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世浩：我的学习历程──永怀师恩

吕世浩：我的学习历程──永怀师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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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荣幸也非常高兴能有这个机会，谈谈我的学习历程。

作为一个历史人，有时候反而是自我的历史最难讲得好。

在这里，仅能就我求学过程的一些经验和感受，希望藉此机会提供读者们参考。

我是在1991年进入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大学部就读的，进台大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

但为什么当年会选择历史系呢？这大概和我小时候一件偶然的事情有关。

我从小就喜欢看书，喜欢看各式各样的书，包括自然百科、人文图书，甚至是小说、漫画。

但小时家中贫困，没什么钱买书，为了在书店白看，或是向别人借书，遭到白眼相待，是常有的事。

在我小学二年级时，一次陪母亲去市场买菜，途经一家小书店，在我央求之下，母亲终于答应让我买一本20元以下的书。

还记得当时一本最便宜的《机器猫小叮当》漫画，定价都要25元，最后我挑了很久，终于才在店中找到一本20元的书，那是一本文白对照的《古文古事》。

此书陪伴我多年，反复阅读。

如今回想，大概从那时开始，就种下我对古代史和文言文的兴趣吧！
进入台湾大学后，我遇见了许多好老师，或学养深厚，或豁达大度，或平易亲和，或热心助人。

举个印象深刻的例子来说，在我大四那年，有位马来西亚的侨生同学，本来已经高兴的考上了研究所，却在临毕业前才发现自己学分不够，心急如焚。

当时的系主任古伟瀛老师努力奔走张罗，想尽办法为他找到暑修补救的机会，他最后才能顺利进入研究所就读，近年听说他已在马来西亚找到不错的大学教职。

而我在大三那年，遇见了改变我一生的老师，也是我后来台大硕、博士班的指导教授阮芝生先生。

还记得开始听阮老师的《史记》课，第一印象便是“望之俨然”。

阮老师是个待人与待己都极其严格的人，不管是在为学或做人方面，他的眼中容不得一点含糊不清的事物。

可想而知，这对学生来说压力是非常大的。

当时一心想要上好阮老师的课，我不断加强培养自己。

为了厚植
国学基础，甚至每晚到校外书院听课学习。

而正因为阮老师的严格，这段时间成了我进大学以来成长最为快速的时期。

还记得考上硕士班后，我拿了自己的一篇论文去请老师教正。

结果两天后，阮老师把我找去他家里，从题目名称开始骂，一直骂到结论，文章上密密麻麻全是老师批改的字样，足足骂了我一上午，然后要我拿回去改，改好再来找他。

过了几个月，我把老师交代要看的书都看了，论文也改好了，再去见阮老师。

老师又看了两天之后，再找我去骂，这一次骂了两个多小时，一样批改无数红字，要我回去改好再来找他。

就这样，我硕士班的第一篇文章足足被骂了五次，改了将近两年，阮老师才终于点头说：“可以了，这篇文章合格了。

”这就是我后来读博士班一年级时，发表在《燕京学报》新九期（2000年11月）的《三王与文辞──史记·三王世家》析论〉一文。

《燕京学报》是极为严格的期刊，能够以学生的身分在上面发表文章，对当时的我是莫大的鼓励，也坚定了我日后走向历史研究道路的信心。

看到现在很多在硕士班就大放异彩的年轻同学们，我常觉得自己并不算是天资卓异的人，能够有今天，都得拜老师的严格教导之赐。

事实上，和阮老师相处久了，便会觉得老师“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他对学生的栽培，是全方面而不遗余力的。

在我的记忆中，这十多年来，不管在为学或做事上，遇到了任何问题去请教阮老师，老师一次也没有敷衍过我，总是极其认真的，总结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经验来回答。

在研究生的阶段中，我也曾长时间担任阮老师的助理。

正也是在那段时间里，我从侧面不断学习老师如何读书、搜集资料、选题、写文章、备课以及办理各种学术事务的方法，同时更便于时时向老师请教。

这使我的学习历程更像是传统的师徒制，大大弥补了现代大学制度设计的不足。

我觉得对历史系同学来说，除了上课和论文写作外，担任老师的助理其实是一种非常好的学习方式。

我希望学弟、学妹们，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千万不要敷衍以对或斤斤计较，而是要认真把握，好好学习系上老师们的优秀本领。

1998年硕士班毕业后，我曾有一年的时间担任阮老师的专任助理。

就在那一年，我遇见了改变我一生的第二位老师，也就是徐苹芳先生。

徐苹芳先生是众所公认中国考古学界的第一流学者，他曾在1999年接受本系的邀请，来系上担任一学期的客座教授，徐老师和我的初识便是在台大客座的这段期间。

由于阮老师常常鼓励我多听其他老师的课，而他对徐先生之为人与为学一向推崇，因此素来仰慕先生的我，便立刻把握机会前去旁听，从此启发了我对于中国历史考古学的认识。

接触过徐老师的人都知道，先生待人极为温和谦逊，但在学术上却非常严谨认真，因此上徐老师的课是一点也不轻松的。

先生当时开的课是《中国考古学》，整个学期分为十多个专题讲授，全面而深入的介绍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成就。

先生上课没有讲义，没有PowerPoint或其他花俏的教材，有的只是长篇的参考书目和极为精彩而充实的授课内容。

先生博学多闻，又长期在第一线进行考古工作，上课内容除了丰富的考古知识外，还融入了许多个人长期从事考古工作的体悟。

上课从钟响开始，便如行云流水一般接连讲授。

当时在讲台下的我，唯恐漏掉任何一句，只能奋笔疾书，拚命抄笔记。

第一次听完先生的课后，印象最深刻的是那酸痛的手指，和满是开启另一扇学术之窗的兴奋之情，心中想到的只有当年孙中山初次赴美后的那句感言：“今日始见沧海之阔！”
徐老师和阮老师相同，除了学术研究外，更重视后进的品德修养。

前面提到，我曾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三王与文辞》投稿到《燕京学报》，其实我原本想投到《台大历史学报》，但阮老师当时正好担任主编，因此立刻要我回避。

《燕京学报》是学界公认的第一流学术刊物，当时贸然投稿，只能说年少的我血气方刚，初生之犊不畏虎吧！结果过了半年多以后，大约是徐老师来台后的学期中，有一天先生忽然约我见面，见面后和我谈这篇稿子，我才知道原来当时担任《燕京学报》副主编的正是徐先生。

徐老师对我文章的论点十分赞许，但指出文中对前人的错误往往多加指摘讥刺，这样的态度是不宜的。

先生对我说，前人的错误往往根源于时代的局限性，错误固然要讲清楚，但心态应该宽容，不宜过
多苛责。

我年少家庭穷困，因此心中愤世嫉俗，但先生的那一番话确实点醒了我，促使我开始思考用另一种态度去看待世事。

更让我感动的是，先生当时和我足足谈了一下午，理直而气和，义正而辞婉，苦口婆心，谆谆教诲。

我常想，我的人生中最幸运的事就是能一直不断遇上好老师。

以阮老师和徐老师的学识和地位，他们大可不必花如此多的时间，在像我这样没有背景、没有渊源的穷学生身上，但他们却如此做了，而且始终如一。

在两位老师的身上，我看到了学者不遗余力栽培后进之心，这也真正感动了我的心。

徐老师在学术上的毕生愿望，便是能将历史学与考古学加以结合。

他所以在历史学系开授考古学课程，也是这个用意。

因此先生当时和我谈论那篇稿子，更希望我能结合出土文献和考古成果，让论点更加坚实。

先生当时帮我开了一连串的汉简书单，特别是迈克尔·洛伊（Michael Loewe）和永田英正的书，要我细心阅读。

先生当时跟我说，年轻人要厚积薄发，我由《史记》研究跨足汉简和考古，固然会使文章发表时间要延迟许多，但对我的将来绝对是有益的。

后来我足足花了半年多的时间，阅读了相关书目（尤其是迈克尔·洛伊的原文书，台湾当时很难找到，后来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邢义田先生慷慨借阅。

但当时年少无知，却是借了很久才还，对邢先生实在万分抱歉），其间不断向徐老师请教，徐老师总是耐心以对，认真回答，从不因我的浅陋而有任何责怪之意。

到了徐老师客座任期结束，要返回北京前，先生特地送了我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并勉励我好好努力。

1999年考上台大历史所博士班后，有一天我读到一篇报导，文中提到目前秦汉考古出土文献的总字数，已经超过传世文献，而且两者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当时我在阮老师的研究室中，读后深深地叹息。

我开始意识到，在我们这一代学习上古秦汉史，已经无法回避考古了。

而且这更让我深信只有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结合，才是21世纪上古秦汉史研究的未来。

我的个性一向是要就不学，要学就想学别人的真本领。

因此我在
硕士班时，选择了阮老师最擅长的《史记》，做为论文题目；而既然想学考古，我就希望学到如何正确使用第一手的出土史料，而不是只能仰赖阅读考古学者的二手研究。

所以当时我立志排除万难，必要到中国考古最好的大学去学习，并参与完整的考古发掘工作。

要做这样的决定，在当时有许多难处。

主要是我在经济上很不宽裕，而除了旁听和修习过人类系的几门课外，更非考古科班出身。

但当时的我，不断想起小时候在《古文古事》中读过的一篇故事：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

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钵，足矣。

」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

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富者有惭色。

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之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焉。

人之立志，顾不如蜀鄙之僧哉？
再怎么没钱，我想我都比“一瓶一钵”要强，“有为者亦若是！”就这样，我下定了要去北京大学学习考古的决心。

但对我来说，最难的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如何跟一向关爱栽培我的指导教授开这个口，说我要再投他师。

就在那天中午，阮老师和我吃过饭后，在椰林大道上漫步聊天，我鼓起勇气向老师说这件事。

阮老师听后愣了一下，和我在椰林大道旁坐下来，出乎我意外的是老师竟然大加赞成，并对我诸多勉励。

后来我去北京大学的推荐信，便是阮老师和台大人类学系的黄士强老师帮我写的。

就在2000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系博士班，并幸运地成为宿白和徐苹芳两位中国考古学大师的学生。

在台大办理休学后，我随即远赴北京大学求学，去陌生的城市研读一门陌生的学科。

刚到北京，有许多事情都不太能适应，徐老师特别要我到他家去，那是一间位在东四九条胡同的传统房屋，古意盎然。

还记得在满壁书香的客厅里，先生亲切地对我说：“你到北京来求学，只要心中有任何不愉快，或是遇到任何困难，都不要客气，即使是再小的事，都可以告诉我。

有的时候，人心中有事就容易钻牛角尖，只要有人谈谈就好了。

”徐老师是一位真正的良师，他对学生的关怀，从这许多方面都可以看出来。

徐老师唯恐我受学界浮躁的风气影响，有急于求成的心态，当天中午请我吃饭，就认真告诫我：“世浩，你做我的学生，我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那就是一辈子不许写和人商榷的文章。

”后来我才体会先生的深意，学术贵在正面立论有所贡献，不在找人毛病以为高人一等。

还记得那一天，先生屡次的跟我说：“世浩，要切记，大器一定要晚成，厚积才能求薄发。

”
徐老师十分喜好美食，时常带许宏师兄（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和河南偃师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和我去北京不同的名菜馆尝鲜。

在轻松的气氛下，不断关心着我们的学术和生活情况。

席间先生总要我谈谈对大陆的各种感想，有时年轻的我忍不住大放厥辞，先生总是面带微笑认真听我讲完，然后一一对我的意见提出看法，令我受益良多。

例如有一次内子到北京找我，徐老师请我们用餐。

席间我对先生提到北京大学的学生有一种“较真”的风气，校园中处处可以看到同学们为了彼此一点学术上的不同见解，当众争得面红耳赤。

先生听了笑着说，北京大学从以前就是穷学生念书的地方，穷学生特别认真，不像燕京大学，尽是公子哥儿。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先生在生活中展现的儒雅风范和在学术上的认真精神，正是因为他一人继承了两校的传统，身兼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二家之长的缘故。

在北京大学念书期间，我接触了许多优秀的老师，从他们身上学习到非常多的东西。

但让我印象最深也启发最大的，还是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农村三个月实习的日子。

二里头是中国考古的圣地，它不仅是极为重要的上古王朝都邑遗址，更特别的是，当地地层的迭压打破情形非常复杂，是田野发掘难度极高的工地。

其实二里头并不是北京大学的考古工地，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工地。

我想徐老师特地安排我去那里实习，主要有两个用意：一是希望田野经验非常丰富的许宏师兄能代师授艺，带领我学习田野考古；二是正由于二里头的发掘技术难度高，才有磨练我的机会。

在这段农村的岁月里，我除了天天下考古工地学习外，更认识了中国历史真正的基层──农村和农民，这对我看待历史的方式
产生重大影响，是在北京等大城市生活绝对无法感受的。

2002年，因为我的毕业论文实习，需要用到大量未发表的悬泉置出土汉简，徐老师特地亲自陪我到兰州的甘肃省考古所去。

还记得当晚在房间聊天，谈起先生刚故世的好友，也是国际知名学者张光直先生发掘商丘的事。

先生提到他原本建议张光直先生合作发掘的地点是河南偃师二里头，因为他觉得那里最有考古潜力，也最能做出惊人的成绩。

以2001年后二里头丰硕的考古成果来看，先生的看法无疑是无私而正确的。

但张光直先生当时不同意，坚持要发掘商丘，先生力劝无效，而最后发掘的结果并不理想。

先生说起此事时十分怅然，因为张先生与他多年朋友，却因此而生嫌隙。

但先生对我恳切的说：“我不能害朋友去做一件明知没结果的事。

”这让我学习到先生对朋友的情义。

在甘肃实习期间，我幸运的获得了曾参加居延新简整理工作，并主持敦煌悬泉置发掘的何双全老师的细心指导。

在那三个月里，何老师不仅作为我学习简牍和考古的良师，他和师母对我这样一个异乡游子，更像亲人一样照顾，至今感念不忘。

后来因为何老师的引介，我还参加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简牍研究班的敦煌居延考察旅行，更令我大大开阔了视野。

回到台湾后的几年，经历了无数的转折，先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博士候选人培育计划的奖助，后来又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器物处任职。

在这两个机构，我幸运的承蒙邢义田、邓淑苹、嵇若昕等老师的教导，也得到朱林泽等前辈的照顾，还结交了许多好朋友，这些都让我感念在心。

2011年2月，我非常幸运的回到母系任教。

当我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向徐苹芳老师报告时，徐老师非常非常高兴，和我约定8月要在北京再会。

没想到5月时先生过世的噩耗传来，竟是从此天人永隔。

回想徐老师一生，都在为学术、为大众服务。

我最常听先生说的一句话便是“这是我应该做的”，而先生确实做到了将一生奉献给中国考古和文物保护事业。

他一方面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四处奔走，八方呼喊，得罪了许多官员和富商。

另一方面，却对一生所经历许多
波折和坎坷，时时心存感谢。

徐老师常教诲我应与人为善，先生说他的一生常因此而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受人帮助。

当先生故去的消息传到台湾，就我亲身耳闻目睹，认识先生的学者，无论社会地位、政治立场、学术派别，无不感怀伤痛，在今日多元的台湾，这是何等难得之事，这完全是先生的人品道德力量所致。

子贡曾赞美孔子所以得道多助，是因为“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

每当回想先生的音容笑貌，我都会想起《论语》中的这句话。

对我来说，先生一生的待人接物，正是“温、良、恭、俭、让”五字最具体的呈现。

如今泰山已颓，哲人其萎，空留典型。

馨香上祷，悲不自胜，仅借此文，聊表弟子景仰孺慕之情。

“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善歌者，使人继其声”，我能够有今天，完全仰赖母校母系和诸多老师的栽培。

师恩深重，永志不忘，我希望能够在未来的人生岁月，将我的所学奉献给台大历史系，以回报老师们对我的关爱和提携，让母系在学术和教育上能够日益昌盛，这是我衷心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