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醉翁亭记》的创作渊源（上）

漫谈《醉翁亭记》的创作渊源（上）
漫谈《醉翁亭记》的创作渊源
（上）
《醉翁亭记》是欧阳修创作于1046年的散文佳作，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写于同一年。

《醉翁亭记》是欧阳修文学创作力达到极致时的一篇作品，欧公用这样一篇美奂美仑的妙文，告别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同时却宣布了一个新文学时代的开始。

《醉翁亭记》一发表，立即获得读者的喜爱，文学家们忙着讨论它的写作技巧，音乐家们忙着把它谱成琴曲，而商人们则忙着用它的碑刻拓本来行贿税官，据说一份《醉翁亭记》的拓本可以抵挡不少税款。

那么这篇散文到底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呢？它是欧阳修的天纵之思还是散文艺术的渊源有自？由这个问题出发，我们甚至还可以继续追问：北宋的散文革新，仅仅是在“复古”大旗下从事的创新事业，还是通过文体创新的方式，使北宋散文革新最终从文学复古的母体中分娩，从而为古典散文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探寻一下《醉翁亭记》这朵文学奇葩，它在绽放前经历了哪些阳光和雨露的呵护。

一、《醉翁亭记》的“老亲戚”
《醉翁亭记》在当时产生巨大传播效应，普通读者沉浸在这篇散文佳构带来的审美愉悦中，而文人们也纷纷对这朵突然绽放的文学奇葩产生浓厚的研读兴趣。

宋元文人讨论《醉翁亭记》写作渊源的文章时有见之，稍作研究，发现这些讨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散文革新的发展历程。

在《醉翁亭记》之前，人们评价一篇散文的价值如何，往往先看文章的“体制”如何，所谓“体制”，就是某种文体千百年沉淀下来的特定写作规范，比如写记体文就要遵守记体文的规范，写赋就要遵循赋的规范，诗必须是诗，而词也只能是词。

《醉翁亭记》却打破传统文体观的束缚、开拓人们文学审美视野，对文学发展带来极大的影响。

但是这样一篇产生于北宋复古文学思潮下的散文作品，是不是在天才文学家的催生下横空出世，彻底切断与中国古文传统的
联系了呢？
笔者的答案是否定的。

一方面这不符合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文章本天成”只存在于诗人们的浪漫想象中，而实际上任何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都不可能是天外来书，它必然在文学史上有着自己的前世和来生。

另一方面，也不符合北宋当时的历史语境，一个与传统经典没有任何关系的创新作品，难以实现有效的传播，阅读者必须能体会到阅读过程中那种陌生的熟悉，才能更好地认同这样一篇作品，从而逐渐接受它所标举的新审美理想。

《醉翁亭记》之所以可以被看作宋代散文革新的关键作品，恰恰是因为在它身上，读者能同时接受和品味它的两种审美特质，即它的传承性所带来的可被阅读主体验证的审美熟悉感，以及其创新性所造成陌生化效果而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新审美体验。

北宋散文的复古与创新究竟处于怎样一种文学生态环境，《醉翁亭记》恰给笔者提供了一个解决此问题的研究平台。

《醉翁亭记》一问世，宋元读者们首先关注的是它与儒家经典的关系，很快地给它找了几个“老亲戚”。

《醉翁亭记》连用21个“也”字，曾经引发了文人们的热烈讨论。

这种怪异而瑰丽的写法，使人们的眼光直接上溯到经典，从自己的阅读经验和对儒家经典的感悟出发，去追寻它的创作源头。

这一类批评《醉翁亭记》的被欣赏、认同，提供了良好的经学空间，虽然提供这样的空间也许并非评论者有意而为之，因为当一个人的审美习惯被打破时，他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坚守自己固有的习惯。

这方面比较早的评论可能来自尹洙，一个忠诚而执着的古文家。

因为他在欧公写完《醉翁亭记》的第二年就去世了，所以他对此文的评论可能是宋人中比较早的了。

据《爱日斋丛钞》转引董弅《闲燕常谈》的记载，“欧阳公作《醉翁亭记》成，以示尹师鲁，自谓古无此体。

师鲁曰：‘古已有之。

’公愕然。

师鲁起取《周易·杂卦》以示公，公无语。

”（《爱日斋丛钞》卷四）如果这条材料真实的话，倒是最早从文学创作渊源上抬高《醉翁亭记》的记录，虽然就材料本身看，欧公的这种文学承继似乎是在无意中进行，而一贯注重古文体制的尹洙对此文也并非抱有欣赏的眼光。

不过通过细读宋元文人对《醉翁亭记》的讨论，笔者发现更多的读者提到《醉翁亭记》远
承儒家经典时，可能隐含着一种价值判断，我们看南宋人赵彦卫的一段评论：
柳子厚游山诸记，法《穆天子传》；欧阳文忠公《醉翁亭记》，体公羊、谷梁解春秋；张忠定《谏用兵疏》，效韩退之《佛骨表》；黄鲁直《跋奚文》，学汉王子渊《便了券》；唐人《大槐国传》，依《列子"汤问》，此所谓夺胎换骨法。

赵氏认为《醉翁亭记》“体公羊谷梁解春秋”，把一篇山水记体文与《春秋三传》联系起来，标榜为写文章“夺胎换骨”的典范。

对于这段话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是，他所举的几个例子中，唯有欧公这篇《醉翁亭记》是与儒家经典联系到一起的。

或许这并不是作者有意为之，但在宋代儒学复兴，特别是南宋儒家学术兴盛的时代背景下，指出一篇文学作品与儒家经典之间的“亲戚”关系，无疑间接地抬高了《醉翁亭记》的文学血统。

这使笔者想起在宋初柳开、王禹偁等古文家的语汇中,如果说某人的文章“本乎六经”，这在当时是一个极高的评价。

另外，宋人朱翌对这个问题有着更详细的阐述，他说：
《醉翁亭记》终始用“也”字结局，议者或纷纷，不知古有此例。

《易·离卦》一篇，终始用也字；《庄子·大宗师》自“不自适其适”至“皆物之情”，皆用也字。

以是知前辈文格，不可妄议。

上面引文提到的《庄子》，虽然不属于经学范围，但它与《周易》一样，都是宋元士人喜爱的古人著作。

而《周易》，更是宋代文人案头必备之书。

翻读他们的文章，我们会发现这两部书的引用率颇高，而且流传于世的宋元论《易》专著，至少有300余部，为历代治《易》之最。

我们先从王禹偁、罗大经描绘的士人读书场景，了解《周易》在宋代士人生活中的地位：
公退之暇，披鹤氅衣，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销遣世虑。

江山之外，但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

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

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

随意读《周易》、
《国风》、《左氏传》、《离骚》、《太史公书》及陶杜诗、韩苏文数篇。

从容步山径，抚松竹，与麋犊共偃息于长林丰草间。

坐弄流泉，漱齿濯足。

关于宋人读书生活的描写很多，此两小段为最为笔者所喜爱，他们描绘了一个桃花源般的理想读书世界，常常使笔者有飘举之心。

《庄子》也是宋人书斋必备之读物，苏轼读《庄子》颇有会心之处，他曾感叹道：“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

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东坡先生墓志铭》，《苏轼文集》附录）朱氏从这两部书中找到欧阳修的写作渊源，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无形中提高了《醉翁亭记》的经典指数。

值得注意的是，朱氏的这一评论有着明显经典化《醉翁亭记》的主观倾向，这一点不同于尹洙。

如果这两位古人此时就坐在我们身边谈论《醉翁亭记》，但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的语气一定是不同的，尹洙虽然也提出了《醉翁亭记》取法《周易》，但他的关注点在否定欧公此文的创新价值，其口吻多少有些不屑，而朱翌则完全抱有一种欣赏的态度。

虽然我们没有尹洙直接评价《醉翁亭记》的记录，但他是一个“文体本位”主义者，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在创作态度和政治功用上都明显高于《醉翁亭记》，尚且不能得到尹洙的认同，被他斥之为“《传奇》体”，那么他对《醉翁亭记》的态度也可以想见。

尹洙大概没有想到的是，他无意中将《醉翁亭记》与《周易》扯上血缘关系，恰恰为《醉翁亭记》的传播奠定了一个很好的经学基础。

后世不少读者在尹洙观点的基础上加以发挥，进一步坐实《醉翁亭记》与儒家经典的渊源，甚而扩展到他们喜爱阅读的其他典籍。

这在古典散文传播史上，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方面反映了读者对这篇文章的偏爱，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篇文章对读者已有读书结构的亲和性。

有正有变，有剥有复，这大概是北宋散文革新获得成功的要素之一。

实际上笔者认为，“也”字是古代散文作品中表示判断的常用语助词，即使在一些作品中出现了连用的情况，也大都本于实用，而并非出于审美之考虑，这一点与《醉翁亭记》“也”字产生的音韵之美，
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宋人从此方面比较《醉翁亭记》虽有南辕北辙之嫌，但他们强调了此文与《周易》、《春秋》等儒家经典的血缘关系，却客观上提高了此文的“血统”，从而使这篇担负传播散文新审美风尚之任的作品，获得更为广泛的传播基础，从而更好地推进宋代散文革新的步伐。

二、《醉翁亭记》与韩愈散文
由上文的讨论我们可看出《醉翁亭记》的面世，使人们对其以“也”为代表的语助词使用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并直接上溯到经典作品，引起读者对其语言表现艺术的研究兴趣，同时也提高了他们对古文写作的探索热情。

实际上在搜集这些评论资料时，笔者已经关注到，宋元文人在讨论《醉翁亭记》的创作技法时，也已经发现它与韩愈散文作品之间的渊源关系。

韩愈的散文在北宋前期就已经获得有效的传播，柳开、王禹偁、穆修、僧智圆等人，对韩愈散文的传播都居功甚伟。

经一代文宗欧阳修及其同道者的大力推扬，韩愈在宋人心目中已经获得非常崇高的地位，“韩柳风格”一词是对当时散文作品极高的评价，在韩愈文统、道统地位逐步确立的宋元时期，这样的作品也很容易得到读者的认同。

欧阳修有当代韩愈之称，其子欧阳发宣称乃翁之文“备尽众体，变化开阖，因物命意，各极其工，或过退之。

如《醉翁亭记》、《真州东园记》，创意立法，前世未有其体”（《欧阳修全集》附录卷二），实际上虽然欧阳修的开创之功不可磨灭，但一口坐实“前世未有其体”则有私亲溢美之嫌。

《醉翁亭记》问世后，不少读者把这篇奇文拿来与韩愈的散文作对比，注意到二者之间的文学承继关系。

如宋人洪适就将《醉翁亭记》与韩愈的《盘谷序》作了比较，指出欧阳修的“化用”之功：
《盘谷序》云：“坐茂林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

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

”《醉翁亭记》云：“野花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

”“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

山殽
野蔌，杂然而前陈。

”欧公文势，大抵化韩语也。

然“钓于水，鲜可食”与“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采于山”与“山殽前陈”之句，烦简工夫则有不侔矣。

洪氏在此讨论欧阳修《醉翁亭记》相关语句与韩愈《盘谷序》之间的渊源关系。

不过在洪适看来，似乎欧公“化韩语”的功夫并不令人满意，反映了传统古文观的“审美积淀”，对他审美价值取向的影响。

实际上如果考虑《醉翁亭记》破体革新之背景，则洪氏所举之例恰为欧文极具精彩之处。

音韵和谐、节奏鲜明是欧公散文诗化的重要表现。

这种散文音乐感的形成，除了章句的“一唱三叹”“回旋往复”之外，与欧公散文中出神入化的语助虚词应用有关。

以欧阳修本人的创作经历而言，其早年在洛阳幕府与同道诸君作为古文的时候，所追求的文学风格是以“简古”为尚的，体现了北宋散文革新初期的美学追求。

这种风格显然与欧公后期的代表风格“六一风神”有着很大的区别。

洪适虽然指出了欧文与韩文的渊源关系，但他的散文观尚处在欧阳修早期水平，宋代散文经欧公发展，“繁、简”已经不能再成为主要散文评价标准，摇曳多姿、一唱三叹的文学表现技法，经欧阳修和苏轼二人的大力推崇与文学实践，已成为散文家新的审美追求。

由刚劲瘦硬、简朴古雅的传统古文风格的追求，到一唱三叹、纡徐委备的“六一风神”之新审美风范的确立，恰好见证了北宋散文革新的历程。

洪适的散文观并不高明，在这一点上他尚不及与其差不多同时的宋人费衮。

这也恰恰反映了人们的古文观念正处在一个矛盾的冲突点上，即使在创作实绩上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新的散文写作观的被认同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费氏也发现了《醉翁亭记》与韩文的渊源关系，指出二者在运用语助虚词上的共通之处，相比上文洪适的观点，可谓更得古典散文艺术之壶奥：
退之《祭十二郎老成》文，一篇大率皆用助语，其最妙处，自“其信然邪”以下至“几何不从汝而死也”一段，仅三十句，凡句尾连用“邪”字者三，连用“乎”字者三，连用“也”字者四，连用
“矣”字者七，几于句句用助辞矣。

而反复出没，如怒涛惊湍，变化不测，非妙于文章者，安能及此？其后欧阳公作《醉翁亭记》继之，又特尽纡徐不迫之态。

二公固以为游戏，然非大手笔不能也。

在费衮看来，欧公连用21个“也”字的惊世之笔，实际上是学习了韩愈《祭十二郎文》的写法，其主要功能在于形成了宋代散文特有的“纡徐不迫”之气质。

费氏总结了语助词在韩愈、欧阳修散文中的美学价值，并极力称赞这种写作技巧的高超，只不过“固以为游戏”云云，则表明“体制为先”的文体观，对他尚有影响。

关于语助词在文章中的用法和作用，晚于洪适、费衮的宋人陈书方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梳理：
文之隐显起伏，皆由语助。

虽西方之书，犹或用之。

盖非假此以成声，则不能尽意。

其精微幻眇，惟在所用之确，而不问乎少多也。

《毛诗》有一篇全用“兮”字者，如《猗嗟》是也；有全用“矣”字者，如《桑中》是也；亦有全用“也”字者，如《墙有茨》、《君子偕老》是也。

然“也”字用多最难，韩文公《祭潮州大湖神文》一篇全用“也”字，亦不过有韵脚而缀“也”字，若《毛诗》。

然至欧阳文忠公作《醉翁亭记》，乃散文尔，首尾数百言，悉用“也”字，前此所未有。

陈氏用来和《醉翁亭记》对比的是韩愈的《祭潮州大湖神文》，不过他更强调欧公此文的创新之功。

元人白珽在其《湛渊静语》卷二中，重复了陈叔方的看法，说明这种写法至少在文学批评中获得了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