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盈余能预测宏观经济增长吗?——盈余结构分析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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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盈余能预测宏观经济增长吗?——盈余结构分析视角卿小权;张碧涵;蔡祎萌
【摘要】基于A股上市公司2007年第一季度至2017年第一季度公开披露的季度会计数据,从盈余结构入手,直接考察对净利润进行分解能否提高会计盈余对宏观经济增长的预测能力.研究发现,相比总括会计盈余,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增长率与未来GDP增长率的相关性较强;对总括盈余进行分解能提高会计盈余对未来GDP增长率的预测效力,表明对盈余结构的分析可为预测宏观经济增长提供增量信息.此外,分产业分析发现,第一产业分解的会计盈余对前推三期GDP增长率的预测力较强,而第二、三产业会计盈余对GDP预测的增量贡献在前推两期较为突出.本文的研究结果不仅为"会计盈余与GDP预测"补充了新的经验证据,也能为政府部门适时调整产业经济政策提供决策支持.
【期刊名称】《科学决策》
【年(卷),期】2017(000)008
【总页数】30页(P21-50)
【关键词】会计盈余;宏观经济增长;盈余结构;增量信息
【作者】卿小权;张碧涵;蔡祎萌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830.91
自实证会计的开山之作Ball 和 Brown(1968)[1]发表以来,有关会计信息有用性的研究就成了实证会计领域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

从研究内容看,现有文献大多着眼于微观层面,着重考察会计信息对公司治理、企业价值评估以及微观市场主体战略投资决策的有用性(陈晓等,1999[2];陆正飞等,2008[3];金智,2010[4];卿小权和程小可,2011[5]),却较少将会计信息与宏观经济指标联系起来(饶品贵和姜国华,2011[6])。

近年来,国内部分学者试图搭建联系微观企业会计信息与宏观环境之间的桥梁,王化成等(2011)[7]提出以理财目标为导向,梳理出从宏观环境到企业财务决策再到企业价值提升的传导链条,开辟了连接宏观经济环境与会计信息的路径。

相应地,从微观企业会计信息导向宏观经济指标的研究也取得一定突破,已有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汇总会计盈余对于未来GDP增长的预测能提供增量信息(Konchitchiki 等,2014a[8],2014b[9];唐松等,2015[10];罗宏等,2016[11]),初步表明微观企业会计信息能
成为反映宏观经济增长的“晴雨表”,有助于提升会计工作在宏观经济决策中的地位(王化成等,2012[12])。

可见,企业会计信息与宏观经济决策密切相关,
本文试图进一步考察微观企业会计信息如何影响宏观经济增长以及如何提高会计信息对于宏观经济决策的有用性。

来自美国市场的经验证据表明,加总的会计盈余增长信息可以预测未来GDP增长率Konchitchki 和Patatoukas(2014a)[8],在此基础上,Konchitchki和Patatoukas(2014b)[9]按照杜邦财务分析体系的思路将净经营资产收益率分解为销售利润率和资产周转率,发现利润率指标相比资产周转率更能预测未来GDP的增长,从而进一步证实了会计盈余对宏观经济增长的预测作用。

借鉴Konchitchki和Patatoukas(2014a)[8]的研究思路,国内学者唐松等(2015)[10]发现,在控制本季度GDP实际增长率或分析师一致预测的增长
率之后,加总的季度会计盈余增长率与未来1-4个季度的GDP增长率均显著正相
关;考虑2007年会计准则变革及GDP的不同统计口径后,当季度会计盈余增长率依然能对未来1-3个季度的GDP增长提供解释贡献。

无独有偶,罗宏等人(2016)[11]的研究同样发现,当季度会计盈余增长至少能预测未来1-3个季度的GDP增长;更进一步地,外生制度因素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以及良好的法律环境提升了会计信息的宏观预测价值,而政府干预则削弱了会计信息的宏观预测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有关会计盈余对经济增长预测的研究仅关注总括会计盈余,却没有深入分析盈余结构的信息含量。

然而,来自微观层面的研究发现,将会计盈余进行结构分解可提高盈余的价值相关性(Lipe, 1986[13]),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每股收益在股票估值中能提供增量信息(李常青和张兆伟,2003[14]),而应计盈余对公司未来业绩也具有一定的预测效力(刘博等,2009[15])。

从盈余的持续性角度看,会计盈余可分解为非经常性损益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其中,由于非经常性损益具有偶发性,致使总括会计盈余的持续性弱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以华塑控股为例,据年报数据显示,该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每股收益自2002年起连续15年为负,而每股收益也仅有6年为正。

尽管该公司屡屡通过资产重组等手段成功保壳,但其会计盈余的持续性极弱,我们很难根据当期盈利情况预测其未来盈余水平。

然而,根据GDP核算的收入法原理,企业会计盈余是同期GDP的重要组成部分①按照GDP核算的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GDP)=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

,那么,非经常性损益的大量存在会否影响加总的企业会计盈余对未来GDP增长的预测?为此,本文试图将总括盈余分解为非经常损益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以期考察盈余结构对经济增长的预测能否提供增量信息。

本文的主要研究贡献在于:第一,现有文献在探究企业会计盈余能否预测GDP增长时没有考虑会计盈余结构,而本文根据会计盈余的持续性对其进行分解,发现分
解后的盈余相比总括盈余能更好地预测未来GDP的增长。

本文的研究结果不仅进一步拓宽了会计信息有用性的研究视野,而且还为“会计盈余与GDP预测”这一研究话题提供了新的补充性证据。

第二,我们将样本公司所属行业与国民经济核算中的三大产业对应起来,结果发现,第一产业本期分解后的会计盈余对前推三期的GDP增长率的预测力较强,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基本相符。

第二、三产业分
解后的会计盈余对前推两期GDP增长率的预测力较强,这既反映了工业与服务业企业的经营安排相对均衡,也与上市公司高管的年度业绩考核密切相关。

以上发现对于宏观调控的启示在于,政府部门可根据各产业加总的会计盈余预测本产业的未来经济增长状况,进而通过修订产业发展政策、调整资源配置等手段而实现经济平稳增长。

余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包括样本数据的来源与筛选、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第四部分为实证及分析;第五部分为稳健性测试;第六部分为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微观层面看,会计信息综合反映企业业绩、评估企业价值和预测企业未来,以推动股票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债权人的信贷决策以及政府部门的监管政策(刘玉廷等,2010[16])。

与此同时,企业是构成宏观经济的微观主体,企业产出的增减变
动直接影响着宏观经济的增长情况(姜国华和饶品贵,2011[17])。

按照企业
新创造价值的分配原理,企业产出包括分配给股东的净利润、支付给债券人的利息费用、发放给员工的职工薪酬及向政府交纳的各项税费。

从会计指数的编制结果来看,包括盈余在内的经过提炼和汇总的企业会计信息可以帮助政府部门及时了解微观经济基础,把握宏观经济走势,做好宏观经济决策(王化成等,2012[12])。

因此,会计盈余作为企业产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宏观经济增长密切相关。

基于收入法下按要素贡献参与分配的原理,GDP可划分为营业盈余、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与固定资产折旧。

可见,会计盈余不仅是GDP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
与GDP的其他组成部分密切相关。

根据Dechow et al(1998)[18]的研究发现,企业的加总会计盈余对未来现金流有预测效力,从而可作为企业税前收益的代理变量。

理论上,企业未来现金流通过影响国家货币政策进而可以预测宏观经济增长指标(Martin和Picazo,2002[19])。

因此,企业加总会计盈余的增长信息具
有对GDP增量的预测效力。

从时间序列特征看,会计盈余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即根据本期盈余(增量)可以预测未来盈余(增量),且盈余持续性与收现盈余占总括盈余的比例正相关,而与应计利润占比负相关(Sloan,1996[20];Ibrahim 和Ebaid,2012[21];王志台,2000[22];徐浩峰等,2011[23]),由
于未来会计盈余是同期GDP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根据当期会计盈余的增长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未来期间的GDP增长。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1:企业加总的会计盈余增长与未来GDP增长显著正相关。

从假说一的推理不难看出,基于盈余持续性的分析都假定会计盈余遵循“随机游走”的时间序列特征,即上期盈余实际数为本期盈余的期望值,而本期盈余与上期盈余的差额却为常量(Ball 和Watts,1972[24];Watts 和Leftwich,1977[25];Steve等,1977[26])。

然而,从利润来源看,会计盈余包含众多损益项目,按其持续性强度可分为经常性损益与非经常性损益。

常见的非经常性损益包括处置非流动资产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等,该类损益的发生往往具有偶发性特征,持续性较弱,通常难以提前预测,使得本期盈余对未来盈余的预测效力大打折扣(Brook和Buckmaster,1976[27];Ou 和Penman,1989[28]),而基于随机游走假定的年度盈余增量与股票估值并不显著相关(Ali 和Zarowin,1992[29];卿小权和程小可,2011[5])。

此外,剔除盈余结构中暂时性项目可影响盈余-股票回报模型的非
线性关系(程小可和李玲玲,2004[30])。

可见,若不按利润来源对会计盈余
进行结构分析,有可能会低估甚至掩盖盈余对经济增长的实际预测能力。

因此,我们在考察会计盈余对GDP增长的预测作用时有必要对会计盈余进行分解,进而考察会计盈余结构在宏观预测中的信息含量。

在有关盈余结构信息含量的微观研究中,Lipe(1986)[13]的实证结果发现,区分盈余构成项目可为上市公司股票估值提供增量信息。

自此,上市公司会计盈余及其构成项目的价值相关性及决策有用性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Sloan(1996)[20]认为,构成会计盈余的经营现金净流量与会计应计项的相对比例直接影响会计盈余的持续性,进而影响会计盈余的预测作用。

具体而言,经营现金净流量占比越高,会计盈余的持续性越高,预测能力越强,反之则越差。

该观点在后续研究中被多次证实(Penman和Zhang,2002[31];Nichols 和Wahlen,2004[32];Ibrahim和Ebaid,2012[21];刘云中,2003[33])。

类似地,程小可(2005)[34]的研究结果表明,与总括盈余相比,分解后的盈余结构项目对公司未来盈利能力及未来现金流的预测能力更强。

具体说来,非经常性损益对下期盈利及经营现金流的回归方程中,回归系数为负,表明非经常性损益对下期盈利及经营现金流具有负的解释贡献,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对下期盈利及经营现金流的回归方程中回归系数为正,表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对下期盈利及经营现金流具有正的解释贡献,并在一定程度上优于总括盈余对下期盈利及经营现金流的预测。

基于此,不少学者在探究盈余结构的决策有用性时也纷纷将总括盈余分解为经常性损益与非经常性损益。

实证结果发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可作为公司永久性盈余的表征变量,相比总括盈余对公司未来期间业绩预测效力更为精准,且盈余持续性强的盈余结构项目可以向资本市场传递更多信息,提高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王志台,2000[22];徐浩峰等,2015[23])。

有关企业盈余与宏观经济相关性的研究表明,宏观经济政策通过控制税收、消费等途径影响企业经营现金流量,间接影响企业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的增减。

相反
地,企业当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样作用于企业当期经营现金流量的变化,企业经营现金流量作为宏观经济指标的微观体现,直接影响政府货币政策的制定,进而可推断下期经济指标的变化(Martin 和Picazo,2002[19])。

根据我国2016年3月最新修订的《证券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及2001年颁布的《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规定,若上市公司出现连续三年亏损,交易所可以自其公布第三年度报告之日起,对其实施停牌,做出是否暂停上市决定。

迫于“带帽”(ST)与“摘牌”(PT)的压力,不少上市公司在主业盈利
能力无法实质性改善时,转而通过非经常性损益保壳。

以华塑控股为例,据其2002-2016年的年报数据显示,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已经连续15年为负数;在此期间,公司净利润有三次连续两年亏损,但最终都通过资产重组(如变卖主业资产、卖壳)等手段化险为夷,勉强保住上市资格。

由于非经常性损益具有偶发性,投资者很难根据本期实际数对其下一期的发生额进行预测,从而影响总括盈余的可预测性。

特别地,若非经常性损益在会计利润中占比较高且符号变化不定,我们将无法根据本期盈余预测下一期盈余,而未来会计盈余是同期GDP的组成部分。

可见,非经常性损益的存在很可能会减弱会计盈余对宏观经济增长的预测效力。

综上所述,由于会计盈余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测具有增量贡献(Konchitchiki等,2014a[8];2014b[9]),而总括会计盈余中的非经常性损益的持续性较差,其对未来会计盈余及GDP增长的预测力较弱,因而将总括盈余分解为非经常性损益与扣除非经常损益的净利润将更能捕获GDP的变化趋势,从而提高会计盈余对经济增长的预测能力。

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2:与总括会计盈余相比,将总括盈余分解为非经常性损益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能提高会计盈余对未来GDP增长的预测效力。

3.1 数据来源与样本筛选
本文以2007年第一季度至2017年第一季度的沪深两市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初选样本,实证检验所用数据分为两类:第一类为个股会计盈余与市值数据,包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非经常性损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月度总市值。

其中,个股单季度会计盈余字段取自wind数据库,个别缺失值通过CSMAR数据库比对及手工收集年报加以补全;个股月度
总市值数据取自CSMAR数据库。

第二类为GDP相关数据,包括国家层面汇总的季度GDP与省级层面的季度GDP,其中国家层面GDP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官网,省级层面GDP来自各省(直辖市)的统计信息网,季度GDP同比增长率经手工
整理计算而得。

基于本文研究主题的要求,我们对样本数据按以下标准进行筛选:(1)剔除营业收入不大于0的样本;(2)剔除会计盈余缺失的季度样本;(3)剔除最近三个
月因股票连续停牌导致总市值缺失的样本;(4)剔除上市时间过短而导致单季度会计盈余的同比增长率无法计算的样本;(5)考虑到中国证监会2012年新修订《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的综合类(一位行业代码为S)公司无明确主业,因而在分产业分析时剔除了综合类样本。

按照以上标准共选出37个季度样本,平均每个季度包含约2007家公司。

为了消除极端值对统计结果的影响,我们对公司层面的会计盈余增长率数据采用上下各1%的缩尾处理(Winsorize)。

3.2 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为了进一步考察上市公司季度加总的会计盈余能否预测未来GDP增长,本文参考Konchitchki 和 Patatoukas(2014a)[8]及罗宏等(2016)[11]的方法,
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被解释变量(GDPGq+k)表示第q+k季度名义GDP的同比增长率,
k={1,2,3,4},之所以选择名义GDP是因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核算也没有调整物价变动因素。

具体的计算方法为:GDPGq+k=(本年第q+k季度名义
GDP-上年第q+k季度名义GDP)/上年第q+k季度名义GDP,分产业以及省级层面的GDP增长率的计算方法相似。

解释变量(NIG_TPq)表示q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率的加总。

具体的计算方法为:首先将各公司当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当季度营业总收入,得到Xi,q;然后为避免出现负分母的情况,我们对Xi,q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Xi,q|;然后计算Xi,q
的同比增长率ΔXi,q=(Xi,q-Xi-1,q)/ |Xi-1,q|;最后,为了消除公司规模的
影响,以个股总市值作为加权平均的基础,求取ΔXi,q的加权平均值,即
NIG_TPq。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交叉持股关系,当被投资单位实现盈利或发生亏损时,若不能对其控股,则投资单位将按持股比例所享有的份额确认投资收益;若能对其控股,被投资单位的净利润将纳入投资单位的合并利润表,以上情况将使被投资单位的净利润在不同程度上被重复统计。

为了缓解因重复统计对实证结果造成的影响,我们在基本检验中采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作为会计盈余的代理变量;同时,考虑到全体上市公司对于整个宏观经济的代表性问题,我们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净利润代替会计盈余。

为验证假说二(H2),本文将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解为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中国财政部2006年2月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对非经常性损益的内容进行了重新修订,自2007年1月1日起,上市公司按照新准则的要求连续披露非经常性
损益的金额及其相关事项。

考察分解后的会计盈余对未来GDP增长预测效力的实证模型设计如下:
其中:上述模型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EI_TP)由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NI_TP)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NIBE_TP)相减得出。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
率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增长率与模型(1)中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率计算方法相同。

基于此,我们可以比较模型(1)与模型(2)的判定系数,若模型(2)调整后的拟合优度(Adj.R2)大于模型(1),则表明
将总括盈余分解为非经常性损益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能提高会计盈余对未来GDP增长的预测力。

从业务的对应关系看,每家公司都隶属某一特定行业,而一个或多个行业可构成一个产业,对三大产业的汇总则构成国民经济统计的总体。

由于不同产业(行业)在业务性质、经营模式、经营周期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分季度加总的会计盈余与GDP的变化也将存在行业差异(王化成等,2012[12])。

比如,农业生产因为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具有较强的季节性特征;工业和服务业企业的生产受自然条件的限制相对较小,但与经营模式及业绩评价机制密切相关。

那么,会计盈余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测力会否因产业而异?对该问题的回答既能验证现有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同时也有利于揭示各产业会计盈余对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机理,进而为政府部门有针对性地出台宏观调控政策提供启示。

为此,我们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中的产业分类标准对中国证监会2012年所定义的行业进行分类,三大产业与18个具体行业的对应关系如下:第一产业(农业)包括农、林、牧、渔业(A);第二产业(工业)包括采矿业(B)、制造业(C)、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D)、建筑业(E);第三产业(服务业)包
括批发和零售业(F)、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G)、住宿和餐饮业(H)、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I)、金融业(J)、房地产业(K)、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L)、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M)、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N)、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O)、教育(P)、卫生和社会工作(Q)、文化、体育和娱乐业(R)。

如前所述,综合类(S)公司因为主业不突出,无法归入某一特定行业,故在分产业分析时将该类样本剔除。

4.1 描述性统计
表1 Panel A列示了回归模型(1)和模型(2)中各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

具体而言,加总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率(NIG_TPq)的均值为
0.0464,中位数为0.0500,标准差为0.4173,变化区间从最小值-1.5552到最大值0.6892;加总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率(NIBEG_TPq)均值为-0.1457,中位数为-0.0765,标准差为0.7164;加总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增长率(EIG_TPq)的均值4.7343,中位数为
0.9369,标准差为6.7157。

总体而言,加总的会计盈余增长率都服从对称分布,其中,加总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率波动较小,而加总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增长率的波动性较强。

国家层面的GDP增长率(GDPGq)均值为12.10%,省级层面加总的GDP增长率
(GDPG_Proq)均值为12.25%。

从Panel B列示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出,加总的会计盈余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均存在正相关关系。

在整个检验期间内,加总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率和加总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均显著正相关,该结果初步表明,会计盈余中持续性较强的部分能更好地捕获未来GDP的增长趋势,进而预测宏观经济增长。

4.2 基本回归结果
表2 Panel A列示了未来1-4期GDP增长率对本期GDP增长率及本期总括会计
盈余增长率的回归结果。

从模型总体来看,除前推四期GDP增长率的回归模型外①据国家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显示,我国在2008-2011年经历了GDP的快速增长,单季度GDP的同比增长率均值为16.38%;进入2012年之后的GDP增速开始放缓,2012-2016年单季度GDP的同比增长率均值为8.59%,由于GDP增速在不同年份上差异较大,一定程度上导致前推四期的GDP增长率回归模型不具有统计
显著性。

(包括自回归模型及包含总括盈余与本期GDP增长率的模型),其他六组回归模型总体上都具有统计显著性。

从前推一期(q+1)的回归模型看,加总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率回归系数在0.01水平上显著为正,而且同时
包含总括会计盈余和GDP增长率的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Adj.R2)高于GDP自
回归模型(81.4%>72.6%),初步表明会计盈余在宏观经济增长预测中能够提供增量解释贡献。

类似地,本期加总的会计盈余增长率与前推两期(q+2)、前推三期(q+3)及前推四期(q+4)的GDP增长率均显著正相关,该结果与Konchitchki 和 Patatoukas(2014a)[8]及罗宏等(2016)[11]的发现大
体一致,且包含会计盈余增长率的模型的解释力同样高于GDP自回归模型,研究假说1初步得到验证。

而与罗宏等(2016)[11]不同的是,本文总括会计盈余在前推四期依然具有统计显著性,这可能是由于新会计准则的实施使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比性有所提升。

表2 Panel B列示了未来1-4期的GDP增长率对本期分解的会计盈余及本期
GDP增长率的回归结果。

总体看来,同时包含分解后的会计盈余和本期GDP增长率的回归模型的解释力明显高于GDP自回归模型,再次表明会计盈余对GDP增
长的预测能提供增量贡献,研究假说1进一步得到验证。

从盈余结构角度看,加
总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增长率的回归系数在多数模型中不显著,而加总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都在0.01水平上显
著为正,该结果表明,会计盈余中持续性较强的部分能更好地捕获未来GDP的变化趋势,进而准确地预测宏观经济增长。

更进一步地,对比Panel A与Panel B的回归结果不难看出,在整个检验期间内,包含分解会计盈余的回归模型的解释力在一定程度上均高于包含总括会计盈余的回归模型。

具体说来,在前推一期(GDPq+1)的回归模型中,包含分解会计盈余
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比总括会计盈余回归模型高出0.7%(82.1%-81.4%),而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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