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收入结构变迁探讨湖南贫困地区农民增收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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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收入结构变迁探讨湖南贫困地区农民增收的策略
收入结构的变化,反映着农民增收途径的变迁。

为了解湖南贫困地区农民增收途径的变化,笔者于08年8月对湖南贫困地区农民收入结构进行了调查,调查对象为我省10个国家级贫困县※和古丈、泸溪、桂东、城步及麻阳等省级贫困县,通过走访和问卷调查,收回有效样本96份。

由于时间和经费的制约,本研究只是小样本调查。

为弥补样本的不足,研究时同时使用了湖南统计信息网的数据,因本次抽样调查的数据与湖南统计信息网公布的数据有些出入,在湖南贫困地区农民人均收入方面,大部分地区比湖南统计信息网公布的数据要高800~1000元,故有些数据,用百分比表示更准确一些。

一、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湖南贫困山区农民收入结构变化的主要特征如下:
(三)家庭经营非农业收入比重逐年小幅增长。

1984年后,湖南贫困地区农民收入结构出现了多元化发展趋势,2022年后,非农业收入比重的增长速度开始加快。

2022年,由于全省农产品价格的快速上涨,农民从出售谷物和肉猪得到的现金收入增加4.72元和34.63元。

贫困地区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人均1067.74元,比上年增长7.7%。

但个别贫困县所占比重很高。

如新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764元,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为1329元,非农业收入占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75.34%。

二、收入结构变化的原因和启示
(一)农业产出效益低、农业产值比重小是农业收入比重逐年降低的内在原因。

一是农业产出效益低,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

目前,贫困地区
的农业生产,每亩收益通常只有150—200元,人均年收入只有3000千元
左右,外出务工只要3~4个月的工资,就可赶上务农的全年收入。

二是
农业生产在国内经济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小,农业生产向二、三产业转移,农业收入比重自然逐年降低。

1978年以来,我国先后三次对农业结构进
行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
的比重持续下降。

(二)大量外出务工是工资性收入比重上升的根本原因。

农村耕地少,土地承载量有限,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

湖南贫困地区人均耕地面
积不足1亩,在家的农民是“一个月过年,两个月种田,九个月赌钱。


因此,外出务工成为主流选择。

而工资性收入比重日益上升,与其外出打
工状况紧密相关。

外出务工农民的收入状况均处在本地中等偏上水平,工
资性收入在其家庭收入结构中已超过50%的比重,不少人实质上已经完成
向城市居民的角色转变。

这种变化要求:要进一步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步伐。

今后一段时期,外出务工仍是大部分贫困
地区农民的首要选择,工资收入仍是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

目前,我国有4.9亿农村劳动力,还有超过1.8亿有待转移。

2022年之前,平均每年大
约有1000万人需要从农村转移出来。

笔者当地,全县35万人,城市居民
不到8万,城镇化水平为22.8%,远没达到湖南40%的平均水平。

(三)制度变革是家庭经营非农业收入比重小幅增长的直接原因。


方面,农村在家庭承包制实施后的1978~1985年期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
加了132%。

1984年后农民收入的增加是种植经济作物、创办乡镇企业、
个体经营等其他非种植产业发展的结果。

1999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给我省贫困地区的发展带来了非常难得的历史性际遇,农村的基础设施投
入力度逐年加大,农村的水电、交通、通讯等硬件条件日益完善。

2022
年中央实施了统筹城乡发展方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
的落实,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出台,农产品生产成本不断缩小,劳动密集型
的相对优势逐步得到发挥。

同时,农产品价格体系改革也对收入结构的变
化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在1993年前,逐步放开了农村经济作物的市场与
价格,粮食市场与价格也在一定程度上实行放开。

价格的放开,尤其是经
济作物的市场和价格放开,使农产品市场体系得以重建,对于增加农民的
收入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另一方面,这种变迁表明;贫困地区的乡镇小企业有了新发展,农业
产业内部结构不断趋向合理。

农民在深加工、运输服务方面获得的附加值
不断增多,农民增收渠道拓宽,农民收入结构步入多元化新阶段。

但增长
幅度小,不尽如人意。

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商贩利润高于生产者利润。

农产品供求格局的变化和农村原有购销体制的解体,形成农产品区域性
“卖难”现象时有发生,这一直是影响农民增收的一个直接原因。

尤其是
在贫困落后的山区县,由于受交通不便和信息滞后两个瓶颈的双重制约,“卖难”现象尤为突出。

农产品偶尔遇到价格上涨也总是生产者得利少,
商贩得利多。

特别是一些不耐贮藏的农产品,一旦出现“卖难”灾害,农
民就会血本无归。

同时乡镇涉农服务水平不高,对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
产生制约。

目前农村服务体系不完善,农民难以得到各种服务。

据调查反映,乡镇农技站除经营化肥、农药、种子外,农业新技术推广,病虫害预、测、报等工作没精力抓。

(四)政策性收入增长成为新亮点。

在农民收入构成多元化方面,林
业产品收入、农业副产品收入和生产服务收入等比重,今后仍会持续稳定
地增长。

其中,政策性收入增长将成为关键因素。

近几年,农民的转移性
和财产性收入、林业产品收入、农业副产品收入和生产服务收入比重的产
生和增长,从根源上看:是中央加强了支农的战略力度。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实施了统筹城乡发展方略,贯彻“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
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

近年来,我国实施了“四减免”、“四补贴”等支农惠农政策,先后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农业特产税、牧业税、农
业税和屠宰税,切实减轻了农民负担。

从2022年起,与农村税费改革前
的1999年相比,全国农民每年减轻负担1200多亿元。

支农惠农政策体系
不断得到巩固、完善和加强。

政策性的因素促进了农民增收,去年农民人
均转移性收入达到181元,增加33元,增幅达到22.5%。

目前,广大农
民对中央1号文件的出台非常拥护,也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希望有关部门
按照文件“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通过增加小额贷款,补助补贴等
形式,继续加大扶持农民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力度。

三、增收的策略和建议
其次,要加大政策支农惠农力度,夯实农业发展基础。

消除土地流转、人口转移、资金技术等阻碍农村生产发展的不利因素,确保农民增收。


农不稳、无粮则乱。

有观察家警告,在今后一二年内,全球仍可能面临
“粮食价格上涨”的严峻形势。

因此,保障农民增收,就是保障粮食安全、保障社会稳定。

最后,增收战略必须立足于从农业之外来设计。

从经济发展和收入结
构变化的总体趋势来看,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将逐步萎缩,农业收入
对农民增收的贡献将逐步降低。

因此,要建设和完善积极的制度环境,破
除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未来的农村增收应更多地强调农
村人力资源向非农业和城市的转移。

二要解决农民的发展问题。

没有农民的发展就没有全面的发展,没有
农民的小康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小康。

以人为本,最重要的是要培育发展
主体,提高农民的市场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才能富
裕农民,通过发展职业教育、加强技能培训、推广实用技术等措施,来提
高农民素质。

构建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格局,对农民进行培训转移,着力提
高农民文化素质,使农民拥有面向现代社会的技能,走上一条传统领域外
的发展新路。

三要积极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引导土地的规模经营。

政府应积极引导和鼓励农民进行土地流转,适度集中土地,发展机械
化耕作和标准化生产,以大力提高农业的生产规模、生产效率和竞争力。

如麻阳等地开展的农村综合改革。

他们由乡镇干部牵头,筹集资金,集约
土地,农户以土地入股,成立新的经济实体,一方面开发出优良品种、种
养新技术的示范园和五大基地,另一方面,为当地农户提供资金、技术、
信息、销售等服务,目前发展势头良好。

四要提高为农服务水平,加强信息服务,增加市场风险防御能力。

当前,许多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还不强,农村的信息条件还不好,还不能有
效掌握市场信息和从市场行情出发搞好种植和养殖,因此,政府应积极加
强对农村的市场经济信息服务,一方面通过广播、电视、科技下乡等形式,积极利用好农村远程教育网络优势,把市场经济信息传播到千家万户,另
一方面加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以合作经济组织为依托,实现对农业
生产的全程服务,从而降低农民生产经营风险,增加农民收入。

五要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转移农民人口。

一要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
镇合理聚拢,改变当前80%的乡镇企业设在村庄、12%设在集镇、8%设在
建制镇的现状。

二要把发展小城镇与农村市场建设紧密结合,充分发挥市
场对发展经济、方便居民生活、吸引人流和集散物流有重要作用。

三要积
极搞好社会化服务。

小城镇只有具备良好的交通、水电、通讯、学校、住宅、医院、文化娱乐等设施,才能吸引农民进城居住。

四要大力推进户籍
管理制度改革,鼓励农民到城镇居住和工作。

六要积极发展农村二、三产业。

解决“三农”的根本办法是减少农民,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是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事二三产业。


府应积极引导农村发展二、三产业,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和农村剩余
劳动力的就地消化,从而促进农民增收。

七要创新农村财政金融体制。

农村金融改革必须切实解决农民对资本
的需求问题。

首先要用制度去引导资金流向,加强对县域经济的支持力度。

其次要为农村金融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和信用环境。

最后要构建农村金融
合作新方式,实现资本要素市场化。


注:※本文所指的湖南十个国家级贫困县,按2000年12月31日采样,分别为永顺、保靖、平江、桑植、新化、沅陵、花垣、安化、隆回、
新田等十个县。

参见《湖南统计年鉴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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