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勒菲维尔“文化转向”看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从勒菲维尔“文化转向”看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摘要：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文化转向”的翻译研究发展的风生水起。

在安德烈·勒菲维尔的带领下，各翻译理论家及翻译家越来越重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和意识形态
问题。

同时，他们也从翻译当中注意到了“文化霸权”现象。

本文在分析翻译实践中的文
化因素的同时，也在反思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以及译者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及地位。

关键词：文化转向;勒菲维尔;意识形态;翻译
一、翻译研究的转向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先后经历了两次转向，即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

而事实上这也实现了三大根本性突破：首先，翻译研究开始从一般层面上的语言
间的对等研究深入到了对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探究。

其次，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翻译文本
本身的研究，而是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的生产和消费过程。

最后，翻译研究不再把翻译看
成是语言转换间的孤立片段，相反，它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谢天振，2003）。

近些年来，文化转向也在国内成了炙手可热的研究方向，越来越多的人更加关注
文化在翻译中所起的作用。

如今，“忠实”已经不再是译者在译文中追求的唯一目标，源语和目标语间的文化差
异更是译者关注的重点。

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曾表示，“翻译是根植于有
关文化深处的一种行为，是文化内或文化间的交流活动。

翻译不是两种语言间字对字的对等，它是两种文化功能上的对等。

”（谭载喜，2004）翻译是沟通不同文化的桥梁，译者
在翻译实践时应该更加关注作品的文化内涵，失去文化内涵的作品索然无味，也会让读者
一头雾水。

二、勒菲维尔的“文化转向”
上世纪70年代，伊塔玛·埃文-佐哈（Itamar Even-Zohar）提出多元系统理论，这
为翻译文化研究学派奠定了基础。

1976年，佐哈在卢汶会议上提交的《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论文标志着文化学派成立（谢天振，218）。

90年代，安德烈·勒菲维尔（Andre Lefevere）提出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问题。

他认为翻译不能只局限于文字表面，而应当把文化因素考虑到，应当注重目标语文化
的问题。

不同民族的文化各有特色，每种文化都有与其他文化相容的地方，也有与其他文
化相互排斥的地方。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将文本翻译为适合译语
读者的目标文本，尽量扫清译语读者的文化盲区，使译文能吸引更多的读者。

勒菲维尔表示“翻译即改写，即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

翻译创造了原文、
原作者、原文的文学和文化的形象。

一切改写，不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某种思想意识和
诗学。

因此，翻译实际上也是译者对文本的摆布，使文学以一定的方式在特定的社会里产
生作用。

”（郭建中，159）勒菲维尔始终坚持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翻译研究问题，他认
为翻译无法脱离文化而独立进行。

同时，他强调了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在翻译中所起
的作用。

他认为，译者总会受到他所处时代文化和当时在接受与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诗学
的影响，其意识形态会在翻译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反映在译文当中。

同时，译者的作品想要
出版，赞助人在这其中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另一角度来看，赞助人在很大程度上
与影响译者的意识形态息息相关。

简而言之，勒菲维尔（1992：14）想要表达的是“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

译者作
用于特定时间的特定文化当中。

译者对自己及自己文化的理解是影响他们翻译方法的诸多
因素之一。

”译者的意识形态将会影响着翻译的进行，也就是说翻译与影响译者意识形态
的文化不可分割而独立存在。

三、关注翻译实践中的文化转向
翻译是两种文化沟通的桥梁，是文化交流的途径，而这种交流实际上是不同民族意识
形态的碰撞。

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影响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策略选择：是直截了当，还
是曲达其义;是“剜鼻削眼”，还是另起炉灶（王东风，2003）。

不同策略的选择也会反
过来影响到民族文化的交流效果。

翻译中不可忽视的就是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因素，没有文
化内涵的译作就像是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它传达的只是原作表层意义，至于深层文化的
表达却让目的语读者一头雾水。

以下，将以林纾译作《黑奴吁天录》片段以及英文电影名
汉译来分析其中的文化现象。

（一）林纾译作《黑奴吁天录》片段
勒菲维尔曾表示过，“一种诗学的功能性组成部分显然紧密地附着来自这种诗学本身
之外部领域的意识形态影响，因而它可以在文学体系的环境中由意识形态的力量产生出来。

”（王宁，175）诗学也是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的，这种意识形态是译者受他那个时
代所处环境影响自然而然产生的，译者的作品也就不可避免的反映著译者的意识形态。

在
意识形态的作用下，诗学究竟是什么？它是如何体现在译文中的呢？诗学有两个因素组成：一个是文学手段、文学样式、主题、原型人物、情节和象征的等一系列文学要素;另一个
是观念，即在社会系统中，文学起什么作用，或应起什么作用（勒菲维尔，1992：26-27）。

诗学在译文中的体现可以以林纾翻译的《黑奴吁天录》为例。

原文：George：“I’ll fight for my liberty to the last breath I breathe. You say your fathers did it; if it was right for them， it is right for me！”
译文：“盖吾之自由，必与持压力者抵死争之，必胜而后已。

且美国之自由，美国同
英伦力争而得。

今吾之自由，必当力与美人争之。

”
林纾是古文家，喜欢用古义文法翻译，但他的语言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古文，比古文
自由的多。

受到晚清先进西方思想以及新文化运动“反文言”文学革命的影响，他的翻译
作品中也有不少白话文、外来语和欧化句式，例如上述译文中“自由”、“美国”都是晚
清时期才以现有意义出现在中国的。

林纾以古文的基本形式较为自由地将源语转化为目的
语，很大程度上他是想唤起晚清士大夫们的认知。

事实上，译文的第二句是林纾的变译，
因为在中国遭受列强压迫之时，他通过在译文中体现美国所获自由是美国人与英国人力争
的结果，以此，他希望能唤起中国人的爱国之情，号召中国人民团结起来顽强与帝国主义
斗争，救亡图存。

（二）英文电影名汉译
英文电影名的汉译很大程度上能反映一个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并且其汉译也受到了勒
菲维尔所提到的“赞助人”影响。

在观众对电影内容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倘若没有夺人眼
球的片名，一部电影又能凭借什么获取高票房？而这也正是“赞助人”所最关心的。

所以，一部好的电影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名字来为其画龙点睛。

“The Waterloo Bridge”（《魂断蓝桥》）、“Forest Gump”（《阿甘正传》）和“Flipped”（《怦然心动》）三部影片名的汉译都非常具有中国特色，易于中国观众接受。

例如，“The Waterloo Bridge”直译为“滑铁卢桥”不仅没有美感，也与电影里费
雯丽和罗伯特·泰勒如泣如诉的爱情毫无关联。

而“魂断蓝桥”的译法源自我国民间“蓝
桥相会”的传说，讲的是蓝玉莲和书生韦郎保之间忠贞不渝、如歌如泣的爱情故事（刘广英，1994）。

译者借用了“蓝桥相会”这个典故，不仅在内容上能忠实于电影情节，还使
得译名用词优美，更因深厚的文化内涵令人难忘。

事实上，这三部影片名的汉译都结合了中国文化，以中国观众为中心，侧重中国观众
的感受，让中国观众体会到自己与影片之间那种联系，触动观众心弦，与观众产生共鸣。

要尽可能地忠实于影片的内容，也要为观众留下想象的空间。

这种译法就是中西方文化碰
撞的结果，翻译不能一味的忠实，翻译的目的是进行文化交流，所以要注重翻译的文化转向。

四、结语
文化转向的翻译研究为翻译界打开了探索翻译的新视野。

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
它需要译者不再是一味的追求绝对忠实，而是追求文化功能上的对等。

文化，作为翻译
过程中一种不可忽视的因素，需要译者把握好翻译的“度”。

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背景下，人们对译者的身份地位与忠实性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人们认为译者即背叛者。

然而，就像勒菲维尔（1992）说的那样，“翻译者不得不成
为背叛者，但是在大多数场合下，他们本人却不知道这一点，而且在几乎所有的时候，他
们别无选择，只要他们还留在自己生来就驻足或后来移入的那一文化的疆域里就无法不这
样做，因此，只要他们试图去影响那种文化的演进，他们也无法不这样做，因为这是他们
想做的极具逻辑性的事情。

”译者在特定时间特定文化背景下不可避免地会对原作进行
“改写”，这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