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契诃夫的戏剧创作和他的《樱桃园》

浅析契诃夫的戏剧创作和他的《樱桃园》
前言：
《樱桃园》是契诃夫晚年的一部力作。

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

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民主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正文：
安东尼·契诃夫（1860——1904）是19世纪末叶崛起的最为重要的俄国小说家和剧作家。

剧本《樱桃园》这部卓越的悲喜剧是他的最后一部力作。

契诃夫的小说成就一度得到世人的的公认，而对于他的戏剧创作却存在争议。

曾赞美契诃夫是“散文中的普希金”的列夫·托尔斯泰当年就不认可契诃夫的剧作。

他作为戏剧家的世界地位，是从本世纪60年代开始得到得到承认的。

此后，越来越多的戏剧专家认识到，以《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姐妹》、《樱桃园》为代表的契诃夫戏剧是20世纪现代戏剧的开端。

契诃夫在戏剧中，的确显示出较高的艺术综合能力。

他把诗的抒情性、小说的叙述性都编制进戏剧的机制里。

对于19世纪未露头的自然主义与象征主义作了去粗取精的借鉴，换句话说，契诃夫把他那个时代的艺术现代主义的精华吸收到自己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机制里，从而实现了对于传统现实主义的超越。

然而，他不仅对艺术具有现代精神的体认，对生活的认识同样具有现代精神。

在他后期的剧作中，契诃夫扬弃了对于戏剧人物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简单化判断。

因此，他的戏剧人物也很难用传统的“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的尺度来区分。

由此，导引出契诃夫戏剧的一个意义更为重大的创新特征——在戏剧冲突的构建上，以“人与环境的冲突”取代传统的“人与人的冲突”的戏剧冲突模式。

在契诃夫的戏剧中，不是这个剧中人物势不两立，而是所有这一群剧中人物都被环境和生活所压迫。

《樱桃园》是契诃夫的最后一部剧作，也可以说是他呕心沥血的绝笔。

如果把19世纪俄国文学看成是一个从普希金到契诃夫的光荣文学创作历程，那么，酝酿于19世纪末问世于20世纪初的《樱桃园》也可以视为世纪之交一部最有意义的俄罗斯文学名作。

无论从思想探索的角度，还是从艺术探索的角度，《樱桃园》都带有总结性的意义。

契诃夫一生做着戏剧散文化的努力。

他追求的戏剧行动要像生活一样的简单，也像生活一样的复杂。

日常生活环境，包括天气的寒冷或温暖、花草的开放或凋谢，于契诃夫的戏剧都不是可有可无的。

《樱桃园》第一幕的舞台指示与开场的两句对白，轻轻地、自然地把戏剧行动发生的时间——五月某一天凌晨两点——点了出来。

樱花、晨霜等白色意象也随之进入人们的脑海。

戏剧行动的地点则在舞台指示的第一句里强调了出来——“一间相沿仍称幼儿室的屋子。

”《樱桃园》中的情节，比如朗涅夫斯卡娅从巴黎回到故居的幼儿室时所说的那段台词：“幼儿室啊!我的亲爱的、美丽的幼儿室啊!我顶小的时候，就睡在这儿。

”(按照剧本的舞台指示，说到这儿，朗涅夫斯卡娅要“哭泣”)这都可以看作偏向于悲剧性，或偏向于喜剧性来表现。

眼泪是一定要流的，但眼泪的内涵可以是不同色彩的。

这也是契诃夫戏剧的丰富性的一个方面。

契诃夫的戏剧从《海鸥》开始，都有浓厚的象征性。

到了《樱桃园》，契诃夫的象征手法运用得更加含蓄与广泛了。

《樱桃园》中有两个人物，管家叶比霍多夫和家庭教师夏洛蒂，乍一看来，他们似乎是无关紧要的角色，但深作思索，就可发现，契诃夫决不是随便把这两个人作为仆人写进剧本里去的。

夏洛蒂是个无根的浮萍式的人物，也是个孤独的人。

她的这两个特征在某种意义上恰好是她的女主人朗涅夫斯卡娅的性格命运的象征。

而管家叶比霍多夫就像他说的“我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我读过各种各样的了不起的书，可是我还是不能明白自己究竟走哪一条路。

”这样一个具有小市民式的浪漫主义色彩的不实际的人。

他的这些性格形象特征，同样可以视作他的主人加耶夫性格形象的映照。

在《樱桃园》中，还有更为含蓄与情绪化的艺术象征。

比如，在剧中两次出现的“类似琴弦绷断的声音”，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象征手段。

读者很难断定他
的确切的象征含义，但还是能从中感觉到他在象征、暗示剧中人物的某种难以名状的情绪。

例如，第二幕中，“忽然间，远处，仿佛从天边传来了一种类似琴弦绷断的声音，然后忧郁而缥缈地消逝了。

”这个来自天边的古怪的声音，烘托着剧中人物的情绪，这声音的不可名状是和人物情绪的不可名状相适应的。

比如，朗涅夫斯卡娅听到这个声音，觉得“有点使人不快”。

但这位樱桃园的女主人的不快之感，实际上并不是由这声音引起的，这个忧郁的缥缈的声音，只是艺术地暗示着郁积在她胸中的不快之感，并给她提供了把这情绪吐露出来的机会。

《樱桃园》最为宏大的象征性形象，自然就是这座满园开着白花的樱桃园了。

俄国作家布宁曾经怀疑在俄罗斯存在这样的樱桃园。

但如果考虑到樱桃园对于契诃夫不过是个巨大的艺术象征，它的实际存在与否就并不十分重要了。

《樱桃园》的基本情节是与樱桃园紧紧相扣的：为了挽救一座即将被拍卖的樱桃园，它的女主人朗涅夫斯卡娅从巴黎回到了俄罗斯故乡。

商人罗巴辛建议她把樱桃园改造成别墅出租。

女主人不听，樱桃园被拍卖，而购得樱桃园的新主人正是商人罗巴辛。

樱桃园原先的女主人在失去樱桃园后落了几滴眼泪，离开了。

落幕前，被遗忘在房子里的费尔斯独自道：“他们都走了……他们都把我忘了。

”最后是终场的舞台指示：“远处，仿佛从天边传来了一种琴弦绷断似的声音，忧郁而缥缈地消逝了。

又是一片寂静。

打破这寂静的，只有从远处隐隐传来砍伐树木的斧头声。

”无疑，《樱桃园》的意蕴联系着“樱桃园的易主与消失”这个核心。

但随着时代的演进，从这个戏核可以生发出种种不同的题旨来。

在贵族阶级行将就木的20世纪初，由此可以反思“贵族阶级的没落”；在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十月革命后，由此可以导引出“阶级斗争的火花”；而在阶级观点逐渐让位于全人类意识的20世纪中后叶，则有越来越多的人从“樱桃园的消失”中，发现了“人类的困惑和无奈”。

在50年代末，契诃夫夫人克尼碧尔(她是朗涅夫斯卡妊的头一个扮演者)就曾指出，《樱桃园》写的“乃是人在世纪之交的困惑”。

这种“困惑”基于“樱桃园”易主与消失的故事底蕴：美丽的“樱桃园”终究敌不过实用的“别墅楼”，几幢有物质经济效益的别墅楼的出现，要伴随一座有精神家园意味的樱桃园的毁灭。

“困惑”在精神与物质的不可兼得，“困惑”在趋新与怀旧的两难选择，“困惑”在情感与理智的永恒冲突，“困惑”在按历史法则注定要让位给“别墅楼”的“樱桃园”毕竟也值得几分眷恋，“困惑”在让人听了心颤的“砍
伐树木的斧头声”，同时还可以听到“时代前进的脚步声”。

时代在按着历史的法则前进，人类不得不与一些旧的但也美丽的事物告别。

在这日新月异的时代，人类好像每天都在迎接新的“别墅楼”的拔地而起，同时也每天都在目睹旧的“樱桃园”就地消失。

而《樱桃园》在人们心中勾起的，正是这种面对新时代的忧喜参半的复杂情感。

《樱桃园》这部俄罗斯文化味道十足的戏剧作品，在问世半个世纪之后，随着新的“世纪之交”的临近，当新的物质文明以更文明的方式蚕食乃至吞食着旧的精神家园时，《樱桃园》的文化精神含义越发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