复兴词，或已破其家，无力控诉。为守令者方且自谓得计。比年以来，所在富家大室衰替无几，职此之由。”我们从中了解蔡氏保富看法的同时，亦可窥见当时地方官府剥夺富家大室的状况。检阅文献不难发现，各地皆不同程度地存在官府强令免追私债、强发富人米谷，甚或借事抄没家产等侵夺富户的现象。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王安石被视为官府直接剥夺富户的代表，受到不少人的指责。苏辙即于指责王安石之时，阐发了自己的贫富观：“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然州县赖之以为强，国家恃之以为固，非所当忧，亦非所当去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横，贫民安其贫而不匮，贫富相恃以为长久，而天下定矣。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不知其不可也……及其得志，专以此为事，设青苗法以夺富民之利……”有意思的是，苏辙是在论诗时对王安石提出批评的，他认为王安石推行青苗法与此前王安石的一首诗大有干系，因此是一场诗病。“源其祸出于此诗，盖昔之诗病未有若此酷者也。”后世反对官方过多干预贫富之间关系的呼声甚高，当与王安石的实践和叶适、真德秀等人的倡导大有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