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申论-13-2_真题-无答案

陕西省申论-13-2
(总分100,考试时间90分钟)
一、注意事项
1．本试卷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作答要求依次作答。

二、给定资料
一场关系到13亿中国人切身利益的改革，在经过静悄悄的推进后逐渐清晰。

2006年5月26日，中央政治局就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召开会议。

这个由胡锦涛总书记主持的中国最高决策层的会议对正在进行的上述改革进行了总体部署。

新华社的消息说，会议强调要“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此次会议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即中央政府将把解决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作为未来的重要工作来做，而主要措施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及其秩序的规范。

除宏观目标外，包括深化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提高城市低保对象补助标准等具体措施也被提及。

“会议是动员也是落实。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宜勇对本报记者说，“公平”的议题正从宏观认识加快落实到操作层面。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打破“平均主义”造成的不公平。

20多年后，改革不断深化之际，“公平”成为新的着力重点。

据本报记者了解，早在去年全国“两会”之后，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联合财政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委就开始着手起草一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意见”。

随后在今年初将初稿在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专家中征求意见。

整个过程一直很低调，“收入分配政策关系到所有人，按照历史经验是少说多做。

”一位知情专家说。

如此谨慎的背景是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

事实上，从打破“大锅饭”开始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对“效率”格外重视，“认为差距有助于提高效率。

”长期进行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李实说。

在增量改革阶段过后，收入差距带来的民众心理失衡和社会稳定隐忧也和GDP的数字一起增长，李实认为，过去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某种程度上更强调“效率优先”，“收
入分配制度改革相对滞后”。

“之前市场机制不完善，政府就在效率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现在市场机制已经初步建立，政府可以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公平上。

”
早在2002年的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提到，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在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也指出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随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紧迫性被更加重视，一个例子是，“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增加了“‘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表述，并将原先“十一五”规划建议中的“注重社会公平”前面加上了“更加”两个字。

“这次政治局开会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问题，是对党的十六大以及‘十一五’规划中有关精神的进一步贯彻。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说，“着眼于整个大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同时抓住重点。

”
在解决公务员工资方面，200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明确规定公务员要实行国家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工资制度。

“人事部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研究，这次政治局会议既研究了公务员工资改革方案，同时研究了事业单位分配制度改革和低收入者收入提高的问题，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

”苏海南说。

资料2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常用的一种收入差距的测量指标，其数值在0～1之间。

数值越高，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越高。

按照国际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危险状态。

[批注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2000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

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为O.317，2006年则升至0.496。

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突破了合理的限度，统计显示，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 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

这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

2006年，城镇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25410.8元)是20%最低收入组(4567.1元)的5.6倍；农村居民中209/6最高收入组(8474.8元)是20%最低收入组(1182.5元)的7.2倍。

长期以来，针对中国的基尼系数，研究者一直持不同观点。

一方面，乐观者认为，我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但城乡差距大是造成我国基尼系数较高的原因之一，因此不能照搬国际统计口径。

而且，我国经济处在发展上升阶段，从总体上看，贫困人口是逐步在下降和减少，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同时，由于我国居民分布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中，再加上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居民很难体会到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而无论是城镇内部还是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都仍处于合理区间内。

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认为，近几年我国基尼系数连续上升，并都在警戒线以上，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较之富裕地区和富裕群体差距较大，因此提醒说，若不采取相关措施，我国的贫富差距还有可能继续恶化。

“中国基尼系数最低的地方是浙江，最高的地方是贵州。

浙江的老百姓创业多，民营企业多，中等收入人群庞大，而贵州个体私营经济少。

贵州、甘肃、青海等地的基尼系数都高。

”周天勇表示，中国基尼系数居高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小企业发展不充分，中等收入人群太少；
二是从产业结构上看，农业领域中很多的人分很少的“蛋糕”，平均收入太少，而第三产业中的服务行业发展也很不充分。

“基本思路是加快将农民从农业领域中转移出来，发展中小企业，扩大中等收入人群，让更多人充分就业，这样基尼系数才可能降下来。

”周天勇分析说。

[批注1] 说明了基尼系数的内涵，其实判断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指标。

资料3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基尼系数在0.3左右，90年代中期达0.42，但到了2010年，已经达到0.48。

这表明居民收入差距正在不断扩大。

收入分配问题不仅影响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更事关社会稳定，已成为当前改革的焦点问题之一，整顿收入分配不公迫在眉睫。

”李实说。

李实认为，绝对的平均不叫公平，收入差距有值得肯定的部分。

计划经济时代，职工工资实行固定晋级，人为地压低了人力资本报酬，是不合理的。

让受高等教育的、从事“高知”“高技”职业的人获得高收入，符合市场经济法则。

“当‘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透露家中有七辆车时，社会评价一致正向，就是因为这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公平原则，实现了市场经济‘教育投入与财富产出相关’的效率法则。

用高收入激励教育投入，从而提高整个国家人力资本的素质，这一点毋庸置疑。

”李实说。

然而，由于目前缺乏科学公正的人才评价体系和充分竞争的人力资源市场。

教育投入的价值并未充分体现，而户籍、出身、企业身份等差别，已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

[批注2]调查显示，北京等地黑市为应届毕业生“代办户口”的价码已经涨到10万元以上，而帮助一个大学生进入“国字号”大企业特别是垄断企业，中间的“帮忙费”“好处费”已飙至十几万甚至数十万元。

至于企业、政府领导让自己子女“潜规则”就业的新闻，也不时见诸媒体。

“工薪阶层、农民家庭的优秀子弟通过自身努力‘鲤鱼跃龙门’、入职高薪管理机构和行业的机会越来越少，这不仅削弱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入力资本的效率，也导致收入阶层的不断分化与强化——富者愈加富有，贫穷家庭延续贫穷。

”李实说。

[批注2] 揭示了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

资料4
从2009年开始，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例过低的问题就以各种方式凸显在公众面前。

据参加常委接见的政协委员们透露，常委们或多或少都提到了这个问题。

一位常委还明确表示，作为居民收入主要渠道的工资收入，在生产要素中的分配比例偏低，仅占企业运营成本的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50%。

民革中央在向本届政协大会提交的一份名为《关于进一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调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建议》的提案中指出，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是目前我国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中最突出的问题。

低收入人群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工资所得，要增加他们的收入，就要在努力增加就业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曾长期在劳动保障第一线工作的全国政协委员、成都市副市长刘家强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关键是要提高农民工收入，因为这个群体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

在市场绎济条件之下，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主要由劳动力市场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能够控制的只有最低工资标准。

[批注3]
刘家强认为，近年来由于政府不断提高退休职工的养老金水平，每年增长幅度都在10%，在成都，养老金平均水平已经增长到1000元左右，但工人的工资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这种“倒挂”现象是不正常的。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认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态势趋好，物价上涨不大、就业压力与以往变化不大，因而也赞同现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他表示，各
类企业低收入工薪劳动者增加工资收入主要是依靠政府适时适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来实现。

“要对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制度给予税收减免优惠，鼓励和引导这些企业给员工加工资。

”苏海南说，而且“加工资、扩内需”的范围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在企业员工工资增长的同时，事业单位今年将逐步实施绩效工资，还可以通过建立边远地区、艰苦地区津贴，特殊岗位津贴等对这些地区公务员特别是基层公务员合理增加一些工资”。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对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有一些担忧。

他认为，提高最低工资是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可以带动低收入者工资增长，但对于企业来说，会造成用工成本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企业的用工需求，有可能增加待业人群和失业人群。

[批注3] 最低工资制度最早产生于19世纪末的新西兰、澳大利亚，其后，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也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建立了各自的最低工资制度。

最低工资的产生是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随着20世纪工人运动的高涨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很快普遍实行了最低工资制度。

它是商品经济和现代工资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最低工资则指由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的，当劳动者在法定的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在最低限度内应当支付的、足以维持职工及其平均供养人口基本生活需要的工资，即工资的法定最低限额。

它不包括加班加点工资，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等特殊条件下的津贴以及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享受的福利待遇。

最低工资制度是一项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劳动者的个人及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维特着劳动力的再生产。

实施最低工资制度，不仅有利于维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规范企业在工资分配中的行为，而且有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促使企业工资调整走上法制化的道路。

资料5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钊从行业收入不平等的角度予以剖析。

他认为，导致行业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某些行业的垄断性，二是劳动力市场竞争不够充分。

为此，他建议要打破产品垄断，采取竞争政策，政府应尽量避免对市场的直接干预，而是着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劳动力市场应打破户籍等壁垒，提高农民工的技能教育水平。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王弟海指出，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并不必然成正比。

目前收入差距扩大有一部分是合理的。

在计划经济中，主要以劳动性收入为主，基本上没有财产性收入。

而在市场经济中，人们收入的构成呈现出多元化。

但是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导致消费偏低，从而抑制内需，不利于经济发展，并会影响社会稳定。

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铭则指出，在有关收入分配的讨论中存在三个误区。

一是人们一谈收入差距就联想到腐败、灰色收入等，认为社会保障是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良药。

事实上，治理腐败和建设社会保障体系是控制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但不是问题的关键。

二是人们总是盯住收入差距水平问题，但其实收入差距水平高本身不是问题，关键要看收入流动性。

三是人们老觉得改革开放以后收入差距的扩大是由全球化、市场化和产业集聚导致的。

其实，真正的原因在于户籍等制度壁垒制约了劳动力自由流动。

复旦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任远认为，[批注4]社会真正难以容忍的不是贫富差距本身，而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不公正的制度原因。

这就需要通过社会治理来解决。

目前我们的社会治理主要是依赖政府，这种模式事实上是治标不治本。

因此，合理转变政府职能是解决贫富差距的根本办法。

[批注4] 专家从不同角度对收入差距大的原因进行探讨。

资料6
在政协小组讨论中，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指出，30年来中国的改革一直在做“加法”，比如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增加了农民收入，所以改革受到欢迎，而现在到了做“减法”的时候，要与不同的利益集团博弈，因而改革就变得非常艰难，收入分配就是这些“减法”改革中的一项。

“提低、扩中、控高”是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六字方针，调控高收入者收入是改革的最难点，与既得利益集团的讨价还价也是目前收入分配改革举步维艰的主要原因。

垄断行业改革就属于难点中的难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我国最高收入行业职工平均收入是最低收入行业的1.38倍，到2008年，这一比例提高到了14.61倍。

从高收入行业来看，除了个别行业之外，大多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具有行政垄断性质。

从各个行业的收入分配特点来看，基本上呈现垄断程度越高收入越高、竞争程度越高收入相对越低的局面。

要跳出垄断行业薪酬过高的怪圈，李实认为不是很难。

他表示，单纯地实行工资总额管理肯定是不够的，有必要实行结构型管理——垄断职工的岗位是可以找到市场价位的，加之参考，可以对垄断行业每一个职位的工资标准进行准确评定。

以这个标准对垄断行业员工的工资进行控制。

民革中央另一份名为《关于进一步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建议》的提案明确提出，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使职工收入更多地和行业性质有密切联系，从而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显得弱化，加大了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加剧了社会收入分配不公。

这不仅影响了企业的再生产，而且直接削弱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弱化了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

该提案建议，国家在对垄断行业征收垄断税或要求其向国家上缴超额利润的同时，引入竞争机制，改革垄断行业管理体制并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

另外，也有代表建议国家对垄断行业征收资源附加税。

这些观点得到了众多专家的认同。

苏海南表示，为了调控垄断行业职工的偏高、过高收入，要从源头上进行调控，垄断行业的超额利润应全部上缴国家财政，其原来无偿占用国家资源必须向国家财政增缴资源占用附加税。

这样可以将企业的高利润转变为政府的财政收入用于二次分配。

他说：“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垄断企业要把利润上缴给国家；从政府角度看，要对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采取减免税，这样就会让居民分得的份额增加，而政府让利的部分可以从征收国有垄断企业的利润中弥补。

”
李实则认为，从根本上解决，要打破人为垄断行业，最有效的机制就是引导更多企业进入，实施行业竞争机制。

对于自然垄断企业，国家对于它的工资管理、工资增长控制要更加理性。

[批注5]
[批注5] 针对垄断行业收入过高问题，提出对策：引入竞争机制。

资料7
据国家发改委的一项报告显示，当前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到合理值的上限，达O.4左右。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怎么正确看待这个问题?我们采访了几位经济学家。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还是感到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难道这个问题就无法避免吗?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樊纲：收入差距拉大这一趋势将会持续很长时间，至少在将来5～10年内不会逆转。

现在，一个人绝对收入水平在提高，但是相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和其他人比较起来，他的收入增长没有其他人快，与高收入者的差距在拉大。

中国目前有一大部分人属于这种状况，包括农民、许多工人，虽然这么多年来生活水平都在提高，但是因为社会上有别的人收入增长速度更快，也会感到自己相对贫困了。

在一定意义上说，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这是改革和发展必经的阶段。

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改掉过去的绝对平均主义，其结果必然是收入差距拉大。

大多数人对于收入差距拉大之所以反感，是认为贪污腐败是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源。

但是，即使把贪污腐败都消除了，中国的个人收入拉开差距在我们的这个发展与改革阶段也是不可避免的。

吴敬琏：我认为，唤起对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重视，促使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是很有必要的。

收入差距扩大到现在这种程度，表明我们这个社会确实是生病了。

生了病不能讳疾忌医，应当把它提出来。

但仅提出问题并不等于解决了问题，还需要作理性的思考。

引起政府领导的重视，认真地研究问题到底是从何而来并提出对应措施的。

记者：现在有很多人把收入差距扩大归咎于市场化改革，你怎么看?又该如何看待收入差距拉大和改革之间的关系?
李实：这种论断缺乏对背后原因的深入分析。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收入分配差距本身的构造。

造成当前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城乡差距。

我们的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占全国收入差距的40%左右。

1997年后，城乡差距不断扩大，远远超过城市内部差距和农村内部差距，成为过去一段时期内全国收入差距扩大的最大推进因素。

可以说，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与市场化改革本身几乎没有关系，相反，它们是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造成的。

长期以来的城乡分割制度和政策倾斜，带来城乡之间差距巨大。

赵人伟：在分析收入差距的扩大同经济改革的关系时，有两种倾向都需要防止。

一种是把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出现的问题都简单地归罪于经济改革本身；另一种是把收入差距的扩大简单地归结为经济改革所应该付出的代价。

我认为，对于收入差距的扩大，应该分为3个不同层次来对待。

第一层次是属于有利于提高效率的激励部分，这部分是属于克服平均主义的成果，应该加以肯定。

第二层次是属于经济改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第三层次是属于过高的代价，或者说是属于不应该付出的部分，或应该防止和避免的部分。

记者：有人认为收入差距拉大会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对这种说法你怎么看?
萧灼基：我认为，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虽然比较高，应该十分重视，但是也不要感到有多么严重、可怕。

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说，这种基尼系数引起社会动乱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我国有很多特殊情况。

第一，总体来说我国经济处在一个发展上升阶段，贫困人口是有，但是总体来说是在下降和减少，广大群众生活水平在提高。

这和有些国家不一样，有些国家不仅是差距扩大，而且伴随着经济危机和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下降。

一个是上升趋势，一个是下降趋势，不一样。

第二，我国还有3条保障线，一个叫贫困线，一个叫低保线，还有一个下岗职工的最低补助线，这3条线保障了贫困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这3条线非常重要，人如果吃不上饭，就要闹事了。

国家对最低、最贫困的群众的生活做了适当的安排，通过最低保障线来保障他们基本的生活需要，这样就能够稳定他们的情绪和行为，能够起到稳定作用。

第三，我们的目标是要实现共同富裕，所以我们要逐步改变贫困者的贫困面貌。

国家通过各种措施，提高教育水平，提高健康水平，增加就业岗位，以此逐渐地保障贫困者生活水平的提高。

所以对不少贫困人员来说，他们也会看到希望，除了极少数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以外，多数人都有改变现状的希望，这样我国能够保持总体的稳定，不会出现大的乱子。

资料8
在北京一家公司工作的陈先生，前几天刚收到税务部门寄来的2009年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

虽然平时对每月缴多少税都有数，但一看到去年近2万元的纳税额，他的心里还是感觉有些异样。

他告诉记者，在北京打拼已经10多年了，目前月收入超过1万元，加上妻子一年五六万的收入，家庭年收入在20万元左右。

听起来这个数字相当不错，但他却觉得每天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每月五六千的房贷月供，孩子的教育，老人的赡养，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