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与未来之间卡尔·波普尔政治哲学评述

2013年第1期总第115期
《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
JOURNAL OF FUQING BRANCH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Sum No.115
在历史与未来之间：卡尔·波普尔政治哲学评述
张弛
（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84）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血腥的代价和沉痛的历史反思，进而引发了诸多学者对于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深刻批判。

批判理性主义思想家卡尔·波普尔以其独特的“反历史主义”方法论对极权主义的政治哲学根源进行了深入挖掘，并在后现代思想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试图对波普尔的政治哲学理论进行梳理，并对其学理价值进行简要评析。

关键词：卡尔·波普尔；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
中图分类号：B561.5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４２１（２０１3）０1－０００6－０6
一“归纳”的谬误
波普尔最为显要的著作毫无疑问是两卷本《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这部巨著是针对所谓历史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批判，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然而，研究波普尔的政治哲学，我们必须记住他一切哲学理论的出发点，即对于以归纳法为核心的科学理性主义的反思批判。

按照弗朗西斯·培根的经验论路径，自然科学理论基本是按照以下步骤产生的：“观察与实验———对比&总结—
——提出假说—
——证实假说———得出理论”，而科学研究的逻辑也是沿着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思路发展而来并在近代欧洲取得了斐然的科研成果。

然而，波普尔却按照大卫·休谟的“经验主义怀疑论”（休谟认为，根据反复观察、实验而得出的经验性结论是盖然性的，科学的逻辑是一种必然逻辑，而重复试验只能是偶然逻辑，所以，归纳法是靠不住的———笔者注。

）的思路对归纳法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并提出了其颇具特色的“假设———证伪法”：波普尔认为，既然观察是不可靠的，那么，科学理论的发现就应遵循演绎的逻辑，我们只能通过观察提出大胆的假设，然后通过“试错法”进行不断的检验，一旦证明现实与假说存在矛盾，那么就要对“假说”加以修正然后继续试错。

波普尔认为真正的科学精神就是这样一步步“提出假说—
——证伪———修正假说———再证伪……”的无尽的探索；相反，一切宣称获得了终极真理的理论都是“伪科学”，因为它们宣称可以解释一切现象，但又不接受现实的检验，因而是非理性的。

在波普尔看来，真正的理性主义应该是怀着这样的心理：即“我可能错，你可能对，通过努力，我们可以接近真理”12]。

任何假说的“可证伪度”取决于假说所包含命题的复杂程度，越复杂的假说其可被证伪的程度就越高—
——在波普尔看来，这实际上是一个概率论问题。

简言之，波普尔所反对的“决定论”是一种通过寻找知识的“源泉”得出“确信规律”并一劳永逸的“知识独裁主义”[2]。

波普尔认为，现代物理学已经在实践中体现了他所倡导的“理性批判主义”，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物理的“测不准原理”等。

同样，作为法西斯暴政的亲历者和受害者，波普尔对于政治的看法也同样遵循上述反决定主义的论调，并将之用于批判极权主义意识形态。

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中，波普尔认
收稿日期：2012-09-13
作者简介：张弛（1988- ），男，山西介休人，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法理学、信托法
为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政治哲学培育了贻害无穷的“历史决定论”传统，正是这样一种要么企图追寻本质的“溯源主义”，要么宣称发现了唯一历史规律的“预测主义”导致了现代乌托邦幻想的政治灾难。

前者的代表人物是柏拉图，波普尔认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体现的“理念论”是一种追寻永恒的、整体主义的极权主义思想，它的哲学遗产是关于伟大领袖的“乌托邦神话”（关于柏拉图将在下文具体阐释，此处不赘）。

后者的代表人物则是马克思，波普尔认为马克思错误地将社会进程等同于物理学规律，武断地推导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共产主义终将取代资本主义”等结论，如此具有煽动性的预测导致了苏联的极权主义，因为，这样一种终极预测是无法被现实所证实或证伪的，一切对现实偏差的质疑、反驳都会被解释为“革命尚未成功”，进而成为官方继续发动下一轮革命或政治运动的依据。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的第四章以精炼的篇幅展示了作者对马克思的反驳：首先，马克思
——马克思将“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采用的是一种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观—
的历史现实看做是一部“人类进化史”，进而得出了赫胥黎式的进化规律。

波普尔则认为生物进化论所描述的仅仅是一个单称命题，是对一个不变秩序的断定。

也就是说，进化论所反映的只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历史过程”（这其中包含了遗传学、化学环境、自然气候等复杂因素）[3]，这样的环境是不可能完全复制的。

进化论的价值在于它解释了特定历史环境下的“规律”，但对于历史长河来说这不过展示了一种可能的“趋势”。

同样，在社会科学领域，其复杂程度远远超过自然环境（特别是不同族群的文化因素），社会科学的预测就更不可能实现物理环境中的“重复试验”，孔德式的实证主义只能通过统计学得出社会发展的某些可能的趋势，但绝不可能简单地将各个学科的“统计学结果”按照整体主义的思路作统一筹划，由此断言社会的唯一发展路径。

其次，波普尔批评马克思的方法论错误地将“初始条件”扩大化地运用在了“找规律”的事业中，马克思在英国观察到的尖锐的阶级矛盾只是短暂的历史存在，仅仅根据这一“初始条
——这一武断的结论与马克思的观察视角件”就将阶级斗争升格为暴力革命的原动力是过激的—
密切相关，波普尔认为，因果解释是不可能排除价值判断的，因为“解释”是建立在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基础上的，而“在我们收集资料之前，我们对某类资料的兴趣必然已经存在了”[3]。

这样的方法论在自然科学中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自然科学的学科划分本身就是特定的而不会有科学家企图得出涵盖一切的科学规律。

然而，上述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蔓延非常危险：经济决定论显然不无道理，然而，我们不能将它作为整个社会发展的唯一预测依据，文化心理、民族性、宗教伦理都将对人类社会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4]。

最后，波普尔认为马克思的一元主义将导致理性主义下的极端非理性。

这样的归纳看似矛盾，其实不然：所谓一元主义是指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确信为人类的终极图景；理性主义一般是指明确的目标和独立的选择权，它有赖于思想的自由和利益格局的多元，马克思则宣称找到了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而无产阶级内部个人主义的“争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
斗”是非正义的，“国家理性”将带领整个社会走向天堂，然而这恰恰剥夺了个体的选择权，整齐划一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将彻底瓦解理性的创造力。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一个“全知全能”的政府无法获知市场的全部信息，因而其制定的“计划”往往是偏颇的，可预见性的形式法治将彻底瓦解———“计划当局必须经常地决定那些仅仅根据形式原则无法得到答案的问题”[5]，于是这样一种不可预见性必然导致社会的非理性。

极权主义毫无疑问只有在非理性的土壤中才能生存，因为只有以非理性为主要治理手段的地方，强权才能畅通无阻。

波普尔对马克思的批判在方法论、认识角度上有一定的价值，但他对马克思的理解是片面的、不深刻的。

他对现代理想政治的构建虽在具体内容和具体目标上与马克思相异，但在实质上却有共通之处，可以在
发展马克思主义上提供友谊的借鉴和启示。

在笔者看来，波普尔的政治哲学总体上是在就西方的科学理性主义进行纠偏。

在人类醉心于通过“归纳法”构建各种“理性天堂”的时候，波普尔着实给西方人泼了一盆非理性主义的冷水，他告诉人们：不是什么都可以公式化的，极端的理性就是“致命的自负”。

那么，波普尔究竟在建构怎样的理想政治？
二“开放社会”的现代图景
波普尔毕生都在倡导他所向往的“开放社会（o pen so ciet y）”，然而，即使是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这部巨著中也很少正面详述什么是所谓的“开放社会”，这也许会给读者带来困境。

结合《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作者晚年的作品———《二十世纪的教训》，我们也许能够较为清晰地勾勒出这位一生都在“猜想与反驳”的哲人所要留给世人的政治蓝图。

(一)民主不是人民的统治4
“民主”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东西，无论是厌恶民主的柏拉图还是提倡代议制民主的洛克、汉密尔顿，抑或是倡导程序主义、沟通商谈式民主的哈贝马斯，民主理论莫衷一是，但任何政治哲学几乎都不能回避对于“民主”的核心价值的定位和解读。

按照最朴素的民主理论，民主往往被认为是多数人的统治或“人民当家作主”。

然而，波普尔作为二战亲历者，它见证了他的同乡—
——阿道夫·希特勒从1933 年依照德国《魏玛宪法》被多数人选举成为德国元首到发动世界战争、荼毒生灵的恶变过程。

因而，他和那个时代的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于西方历史悠久的民主观念产生了怀疑和反思。

波普尔大声疾呼：“民主从来不是‘人民’的统治，它只是我们知道的抵抗专制的最好方式……民主最起码能够保证各种以非暴力方式推翻政府的可能性”[6]。

多数人统治的另一个不可避免的危险是多数人的非理性问题—多数人制定政策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那将会导致国家治理的一片混乱和极端低效率。

因此，即便是“人民主权”，也一定是社会少数精英在参与决策，那么，在这个层面讲“人民的统治”将是没有益处的，波普尔指出，“多数人掌权”应当被“多数人评判”所取代。

（二）渐进改革，获得解放
近现代民主政治经历了非常坎坷的发展历程，卢梭浪漫主义的民主理论给法国送来了疾风暴雨式的大革命，史学家往往将这场大革命和英国光荣革命相对照：一个“和平演变”，一个“血雨腥风”；一个“阶级妥协”，一个“砸烂旧世界”。

法国式民主的代价是巨大的，罗伯斯庇尔的血洗政策虽然稳住了革命成果，却伤及无辜，造成社会恐怖———这显然违反了“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理想。

波普尔认为，任何主张整体改革社会的想法都将是极权主义的，它不但不会增加人们的幸福，反而会成为“通往奴役之路”，任何整体主义的改革方案都将是非理性的，“整体主义的改革越大，它所未意料到的和极不希望出现的反响就会越多……因此，它最终导致众所周知的无计划的计划”[3]。

此外，出于中央权力稳定的考虑，渐进改革也是正确的，因为在一个大而全的计划下，统治集团在一开始可能还是统一的，但随着改革的进展，分歧必然出现，当局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性就必须竭力为原始计划诡辩，集团内部就必然滋生矛盾、猜忌、迫害、敌对，并酿成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

而渐进改革则是根据细微的现实情况来“排除痛苦”而不是为最大多数人“增加幸福”———因为，没有任何人比他自己更清楚什么才是“幸福”。

利用中央行政手段来增加个人的福祉只能是扼杀个人追求真正幸福的可能性，因为集权化的国家只能把利益需求简单化。

（三）一个自由左派
如果要把卡尔·波普尔划入一个政治派别，毫无疑问他不可能是个共和主义或社群主义者。

有学者将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等同于英国式的自由主义社会[7]，笔者认为这也是不准确的———
如果说他的亲密战友哈耶克是在为亚当·斯密辩护的话，波普尔则是一位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强烈赋予政府以道德责任的思想家。

在《二十世纪的教训》一书中，波普尔对于上世纪80 年代后期的英国新自由主义政策表示了道德上的担忧。

他十分关心青年人的道德信仰问题：波普尔
认为自由市场原则导致电视（今天看来也许应该是互联网）这一最受欢迎的大众传媒正在扮演着罪恶的角色———“电视对人心有着极大的影响……如果我们不能约束它的影响力，他将带我们
冲下文明的斜坡……老师根本竞争不过电视，纯洁的小朋友更容易深陷其中，老师们无能为力，
只能坐视悲剧的发生”[6]。

从这一点来说，他不是自由放任主义者。

相反，在言论自由理论中有一种被称为“思想市场”的自由主义宪法理论（即“T he M arketplace o f idea the ory”，它源于1919 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在“Abra ms V. United Sta tes”一案中给出的反对意
——笔者注），它认为所有的言论都会作为自由市场中的“商品”进行流通，而公众是具有理见—
性的，一种思想和言论的好坏将在公众的商谈、辩论、评价中受到市场规律的支配；传媒业应当是自由的，因为他们所提供的信息将会在市场机制下被人们辨别，从而所谓的“坏信息”可以因为“供求关系”自动退出市场，保存下来的将是真善美的信息。

此外，对于信息的管制将会从根本上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换句话说，自由派的观点是：“坏信息”的存在只是暂时的。

美国虽然在言论自由领域有着明确的立法来禁止“儿童色情”的蔓延，但那也是2000 年以后的事情了。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随着哈耶克、弗里德曼等新自由主义学者相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政府权力的缩限是颇受欢迎的路子，而在那样一个时机，波普尔极力要求政府管制言论自由，似乎与这位朝圣山学会元老的身份有些不一致。

因此，如果我们全面分析波普尔的政治理论，似乎他更像一位自由左派知识分子。

简而言之，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应当是一种崇尚个人自由、富有批判精神和宽容的自由主义社会。

在这样的国度，市场是开放的，但政府必须起到维护基本秩序和保护弱者的作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是民主监督下的改良主义。

三摧毁柏拉图：波普尔成功了吗
从波普尔的著作看，作者所要攻击的“敌人”主要是柏拉图、黑格尔以及马克思，然而，
如果要论出个“优先级”的话，毫无疑问马克思是首当其冲的。

但笔者认为，就西方政治哲学
的学术进路而言，波氏对柏拉图的攻击更具有杀伤力，可以说“理想国”的破灭导致的是西方
政治哲学传统的动摇。

（一）柏拉图：乌托邦之父
波普尔将柏拉图的《理想国》视为极权主义的始作俑者而加以毁灭性的批判。

首先，柏拉
图认为贵族制是最完美的政体，而寡头制、民主制、僭主制都是从这一“原型”蜕变、衰败的产物。

柏拉图希望追求一个永恒的“理想国”从而通过人的力量改变历史进程，回归所谓的“原型”。

因此，能够掌握贵族政体理念这一“真理”的人才有资格掌握权力，才能力挽狂澜—他，就是哲学王。

而哲学王的产生必须通过专门的教育和训练，柏拉图因此强调道德教育、辩证法训练的重要性。

波普尔断定，《理想国》的教育理念实际上在鼓吹道德的政治
化：
“道德标尺是国家利益。

道德不过是政治的保健术”[1]。

统治者按照其所需要的“接班人”的品性垄断思想、对青年人实行洗脑式教育，任何具有创新的品性在“理想国”都是禁止的。

其次，《理想国》的理念是要追求社会阶级的超稳定结构，因此，柏拉图将“正义”解释为“每个人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做别人的事”[8]———即“理想国”中的统治者、护国者、生产者“三个阶级之间的任何改变或混合一定是非正义的”[1]，那么，人的出身地位的不平等就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为了保持这种“不平等”的稳定性，柏拉图主张以优生学的手段延续统治者的品性[8]。

波普尔认为以上正义观完全符合极权主义的价值体系。

（二）意识形态的解构
政治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从词源（ide o-lo g y）上来讲是一组用来解释社会应当如何运作的观念与原则，并且提供了某些社会秩序的蓝图。

一般来说，意识形态普遍关注如何划分权力，以及这些权力应该被运用在哪些目的上。

波普尔对于极权主义的批判正是针对传统意识形态的一种解构。

正如他对柏拉图攻击的那样：政治理论不应该把大量笔墨花在探讨“谁应该掌权”的问题上，因为这样的方法论等于说总要找到一个天生就应当统治他人的集团或个人（从这一点上，笔者所称的“对于意识形态的解构”是就以下思想的否认：柏拉图———哲学王掌权；亚里
——君主替天行道；马基雅维利———强权君主治国；
——中产阶级掌权；阿奎那—
士多德—
——多数人掌权；马克思———无产阶级夺权。

这样的思想脉络应该是波普尔所一致抨击卢梭—
的，因为上述思想在波普尔看来都主张社会中的特定人群具有当然的合法性和优越性，并坚信自己
——所绘制的政治蓝图能够达到“至善”），随之而来的论题必然是“理想国家是个什么样子”—也就是构建起一个完整的意识形态图景。

最终，几个想把人间变成天堂的知识分子把人们带到
了地狱。

（三）波普尔赢了吗
笔者认为，波普尔虽然承认自由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但它的学术核心是要将西方传统的“理想因素”从现实生活中解构掉，只剩下那些眼下的“零星工程”等着政治家们去逐一解决。

如果说发端于十九世纪英国的实证主义法政哲学是对古典自然法学的嘲笑，那么，波普尔的理性批判主义则是对现代意识形态的反叛。

实证主义法学（政治学）强调对实然法的解读和制度建构，而“应然法”则是次一等的问题。

波普尔显然是实证主义的坚定捍卫者。

然而，如果我们细细梳理实证主义的发展脉络，我们会发现法西斯暴政不但与乌托邦主义有着因缘关系，走向极端的法律实证主义也是罪魁之一。

对此，波普尔似乎关注不足。

遵循奥斯丁传统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家们认为法理学应当针对严格的国家立法进行客观分析；法律自身有其独立的逻辑，不能与政治学、伦理学混为一谈。

这一法学流派在德国则发展出了一种以绝对服从制定法为核心的“概念法学”，它要求法官、执法者以逻辑的方法解释实在法，而不去分析法律的价值因素。

法官就像一部运用国家立法的机器，结果是法律连同它的职业共同体在二战期间彻底沦为纳粹的恐怖工具。

正是因为法律实证主义中道德因素的缺失，法律彻底成为暴政的帮凶，所以，战后西方法学界普遍掀起了“自然法复兴运动”，以马里旦、富勒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要求重新反思道德、正义、人性以及基督教伦理在国家法中的地位问题。

由此观之，波普尔对于极权主义灾难的观察颇具特色却不够全面，他自认为“渐进改革”、现实主义就可以避免独裁，然而政治、法律的实践并非他所想像的那样简单，意识形态中的“理想”因素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四结束语
人类历史在波普尔看来只是一个个“故事”，没有什么是必然发生的，因此，我们只需要怀着坦荡的胸怀吸取“故事”里的经验教训；而未来更是个未知数，创造明日幸福的恰恰是人类今天的行动！卡尔·波普尔虽然已不是西方哲学舞台上的焦点，人们对于他所倡导的“证伪”理
论也不再好奇，而“开放社会”这一颇具诱惑的政治蓝图除了他那个“有钱的学生”乔治·索罗斯还在为之摇旗呐喊(匈牙利血统的著名金融大亨乔治·索罗斯早在1979年就建立了总部位于纽约的“开放社会基金”以倡导波普尔的政治主张)，主流法政哲学的课堂上几乎已不再受人青睐。

然而，作为一位对自由始终没有放弃信念并为之探索不息的思想家，波普尔是值得人们尊敬——至少，他告诉人们：谦逊是人类获得自由必备的美德！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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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Karl Poppers′Political Philosophy
ZHANG Chi
（School of Law,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 g100084）
A bs tr ac t: World War II has caused vast human suffering and has led to painful reflection on history and critic ism of tota litarianism.Karl Popper, anti-ra tiona lists,has examine d the politica l philosophy root of tota lita ria nism from his unique anti-historic ism perspective and has exerte d far-reac hing influe nce among postmodern thinkers.This pape r analyzes Karl P opper′s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ory and gives comments on its academ ic value.
Key words: Karl Popper; anti-rationa lism;historicism
（责任编辑：尤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