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家藏书之兴衰与社会文化之变迁

私家藏书之兴衰与社会文化之变迁
徐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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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俊物走权家，容易归他又叛他。

开卷赫然皇二子，世间何时不昙花。

”这是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写袁克文的一首诗。

袁克文收书，颇有豪气，宋本不论价格，坊贾趋之；然袁世凯败后，藏书随即星散大半，为李赞侯、潘明训所得。

十多年前读伦明“藏书纪事诗”，现在能记住的也就这一首。

不多的文字背后有跌宕的波澜，书之聚散如此迅速，确实有些让人惊心动魄。

后来又看到一些藏书家的印记，如郁松年的“曾在上海郁泰峰家”，赵宗建的“曾在旧山楼”，毛晋的“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毛氏藏书子孙永宝”、“毛氏图史子孙永保之”，孙庆曾的“得者宝之”，崇恩的“语龄所藏初印精本，得者宝之，庶传久远”等等，觉得古人对藏书的永久性保存已有疑意，遂寄希望于神灵之呵护，或训诫子孙以求持守。

书之收藏只能限于一时，诸多瓦解力量，非一己一家所能左右。

当我们回视近代以来私家藏书的聚聚散散而最终又百川归海的史实时，不由得感叹变化之剧烈，同时也有如释重负的喜悦，还有一些空落，就像面对颗粒归仓后那空阔的田野，一种繁盛的景观消失了。

像黄裳来燕榭那样有规模有特色的藏书楼，在今日已是稀如星凤，传统意义上的藏书家时代已结束。

书去楼空，那些曾经为人注目的藏书楼境况如何？一位爱书人出于对传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自１９９７年以来数十次寻访散布在各地的藏书楼，然后将寻访经历写成十篇颇有篇幅的“藏书访古日记”，汇聚成《书楼寻踪》。

略加统计，所访绝大多数为私家藏书楼，依书中次序，其中浙江之行访得１３家，常熟９家，扬州３家，镇江１家，苏州３７家，宁波１４家，南京４家，湖南７家，广东１１家，山东１０家，共１０９家。

这是一份以实地考察为基础绘制而成的藏书楼地图，每一藏书楼都有一张照片和一段类似小传的文字，从那些藏书楼斑驳的影像和访古者略有沧桑感的文字中，让人感到藏书楼能存留至今日，似真有“神物呵护”。

这一百零九家藏书楼大部分已失原来的形制规模，而眼下的“残存”者有一部分还是前途未卜，以下的排列或许可以略现私家藏书楼的艰难处境。

遭日寇炮火摧残者六家
近二十年被拆而部分存留者十家
近二十年被全拆者十二家
近二十年被拆而移建或拟移建者二家
近二十年被改建或重新装修者四家
被改为商用、工厂、宿舍及单位办公用房者十一家
藏书楼的处境笔者亦曾目睹，去年深秋到常熟菰里镇看铁琴铜剑楼，楼里没有藏书，楼阁经日寇战火的摧毁及“文革”浩劫，只残存一角，大门被杂货店和熟食店掩映，书香荡然无存。

“南瞿（铁琴铜剑楼）北杨（海源阁）”，赫赫有名的铁琴铜剑楼如此，私家藏书楼的
整体境况也可想而知。

《书楼寻踪》乃一己访古之所得，其他在访古者视野之外的藏书楼又如何呢？
１９３２年～１９３３年吴晗发表了《两浙藏书家史略》和《江苏藏书家史略》，两文以搜辑藏书家史实为主，前文考得浙江历代藏书家３９９家，以地计，杭县１０５家，海宁３８家，鄞县、绍兴各２７家，吴兴２７家，海盐２０家；以时代计，元代１５家，明代８０家，清代２６７家。

后文考得江苏藏书家４９０家，虽未以时地统计，然大致情况应与浙江类似，即藏书家多集中于文化氛围浓厚的城市并且清代藏书家数量数倍于前代。

将吴晗关于江浙藏书家的文字记录与《书楼寻踪》中的影像记录作一对比，今昔变化之迹显然。

吴晗“探源溯流、钩微掘隐”作此辑考，其旨趣在“千数百年来文化之消长，学术之升沉，社会生活之变迁，地方经济之盈亏，固不难一一如示诸掌也。

”（《江浙藏书家史略》第１１９页）《书楼寻踪》考察的方法和范围虽与吴晗不同，但与吴晗著作之意多有近似之处，特别是对近百年来私家藏书楼的命运，颇多具体之展现。

吴晗在《两浙藏书家史略》序言中指出私人藏书之衰落在于其自私、保管之不当以及一般民众之无识。

“晚近欧风东渐，各城市渐有图书馆之设，采集古今载籍，付之公开阅览，其用意至美至善。

且其建筑大多先事预防，尽力于火灾及潮湿致腐之设备。

其规模组织率较私人为宏大，其管理编列较私人为精密。

两者相律，私人藏书在将来之必归淘汰也无疑。

”（同前，第２页）公共图书馆之兴起，对私家藏书楼冲击颇大；但此并非私家藏书楼衰落的根本原因，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制度在近代以来的剧烈变革。

“水火兵虫”被古人认为是书的“四厄”，其实也是藏书楼的“四厄”，但相较社会制度变革而言，它们对藏书楼的影响则要逊色许多。

近百余年来，众多延续百余年的藏书楼瓦解终结，一些新兴的藏书家不断涌现，但数十年间又沉寂下去。

以著名的天一阁为例，将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薛福成所刻《天一阁见存书目》和１９４０年冯贞群编印的《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以及黄裳在１９６４年编撰的《天一阁被劫书目》比照，可见藏书在乱世流失的速度，譬如民国初年阁中藏书就被巨盗薛某窃去一千余种，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指出“阁中集中集部书，无论宋元明，损失最多。

即明季杂史一项，所失亦不在少。

登科录和地方志，去了约一百余部。

辗转由上海几个旧书店，陆续售归南方藏书家。

”被瓦解的私家藏书流向何处？有相当一部分是为经营实业和创办银行的藏书家所得。

实业家和银行家群体的兴起，正是社会制度变迁的一个结果，此中突出者有经营盐业的严遨、严谷声之贲园书库，经营地产与矿业的卢靖卢弼兄弟之知止楼，经营纺织业、银行业的陶湘之涉园，经营盐业的张钧衡之适园和王绶珊之九峰旧庐，经营银行业的叶景葵之卷庵、刘体智之远碧楼、蒋抑卮之凡将堂和陈澄中之荀斋，经营蚕丝业的蒋汝藻之密韵楼和刘承干之嘉业堂，经营化工业的周叔弢之自庄严堪等等。

伦明尝言：“往日藏书之事多属官僚，今则移之商家。

官僚中虽不乏有力者，而忙于钻营征逐，无暇及此，亦可以觇风气之变迁也。

”
随着现代文化体系的形成，特别是现代教育体制的确立，大学或一些学术研究机构中的学者也成为新兴的藏书家，虽然他们收书之气魄不能与实业家银行业家藏书家相比，但他们的藏书精要实用，自具特色，如梁启超、朱希祖、邓之诚、吴梅、马廉、汪辟疆、陈垣、黄侃、胡小石等等。

书商在此动荡年代相当活跃，他们奔走于新旧藏书楼之间，伦明以为他们的作用在于“百数十年之积累，尽于一旦；万数千里之输运，集于一隅”，所搜之地，由近及远，“各省域中，先通都大邑，次穷乡僻壤，远者岁一往返，近者岁三四往返。

”１９４０年４月２９日，以“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名义为国立中央图书馆购书的郑振铎致函张咏霓：“闻平贾辈近数日皆群趋至苏州，盖以苏州许博明及吴瞿庵二家留苏之书均将出售也。

嘉业
堂及张芹伯二处必须尽快设法。

此数月中诚江南文化之生存死亡关头也。

”此语一方面可见书商之功夫，另一方面则显示私家藏书瓦解状况之一斑。

据黄裳藏书题跋集《前尘梦影新录》统计，汉学书店郭石麒至少为黄裳提供书六十八种，传薪书店徐绍樵为之提供书至少有四十四种，而郭石麒书多有山阴祁氏及九峰旧庐藏书。

典籍大规模的聚散，新旧藏书楼的起落，使得作为重要学术资源的典籍得到重新配置，尤其是对于执教于大学的学者而言，他们因此能利用以往难得的典籍或新出现的材料进行学术研究，如胡适、马廉、顾颉刚、吴梅等即是。

黄侃在中央大学任教期间买书的记录相当多，而且开始收集甲骨文献和金石文献，他和南京上海的书店往来频繁，这些在《黄侃日记》中历历可见，假设他年寿再长二十岁，凭此文献积累及其读书之勤苦，学问当能入新境界。

清人朱稻孙有《曝书》诗云：“秘阁心劳久，沙隄手泽传。

一经余旧业，七录此重编。

（先文恪赐书，兵后尽失，大父于甲申乙酉间，复为搜辑）简蚀神仙字，签题甲乙年。

三冬期尽读，忍废《蓼莪》篇。

”朱稻孙是朱彝尊之孙，朱彝尊潜采堂之藏书晚年多有散佚，经其子朱文盎之搜集，再传至朱稻孙之六峰阁。

阁中藏书，多有先人手泽，旧业不坠，当奋力发扬，此所谓“诗书继世长”。

《蓼莪》乃《诗经·小雅》中的一篇，“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何以报之，故有“三冬期尽读”之语，以读书传家学。

藏书或藏书楼在传统社会的存在，一般而言，是“耕读传家”的重要保证；再进一步，则可以此为基础，搏取科名，经世济民。

文人学者多藏书或多为藏书家，藏书家中又多文化世家，亦可见藏书之用。

然而当藏书楼逐渐失去它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时，当科举废除、读书与入仕之间没有多少联系时，藏书楼之处境便岌岌可危。

现代教育与谋生技能紧密钩联，使得课程体系中关于传统文化的学习只占相当有限的一部分，很少有人再以毕生精力来研习典籍，现代教育的垄断已使家学之传承走入绝境，“耕读传家”式的宁静被打破，人与典籍的关系也开始疏远。

安徽建德周氏家族自周馥于同光年间崛起以来，人才辈出，然于民国之后，作为一族之长的周学熙（止庵）常有如履薄冰之感，他的诗集中常有“遗经恐坠先人训”，“毕竟诗书能继世，区区衣钵付儿孙”，“他日风云当际会，诗书努力继家声”之类的诗句，为继书香守家风，他于１９２５年在天津建立家族性的师古堂藏书楼，占地二十余亩，略具园林之胜，并撰规约，颁示群从子弟；１９２６年又立师古堂刻书局，刻书以备家塾之用；１９３８年举行师古堂讲课，集群从弟子于一堂，讲授孝经及性理古文等书。

家族式的竭力维持在时代洪流面前势单力薄，周家子弟，如周一良、周珏良、周煦良、周震良这一辈，大多在大学中完成学业，所习之专业已不限于传统的文史之学，习科学者大有人在，“诗书努力继家声”已被赋予新的涵意。

藏书家周叔弢晚年传所藏之典籍与子辈，也仅挑选一两种有特别意义的古书，此种传授只是一种精神象征，或者说有仪式意义，真正的家学已无法再传衍。

私家藏书或藏书楼的消失，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极为明显，私有财产的非法化，使得私家藏书无立锥之地，它们再一次被强力汇集到各大图书馆。

私人空间的萎缩，也使得家学没有传承的余地，学术资源和学术研究集中到大城市，而且还是少数人所留意之事，整个的学术格局被改变，大城市之外，几无学术或文学可言。

汇集似是必然之事，但已造成了文化上的失衡，此种失衡即使在网络时代也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百川归海，我们在面对海的汪洋时，往往容易忘记那些汇注的溪流。

今天的各大图书馆的藏书，均有私家藏书楼的汇集之功，以北京、上海、南京三地六大图书馆为例，即可证示这一点。

国家图书馆：有徐乃昌、姚觐元、瞿济苍、傅忠谟、周叔弢、翁之熹、刘少山、邢之襄、赵世暹、吴南青、赵元方、丁惠康、潘宗周诸家藏书；
北京大学图书馆：有马幼渔、郭则沄、马廉、李盛铎、胡适诸家藏书；
上海图书馆：有刘晦之、姚石子、封文权、柳亚子、高吹万诸家藏书；
复旦大学图书馆：有李国松、丁福保、刘承干、王欣夫、刘大杰、赵景深诸家藏书；
南京图书馆：有刘世珩、邓邦述、刘承干、邓实、陶湘、张均衡、陈群、顾鹤逸诸家藏书；
南京大学图书馆：有陈钟凡、胡小石、罗根泽、缪凤林、倪则埙、欧阳翥、钟泰诸家藏书。

正是由于藏书家节衣缩食倾囊购书，并尽心保护和刊刻传播，才使得古代的典籍历经劫难而犹能保持荣光。

作为典籍庇护所的私家藏书楼，它们曾经是一种文化生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它们虽然不再担负收藏之责（天一阁除外），但它们的形制规模，它们所潜附的精神涵义，已实实在在地融于我们的历史记忆，给它们留出一个生存的空间，也就是保护我们的记忆，从而让我们多一种机缘来体味“耕读传家”、“子孙永宝”的涵意。

弘扬书籍文化传承学术薪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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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2005年05月18日07:01 光明网
编者按：
近代学者叶德辉曾著《书林清话》一书，以笔记体裁记述古代版刻、藏书情况，资料丰富，深为读书、爱书、淘书、藏书人以及广大书业工作者所喜爱。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书林清话文库》丛书，续写了《书林清话》新篇，很好地传承了书籍文化并加以光大，甫一问世即获得出版界和读书界好评。

本报现辑录几位专家学者的文章，与广大读者一起对该
文库做一次共赏。

书中行走——浅说《书林清话文库》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伍杰
爱书者，读书人，徜徉书海，自是其乐无穷。

刘尚恒先生在他的《〈二馀斋说书〉自序》中说得很有韵味，也颇有哲理：“以书为伴，相守一生，亦人生之幸事、美事……”是的，以喜悦之情，读书读得手舞足蹈，像白居易“狂吟惊林壑，猿鸟皆窥觑”，应是人生快事，是一种崇高的精神享受。

书是通向知识的桥梁，是人的知心朋友，能补充生活之不足，能极大地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充实人的生存价值。

它的魅力是无穷的。

要不，你看在中国几千年
的历史长河中，多少人终生与书为伍，为书而狂，而痴，而爱，而恨，而乐，而愁，而富，而贵，而穷，而苦，而死。

书是一曲奇妙的奏鸣曲，奏出无穷无尽的心声，是人们很懂，是人们很不懂的神秘之歌。

这歌人们唱了几千年，还将永远唱下去。

傅璇琮、徐雁先生主编，韦力、曹培根、孟昭晋、刘尚恒、谢灼华、周岩诸先生撰写的这套《书林清话文库》，就是这首神秘之歌的音符，它以书为中心，围绕着书转，领着读者在书林中行走，穿越书域，走到书城、书楼、书斋、书话、书人、书事、书味、书目、书评、书乡，与书有涉的领域，都没有放过，在行走中，帮助读者解读书山之秘。

懂得书的来龙去脉，懂得其归宿，读完全书，对其用心之苦，着意之高，使笔之巧，述释之实，令人悦服。

因此，毫无疑问，这套书使有心人爱，使有心人喜，使人受益无穷。

这也是我在一读之下爱不释手的原因。

宁波我是去过的，天一阁也是看过的，读韦力先生的《天一阁》，回想在宁波的情景，站在天一阁上，脚下是无数珍贵秘笈，想这明代范钦造楼，藏书达七千万册，四百年来，虽历经苦难，仍藏书一万三千册，仍为全国私家藏书楼之最，多少文人学子，从这里吸取了营养，如今仍是读者如云，它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多大贡献。

从天一阁想到韦力先生描叙的其他藏书之地。

举目望神州，大有天下好书尽收眼底之慨。

这岂不是《书楼寻踪》的功绩？神思所及，深感可爱而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多么重视文化，喜爱文化的民族。

于是，我也和韦力先生一样，产生了心灵上的满足。

当然，看到书楼的破败，珍藏的消损，古书店的败落，也使人产生几许悲怆。

一颗红豆，一段红豆姻缘，引发了陈寅恪先生撰成《柳如是别传》，这是刘尚恒先生在《二馀斋说书》中讲的学人写书的故事。

柳如是是清楼女子，后来成了钱牧斋的夫人，她才艺双绝，在民族灾难面前，比钱牧斋有气节，不愧是一位好女子，可谓女胜于男，巾帼可赞，读来意味盎然。

陈寅恪先生通过《柳如是别传》不仅写出了柳女的才情、特质，还阐述分析了明清之际政治、经济、文化的状况，颇为深入难得，刘尚恒的挖掘也很用心。

读来使人耳目一新，读后大有所得。

其实，《书乡漫录》、《蓝村读书录》、《书目与书评》、《我与中国书店》，都是各有自己的特色，或独说一题。

尽情舒怀说己，尽说书缘，使人读来产生无限遐想，流出无限情思。

可读，可喜，可贺，可赞：好书啊！
清话娓娓说旧书
《书林清话文库》丛书主编傅璇琮
按20世纪初叶德辉曾著有《书林清话》一书，以笔记体裁记述古代版刻、藏书情况，多有专门知识性的掌故。

但他未说及何以名为“清话”。

按陶渊明有诗云：“信宿酬清话，益复知为亲。

”（《与殷晋安别》）他与挚友临别，可以连续两夜（信宿）谈话，即清雅不拘世俗之交谈，故更为亲切。

又“建安七子”之一刘桢有“清谈同日夕，情眄叙忧勤”（《赠五官中郎将》之二，《文选》卷二十三）；东晋时名士殷浩因事离开京都，宰相王导特约其共叙：“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

”于是，“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世说新语·文学》）。

可见清话、清谈、清言，都有情深思切、朝夕细叙之意。

我想，读者披览这套文库，也必有此感。

我读韦力先生之《书楼寻踪》、周岩先生之《我与中国书店》，既有一种沧桑之感，更有对书林的缅
怀之情。

现在在邓子平先生的倾力支持下，经过两年多的组稿，基本形成了如今的格局。

来自各地的作者们的书稿，尽管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他们钟爱书籍文化、探究古今图书的学术趣味却是共同的，想读者必会有“交酌林下，清言究微”（陶渊明《扇上画赞》）之趣。

书籍的历史与文化
中国版协学术委员会主任吴道弘
见到傅璇琮、徐雁教授主编的《书林清话文库》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消息，不由心里产生一种亲切的感觉。

首先联想到近代学者叶德辉写过一本《书林清话》，资料丰富，为爱书、藏书人所喜爱。

同时近年来由于“书话”出版物的增多，谈书，品书、藏书在广大读者中蔚然成风，也就想到书林清话，就是对出版和出版物的议谈漫话了。

及见璇琮先生在文库代序中引述陶渊明诗“信宿酬清话，益复知为亲”，和《世说新语》中东晋名士殷浩与宰相王导的叙读雅事，“既共清言，遂达三更。

”这就更加接近了这套文库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有一种与友会文，促膝谈心的意境与情趣。

《书林清话文库》第一批的书目六种。

我读韦力先生著《书楼寻踪》一书的目录，仿佛给我展示了一副藏书访古旅程的地图，大江南北、苏杭金陵、南至粤海、北访齐鲁，寻踪所至遍及南北的藏书名楼，实在为之振奋。

书中附有作者寻访时摄下的照片，不免古今沧桑，发人遐想。

我生长在江南，念中学时就知道乡贤朱竹垞的曝出亭，南浔刘氏的嘉业堂等。

去年海宁友人赠我一册《海宁藏书家印鉴》，获之欣喜，摩挲良久。

可惜到了杭州、海宁，又失去寻访书楼的机会。

现在读到这位藏书家的寻梦记录，不但弥补了我的遗憾，实在引发起我的旧游之梦，也满足了我的神游之乐。

江苏常熟人杰地灵，名家辈出，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被誉为“中国藏书之乡”。

一般人比较熟知的只有瞿氏铁琴铜剑楼和翁同龢的藏书等等。

而曹培根先生所著《书乡漫录》，则以常熟的学问家、著作家、藏书家为中心，集中全面的研究和阐述了常熟的历史文化遗产。

这类围绕书人书事展开研究地域文化的选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书业前辈周岩先生的《我与中国书店》，不妨说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古旧书业的变迁史，书中记述了书业人员们的敬业服务精神，从孙殿起、雷梦水到张问松、郭纪森，默默地为传播传统文化立功，令人起敬。

连同第二批书目中的《笑我贩书续编》（我早就读过范笑我先生的《笑我贩书》一书，为家乡嘉兴秀州书局的通讯结集。

）确实是图书发行业的新风。

我国自汉唐以来就有研究版本目录学问的历史传统，近代报纸、刊物传媒兴起，又从西方传入书评之学。

研究现代书评应该重视我国版本目录学的优良传统，使之得到应有的养料。

从书籍文化的视角来看，它们之间是在历史的发展中发生着影响的。

因此，我以为孟昭晋的《书目与书评》、谢灼华的《蓝村读书录》和刘尚恒的《二馀斋说书》三本书，在内容上是互有关联的。

这三位先生提供了书籍文化的历史知识，有作者的研究心得，值得一读。

这套《书林清话文库》是我今年读到的一部好书。

尽管有报道近年国民阅读率持续下降，大量出版物中低俗泛滥，良莠不齐，甚至出现制造伪书，但是有文化含量的好书还是不少的走进西单图书大厦和王府井书店如入知识文化宝库，图书品种空前丰富，从青年到老人在这里专心致志披览阅读，从书林中寻觅自己的文化粮食。

书籍毕竟是会永远存在下去的，读书、
爱书、藏书的人是幸福的。

雅阅《书楼寻踪》
南开大学教授来新夏
近些年来，藏书文化的研究在文化研究领域中，日趋繁兴。

随之而为人注意到的，有为数不多的一部分人，大多是人在中年，略具财力，但又不奔竞时尚，而甘于默默无闻地在做应该做而又没有多少人甘愿去做的事。

他们竭尽全力在抢救祖国濒临散失的文化资财，保存和延续祖国的悠久文化传统，从而他们也自我铸造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守卫者。

他们是接过历代藏书家手中火炬的新兴藏书家。

在我仄陋的视野中，这些新时代崛起的新藏书家，从他们的起步看，大抵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祖遗的基础上继续搜求、入藏、充实、发展，并加以维护；另一类是从本身开始，白手起家，历二三十年的艰辛，多方搜求，各有所专，逐渐形成规模者。

若从藏书内容看，一类是专门搜求近当代书刊，另一类则是专注于古旧珍善。

韦力君则属于后一类。

他在收藏珍善古籍方面，从我接触看，应是其中的佼佼者。

我和韦力君的认识很偶然。

前几年，一份以收藏为重点的报纸的一位编辑来家采访，向我介绍韦力君的藏书，由于一则我很爱书，尤其对珍善古籍，亟想一睹为快，而在当今之世竟然有这种“傻子”，更希望能有一面之缘；再则我有位老友是天津一所名校的老校长，就名韦力，但我从不知他收藏古籍，是否垂暮之年又有了新的癖好？出于好奇，我打电话询问，方知是重名。

据告这是一位中年企业家，常有信或电话错寄到韦校长处。

于是我又向那份收藏报纸的编辑打听到韦力的电话号码，急忙与其通话，所幸韦力君早知我的贱名。

我从电话交谈中，约略知道他的藏书情况，所藏竟有元明刊本，愈加引动我走访的兴趣。

终于在几个月后，我借去京之便，与忘年交、女作家韩小蕙偕往，得到韦力君的热诚接待。

他向我们展示多件精品，同时又向我们谈到他正在实施一项行动计划，在搜集了解藏书楼的文献资料基础上，亲自走访各地藏书楼及其遗址，并当场出示他的走访记录和部分照片。

韦力君还向我们谈到他之有此行动，一是鉴于历代藏书家对藏书的贡献，不可泯没；二则他在查阅文献中常常发现所记多有雷同和不尽之处，所以决心亲加访查核对，以求真务实。

我知道韦力君没有受过严格的文史基础训练，但他的设想完全符合文史研究的正式规范，真令人钦佩。

我看了他的走访记，只要稍加整理，就能成文。

小蕙是从不随便约稿的编辑，但当她略加涉猎藏书楼走访记录后，立即向韦力君约稿，希望他整理后在小蕙主编的“文荟周刊”上连续发表。

果然不到两个月，“文荟”上就连续出现韦力君所写藏书楼的走访记，并配有插图，这也许就是后来韦力君所写那本《书楼寻踪》的原刊片断吧！
时隔二年，我从徐雁君处听到，他和傅璇琮先生合编一套《书林清话文库》，收有韦力君所写的《书楼寻踪》一书。

韦力君没有让我白白地期待，终于拂去征尘，拭干汗水，用他的心血写成一部独具特色的书。

这部书只有韦力君才能写，因为一则他对书的执著痴迷，几乎把自己完全融入于书山；再则，我虽从未探寻过他的家底，但从接触中了解，可能家道比较殷实，才有可能出私囊到各地寻访；三则他在较长聚书过程中养成一种谨严勤奋的学风。

因此他能五年如一日，孜孜以求，做着一般人视为“傻事”的事，探寻知名或不甚知名的藏书楼的遗存或遗迹，总达百余座。

这虽与文献记录的藏书楼总数尚有不少的距离，但韦力君确实开了一个好头。

万里之行，起于足下。

韦力君在书楼寻踪的大事业中，已经起步，而且是大踏步的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