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精神与经济发展规律之间的关联性

动物精神与经济发展规律之间的关联性
上周末参加在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被安排进中国青年学者与“新科状元”罗伯特•希勒对话的单元。

我以他的近著《金融与好的社会》为由提问道：“过去20年，金融创造了好的美国社会了吗？如果是，为何2013年美国1%的富人获取了93%的财富增长呢？”希勒回答大体是，总体上看金融还是推动了社会的美好，但像2013年那样的现象是不正常的(unusual)，没想到的。

是的，经济学分析有太多的“没想到”与“不正常”，甚至“没想到”比率远远高于“想到”的概率，如同希勒的另一部著作《动物精神》中所说：“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专业人士在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理论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以致根本未能考虑经济危机最重的动力机制。

”
诺奖会的第二天，我又参加了主题是“新兴市场的货币危机”研讨会。

会议去了不少著名经济学家和金融业内人士。

研讨会内容扎实，讨论热烈，主讲人均做了充分的数据准备与模型积累。

然而，有意思的是，诸位参与者对许多基本认知都未达成共识(比如过去20多年到底发生了多少次危机)，惶论对危机的预测呢？
归根到底，不少经济学家过于迷恋数据，过于依仗于“人是理性的”古典经济学假设，而没有足够考虑到以人们的非理性
程度或被误导的程序。

简而言之，就是忽略了“动物精神”。

什么是“动物精神”？凯恩斯最早在1936年经典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最早提出，谈及受动物精神的非理性行为是导致1930年代大萧条的重要原因。

上世纪中叶，科学行为主义的兴盛、经济的专业化趋势以及古典经济学理念的复活，动物精神被丢进了思想史的垃圾桶。

作为行为金融学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希勒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激活了动物精神。

在与乔治•阿克洛夫合著的《动物精神》一书中，他用拉丁文spiritus animalis的词源诠释道，所谓动物精神，就是与心智有关的基本精神力量和生命力。

接着他用“信心、公平、腐败和反社会行为、货币幻觉以及故事”五个方面得出结论：“动物精神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

在希勒看来，动物精神的五大要素对解释经济大萧条的逻辑非常有帮助。

经济萧条以及萧条发生之后的诸多腐败加剧、社会不公平的故事，导致了社会信心的崩盘。

诸多悲惨的故事使人们对货币的消费力产生某种幻觉，最终导致了各类银行危机、货币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

并不是只有希勒在呼吁重拾动物精神。

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藩在2013年新著《动荡的世界：风险、人性与未来的前景》一书反思2008年金融危机的源起，同样呼吁将动物精神纳入到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书中罗列的恐惧、狂热、竞争动机、
时间偏好、风险厌恶、从众行为、自利倾向等，都在金融危机是否会发生的节骨眼上发挥着重要影响，甚至关键作用？这就解释了为何当年雷曼兄弟倒台后，华尔街恐慌蔓延，全球市场信心全面崩溃的逻辑。

当然，我呼吁像希勒、格林斯潘那样重拾动物精神，重视人性作为经济学分析最基本面的分析内容，并不是主张要让动物精神取代长期基于理性利益的模型假设。

我所关切的是，在目前中国经济层面出现下行压力时，如何正面塑造市场的动物精神，是能否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并顺利完成改革与转型的重要因素。

换句话说，塑造信心，可能比勾勒危机来临的假象更重要。

居安思危是没有错的。

中国经济确实有不少值得弥补、改革甚至拯救的漏洞，比如环境保护对经济下行的强迫，等等。

但另一方面，以个人对江浙一带的调研与基础认知，我们需要从基本面上得出三点框架性的判断：第一，中国实体经济的基本面比欧美所有国家都要扎实，欧美经济的复苏将进一步巩固中国实体经济的基本面；第二，占中国金融资产90%左右的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率远远要低于1990年代中后期，宏观审慎的金融监管将是防范银行危机、进而诱发系统性风险的重要保障；第三，中国地方债务的比率远比欧美国家要低得多，且投资型地方债比率更是优于欧美国家。

以这种横向国际比较、纵向历史分析的“十字
架方法论”看，中国人经济信心应该更坚定。

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上周四欧美记者拿一些数据三次对李克强总理发问，质疑中国经济风险的姿态，我的看法是，如果这种姿态不被理解为欧美媒体试图依据动物精神的逻辑，塑造某种中国危机故事的话，那么至少可以理解为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缺乏起码的了解。

在我看来，重拾动物精神，就是在基本面数据分析的前提中，纳入更多常识与人性的判断，而不是仅仅用数据说事。

行文至此，忽然想起第二次诺奖峰会现场，一个创业者对着台上的我们大喊：请台上的经济学家能用更通俗的话来解释目前的中国经济现象吗？此时，不少人都微微一笑，希勒也是，只是有一些愕然神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