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角仙都——一个唐代宗教圣地的塑造与转型

龙角仙都——一个唐代宗教圣地的塑造与转型
发布日期：2015-06-30 原文刊于
龙角仙都
——一个唐代宗教圣地的塑造与转型
雷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100732）
在晋南临汾市浮山、冀城两县的交界处有一座二峰山，从地理环境来看，此山算不上特别险峻，不过它在唐代宗教史上却扮演着相当特别的角色。

二峰山在唐代原名羊角山，由于一系列太上老君在大唐创业开国之初于此地现身的神话，羊角山被塑造为一个具有浓厚“革命圣地”色彩的宗教圣地，从此与大唐立国的正当性乃至国运的兴衰紧密相关。

在此背景下，浮山县被改称为神山县，羊角山被改称为龙角山，国初所立的老君庙在玄宗时期也被改称为“庆唐观”（遗址在今浮山县东张乡贯里村），玄宗还御制御书《庆唐观纪圣铭》以宠异之。

在庆唐观中，供奉着从高祖到玄宗“六圣”之御容，这使得它与长安的太清宫一样，兼具道教宫观与皇家宗庙的双重性质。

到了宋金元时期，庆唐观被改名为天圣观/天圣宫，在失去与王朝正当性的关联之后，它最终与晋南地域社会紧密结合，继续成为当地的信仰中心，其香火甚至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

目前，虽然许多道教史论著都会涉及唐初羊角山的创业神话[1]，但对庆唐观的发展演变却缺乏系统研究。

2003年，笔者在论及唐代皇帝的图像时曾注意到庆唐观[2]，但未深论。

2006年，王翰章先生对庆唐观遗址现存的文物进行了初步梳理[3]。

近年来，为促进旅游事业和地方文化的发展，浮山县当地的一些学者和单位也陆续编写了一些宣传性读本[4]，虽然学术性不足，但其中有些照片却颇为珍贵。

本文试以石刻材料为中心，探讨庆唐观这个本无道教传统的圣地的制造、发展与转型。

一、相关材料概说
关于龙角山与庆唐观，最早的记载可能是唐代道士李用德的《晋州羊角山庆唐观记》一卷，此书今佚，著录于《宋史·艺文志》四《神仙类》[5]，《通志》、《遂初堂书目》等也著录此书，虽书名、作者的写法略有出入，但可以肯定是同一本书[6]。

关于此书及其作者，尚未发现其它进一步的信息，只能从书名来稍加推测。

如下文将会论述的那样，“庆唐观”之名始自玄宗开元十六年（728），而“羊角山”改名“龙角山”则在开元十七年（7 29）。

若《宋史》与《通志》所载不误，则此书很可能撰于开元十六年到十七年之间，其内容应该是记录太上老君在唐初的数次化现，以及朝廷对此观的恩赐。

作者李用德（或李用能）可能正是庆唐观的道士，而此书的撰作契机，或即玄宗在开元十六年御题观额之事。

由于此书已佚，无法做进一步申论，今天可资利用的更多是一些石刻材料：
（1）《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之铭》（下文简称《纪圣铭》），开元十七年九月立，唐玄宗御制御书。

此碑是迄今所见关于庆唐观最早、最重要的实物材料，至今仍矗立在庆唐观原址上。

据介绍，它的碑身、额通高269公分，宽103公分，厚32公分；驮碑之赑屃高
73公分，身长197公分，宽109厘米[7]。

加上碑座，全碑高近3.5米，在唐代前期实属巨制。

此碑碑额中留有圭形，内篆书“龙角山纪圣铭”六字。

碑阳记述唐初老君数次化现的神迹及开元时期观内出现的多宗祥瑞，碑阴文字为吕向所书，上有太子、诸王及宰相等诸多朝廷显贵之名。

南宋的《宝刻类编》最早著录此碑，但无录文[8]。

《全唐文》收录了这块碑，却未收录碑阴[9]。

清代一些金石学著作如《八琼室金石补正》、《山右石刻丛编》也都收录了此碑[10]。

1988年，《道家金石略》又据艺风堂拓本及《八琼室》、《山右》录文[11]。

1997年，山西省考古所在《山西碑碣》中首次刊布了此碑的拓本[12]，最近出版的《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浮山县卷》也有此碑的拓本与录文[13]。

本文引此碑，均以《道家金石略》为底本，并据图版校订部分文字与标点，不再一一出注。

（2）《大唐平阳郡龙角山庆唐观大圣祖玄元皇帝宫金箓斋颂》（下文简称《金箓斋颂》），天宝二年（743）十月十五日立。

右拾遗崔明允撰，集贤院待制史惟则书。

此碑记载了开元二十五年唐玄宗下诏举行金箓斋的盛事，其全文收录在《文苑英华》中，只是作者误作崔元明[14]。

《金石录》、《宝刻类编》、《金石萃编》、《山右石刻丛编》等均著录此碑[15]。

《全唐文》也收录了此碑[16]，但删去了文末“天宝二年岁次癸未十月景寅朔十五日庚辰下元斋建”这样重要的信息。

《道家金石略》据艺风堂拓本与《萃编》录文[17]。

《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浮山县卷》也收录了此碑的拓本与录文[18]，虽然照片不够清晰，但足以核对文字。

从图版来看，碑题中玄元皇帝讳写为“元元皇帝”，表明此碑已经后世覆刻，而非唐时旧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在庆唐观旧址中还保存着一块唐碑的残块，文字仅余7行，且首尾残缺，其图版收录在前引浮山县庆唐观编委会所编《庆唐观》一书中。

将《三晋石刻大全》上的拓本与残碑对照，即可发现，拓本不仅书法绵软无力，殊无残碑上史惟则书法的神韵，且版式也有所改变，如残碑第一行文字余“元皇帝宫金箓斋颂并序”10字，而拓本首行碑题则脱一“宫”字，且“并序”二字大书，不像残碑那样作小字。

可见，此碑经后世覆刻，与原碑形制颇有距离，唐碑残块的存在，可以使我们略窥原碑风采，弥足珍贵。

本文引此碑文，以《文苑英华》为底本，并据两份图版校订部分文字与标点。

（3）《庆唐观李寰谒真庙题记》，穆宗长庆三年（823）三月刻于前述《金箓斋颂》的碑阴。

《全唐文》收录此文，题为《纪瑞》，可惜删去了文末从祀官员的列名[19]。

《道家金石略》则据《八琼室金石补正》录文，并收录了文末题名[20]。

此题记是李唐宗室、时任晋慈等州都团练观察使李寰谒庙之后留下的，反映了中唐庆唐观的情况。

至于李寰本人的题名，却不在《金箓斋颂》的碑阴，而题在玄宗《纪圣铭》碑阴的最上一截（详下）。

（4）《龙角山记》一卷。

此书收录在明《正统道藏》中[21]，收集了唐、宋、金三朝与龙角山庆唐观有关的碑记、诏令、祈祷文等，前述唐代三种碑记在此书中均有收录，个别文字略异。

此书年代最晚的一篇是大定十一年（1171）四月的《祈雨祭文》，因此当成书于金代。

宋、金时期的碑记非常重要，因为其中一些不见于其它文献的记载，对于我们了解庆唐观在宋金时期的发展演变很有帮助。

（5）明清《浮山县志》。

明清时期先后编修了多种《浮山县志》，最早的是明嘉靖十一年（1532）许安纂修者，到了清康熙十二年（1673）、乾隆十年（1745），又先后增修。

在这些方志中，也包含了许多重修天圣宫的宝贵资料。

如今，这些地方志已经被整理出版[2 2]，极便使用。

（6）《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浮山县卷》。

此书是图版、录文对照本，由浮山县当地学者编订。

这是目前收录庆唐观/天圣宫碑刻最全的一种资料集，有些碑刻系当地文物工作者访求而来，属于首次刊布。

可惜此书所录一些重要石刻的图版不够清晰，在文字考释和解读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

二、老君示现：唐初的创业神话
李唐建国，受到道教界的全力支持。

楼观道士岐晖不仅以观中粮草资给李渊之女平阳公主的军队，而且在唐军入关中之初，又派楼观道士前往蒲津关迎接唐军。

上清派宗師王远知也早就秘傳符命，為李唐建國進行舆论宣传。

这些事迹，早已为学界所熟知[23]。

事实上，在李渊起兵过程中，作为兴王之本的河东地区出现过一系列道教神话，为李唐建国做出特殊贡献，如隋恭帝义宁元年（617）七月，唐军在霍邑之战前就曾得到霍山神使的帮助[24]。

李渊建唐之后，李世民继续其削平群雄的战争，其间，太上老君曾直接登上了舞台，地点就在晋州的浮山县。

据玄宗《纪圣铭》载：
我远祖玄元皇帝，道家所号太上老君者也。

……肇我高祖之提剑起晋，太宗之杖钺入秦，鹏抟风云，麟鬬日月，夏臣丑而已去，殷鼎轻而未徙。

老君乃洗然华皓，白骥朱髦，见此龙角之山，示我龙兴之兆，语绛州大通堡人吉善行曰：“吾，而唐帝之祖也，告吾子孙，长有天下。

”……善行以武德三年二月初奉神教，恐无明征，□之敢泄。

至四月，老君又见，曰：“石龟出，吾言实。

”于时太宗为秦王，讨宋金刚，总戎汾绛，晋州长史贺若孝义以其状上启，遽使亲信杜昂就山礼谒。

俯仰之际，灵貌察焉。

昂驰还曰：“信矣！”乃遣昂、善行乘驲表上，比至长安，适会郇州献瑞石如龟，有文曰：“天下安，千万日。

”高祖征其二异，授善行朝散大夫，命舍人柳宪往祠焉。

玉帛既陈，尊仪复见。

从武德二年二月起，刘武周就不断侵袭并州。

六月，宰相裴寂出任晋州道行军总管讨刘武周，九月，在介州被刘武周大将宋金刚击败，并州陷落。

十月，李世民受命出征，与刘武周、宋金刚对峙于蒲州、晋州一线。

到武德三年（620）四月，李世民大破宋金刚于介州，乘胜收复了并州。

老君三次示现，就发生在这一战云密布的特殊时期。

与太原起兵之初霍山神使的出现一样，太上老君在羊角山的这三次化现应该是李世民在严峻的军事形势下，为振奋军心而导演的一出大戏，吉善行、贺若孝义、杜昂等人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具有当地背景的吉善行更是大戏的主角。

宋人赵明诚曾评论说：“老子其生以清净无为为宗，岂身没数千岁而区区为人称述符命哉？盖太宗初起，托以自神，此陈胜所谓卜之鬼者也。

史臣既载之于《实録》，明皇又文之于碑，遂以后来为真可欺罔，岂不可笑也哉！”[25]可谓确评。

另据《纪圣铭》记载，高祖在派柳宪祠祭老君之后，正式在此立庙，“刻饰圣容，彩绘真卫”，并改县名为神山县。

此后，老君又两次在羊角山现身，一次是预言亳州其本庙枯柏更生，一次是预言平定刘黑闼之胜利。

与霍山在隋代就进入岳镇海渎祭祀体系并被称为“冀州镇”（后来被列为“中镇”）不同，羊角山原本并不是一座传统意义的名山，无论是在体国经野的王朝地理学中，还是在
洞天福地的道教神圣地理学体系中，它从来都没有过任何地位。

可以说，羊角山的道教传统与其山脚下的老君祠一样，完全是凭空制造的，是在特殊形势下为满足现实政治需要而制造出来的，其根基和来源是国家权力，而非当地的信仰传统。

然而，在强大的国家权力的推行下，老君信仰在此生根发芽，成为新的主流传统。

可以想见，当籍籍无名的羊角山与王朝肇建的宏大叙事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此前本地的一切信仰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事实上，《纪圣铭》所提到的太上老君的五次化现，成为羊角山最为深刻的历史记忆，在唐、宋、金、元等王朝一次次重修宫观、树立丰碑的过程中，这段光辉历程被反复追忆[26]，直至今日。

三、唐玄宗与庆唐观的鼎盛
自从高祖在羊角山置立老君祠之后，这里就不断有新的祥瑞出现，如玄宗《纪圣铭》所言：“尔后太宗贞观，则矞云泊于庙宇；高宗垂拱，则卿云涌于神座。

”乾封元年（666）二月，高宗在封禅泰山之后来到老子故里亳州，拜谒了老子庙，并追尊他为“太上玄元皇帝”
[27]。

我很怀疑，羊角山下的这座老君祠改名为“玄元皇帝庙”可能亦在此时或稍后。

在各种唐代文献或石刻史料中，我们看不到这座祠庙在武则天时代的任何信息。

这不仅是因为武则天对佛教更加重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此庙与李唐开国的神话紧密相关，与李唐的政治关联远在其它道观之上，其在武周时期的沉默不显，完全是合乎逻辑的。

正因如此，随着李唐中兴的到来，它的命运很快发生转机。

先天二年（713）七月五日，来自长安太清观的道士杨太希就奉睿宗之命，作为“奉诰投龙修功德使”来到羊角山，给庙中的玄元皇帝像送来御赐的法服。

在举行了为期五天的斋醮仪式之后，他又新造了金阙天尊、元始天尊及两位真人四尊塑像，分别为睿宗、玄宗及金仙、玉真这两位入道的公主祈福[28]，显示了此庙与皇家的特殊关系。

1、唐玄宗《纪圣铭》的建立
开、天时期，唐玄宗掀起崇道高潮，羊角山的玄元皇帝庙也受到他的特别关注。

开元十四年（726）九月，“晋州神山县玄元皇帝庙，根子树两枝连理，合成一枝”[29]。

对于这件祥瑞，玄宗很是欢喜，下诏曰：“玄元皇帝，先圣宗师，国家本系。

昔草昧之始，告受命之期，高祖应之，遂于神降之所置庙，改县曰神仙（山）。

近日庙庭屡彰嘉瑞，虔荷灵应，祗庆载深，宜令本州择精诚道士七人，于羊角庙中洁斋焚香，以崇奉敬。

”[30]既然诏书称“近日庙庭屡彰嘉瑞”，则祥瑞当不止一件，玄宗《纪圣铭》就说：
今又祠中柏树，蒲萄袅而托根；门端根木，枯枝蓊而还茂。

迭黛丰本，扑翠繁柯。

聚祥烟之青霭，黕黕一色；散佳气之葱郁，鳞鳞万重。

识者以为太和畅陈朽之征，王会纳殊邻之象。

……夫维幽容昭见，伟事也；神告帝符，瓌瑞也；发祥善行，吉类也；庆云重代，鸿懿也；戎菓附植，合异也；槁干华滋，蕃炽也。

此六者，兴王之嘉祉，旷历之绝纪者已。

朕不敏，颇闻君子之教矣。

继其后者天其祖，习其训者父其师，揄扬道德，情存孝敬。

《商颂》美乎成汤，《周雅》尊乎后稷，先王之旧典也。

吾岂坠其文哉！夫戴角之类，龙为之长。

羊也定形而不易，龙也神化而无端。

龙盖五土之精，国家乘土而王，故改山号名龙角焉。

可见，开元十四年前后，羊角山的玄元皇帝庙中除了出现过连理枝之外，还有多次祥瑞，如葡萄缠上柏树、枯枝发出新芽等，这些都被视为大唐国运昌盛的象征。

因此，玄宗不仅下令在晋州抽调精诚道士七人，隶于玄元皇帝庙，而且在开元十六年（728）正式将此庙改名为“庆唐观”并御题观额，这七位新隶道士之一的郭处寂后来还成为庆唐观的观主（详下）。

当然，最能显示玄宗对庆唐观的重视的，还是他御制御书的《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之铭》的建立，立碑时间是在开元十七年九月三日。

铭文有云：“高祖凤翔，云举晋阳。

太宗龙战，风趋秦甸。

龙角仙都，王师戒途。

”庆唐观从此就有了“龙角仙都”的美称。

与碑阳文字相比，给观者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或许却是碑阴上集中展示大唐王朝最高权力核心的壮观题名。

这些题名分为三截[31]，包含了许多重要信息：首先，题名的排列顺序非常讲究，第一截是皇太子、诸皇子及一些嗣王、郡王，共29人，都属于天潢贵胄。

这些皇室懿亲列名在最显赫的位置，意味着对玄元皇帝与李唐皇室血脉关系的特别强调。

第二截共34人，主要是宰相、六部九寺五监的长官，以及京兆、河南、太原三京的府尹。

第三截9人，先是两位负责此次立碑活动的官员，接下来是楊思勖、高力士等3位高级宦官以及4位高级军将。

其次，碑阴题名为我们了解庆唐观的管理提供了新的线索，特别是第三截第一位的白知慎，作为庆唐观所在地的晋州刺史，他还兼有“敕检校庆唐观使”的头衔。

由州长官兼任庆唐观使，显示了这座道观的独特地位。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或可将天宝之后由宰相兼领长安太清宫使的制度视作这种管理体制的进一步发展。

再次，碑阴题名也揭示了这次建立御碑工作的一些细节，例如，碑阳“御制御书”四字，是由当时的文坛领袖、故相张说题写的。

全面负责此事的“敕建造摩勒龙角山纪圣碑使”是主客郎中、集贤院学士吕向，他还题写了碑阳最后一行即“开元十七年太岁在己巳九月己丑朔三日辛卯建”及全部的碑阴文字。

值得指出的是，在这次建立御碑的过程中，为后世地方史志所强调的高力士并未扮演任何特殊角色[32]。

仇鹿鸣最近撰文讨论了唐代德政碑所展现的权力关系，认为这些碑本身就是展示国家权威的政治景观[33]。

显然，玄宗御制的《纪圣铭》同样具有类似的功能，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对于龙角山与庆唐观，它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这通3.5米的巨碑矗立在庆唐观门前之左，并专门建有雄伟的碑亭，无疑是具有强烈纪念碑性质的公共建筑。

对于国家而言，碑文中宣扬的老君与李唐皇室的血脉联系、庆唐观前后出现的多宗祥瑞等，都是确立王朝合法性的重要证据。

而对于庆唐观而言，它的意义可能更大。

当人们来到庆唐观，首先看到的就是这座体量巨大的纪念碑，而且其碑阳为玄宗御制御书，碑阴题名几乎囊括了当时朝廷所有的最高级官员。

可以想见，当时的任何人站在这座碑前，都会感受到皇家的威严与权力的压迫感，从而变得恭敬肃穆。

2、《金箓斋颂》与天宝年间的庆唐观
天宝二年（743）十月十五日下元节，在庆唐观又建立了一座重要碑刻，即由崔明允撰、史惟则书的《金箓斋颂》。

这次立碑是为了纪念一次规模宏大的金箓斋仪式。

碑云：观主臣郭处寂虔恭是勤，夙夜匪懈，禀师之箓，佩之岳符，躬执科仪，爰谋法要。

开元十六载，御题观额，因隶于兹。

廿五年，上疏议斋，帝俞其请。

于是内使高真，自王城而
至；纶音秘旨，从天上而来。

诸侯肃临，郡邑藏事，革故垣栋，鼎新经像。

彤彩赩赩，金光荧荧，曾是所营，曾是有成，利乎永贞。

太守臣裴朓并寮属等，惟道孚敬，谊形于政，奉敭休庆，聚合观徒众等，皆相与遵乃宗极，体乎自然，熙澹漠于元和，抃恬愉于大顺。

显然，庆唐观主郭处寂是开元十六年因玄宗御题庆唐观额而从晋州选拔的七位“精诚道士”之一，开元二十五年（737），他奏请开金箓斋。

所谓金箓斋，属于古灵宝斋的一种[3 4]，其仪式目的是为了调和阴阳，为国王帝主祈福[35]。

石刻材料对此也有反映，如《岱岳观碑》上从唐高宗到代宗的多条题记都有两京高道奉诏前往东岳举行金箓斋的内容[36]，四川绵阳、安岳等石窟的唐代道教造像也与金箓斋法的推行密切相关[37]，它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为国家和皇帝祈福的。

不难想象，在庆唐观这座诞生了唐朝开国神话的道教圣地举行金箓大斋，可谓适得其所。

碑文称“内使高真，自王城而至；纶音秘旨，从天上而来”，然则唐玄宗不仅特意派宦官和高道前来参加[38]，而且还可能御撰了祝文，这次仪式规格之高可见一斑。

更重要的是，《金箓斋颂》为我们了解庆唐观的造像及日常宗教活动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碑云：
平阳郡玄元宫者，兴王之肇兆也。

惟初授命，载告休征，权舆灵迹，俶落祠宇，昭彰于国史；乃今升平，永配嘉瑞，增修清庙，大建閟宫，明白于御碑。

因吾道为天下程，由兹地为天下式。

非夫至道，孰能预之哉？皇帝御辨无为，斋心正一，寤寐有感，彷佛真容，昭孝孙之精诚，贻烈祖之元训。

开元得圣象，天宝获灵符，丕庆再集而繁昌，至教遂兴而毕备。

祗崇册礼，其高莫二，衮龙克光于像设，冕旒追尊于帝位。

……三元表辰，八月降诞，每至是日，展法于斯。

修金箓斋，启玉皇印，道家之宝，王者之仪，靡盛于此矣。

毫无疑问，庆唐观供奉的主尊为太上老君，其神像的形制比较特别，碑文称其“衮龙克光于像设，冕旒追尊于帝位”，可见他并非身着道装，而是衮龙、冕旒的王者之服。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原供奉于临潼华清宫朝元阁、今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那尊现存最大的唐代单体老君造像，就只是身着大氅道服的形象。

至于目前所见一些隋唐时期的单体老君造像，也基本上是道者之服。

老君身着衮冕之服，当然是为了强调他是李唐皇帝之祖，也是一位“皇帝”。

庆唐观这种衮冕形象的老君像，似乎只有长安太清宫可以相比。

据《大唐郊祀录》记载：“石像大圣祖真容，当扆南面坐，衣以王者衮冕之服，以缯彩珠玉为之，玄宗、肃宗真容侍立于左右，皆衣以通天冠、绛纱袍。

”[39]按开元二十九年（741）春正月，制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40]，天宝二年三月，西京玄元宫正式定名为太清宫[41]。

可见，长安太清宫与龙角山庆唐观一样，前身都是“玄元皇帝庙”，但要比后者的建立晚很多，因此可能会受到后者造像的影响。

事实上，庆唐观老君像已经成为另一种典型模式，吴大和三年（931）九月，茅山重建灵宝院时，“先于旧阁基建瑞像殿，三间两厦，中塑羊角山应现老君”[42]，可见庆唐观老君像的规制的确与众不同。

无论如何，庆唐观与长安太清宫中供奉的老君像身着王者衮冕之服，从视觉形式上再次确认了李唐与太上老君的血脉联系。

《金箓斋颂》还说：“三元表辰，八月降诞，每至是日，展法于斯。

修金箓斋，启玉皇印，道家之宝，王者之仪，靡盛于此矣。

”按“三元表辰”指正月十五上元日、七月十五中元日、十月十五下元日，每当三元节时，天下宫观会举行仪式，为国家与百姓祈福[43]。

“八月降诞”，则指八月五日玄宗皇帝的生日，开元十七年之后被确定为“千秋节”，成为国家法定节日。

显然，作为一座道教宫观，庆唐观要在每年三元日及千秋节时举行斋仪，比较特殊的是，这里所举行的主要是为国王帝主祈福的金箓斋，这是它身兼道教宫观与皇家宗庙的双重性质所决定的，即碑文所谓“道家之宝，王者之仪”。

事实上，《金箓斋颂》碑本身就是特意选在中元节当日正式建立起来的。

四、瑞柏与六圣：李唐中兴之兆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经过近八年苦战，唐军终于平定了这次叛乱，但它带给唐王朝的影响却极其深远，特别是河北地区的藩镇割据极大损害了中央的权威。

从代宗开始的几代皇帝都力图削藩，希望使帝国恢复繁荣强盛的局面。

在此背景下，庆唐观再次扮演了护国的角色。

据穆宗长庆三年（823）的《庆唐观李寰谒真庙题记》记载：皇上御宇之三祀，春三月旬有八日，晋慈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李寰，斋沐虔洁，祠于神山庆唐观圣祖元（玄）元皇帝。

礼成，谒于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之真庙。

灵感昭发，休光动天。

然后登龙角，升华池，陟林岭，瞻翠微。

见瑞柏之奇状，审修葛之延蔓，龙凤交贯，垂于庙庭，次生新枝，有以表圣祚于百万年矣。

上元之意，必将使茂耸贞固，树之无疆。

当大历十四年之三月，曾生一枝，已备图牒。

当今年三月，又生一枝。

故知历数昌期，邈不可算，帝王符契，自合元经。

寰忝列宗枝，谬当廉察，闻斯灵迹，心不遑安。

乃首择吉日，礼祈尊像，遂与监军使朝议郎行内侍省内府局丞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赐绯鱼袋吴再和、左神策军监铁冶使朝议郎行内侍省内府局丞张令绾等，同检验所植柏树高下、葛蔓尺寸，仍令工者图画其形状，具表上闻。

乃刻碑阴，用传不朽。

显然，在大历十四年（779）三月，庆唐观柏树上的葛蔓就新发了一枝，并被记载于图牒之中。

到了长庆三年三月又发一枝，作为李唐宗室，晋慈等州观察使李寰认为这次祥瑞是国祚绵长的象征，于是会同监军使吴再和、左神策军监铁冶使张令绾一起前往庆唐观祠祭玄元皇帝。

之所以要与这两位宦官一起前来，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在藩镇的军政权力结构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作为宦官，理论上应是皇帝的心腹，与他们一起检验柏树的高下、葛蔓的尺寸，当可证明这次祥瑞并非作伪。

之后，他命令画工图其形状，奏于穆宗，并在前述《金箓斋颂》的碑阴刻下了这则题记。

对于穆宗来说，这次祥瑞来得正是时候，长庆初年河朔再叛，宪宗时已归顺朝廷的幽州、成德、魏博三镇重新脱离了中央的控制，并与朝廷军队不断发生武装冲突。

在这种危急时刻，护国已久的庆唐观再次展示了祥瑞，这无论如何也会给焦头烂额的穆宗带来一些安慰。

李寰本人在长庆二年（822）三月曾率军在博野击退了成德节度使王庭凑的进攻，四月被任命为神策都知兵马使[44]，是绝对忠于朝廷的军将。

事实证明，这次申报庆唐观祥瑞之举对于李寰本人来说同样意义非常，因为就在两个月之后，他就获得旌节，从观察使升为节度使了[45]。

李寰在《谒庙题记》中还称：“祠于神山庆唐观圣祖玄元皇帝。

礼成，谒于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之真庙。

”表明庆唐观中有从高祖到玄宗六位皇帝的圣容。

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